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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就如何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不少思考，这体现在他的文章、讲话、决议、访谈等中，主要体现在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改革、干部人事改革以及党政分开四个方面。学习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相关的论述、举措，对于当下党的机构改革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党的领导体制;党内“安定团结”;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方式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和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问题。所谓领导体制，是指领导权责的划分，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关系的规定。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越精细、科层制设置越精密。一方面，党的领导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机构来实现;另一方面，许多事务的解决就必须要若干个机构的合作。党的领导体制就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充当着“工具”的作用。
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源于苏联;在革命战争中渐渐形成，呈现出“一元化”的特点;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不可否认，在战争环境之下，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对于赢得战争胜利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在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情况迥异，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显示出其不适应的方面，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现代化建设的曲折。
黨的领导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表明改革最初就包括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
1980年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鉴于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变化，党不熟悉的事务增多，党员具备的专业知识不够等，邓小平提出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党的领导工作状况以及党的领导制度三个方面[1]。这是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思想的萌芽。随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邓小平全面分析了为什么要进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首先，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其次，在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五个方面的弊端”后，邓小平着重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促使着邓小平进行着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从制度上认识问题、制度上管党治党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一大特点。新时期邓小平正是意识到原有的党的领导体制存在许多弊端，不适应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随着体现经济基础的生产力迅速发展，体现为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党的领导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邓小平早期比较系统地在党内阐述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之后，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82年同胡乔木、邓力群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保证发表意见，“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领导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的影响之下，党内其他领导人也渐渐认识到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意义。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党的领导制度仍存在着缺点，必须加以解决。党的十二大确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强调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认识为党的十三大后全面开展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在十三大之前，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原因、目标、目的、内容、方式等。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并且将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同年9月，他又表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翌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前几年就提出来了，但是，过去的工作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面，党的十三大要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因此，步骤要慎重、稳妥。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勾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确定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确立了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党政分开”为关键等七个方面内容。报告指出，以党代政、党政分开的问题在我国没有根本解决……应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与政府等其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以党的十三大为标志，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
1.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就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进行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肩负着维护党规、整顿党风，从制度层面保证了党要管党、党要治党的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培养党的高级干部。1982年党的十二大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和副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委员会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改革，从顶层保证了党的领导机构改革这一进程的进行。
2.权力过分集中的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衍生出其它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在党内部，权力集中具体表现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纠正一切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实行党的集体领导是有效防止党内个人专权的措施。新组建的中纪委、中央书记处均以集体领导方式开展工作。但是，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同时也要结合个人分工负责，防止“无人负责、相互推脱”的现象。1980年，“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发扬党内民主”等被列入《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逐步形成全党的共识。权力集中在横的方向上，表现为同级机构，党委集权、干预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相对应的解决方法是明确党和其它机构的职权，党要抓好关键工作，不得干预其它部门工作。在纵的方向上表现为地方上少权或是无权。改革后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简政放权、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了“一边放权、一边收权”的现象，他表示要将权力下放与精简机构同时进行，提升机构的活力，真正地提高下面的积极性。还有，他意识到，权力集中的改革必须和发扬民主联系起来。改革开放初期，相对于集中，党内迫切需要关注的是民主不够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在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同时，更加注重党内民主，对党内民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要将民主辅以制度上的保障，使民主不能被随意扼杀。 3.干部人事制度。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严重阻碍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造成党内缺乏生机活力以及衍生出一些其它的问题，彻底解决这个弊端必须要建立完备的干部人事制度。1979年11月中组部发布《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見》，从德、智、勤、绩四个方面考核干部，力图实现干部“能上能下”。1980年，邓小平认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队伍各个方面的体制，从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管理、离休、退休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必须清楚干部队伍中的终身制现象。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牵涉到不少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不是一蹴而就的。1982年，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利用老干部丰富的工作经验帮助年轻干部成长，发挥老干部的余热，也是消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形式。同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从制度层面解决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在党的十四大，随着中顾委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
4.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方面。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意识到其严重的毁灭性。苏共八大的决议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3]，党对行政事务不能过多的干预，而应该做好分内之事，确保党与政府各司其职。中共局部执政时期，党内不少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但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党政不分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三中上全会提出了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就表示，中央一部分同志不再兼任政府职务，集中精力管党。党的十二大指出，为克服党政不分等弊端，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第一步基本完成。1987年党的十三大，基于中央、地方、基层面临的具体形势不一样，分别指出了党政分开的不同形式，强调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精简党委机构、撤销与政府机构重叠部门，并表示党政分开才能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政分开实践一直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始终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重要环节。
三、总结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一项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更好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在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一项长期课题。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邓小平在党内较早指出党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尤其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不能沿用“革命思维造就的党的领导体制”去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他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议题，着力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此外，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从理论到实践每一步都很重要，影响面都很广，它的一些具体的做法，例如“思想准备先行”、“从高层入手”、“循序渐进”等，对于当下机构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世界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这艘巨轮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要科学合理地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行科学化的机构改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思考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孟继群.邓小平领导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3.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9.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2.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09.
[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0.
[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
[1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
[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14.
[13]肖光荣.列宁的政党观[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255.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1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7.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8.
作者简介：周校兵（1994-），湖北黄冈人，福建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关键词：邓小平;党的领导体制;党内“安定团结”;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方式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和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问题。所谓领导体制，是指领导权责的划分，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关系的规定。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越精细、科层制设置越精密。一方面，党的领导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机构来实现;另一方面，许多事务的解决就必须要若干个机构的合作。党的领导体制就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充当着“工具”的作用。
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源于苏联;在革命战争中渐渐形成，呈现出“一元化”的特点;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不可否认，在战争环境之下，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对于赢得战争胜利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在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情况迥异，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显示出其不适应的方面，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现代化建设的曲折。
黨的领导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表明改革最初就包括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
1980年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鉴于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变化，党不熟悉的事务增多，党员具备的专业知识不够等，邓小平提出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党的领导工作状况以及党的领导制度三个方面[1]。这是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思想的萌芽。随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邓小平全面分析了为什么要进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首先，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其次，在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五个方面的弊端”后，邓小平着重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促使着邓小平进行着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从制度上认识问题、制度上管党治党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一大特点。新时期邓小平正是意识到原有的党的领导体制存在许多弊端，不适应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随着体现经济基础的生产力迅速发展，体现为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党的领导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邓小平早期比较系统地在党内阐述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之后，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82年同胡乔木、邓力群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保证发表意见，“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领导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的影响之下，党内其他领导人也渐渐认识到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意义。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党的领导制度仍存在着缺点，必须加以解决。党的十二大确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强调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认识为党的十三大后全面开展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在十三大之前，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原因、目标、目的、内容、方式等。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并且将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同年9月，他又表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翌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前几年就提出来了，但是，过去的工作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面，党的十三大要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因此，步骤要慎重、稳妥。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勾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确定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确立了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党政分开”为关键等七个方面内容。报告指出，以党代政、党政分开的问题在我国没有根本解决……应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与政府等其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以党的十三大为标志，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
1.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就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进行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肩负着维护党规、整顿党风，从制度层面保证了党要管党、党要治党的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培养党的高级干部。1982年党的十二大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和副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委员会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改革，从顶层保证了党的领导机构改革这一进程的进行。
2.权力过分集中的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衍生出其它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在党内部，权力集中具体表现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纠正一切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实行党的集体领导是有效防止党内个人专权的措施。新组建的中纪委、中央书记处均以集体领导方式开展工作。但是，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同时也要结合个人分工负责，防止“无人负责、相互推脱”的现象。1980年，“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发扬党内民主”等被列入《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逐步形成全党的共识。权力集中在横的方向上，表现为同级机构，党委集权、干预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相对应的解决方法是明确党和其它机构的职权，党要抓好关键工作，不得干预其它部门工作。在纵的方向上表现为地方上少权或是无权。改革后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简政放权、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了“一边放权、一边收权”的现象，他表示要将权力下放与精简机构同时进行，提升机构的活力，真正地提高下面的积极性。还有，他意识到，权力集中的改革必须和发扬民主联系起来。改革开放初期，相对于集中，党内迫切需要关注的是民主不够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在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同时，更加注重党内民主，对党内民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要将民主辅以制度上的保障，使民主不能被随意扼杀。 3.干部人事制度。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严重阻碍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造成党内缺乏生机活力以及衍生出一些其它的问题，彻底解决这个弊端必须要建立完备的干部人事制度。1979年11月中组部发布《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見》，从德、智、勤、绩四个方面考核干部，力图实现干部“能上能下”。1980年，邓小平认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队伍各个方面的体制，从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管理、离休、退休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必须清楚干部队伍中的终身制现象。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牵涉到不少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不是一蹴而就的。1982年，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利用老干部丰富的工作经验帮助年轻干部成长，发挥老干部的余热，也是消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形式。同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从制度层面解决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在党的十四大，随着中顾委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
4.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方面。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意识到其严重的毁灭性。苏共八大的决议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3]，党对行政事务不能过多的干预，而应该做好分内之事，确保党与政府各司其职。中共局部执政时期，党内不少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但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党政不分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三中上全会提出了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就表示，中央一部分同志不再兼任政府职务，集中精力管党。党的十二大指出，为克服党政不分等弊端，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第一步基本完成。1987年党的十三大，基于中央、地方、基层面临的具体形势不一样，分别指出了党政分开的不同形式，强调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精简党委机构、撤销与政府机构重叠部门，并表示党政分开才能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政分开实践一直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始终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重要环节。
三、总结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一项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更好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在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一项长期课题。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邓小平在党内较早指出党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尤其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不能沿用“革命思维造就的党的领导体制”去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他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议题，着力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此外，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从理论到实践每一步都很重要，影响面都很广，它的一些具体的做法，例如“思想准备先行”、“从高层入手”、“循序渐进”等，对于当下机构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世界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这艘巨轮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要科学合理地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行科学化的机构改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思考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孟继群.邓小平领导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3.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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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2.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09.
[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0.
[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
[1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
[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14.
[13]肖光荣.列宁的政党观[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255.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1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7.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8.
作者简介：周校兵（1994-），湖北黄冈人，福建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