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至为艰难，不要说和谐的两性关系甚是艰难，就连凑一桌牌友打“80分”也非易事。因此，若把哈贝马斯的“沟通共同体”理论完全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结果往往是悲剧。
　　哈氏的理论，读来每每使人鼓舞，而拉康的论述，愈读心头愈生阴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用酒来浇这样一团郁闷：知晓牌局(世局)艰难，凑牌友并维持这份关系实属不易。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则是哈贝马斯式的乐观，相信凭自己真实、正当、真诚的沟通性行动便能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牌友。
　　然而，跟无法沟通的人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那会出人命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让我们进入历史，来以古人为鉴吧。
　　在我看来，三国时的名士祢衡先生其实很明白这个人生道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就只有两个牌友——“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然而他的文举兄就不晓此理，跟小祢打牌无比尽兴后，就把他推荐到了曹操的牌桌上，盛赞其“见善若惊、疾恶若仇”，“性与道合、思若有神”。结果不久就搞出了那个轰动建安时代、传说中很黄很暴力的“祢正平裸体事件”——小祢当着曹公牌桌上满座当世名士的面“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和今天的“80后”美眉们在网络视频头前露形显体让网狼一饱眼福不同，正平旨在以清照浊，讥讽阿瞒这一票人所采用的玩牌规则“许昌共识”(即，著名的政策“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事件之震动不止在建安时代，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尝自谓“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祢衡慷慨雄壮的“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令太白公一闻倾心，只恨自己晚生了整整500年，不得与此等人物酣饮打牌。然可想而知，当时那个连荀文若(“许昌共识”始作俑者)最后都容不下的牌客共同体，怎容得下跑来许昌打洛阳牌的祢正平，最后曹阿瞒将他赶到荆州刘表那里去假手以除之。
　　读史者阅书至此怎能不掩卷长叹：若祢衡一生只与孔融杨脩为牌友，断不至遭遇此等悲剧——在一次甩牌离桌时，被愤恨的江夏牌客(名列“八骏”的刘景升又将祢处士遣送到以性急著称的江夏黄祖那里)从背后追上一刀戳死，连与老黄正面单挑决一雌雄的机会都没有。
　　悲剧发生的个体原因，就是史家范晔对称衡之赞语——“殊状共体，同声异气”。此种人物，用现在的俚语说，就是从“外星球来的”，“跟地球人不是一个思维”，而用文言就是“思若有神”。能跟上火星人思维的，世间二三子而已，身为孔子20世孙、少时即得东汉末年党锢清流李膺刮目相看的北海孔文举即此中一个。然而好心办坏事者，也正是这位怀有哈贝马斯式乐观的文举兄一千不该万不该，认为小称可以同自己与杨德祖之外的人在一桌上打牌。《后汉书》载“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可见小祢不肯去曹操那里打牌，是被老孔硬是给怂恿去的。而孔融本人，也是在自己玩不来规则的牌桌上玩牌直到玩出性命，“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亦是他最终丧命的肇因之一。
　　几十年后嵇康、山涛重复了祢衡、孔融的故事——如果这几个人就在竹林里自己打牌，当不至于“广陵散自此绝矣”。小嵇坚决不肯出来跟司马氏一起打牌，而老山则好心办坏事地向后者力荐，结果嵇康断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直言“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这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的人物，怎可能同司马昭等人在一个桌子上玩牌呢?
　　祢衡和孔融可算真的神合之友，而嵇康和山涛其实只是一度经常打牌，打出了能互为照顾彼此家庭的交情而已，嵇康与“竹林牌友”里的阮籍，才真是“火星人组合”——嵇康在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称阮嗣宗“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吾每师之而未能”。司马昭曾想让阮籍的女儿给司马炎做王妃，阮籍为了避免这场婚事，醉60天，别人无法与之通话，最后司马昭只能取消这个打算。其后司马昭更是让钟会试探阮籍对世事的看法，但阮籍总是大醉，无法发表任何看法。换言之，不打你们的牌。阮籍这个“至性过人”的火星人，之所以没有落得嵇康身首异处之悲剧，唯靠佯狂痛醉而已。“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遗山之论诗知人的眼光，不可不谓透绝。
　　故此嵇、阮二君除了以“竹林”方式打牌外，根本就打不了别家的牌，而山涛则可以在别人的牌桌上也混得不错。然毕竟出自竹林，后来看到司马氏争权的狠辣手段，山巨源也就隐身不问事务，不在那种牌桌上继续混了。尽管老山本人没出事，但在他好心办坏事的推荐之下，竹林旧友小嵇却最终被其心路人皆知的司马老大给杀害了，并由此稿出“广陵散失传事件”，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一个千古之恨。
　　那种“莫愁前路无知己”的沟通共同体，祢衡嵇康“西出阳关”后至死未闻也。这就是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恐怕正是因为上茶馆牌室单挑群殴的机会太少，以至于如此笃信在三真(正)原则下清白交往的规范性力量，尽管哈公实际上在学术辩论中也承认，这种共同体是“反事实的”。
　　康德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通过他们自己精神的奋斗，有勇气对自己的理性作出公共的运用，然而，当代康德主义大哲哈贝马斯，却在“所有人都会公共运用理性”的预设下发展了一套“沟通行动”与“辩谈民主”的理论，哈氏比之康德，实更像是一辈子未涉江湖的书生，哪怕出门和其他退休老公公一起打牌也好啊，看看“更好理据的力量”在公共场所实际力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