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晚年的20多年里，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编者按】本文承接《中国慈善家》杂志2017年3月刊文章《朱传一：公益领路人（上）》，根据朱传一先生生前文章、信件、录音等资料整理，内容涵盖朱传一先生1980年代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筹委会一员赴美考察期间的见闻思考，以及他回国后进行的一系列“本土化”实验。其中，朱传一先生赴美考察头两年，即1981-1982，重点放在深入了解和反映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上，其有关内容已刊登于3月刊文章。本文将从朱传一先生在美国访问贫民窟，并由此意识到：“适应社会变化，建立并不断改进和创新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各阶层人民生活当中的各类迫切需求，有可能就是美国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相对长治久安的一种稳定器”说起，追溯他在中国开拓社会保障体系和探索人口老龄化对策方面的实践与思考。五、深入美国访贫问苦在美国这个大国中周游、交往，我逐渐意识到，要适应其复杂、多样、不平衡与变化，只是在书斋中研究、讨论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走入这个社会，与广大各阶层人民接触，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思想状态，这好像才是研究美国的正道。这就好比我们在河中摸到和抱住“石头”并不是目的，还要向“大河”深处走去。从浅滩走向深水，从静静溪水走向激流漩涡，当然需要很多勇气和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1981年5月已经“开张”了。在李慎之这位首任所长的领导下，所内气氛比较轻松自由。在去美国所之前，我曾多年下放东北和河南农村劳动。下放期间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基层访贫问苦，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得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实际。到美国后，接触美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也是我考察的重要内容。 我生活在美国名牌大学圈子里，周围的教授、学生大多居于美国中产阶级。周末受邀到他们家里，经常聚会攀谈，似乎不难了解他们。至于对美国上层社会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常有机会被邀请参加狮子会、扶轮社的聚会，和企业家大亨一起观赏上层人士和富豪们组织的活动，如高尔夫比赛、网球比赛、在乡村俱乐部遨游聚餐等，常常能听到他们对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议论和争辩。 美国大学中的应用社会系、社会工作系、社会管理系或者社会福利系是最令我感兴趣的部门，那里的教授、学生很愿意带我一起访问各地的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对那些地方，我起初也顾虑会遇到斗殴、枪战、吸毒、盗窃、妓女拉客等等不测和风险，但后来逐渐了解到，只要有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教会牧师、团伙领袖们带领引导，当地人了解你的来路背景，他们不仅不会伤害你或者干预你的访问，而且会时刻帮助和保护你。这样，我访问贫民窟的胆子越来越大，曾经遍访波士顿、费城、纽约、底特律、华盛顿、洛杉矶六大城市的贫民窟， 与当地的黑人领袖、贩毒团伙、妇女组织、社区福利与慈善救助机构，乃至吸毒者、妓女和江湖好汉都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曾经在基层社区中遇到美国共产党领导人霍尔（Gus Hall）的前秘书、美国劳联—产联（AFL-CIO）负责人和美国煤矿工会的前主席。我在考察美国落后农村地区时，还访问过美共举办的山区培训班、亚拉巴马州贫困农村的黑人聚居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修建水电工程后形成的穷苦移民区。 在美国“访贫问苦”期间，我无数次听过贫苦民众对当地政府不顾环境保护和农民生活稳定的怨言、批评甚至谩骂。在许多时候，我当夜就留宿在他们“鸡笼”似狭小的家里，与他们攀谈苦难的经历直至深夜。谈话中，我经常被感动得和他们一起流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美国底层贫民所具有的强悍维权意识。他们迫切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就业权、居住权、环境保护权、儿童抚养权、养老权、妇女权益、残疾人工作和福利权益等等。各地似乎都不缺乏“水泊梁山”式的“好汉”，但总的来说，一方面是怨言如潮，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至少是在短期内会发生社会大动乱的迹象。时间长了，我的脑子里慢慢产生一个疑问：在美国这样高度发展的国家里，虽然贫富悬殊，政治和经济上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其社会相对来说还是较为稳定呢？大家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美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原因。经济有发展，当然会导致社会相对稳定，但这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其中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在考察的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适应社会变化，建立并不断改进和创新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各阶层人民生活当中的各类迫切需求，有可能就是美国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相对长治久安的一种稳定器。 就在这个时候，我哥哥朱传榘、陈郁立（Robert Chin，波士顿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费孝通先生的好友）、沈瑷（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先生的好友）在一次聚会中也共同指出，“要了解美国社会，就要研究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变化。”这样，我对了解和研究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有了兴趣。六、开拓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其内容的庞杂和多样性。粗略统计一下，各种保障项目的规定有300多项，仅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帮助穷人这一类就有100多项，而其中主要的大约有60来项。1983年，我在美国黑勒社会福利学院制作了一张《美国社会保障网主要项目一览表》。根据这份表，我总结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五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社会保障项目的多元化。美国学者曾把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概括为“从摇篮到坟墓”，就是说包括从生到死、从物质到精神、从正常生活到遭受变故的一切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西方社会有一个时期很流行“福利国家”的说法，有它的一套理论，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它就已经实现了。事实上这个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不怎么时髦了，这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已不能胜其负担。第二个特征，是社会保障项目财源的多渠道。除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各类非营利组织，如工会、慈善机关、基金会、宗教组织、居民团体等，也常负责一些大小规模不等、性质不同、时期长短各异的社会保障项目和社会服务项目。由于政府对社会保障项目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出现了从国家支付大部分费用逐步向开辟私人财源转移的趋势。第三个特征，是社会保障管理的多层次。美国社会保障项目长期由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组织团体分别管理，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福利官僚机构，据称其规模一度高达300万人，成为美国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之一。后来，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制度的一个趋向是，尽可能把其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和基层机构；另外，越来越倾向于把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委托某些私营企业或群众组织办理，或给他们提供资助和方便条件，如果他们能办好，也可以获得利润。第四个特征，是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不平衡性。由于美国各州、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的不同、税收数额的不同，除了某些全国性项目外，各地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很大。以1980年代为例，经济发达的马萨诸塞州保障待遇较高，如盲人每月可得政府补贴232美元，而经济不甚发达的爱荷华州，他们只能得到58美元，相差三倍之多。除地区性的不平衡外，不同企业也有很大差别，一些现代化高技术企业和大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当齐全优厚，而一些小厂福利待遇就差。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不平衡性粗看起来五花八门，甚至莫名其妙，但仔细研究起来，又有它一定的道理。第五个特征，是有些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搞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让大批失业者和穷人去修公路、搞建筑，实际是“以工代赈”。这种复兴计划的特征就是与某些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结合，而并非只是简单地“以工代赈”。美国专家认为，把社会保障事业和本地区的“复兴计划”结合起来，是发展这项事业最重要的措施。1984年冬，我应邀去费城考察，住在宾西法利亚大学的招待所里，同屋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我们一见如故。相处期间，我将自己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观察告诉了他。 后来，我还就此给他写了长信，进一步分享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初返京后还未来得及与家人好好团聚，我便接到国务院通知，要我去参加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研讨会”。据说，就是那位新上任不久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寿把我写给他的长信以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后，这些材料又被呈报给了时任国务院领导。时任国务院领导在我的报告上两次批示 ：“社会保障是个大问题，是改革中必然提出和必须予以配套改革的重要方面。” 他要求“首先要在认识上弄清楚”，指示国务院“作为专题认真研究”“提出方案”。在同年9月发表的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更将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视为“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实现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其第六十二条提出“研究和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六十四条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完善”，这体现了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大胆改革，步骤又要非常稳妥。因为社会保障的规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新制度一旦建立，就只能前进而难以后退，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特征。1986年，为适应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我国提出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先建立起社会保障的雏形”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真的使我感到改革开放国策提出的巨大动力和影响。同年5月，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在民政部主办的《社会保障报》上发表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雏形问题》的文章，提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从解决人民劳动、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出发，逐步在社会保险（或劳动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医疗保险之外，纳入社会服务、职业培训、居住等问题，譬如可考虑采取有偿服务和加强群众组织（如工、青、妇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来举办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先后曾与美国研究所各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编写了《美国社会保障 》一书，期望引起更多人士特别是所内青年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其后，经我与美国联邦政府社会保障署副署长协商，取得编译权，编译了《全球社会保障》的中文版（60万字）。后来，我又组织翻译了《21世纪的社会保障》，并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社会保障》。可惜的是，由当时国务院召集的一系列社会保障研讨会后来演变成为有关部门马拉松式的向上汇报成绩的会议，缺乏探讨、争论和认真研究的精神。我越听越觉得言不及义，此后便请假去中国各地、各单位进行比较有意义的实地调查去了。七、探索老龄社会对策从推动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出发，我又具体参与到考察美国老年社会问题及其解决经验，以及研究与探索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事业中去。美国是世界上开展老年学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老年人问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时一部分人士开始感到老龄问题是对社会的一种新的挑戰。但是，认识到需要把老龄问题作为系统的一门科学，并且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两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也只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老年人的贫困、失业、健康恶化、要求社会救济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加剧了当时社会的不安定。1935年，美国议会通过了“社会安全法”，号召对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险性质的援助。1938年，美国老年学里程碑式的专著《老龄问题》出版。1941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老年学研究中心。1944年至1945年，美国老年学会和美国老年医学会建立。1950年，美国召开了第一次关于老龄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此后 ，从上至下建立了州和地方的老年学学术组织。1961年，在美国总统府白宫召开了老年人大会，诞生“美国老人权利法案”。1965年，美国“老年人法”正式签署生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老年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与支持。那个时候，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老年人的一些社会与经济问题逐渐突出，如何更好及早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出对策，成为当时一些学校、机关单位、社会组织的有关人员以及一部分退休干部很关心的议题，一些有志青年还自发且有组织地进行了老年学的调查研究。他们在课堂、会议、培训班等场合中，发言强调研究中国老龄问题的迫切性，并提出积极的建议。1984年5月28日，我与庄静女士在《老龄问题研究资料》第14期上联合发表题为《中国老年社会学需要研究些什么课题？》的文章，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当时的老年学课题系统，尝试列举了我国老年社会学方面需要了解和研究的六大类课题，包括：老年学史与国外老年社会学主要成就；老年人与中国社会；“老有所为”问题，即老年人就业与培训等问题；“老有所养”问题，即如何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等问题；“老有所学”及其他，即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活动等问题；第六大类课题，是如何发展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的相关问题。1987年上半年，我与夫人李鸣善有机会应美国国际老年学交流中心的邀请，到佛罗里达州特别是那些老年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参观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我们发现，美国老年人生活因贫富悬殊而差异很大。在佛罗里达州中部有专供老年人居住的“太阳城”，它的房屋和设备都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心理学家、老年学家、医护人员等。在那里，还设有适合各种不同年龄、不同体质老人的公共运动场所，包括游泳池、网球、台球、高尔夫球等场地和设备。此外，为了让老人们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太阳城内设有绘画、刺绣、编织、手工艺品加工、木工等十几类活动室。参观时，我们看到，在绘画室，七八名老人，年纪最大的80多岁，年纪最小的60多岁，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有的围着围裙在涂油彩，有的相互之间轻声讨论；在编织室，十来位老太太用钩针棒针或编织机在编织各种花样的毛衣、围巾、挂毯等。当我们欣赏和赞扬他们的作品时，老人们露出得意的微笑。老人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发掘自己的潜能，还能交朋友，增加社交乐趣。他们的劳动产品出售后，他们乐于把收入捐赠出去。从老人心理上来说，这种活动异常重要，使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在太阳城内的老年人生活应该说比较安逸、舒适，然而，我们也观察到，在佛罗里达州，还存在大量生活水平较差和比较贫苦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恐怕许多人很难想象。我曾到佛罗里达中部的帕斯克乐访问，这里简直是一个“拖车王国”。所谓“拖车”就是靠汽车可以拖着走的简易住房，有的汽车本身就可以住人。在美国买不起也租不起住房到处流浪的家庭，就常以这种拖车为家。一个拖车园有时可以容纳多达几百辆车的住户，住户中老年人居多，一半以上是生活有困难的退休老人。住在拖车里面的老人最害怕的是遇到意外变故，如生病、火灾、抢劫、失去老伴、“拖车园”主回收土地等，有的老人会因此不得不沦落到乞讨。在佛罗里达的一些城市，有很大的贫民区，房子十分破旧，很多老人独坐在门口椅子上，有的目光呆滞地凝视前方，有的打盹，大概都是在消磨贫困而无聊的晚年时光。我们在佛罗里达州了解西方老年人问题的最大收获，就是启发我们考虑，怎样在将来现代化的中国土地上能创造出一个较好的老年人的生存环境，使中国的老年人在辛勤劳动数十年后，能度过较为幸福的晚年。考察回国后，我先后撰写了《美国人养老与中国人养老》《美国的老年学研究与老龄问题》《在“老年人之乡”》《美国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及其前景》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民政》《社会保障研究资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上。我希望，中国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吸取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社会老龄化问题和解决上做得更好，尤其是在中国老龄人口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特点，能够把居家护理服务工作放在优先地位。过去，我曾一再建议中华慈善总会支持这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可惜后来无太大进展。与此同时，我发现民间兴起了一些养老模式的创新尝试。1995年，我和当时在中华慈善总会担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去天津考察鹤童，结识了方嘉珂和韩淑燕两位，了解到他们创办鹤童的初衷，以及鹤童的运营。我很兴奋，在那之后一直关注鹤童的创新和发展，并多方推荐它所探索的民办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包括向崔乃夫、阎明复等人。2006年12月23日，我还曾写信给爱德基金会，建议他们寻求机会访问鹤童。我认为，鹤童不仅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而且可以称之为“孵化器”组织，它不仅在孵化非营利组织，而且孵化社会企业以及推动如“公益创投”等新概念的实验。此外，天津等城市出现的具有自发性质的老年人互助组合养老模式，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在那些互助养老的社区中，部分老人具有知识和技术专长以及奉献精神。在得到当地居委会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带头组织起“老年人互助组”“老年人互助小分队”“老年人家庭组合公寓”等各种互助性组织，尽管方式各具特色，服务项目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自治性。他们运用“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精神，解决自身各种困难问题，如由少老人、健康老人、有才智的老人帮助老老人、病老人、贫困和有各类困难问题的老人。他们还制定出一些服务项目的收费办法。或统一雇佣服务人员，或聘请医生护士照顾有病和需要帮助的老人；或汇集老人的要求，反映给政府和服务机构争取予以解决。他们利用“定人服务与定时服务结合、重点服务与普遍服务结合、集中服务与分散服务结合、义务服务与低偿服务结合”的办法，为有困难的老人做饭送饭、拆洗被褥、打扫卫生、护理病人、代买用品、调节纠纷、心理咨询、代理法律诉讼等等，获得老人衷心的欢迎。这引发我的思考：能否把这种具有鲜明自治性质，发扬互助互爱精神的组合养老办法称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之外的“第四种养老模式”？这还值得研究与探讨，但它确有不同于传统三种养老模式的特征，也可以说是组合了前三种模式的优势，即：不离开原来的住家和老人们熟悉的环境与友邻，不耗费昂贵的机构养老费用，依靠社区集体力量解决老年人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且，这种模式增添了老年人自治和相互服务的因素，丰富了老人相互间的友情和精神世界，老人们在服务过程中学习到护理他人也包括护理自己的知识，同时增强了老人自身的独立生活意识。希望能有后来人继续探索这种养老模式，积极研究并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老年人。在中国，研究与协调政府、企业、社区与家庭四根支柱如何共同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