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专业著述之余，偶有所感，发为文章，此即 “学者散文 ”。而为文人、学者写就的印象随笔，正是其间大宗。不仅 “尚友古人 ”向为学者所好，“师友杂忆 ”更是
　　“知识生产 ”与“思想操练 ”的天然延伸。以治文学史与学术史名世的陈平原的记人笔墨便自成一家。新近问世的《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就相对集中地收录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文章。
　　一部《当年游侠人》，从晚清著名诗僧敬安，一路写到过世不久的武侠圣手金庸。全书分为三辑，依次勾连晚清、“五四 ”与（《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版）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三代人物。以“史笔 ”写“心迹 ”，是全书的最大特点，也是陈平原以文学史和学术史家的身份与前贤对话时的当行本色。其文有情怀、有理据，也有识见，甚至敢做大判断;有温度、有细意，又能超脱，乃至不惜用冷眼。
　　共有二十五位文人学者跻身陈平原笔下的 “当年游侠人 ”之列。他直言此次增补的新作《历史的侧面与折痕》“不仅有人生感慨，更包含我的哲学思考 ”。文中写道：“只谈新旧、黑白、左右、正反，属于平面的思维方式;应该引入那些若隐若现、时起时伏的‘侧面 ’，这样的历史论述，才可能从二维走向三维，由平面变成立体。”这是其史观，也是书中诸位先贤聚义于斯的因缘。叱咤风云的康有为、章太炎、蔡元培、胡适，出师未捷的丘逢甲、张竞生，以学术的庄严博大著称的陈寅恪、钱穆，凭借逸事甚至花边闻名的辜鸿铭、苏曼殊，以及并无太多华彩、毕生躬身实行的蒋梦麟、许寿裳、成舍我、朱自清，他们分别从不同侧面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精神建构。
　　当然，陈平原首先着意复原的，是那些 “被扭曲与被遗忘的 ”前辈的声音。在他看来，史家的 “后见之明 ”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意味着一份责任。同乡张竞生的故事，陈平原写得最为用情。这位一度在新文化运动中意气风发的先驱，由于一九二六年的 “《性史》风波 ”而黯然退场，从此再未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以至于后半生完全被历史巨浪湮没。不仅敌手将他忘却，战友也几近刻意抹杀了他的存在。这让陈平原很是感慨：“任何大变动的时代，总有人迅速崛起，也总有人马失前蹄。每一次的急转弯，其巨大的离心力，都会甩出去很多原先的同路人。能坚持到终点且大获全胜的，其实是极少数。”
　　不过，若以为陈平原在作 “翻案”文章，那未免误读了他的本意。追踪张竞生并不 “成功 ”的人生经历，以此反思 “五四新文化人很难突破的 ‘天花板 ’”，陈平原对于这位同乡自是充满同情。但他更明白，“作为历史学家，我不能被乡情所主宰，必须秉笔直书 ”。他坦言，张竞生的若干业绩，“虽有提倡之功，但未见丰硕的成果 ”，而“转战多门，与其说是才华横溢，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 ”。乡谊启示他关注这一个案的复杂性，可一旦进入具体论述，其史家的理性便即刻显现。
　　陈平原的史思通达而清醒。在《当年游侠人》中，谦逊的领会与独立的裁断并行不悖，厚道的态度与严苛的立场融为一体。欣赏特立独行，但也理解历史中人的左支右绌;努力以立体视野打破平面叙述，却不取 “立异 ”姿态：所有这些，都源自他对于二十世纪文人学者所走弯路的痛彻反省。陈平原检讨 “激烈派第一人 ”刘师培 “力求激烈的思维方式，加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博取功名利禄的渴求，三者搅和在一起，难免一再摔跤 ”。学界对于刘师培 “失足 ”的回护与辩解，从其谢世之际便不绝于耳。陈平原没有 “为尊者讳 ”，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位 “连‘降表 ’都能写得眉飞色舞的大才子 ”，“‘立说 ’成了纯粹的技巧，不再关涉 ‘心智 ’与‘良知 ’”，这没有什么值得为之遮掩的。而在刘师培身后，此类“大才子 ”从未在历史舞台上绝迹，他作为教训与警示的意义实在不容低估。
　　因擦枪走火而自毁前程的张竞生当然没有造成刘师培 “失节 ”那么严重的后果，但陈平原认为过分追求 “盛名 ”与“特见伟论 ”的策略同样是其最终功败垂成的导火索。文人学者当需有才，亦不妨有欲，却不应恃才，更不能纵欲，在立身守己与立言成家之间须保持必要的平衡。以不同的历史 “侧面 ”互相参照，陈平原的史观得以具象呈现，其心中的文人学者之道也逐渐清晰。他欣赏文思学识的 “聪慧过人 ”，但又格外强调文人学者需要 “以愚自处”。这是章太炎在《菿汉闲话》中对于爱徒黄侃的评价。而黄侃正是书名所据 “当年游侠人 ”一诗的作者。
　　毕竟是专家手笔，即便散文，陈平原也力求每篇 “多少有点专业上的发现 ”。但随笔又非著作，如何与之区别，他的答案是，前者“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 ”。在《当年游侠人》中，陈平原的 “发现 ”便多聚焦于人物 “心迹 ”。这是他的为文韬略，也是其 “史笔 ”所系与所向。
　　把事功撤到幕后，将心情请上台前，书中最为生动的一例便是陈平原的另外一位同乡丘逢甲的故事。论者历来主张，与保台时期的丰功伟绩相比，不得已内渡的丘逢甲在一八九五年之后便已退居近代史的边缘。但陈平原并不作如是观。在他看来，丘逢甲的壮怀激烈令人崇敬，可归籍以来的讲学实践同样不容轻忽，某种程度上甚至更见其 “本色 ”。支撑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对于丘逢甲诗文中的心事解读：“居潮期间，丘逢甲在诗文中一再吟诵的，一是韩愈，一是文天祥。不只因历代来潮士人中，这二位的声名最为显赫。丘氏的选择，其实隐含着一种自我人格的塑造。”
　　陈平原的发现，使丘逢甲隐微的心灵内面显现出来。“英雄的孤忠与前贤的遗教，二者互相补充且相互发明，构成了丘氏追怀的理想人格。”这提示了单从英雄迟暮的角度看待丘逢甲的潮州岁月恐怕仅是一面之词，他效法韩愈，在文教领域的沉潜耕耘同样也是其生命后期的精神支柱。此即陈平原所说：“与同期内渡的其
　　他人不一样，丘逢甲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 ‘归籍海阳’与‘讲学潮州 ’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丘氏这一 “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坚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办事 ”的状态，令陈平原大为赞赏。回顾过去百年的 “书生报国 ”史，多少士人 “一旦 ‘上妆 ’便永远无法恢复 ‘本色 ’”，而又有多少文人学者 “摇身一变，甚至比官员还要 ‘官员 ’”。丘逢甲的意义在于其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失一介书生的自知、自愛与自强。 　　當然，如果超越个人修为与时代条件等元素的考量，陈平原对于丘逢甲讲学事业的表彰还触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应当如何评说 “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 ”两种变革路径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博弈与交融。透过剖析丘逢甲的心路，陈平原指出：“自下而上的改革，固然不像皇上诏令天下那么惊天动地，可自有其实际效果
　　和理论意义。”此种关怀不仅贯穿《当年游侠人》中的诸多篇什，在其专业著作中也一脉相承：前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对于 “学在民间 ”的私学传统的会心钩稽，后有《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对于温和的 “低调启蒙 ”意识的着力抉发。
　　以“史笔 ”写“心迹 ”自然不能仅满足于寄托自家情怀，还须具备理解他人的意愿与能力，乃至洞察那些与自身经验相去甚远的世态与人事中的心曲。以“本图成佛祖，岂分作诗奴 ”的敬安为例，陈平原就直面其在圣俗之间因爱慕虚荣导致的进退失据。不过他既看到了 “人性的弱点 ”，也明白 “历史的局限 ”。在写出敬安尴尬心事的同时，陈平原尊重其“选择的权利 ”。在他看来，对此“既不可盲目崇信，也没必要过分深责 ”，毕竟敬安爱名只是摇动其个人心性，况且生逢乱世，他“为护法而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交情 ”。如此体贴的论述，还可见于陈平原对陈寅恪为何在抗战期间一改著述体例，钱穆怎样以“非专业 ”姿态讲授 “中国文学史 ”，以及金庸又如何在性情与世俗之间游走的精彩分析。
　　陈平原尝言，《当年游侠人》的“功用 ”，“大概就像晋人《法显传》所描述的，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残留着若干骆驼以及人类的尸骨，后来者据此得以辨认西行的路径 ”。面对先辈远去的背景，陈平原追问文人学者应当如何安身立命。二十五位文人学者宛如一座又一座 “路标 ”，以不同侧面的经验照亮了今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的前路。
　　在欣赏陈平原对于 “先驱者的足迹 ”的悉心清理以外，还不应忘记早年心仪的三位文人在他的学术散文，乃至学术人格中的建构力量。苏曼殊 “行云流水 ”的一任直行、林语堂 “两脚踏东西文化 ”的多元视景，以及许地山对于 “学者散文 ”与温润心境的高度自觉，这些都成为《当年游侠人》的某种底色，也在陈平原的学术与人生道路上不断回响。
　　（《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
　　[增订版 ]，陈平原著，生活 ·读书 ·新
　　知三联书店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