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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电影市场的理性回归
问：有人说，中国电影票房不再像以往那样井喷式增长，甚至略显“惨淡”，而投资人对电影的投资热情似乎也有消退，您怎么看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一现象？
陆绍阳：2016年以前，中国电影业不仅是票房，其他综合收益一般都保持着30%的增长速度，这是很惊人的发展速度，也引发一些思考和问题。让原来的高增长率每年都延续下去，这可能也是不现实的。稍微减缓增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回归、一种常态。有人说这是一个拐点，有人说是一个转折点，反正也可以算是一个节点吧。
我认为，第一，即使没有30%增长速度这么高的比例，也还是增长的，不是降低的，只是增长的幅度没有那么高，总体上还是增长的。更准确地讲，是增长速度减缓，不是没有增长。
第二，这种慢下来并不是一个坏现象。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管理者、创作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从业人员更加理性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更切合中国电影发展的实际。慢下来，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思考机会。
第三，你刚刚说投资人对中国电影的投资减少，这需要用数据说话。这可能只是一种印象，是某些媒体的报道，但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资本业对中国电影业是十分看重的，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从资本本身来讲，它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不是盲目地跟进，哪个行业可以盈利、可以有更好的效益，它才会转向哪个行业。在文化产业中，电影是资本十分热衷的一个行业。我这里有数据，现在我们的投资主体据统计有1500家左右，这1500家投资主体不是说有的投资主体只投了一次就撤资了，如果那样的话那叫投机，如果这1500家都是这个样子，这个行业也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這里面有500家左右已经形成了可持续投资的能力。这是一种金融资本看好中国电影业的一个佐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事实上，你刚才说的票房增长速度变慢这个问题，其实就与一棵树是一样的，树不可能一直长下去，它能长到天上去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它总是有一个本身的“悟性”，能够长到什么样的高度，那么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会保持在这样一个高度上，这对一棵树来讲也是最合适的。如果一棵树长得像摩天大楼，它就不是一棵树了。电影也是一样，在发展到一定速度之后会有一个很长的平台期。在这个平台期，可能大家要做的事就转向了，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转向质量，不会只盲目追求速度，而是以一种更理性的行业发展轨迹、应有的逻辑向前发展。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票房。据统计，我们的票房收益相当于北美市场的70%，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相当于北美的70%，如果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能与北美市场基本持平了。曾经我们只相当于北美市场的1%，现在相当于70%，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讲的收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基本能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接近，是十分了不起的。还有，电影银幕数已经突破了4万块，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美国也就是4万块银幕。在这4万块银幕里，能够进行3D放映的有87%的影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新建的影院设施完全与最发达国家是一致的，这些也可以看出投资主体对这个行业的信心。
不仅仅是投资创作，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可以佐证这个行业是在向好的趋势发展，减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应该减速，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二、IP电影的发展需要重视电影本身的属性
问：IP这个概念比较新，您觉得IP电影是一种新的现象吗？会对电影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陆绍阳：IP电影，我觉得可能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其实是利用其他的媒体资源进行创作。以前许多电影可能大多是根据传统媒体发表的小说改编的，现在可能会根据一些网络小说、舞台剧，甚至是一首歌进行改编，更多的创作资源与素材被利用，本身是对电影创作来源、创作题材的拓展，是非常好的现象。
IP电影的逻辑建立在它非常看重电影或者创作本身与观众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观众的因素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的位置，与创作者怎样保持一种更加平衡的关系，可以继续探讨。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以前不太重视观众的因素，可能更多只是重视创作者本身的创造性，显然不会站在观众接受的角度、层面看问题。现在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投资者，重视观众是一件好事。但是需要有个度，不能把观众的取向与审美趣昧当作最高的价值取向，把观众的标准、观众的需求作为最高的准则，这是有损艺术本身的。现在大量的IP电影出现，最后受欢迎、获得成功的也是极少数。所以，一方面要找到创作与观众之间的平衡关系，另一方面要注重电影本身的属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原来我们讨论更多的可能是它的艺术属性、独创性，也就是说电影的独创性是判断它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独创性就是本·雅明讲的那种灵韵，也是一个创作者要追求的。这种灵韵、灵光乍现的东西，是很独特的，也是很小众的。
而电影工业需要很强大的资本支持再生产，如果过度追求个人独创性，电影工业的后续发展也会受到影响。电影工业毕竟与更个人化的绘画或音乐不一样，我们除了要认识电影创作的个人属性之外，还要认识它的产业属性。产业属性就是说，你投入了多少，就要考虑它的利润，考虑它的可持续再生产。除了产业属性，电影还有工业属性，就是它的技术属性。只有把这三个属性认识得足够透彻的时候，这个行业才会有一种更强大的后劲。
三、精良制作呼应大众审美，内涵探索拓展价值空间
问：其实，许多艺术电影都进入了大众视野，像《路边野餐》这类文艺片，许多观众也会观看，您觉得中国观众品位是不是有从商业大片向文艺片的偏好转变趋势？
陆绍阳：电影本身是一种大众文化，与大众联系在一起，不只是一件个人化的作品，而是一个产品。我们如果像以往那样还是把它当作一件作品，它可能无法与大众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如果要与大众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就需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这种产品是可复制的。它的价值除了体现在本身具有的创新性外，更多的是精工制作的成分，怎样体现精工？需要高科技支撑。对于电影来讲，这一点以前我们可能不太重视，或者说做得不够好，现在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把这种精工制作体现出来。 比如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他为什么要尝试3D、 4K、120帧？按理说这是一部人文的、思辨色彩很浓的作品。按照以前的文化作品生产方式，可以把它变成一部小众的独立电影，没有必要在技术上花这么大力气。但是，李安为什么要在技术研发上投入这么大精力？我想，他是考虑到了现在观众对影像的整体精美、精确的呼唤，对影像本身魅力的体验感。观众首先要满足在观影过程中的体验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沉浸于影片，对它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思考。如果缺了技术支撑，许多人就有可能放弃进入影片的人文世界。
现在有许多小众的文艺片，比如《路边野餐》讲了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在影片里，对社会的剖析、对社会现象的揭示也是很有普遍性的。但是，这类作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资金或其他原因，在技术层面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因此，观众在观赏这些影片的时候，他们感觉不到对影像本身魅力的体验，这就影响了这些影片的票房收入。但是，这不等于说这类影片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真正好的艺术片就像行业里的研发机构，可能更多地侧重在作品的内涵，对价值观的深刻讨论。在这些地方着力，其实是使这部作品为其他类型电影提供思想资源。像《路边野餐》，像贾樟柯拍的一些新的文艺片，我想它们的价值体现在这方面，而不是体现在大家看了这个片子能有与看大片一样的视觉享受，重心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问：所以您觉得未来中国电影要进步，是要把这种内涵与精美的包装结合起来吗？
陆绍阳：那是肯定的，对电影本身的认识决定了这一点。像贾樟柯，我们原来的认知中觉得他是个拍文艺片的导演，但他最近也在做VR、AR的实验，拍了许多实验作品，他也在不断拥抱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出现后，比如120帧出现以后，对人的物质世界呈现到了完全逼真的程度，仅从逼真程度来讲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推进。这种呈现到底会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VR、AR出现后，在电影行业运用后，对传统美学观是否形成挑战？我们现在的创作者从VR实验中能不能开掘出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四、电影技术与故事魅力的博弈
问：您刚才提到了AR、VR等新技术的发展，在您看来新技术的发展会给电影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陆绍阳：VR、AR很重视观众的导入感、体验感，这种导入感、体验感与游戏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电影行业的创作者把这种参与感、代入感带入电影里面，把游戏的一些元素带入电影里面后，观众进来以后怎样设计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呢？怎样让他们参与进入电影呢？这对电影的剧情和整个呈现方式都会产生革命性影响。也就是说，原来纯粹是一个人的故事，如果变成了一种交互方式，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参与到剧情里，就会给故事带来无穷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也需要创作者事先进行设计，不管是程序还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库。观众可以像玩游戏一样进入到电影房间，按一个按钮就进入一种新路径中，如果没有交互的准备或者没有事先的设计，观众还是体验不到许多种变化，这对于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如果电影游戏化之后，就会向游戏靠拢，本身的魅力是不是会减弱？这是观众的一种体验，或者说一种好奇心、新鲜感，是接触一下新鲜事物呢？还是之后电影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呢？这也需要再探讨。如果电影变成了游戏，其古老的讲故事方式就不存在了。电影的魅力就是传统的叙事艺术的那种对于故事的呈现，它的有趣、吸引力和独特性。也就是说，一个创作者把这个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这个故事是如此独特，如此有魅力，观众在一个集体的观影环境中看这个故事。但是电影游戏化后，突然把艺术家对故事的描绘打碎了，艺术家也不需要存在了，对这个行业或对这个艺术来讲，是失去了最根本的灵魂性东西，那电影是不是还会存在呢？
我的观点是，观众到电影院还是想看一个完整的故事，至于其他的一些探索、一些行为、一些体验只是暂时性的，核心的内容还是在观看一个个奇妙的故事。因为对故事的好奇、对故事的热爱是人类的本性，要违背这个本性做选择是不长久的。现在技术的手段日新月异，包括电视墙、大屏幕的高清晰度呈现，或是一块大屏幕能够在白天的环境下呈现出在黑暗环境中放映的效果，甚至以后变成没有银幕的时代，到处都是屏，如果人们对技术的好奇超过对故事的好奇，那么电影可能会改变形态，或者说我们原来看到的电影就会消失，会不会这样呢？我想不会，因为人的本性不会那么容易改变，故事永远有其本身的魅力，因此电影还会有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问：会不会像音乐一样，虽然有了技术让音乐可以在线听，但人们还是想去音乐厅听音乐？
陆绍阳：艺术就是这样，有时候给人的不是一种视觉上的快感，也不像吃冰激凌只满足味觉上的快感，艺术更多的是给你带来一种心灵上的快感和抚慰，这是作为一个人永远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讲，艺术有它永恒的意义。
电影也是这样，创作者创作的故事是有价值观、有判断、有思想在里面，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选择这个故事，选择另一个故事，选择这种方式讲，选择另一种方式讲，都有艺术家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包含在里面。这也是电影艺术有一个光明的未來的基础。
五、中国电影创作大年即将来临
问：您觉得在中国电影里的中国故事讲述得怎样？未来电影又将怎样讲述中国故事？
陆绍阳：中国电影在创作上有亮点，对于一些创作者来说，也诞生了创作生涯中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个亮点能够亮到多大？似乎有超越、有突破性的并不多。
为什么说有亮点呢？因为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优秀的作品。比如《我不是潘金莲》，是对现实的另外一种讲述方式，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讲述现实，从方法论上讲也是很大的尝试，包括在银幕上呈现出的一种外观——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画面尝试，都很有意思。无论是对现实表述的穿透力，还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有了一些新的突破，都体现了创作者的智慧。再比如《驴得水》，也是一部非常好的IP电影的代表，也是用他们的方式展现中国的一种现实，不是那种特别具象的呈现，而是采用一种喜剧、笑闹剧的方式揭示社会的想象、对现实的发现，也会给人带来许多思考，也很优秀。还有《七月与安生》，用一种清灵的方式描述现实。还有《湄公河行动》，像林超贤以前拍香港警匪片，现在来大陆拍一些主旋律，用商业的包装形式、类型化的情节设置，本身的视觉画面和节奏更加符合观众的追求，而原来我们觉得主旋律大片能有很好的大众化效果，这类作品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是你要说出现什么高峰，出现那种名气特别大，让大家有一定共识的特别出类拔萃的作品却很少。至于未来的几年，许多不同代际的导演估计都会有新的作品出现，又可能会是一个创作的高峰。
问：这种创作会朝着什么样的创作趋势和方向发展，您有什么期待？
陆绍阳：电影创作会朝着更丰富、更多元的趋势发展。
首先，是我们第一部《电影产业促进法》开始实施。《电影产业促进法》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事先设置的进入门槛去除了，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创作的自由度加大了。这对电影创作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利好。
其次，资本市场对年轻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许多投资人很看好一些年轻的创作者自身的创造力。随着接触影像的时间更长、方式更多，年轻人的创新行为得到了释放，他们拍的可能不是完整的作品，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却很容易被一些投资人看到。一旦有潜力的年轻人出现之后，投资人就会有一些资金的追加。对于年轻人来讲，遇到了一个非常好、机会很多的时代，这是对未来的电影充满信心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年轻人从各种途径的引导。比如对于处女作拍得很优秀的导演，会马上送到美国的大公司进行实地体验和学习，这对他们了解电影工业的整个运转体系是有很大帮助的。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创作者自身经验和电影工业的发展，都给电影创作界带来了很好的支持。
没有理由说对未来的创作没有信心，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电影会走下坡路，相信未来中国电影会有更好状况的出现。
问：有人说，中国电影票房不再像以往那样井喷式增长，甚至略显“惨淡”，而投资人对电影的投资热情似乎也有消退，您怎么看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一现象？
陆绍阳：2016年以前，中国电影业不仅是票房，其他综合收益一般都保持着30%的增长速度，这是很惊人的发展速度，也引发一些思考和问题。让原来的高增长率每年都延续下去，这可能也是不现实的。稍微减缓增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回归、一种常态。有人说这是一个拐点，有人说是一个转折点，反正也可以算是一个节点吧。
我认为，第一，即使没有30%增长速度这么高的比例，也还是增长的，不是降低的，只是增长的幅度没有那么高，总体上还是增长的。更准确地讲，是增长速度减缓，不是没有增长。
第二，这种慢下来并不是一个坏现象。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管理者、创作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从业人员更加理性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更切合中国电影发展的实际。慢下来，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思考机会。
第三，你刚刚说投资人对中国电影的投资减少，这需要用数据说话。这可能只是一种印象，是某些媒体的报道，但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资本业对中国电影业是十分看重的，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从资本本身来讲，它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不是盲目地跟进，哪个行业可以盈利、可以有更好的效益，它才会转向哪个行业。在文化产业中，电影是资本十分热衷的一个行业。我这里有数据，现在我们的投资主体据统计有1500家左右，这1500家投资主体不是说有的投资主体只投了一次就撤资了，如果那样的话那叫投机，如果这1500家都是这个样子，这个行业也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這里面有500家左右已经形成了可持续投资的能力。这是一种金融资本看好中国电影业的一个佐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事实上，你刚才说的票房增长速度变慢这个问题，其实就与一棵树是一样的，树不可能一直长下去，它能长到天上去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它总是有一个本身的“悟性”，能够长到什么样的高度，那么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会保持在这样一个高度上，这对一棵树来讲也是最合适的。如果一棵树长得像摩天大楼，它就不是一棵树了。电影也是一样，在发展到一定速度之后会有一个很长的平台期。在这个平台期，可能大家要做的事就转向了，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转向质量，不会只盲目追求速度，而是以一种更理性的行业发展轨迹、应有的逻辑向前发展。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票房。据统计，我们的票房收益相当于北美市场的70%，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相当于北美的70%，如果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能与北美市场基本持平了。曾经我们只相当于北美市场的1%，现在相当于70%，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讲的收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基本能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接近，是十分了不起的。还有，电影银幕数已经突破了4万块，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美国也就是4万块银幕。在这4万块银幕里，能够进行3D放映的有87%的影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新建的影院设施完全与最发达国家是一致的，这些也可以看出投资主体对这个行业的信心。
不仅仅是投资创作，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可以佐证这个行业是在向好的趋势发展，减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应该减速，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二、IP电影的发展需要重视电影本身的属性
问：IP这个概念比较新，您觉得IP电影是一种新的现象吗？会对电影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陆绍阳：IP电影，我觉得可能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其实是利用其他的媒体资源进行创作。以前许多电影可能大多是根据传统媒体发表的小说改编的，现在可能会根据一些网络小说、舞台剧，甚至是一首歌进行改编，更多的创作资源与素材被利用，本身是对电影创作来源、创作题材的拓展，是非常好的现象。
IP电影的逻辑建立在它非常看重电影或者创作本身与观众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观众的因素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的位置，与创作者怎样保持一种更加平衡的关系，可以继续探讨。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以前不太重视观众的因素，可能更多只是重视创作者本身的创造性，显然不会站在观众接受的角度、层面看问题。现在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投资者，重视观众是一件好事。但是需要有个度，不能把观众的取向与审美趣昧当作最高的价值取向，把观众的标准、观众的需求作为最高的准则，这是有损艺术本身的。现在大量的IP电影出现，最后受欢迎、获得成功的也是极少数。所以，一方面要找到创作与观众之间的平衡关系，另一方面要注重电影本身的属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原来我们讨论更多的可能是它的艺术属性、独创性，也就是说电影的独创性是判断它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独创性就是本·雅明讲的那种灵韵，也是一个创作者要追求的。这种灵韵、灵光乍现的东西，是很独特的，也是很小众的。
而电影工业需要很强大的资本支持再生产，如果过度追求个人独创性，电影工业的后续发展也会受到影响。电影工业毕竟与更个人化的绘画或音乐不一样，我们除了要认识电影创作的个人属性之外，还要认识它的产业属性。产业属性就是说，你投入了多少，就要考虑它的利润，考虑它的可持续再生产。除了产业属性，电影还有工业属性，就是它的技术属性。只有把这三个属性认识得足够透彻的时候，这个行业才会有一种更强大的后劲。
三、精良制作呼应大众审美，内涵探索拓展价值空间
问：其实，许多艺术电影都进入了大众视野，像《路边野餐》这类文艺片，许多观众也会观看，您觉得中国观众品位是不是有从商业大片向文艺片的偏好转变趋势？
陆绍阳：电影本身是一种大众文化，与大众联系在一起，不只是一件个人化的作品，而是一个产品。我们如果像以往那样还是把它当作一件作品，它可能无法与大众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如果要与大众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就需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这种产品是可复制的。它的价值除了体现在本身具有的创新性外，更多的是精工制作的成分，怎样体现精工？需要高科技支撑。对于电影来讲，这一点以前我们可能不太重视，或者说做得不够好，现在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把这种精工制作体现出来。 比如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他为什么要尝试3D、 4K、120帧？按理说这是一部人文的、思辨色彩很浓的作品。按照以前的文化作品生产方式，可以把它变成一部小众的独立电影，没有必要在技术上花这么大力气。但是，李安为什么要在技术研发上投入这么大精力？我想，他是考虑到了现在观众对影像的整体精美、精确的呼唤，对影像本身魅力的体验感。观众首先要满足在观影过程中的体验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沉浸于影片，对它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思考。如果缺了技术支撑，许多人就有可能放弃进入影片的人文世界。
现在有许多小众的文艺片，比如《路边野餐》讲了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在影片里，对社会的剖析、对社会现象的揭示也是很有普遍性的。但是，这类作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资金或其他原因，在技术层面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因此，观众在观赏这些影片的时候，他们感觉不到对影像本身魅力的体验，这就影响了这些影片的票房收入。但是，这不等于说这类影片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真正好的艺术片就像行业里的研发机构，可能更多地侧重在作品的内涵，对价值观的深刻讨论。在这些地方着力，其实是使这部作品为其他类型电影提供思想资源。像《路边野餐》，像贾樟柯拍的一些新的文艺片，我想它们的价值体现在这方面，而不是体现在大家看了这个片子能有与看大片一样的视觉享受，重心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问：所以您觉得未来中国电影要进步，是要把这种内涵与精美的包装结合起来吗？
陆绍阳：那是肯定的，对电影本身的认识决定了这一点。像贾樟柯，我们原来的认知中觉得他是个拍文艺片的导演，但他最近也在做VR、AR的实验，拍了许多实验作品，他也在不断拥抱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出现后，比如120帧出现以后，对人的物质世界呈现到了完全逼真的程度，仅从逼真程度来讲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推进。这种呈现到底会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VR、AR出现后，在电影行业运用后，对传统美学观是否形成挑战？我们现在的创作者从VR实验中能不能开掘出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四、电影技术与故事魅力的博弈
问：您刚才提到了AR、VR等新技术的发展，在您看来新技术的发展会给电影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陆绍阳：VR、AR很重视观众的导入感、体验感，这种导入感、体验感与游戏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电影行业的创作者把这种参与感、代入感带入电影里面，把游戏的一些元素带入电影里面后，观众进来以后怎样设计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呢？怎样让他们参与进入电影呢？这对电影的剧情和整个呈现方式都会产生革命性影响。也就是说，原来纯粹是一个人的故事，如果变成了一种交互方式，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参与到剧情里，就会给故事带来无穷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也需要创作者事先进行设计，不管是程序还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库。观众可以像玩游戏一样进入到电影房间，按一个按钮就进入一种新路径中，如果没有交互的准备或者没有事先的设计，观众还是体验不到许多种变化，这对于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如果电影游戏化之后，就会向游戏靠拢，本身的魅力是不是会减弱？这是观众的一种体验，或者说一种好奇心、新鲜感，是接触一下新鲜事物呢？还是之后电影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呢？这也需要再探讨。如果电影变成了游戏，其古老的讲故事方式就不存在了。电影的魅力就是传统的叙事艺术的那种对于故事的呈现，它的有趣、吸引力和独特性。也就是说，一个创作者把这个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这个故事是如此独特，如此有魅力，观众在一个集体的观影环境中看这个故事。但是电影游戏化后，突然把艺术家对故事的描绘打碎了，艺术家也不需要存在了，对这个行业或对这个艺术来讲，是失去了最根本的灵魂性东西，那电影是不是还会存在呢？
我的观点是，观众到电影院还是想看一个完整的故事，至于其他的一些探索、一些行为、一些体验只是暂时性的，核心的内容还是在观看一个个奇妙的故事。因为对故事的好奇、对故事的热爱是人类的本性，要违背这个本性做选择是不长久的。现在技术的手段日新月异，包括电视墙、大屏幕的高清晰度呈现，或是一块大屏幕能够在白天的环境下呈现出在黑暗环境中放映的效果，甚至以后变成没有银幕的时代，到处都是屏，如果人们对技术的好奇超过对故事的好奇，那么电影可能会改变形态，或者说我们原来看到的电影就会消失，会不会这样呢？我想不会，因为人的本性不会那么容易改变，故事永远有其本身的魅力，因此电影还会有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问：会不会像音乐一样，虽然有了技术让音乐可以在线听，但人们还是想去音乐厅听音乐？
陆绍阳：艺术就是这样，有时候给人的不是一种视觉上的快感，也不像吃冰激凌只满足味觉上的快感，艺术更多的是给你带来一种心灵上的快感和抚慰，这是作为一个人永远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讲，艺术有它永恒的意义。
电影也是这样，创作者创作的故事是有价值观、有判断、有思想在里面，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选择这个故事，选择另一个故事，选择这种方式讲，选择另一种方式讲，都有艺术家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包含在里面。这也是电影艺术有一个光明的未來的基础。
五、中国电影创作大年即将来临
问：您觉得在中国电影里的中国故事讲述得怎样？未来电影又将怎样讲述中国故事？
陆绍阳：中国电影在创作上有亮点，对于一些创作者来说，也诞生了创作生涯中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个亮点能够亮到多大？似乎有超越、有突破性的并不多。
为什么说有亮点呢？因为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优秀的作品。比如《我不是潘金莲》，是对现实的另外一种讲述方式，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讲述现实，从方法论上讲也是很大的尝试，包括在银幕上呈现出的一种外观——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画面尝试，都很有意思。无论是对现实表述的穿透力，还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有了一些新的突破，都体现了创作者的智慧。再比如《驴得水》，也是一部非常好的IP电影的代表，也是用他们的方式展现中国的一种现实，不是那种特别具象的呈现，而是采用一种喜剧、笑闹剧的方式揭示社会的想象、对现实的发现，也会给人带来许多思考，也很优秀。还有《七月与安生》，用一种清灵的方式描述现实。还有《湄公河行动》，像林超贤以前拍香港警匪片，现在来大陆拍一些主旋律，用商业的包装形式、类型化的情节设置，本身的视觉画面和节奏更加符合观众的追求，而原来我们觉得主旋律大片能有很好的大众化效果，这类作品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是你要说出现什么高峰，出现那种名气特别大，让大家有一定共识的特别出类拔萃的作品却很少。至于未来的几年，许多不同代际的导演估计都会有新的作品出现，又可能会是一个创作的高峰。
问：这种创作会朝着什么样的创作趋势和方向发展，您有什么期待？
陆绍阳：电影创作会朝着更丰富、更多元的趋势发展。
首先，是我们第一部《电影产业促进法》开始实施。《电影产业促进法》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事先设置的进入门槛去除了，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创作的自由度加大了。这对电影创作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利好。
其次，资本市场对年轻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许多投资人很看好一些年轻的创作者自身的创造力。随着接触影像的时间更长、方式更多，年轻人的创新行为得到了释放，他们拍的可能不是完整的作品，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却很容易被一些投资人看到。一旦有潜力的年轻人出现之后，投资人就会有一些资金的追加。对于年轻人来讲，遇到了一个非常好、机会很多的时代，这是对未来的电影充满信心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年轻人从各种途径的引导。比如对于处女作拍得很优秀的导演，会马上送到美国的大公司进行实地体验和学习，这对他们了解电影工业的整个运转体系是有很大帮助的。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创作者自身经验和电影工业的发展，都给电影创作界带来了很好的支持。
没有理由说对未来的创作没有信心，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电影会走下坡路，相信未来中国电影会有更好状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