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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中国特色的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下乡”为题，从更宽泛的视野，在广义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下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实践等进行梳理与评价，旨在总结经验，发掘问题，诉求以史为鉴，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科技传播的理论水平及实践效果提供借鉴。
关键词 科技传播；科技下乡；史鉴
这里采用广义概念，并不仅限于官方文件出台后的大型科技下乡实践活动，而是指科技信息从城到乡的传递或扩散，因而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既涉及农技推广，也涉及农村科普。
科技下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所以科技下乡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活动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兴农”等战略被确立的基础上，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科技下乡活动只是隐蔽于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事业之中，直至1996年专门的官方文件出台才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从而被意识到和关注到，并且也被推向高潮。到了世纪之交及新世纪，突破性政策法规纷纷出台，科技下乡在新的机遇中为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和意想不到的特点，有时是挑战与危机，有时又是意外的特殊推进。这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方面，恰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有学者就说过，对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下的传播动机、与境及利益关系等复杂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将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演化规律及特色，以史为鉴，为进一步研究及实践奠定基础。将按照三条线索来讨论：其一，在背景方面，关注国家农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发展及政策法规等；其二，重点关注科技下乡的典型活动或特殊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科技下乡活动的特色；其三，更加关注科技下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这能够有利于明确科技下乡具体实践与国家政策体制等的关系，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从而更加合理地评价现实情况。
1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工作也开始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其外衣隐蔽下的科技下乡活动随之不断被推进，在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组织领域内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较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偶尔甚至也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会波及到科技下乡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科技下乡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时是畸形的，综合各个方面还只能说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1.1组织与制度建设
在此期间，无论是农村科普还是农技推广方面，都开始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使得科技下乡达到了初步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1.1.1在农村科普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台的《共同纲领》对科普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科普无论从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制度及目标任务方面，都获得了初步发展（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相应机构的建设，如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和一些相应的事业机构，而且一些法规文件、重要会议及重要领导讲话等都提出了科普工作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目标。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农村科普事业初具规模，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经验交流、实验研究、培训及技术上门活动。
1.1.2在农技推广方面
农技推广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形塑。因而，对其研究者颇多且较系统，笔者仅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中国本来是农业社会，但新中国成立不久急切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步伐，而脆弱的工业非常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導的白上而下的农技推广执行机构。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是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由集体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然施行的是国家强制性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那么，此时的农技推广机构不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随着国家战略及经济制度等不断变化，在不够稳定的各方面制度环境下曲折发展，但毕竟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至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由政府推行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大大促进了科技下乡活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的大体发展历程可以通过表2反映出来。
1.2政治运动的特殊推进
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不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这些政治运动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也会窥视到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意义。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1.2.1“大跃进”中的科技下乡
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之际，适逢政治上的“大跃进”运动。当然“大跃进”运动蕴含了很多错误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促进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群众化路线的形成，推进了科技下乡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似乎呈现的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倡导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反映出在文化革命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并推进技术革命，也表明国家对技术及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聂荣臻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及技术革命的高潮时期，中国科协要在这一新形势下努力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推进群众性科技工作进行全面的大跃进。
在这些思想与目标的指引下，在上一阶段四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中国科协这一专门科普机构成立的基础上，中国面向群众、农村和基层的科技传播活动蓬勃开展，与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了起来，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基层和农村。朱效民就曾通过大量的史实考证而指出，这一时期在广大农村，针对农业科技的群众性实验活动和技术上门活动发展了起来。这充分体现出了科技下乡的繁荣景象：各种活动实践性、综合性突出，形式多样；不仅群众性的实验活动蓬勃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各种农村科普学校，针对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新技术等进行宣传培训；地方科协广泛行动起来，与其他部门联合共同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队，广泛开展送技术进村入户活动，等等。“大跃进”运动虽然包括了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的全面推进，但还是以农业为先，群众性的农业技术革命运动高涨，改良农具运动遍及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和新技术，那么它对于科技下乡的意义就显而易见。 然而，从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科技下乡是畸形发展的。这种评价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现实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量和形式上，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并不切合实际，核心思想过分夸大了群众的主观精神而背离了科技的精神实质，使得传播内容和方式等都偏离了科技的本质特征，因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效，其中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思想盛行，农技推广在不合理指挥下曾受挫折，甚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大量精简机构。至1959年，全国农技推广人员被以下放或改行的形式减少了2/3，农技推广站被砍掉了1/3。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的进程与效果。
1.2.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科技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科技活动均被迫中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中国科协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科普书刊、科技广播电视、科技电影等不但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内容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对科技下乡似乎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文革”为政治目的而在客观上造成的无意识的“科技下乡”活动。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被下放的科技专家或“知青”在基层或农村冒险进行了很多针对实际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科普活动和技术推广活动，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文革”期间，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被解体，但由于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些基层科技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插队落户的农技人员在社队领导支持下，建立了各种实验组，进行农技推广活动。较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湖南省华容县率先总结群众经验而创办从县到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其中共有农科队366个、农科站23个，对应工作人员有农业技术干部67人和农民技术员2 722人。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央农林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关注，逐步在全国推广。从而，各种民办科技群众组织与公社农科站和县农科所两级推广机构得到了统和，虽然是行政主导体制，但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地农村现状而发起，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从农户需求出发的优点，使得科技下乡更加具有实效性。
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在“文革”时期被推向了高潮。其规模之大与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仅在起初的两年中，从大中城市被推向农村或边疆的老三届毕业生就达到了400多万，截止到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共1623万。虽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本意并非在于科技下乡，但却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科技输入乡村的作用。很多被下放的“知青”都出于实际需要进行了一定的科技下乡活动，他們虽然并不一定是知名的科技专家，但是整体科技素质较偏远落后农村的村民具有一定的优势，必然在农村中对普及科学知识、技能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史料记载，这样的事例也并不罕见，如河南农学会吴绍揆被下放而帮助农民办科学试验站、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与技能等。
三是关于“五七干校”的活动。“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它以毛泽东对相关报告的批示日期命名，以庆安县“柳河”经验为开端，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劳动改造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五七干校”采取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但工农进校，而且校里的干部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与群众接触，甚至有的干脆转变成了“五七农校”。1969年，中国科协及所属协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均被批判、遣散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些被下放到农村的科技专家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针对当地农民的急需自然会把先进科技传入农村，在农村的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关于农村广播站的建立。“文革”期间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需要而大办农村有线广播，县广播站的事业经费自1969年开始列入了国家预算，到1976年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建成了连接干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虽然广播的内容日渐丧失传播科技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但对于封闭农村的信息贫乏的实际也是非常需要的，也不可能绝对不给农村带来科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为科技下乡打下了重要的媒体设施方面的基础。
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文革”时期这段历史。其一，它显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科技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除了被迫停止的科技活动外，更多内容是以政治舆论为主，科技知识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些破坏作用还会在更深层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其二，虽然它对科技事业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许多科技活动也不是彻底中断的，只是传播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不同，甚至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宣传力度反倒加大了很多，在不经意中偶尔也会伴随有科技知识或科技精神方面的内容；其三，由于特殊的政治运动所造就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却也对特殊需求的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综观整个“初步发展阶段”，科技下乡是在常规建设和特殊机遇下曲折发展的。一方面，科普及农技推广的组织与制度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一些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运动，但对科技下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这些都为科技下乡在组织、制度、方式、内容等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2全面推进阶段（1977-1990）
10年浩劫结束以后，在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各项科技事业逐步得到重建和恢复，科技下乡也开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被全面推进。当然，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科技体制改革造成的组织障碍等，有时科技下乡也会受到很多负面影响。
2.1“经济主战场”定位后的科技下乡环境
1978年成为重要转折年，全国科学大会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并审议通过了科技发展的规划纲要草案。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主战场”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从而让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农村科技需求更加强烈。在国家战略上，虽然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主要目标，但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政策相应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无论是国家政策法规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为科技下乡增加了保障。各类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各种独具特色的科技下乡实践活动开始出现，与前一时期相比，整体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自觉推进的状态。秦红增博士也曾经认为：“科技下乡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现代科技发展乡村即科技下乡才真正进入到自觉时期。” 2.1.1国家政策环境
一是科普政策提供了保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其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了中国科协的配合责任。以中国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契机，中国科技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被推进（见表3），至80年代末科普组织及相关运作机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是“科技兴农”战略带来了契机。198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确立了科技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要性、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论证和部署，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同时还强调了基层农技推广网络的作用发挥和农村生产一线的科技人才方面。
三是“三农”举措给予了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农业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面临农业不发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79年公布施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对“三农”的技术支持，而且鼓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立志务农，而且对他们进行针对性培养，这更加有利于科技下乡的发展；同时，中共中央白1982年开始发布了许多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对农村发展措施及农业科技等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对乡村科技的输入与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等都为科技下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处不一一列举。
2.1.2组织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科技组织与机构开始恢复和重建，尤其是基层的相关工作为科技下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在中国科协“三大”的倡导下，“七五”期间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乡镇科协纷纷恢复和创建，一大批科普服务中心以及科普学校建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重新恢复和创建农技推广网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四级农科网”失去了支撑体系，因而1979年公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文件开始倡导恢复原有的行政主导模式的农技推广网络，指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网，县以下主要抓好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培训工作。”白此，全国开始发展县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了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其专业技术服务性质。到80年代末基本建成了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在很多地方建立起了以县科协、农技推广机构为枢纽，乡镇科普协会、乡镇农民技术学校、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广泛联络教育、科研、国家农技推广单位、企业、群众团体在内的农技推广网络，而且对应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也初见端倪。由此，科技下乡具有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2.2相关科技计划
在各项宏观政策法规对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目标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家出台并实施了许多科技计划，包括基础研究类、政策引导类、科技攻关类和高技术研究类等。这些科技计划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特色科技计划，另一类是间接与科技下乡存在关联的。这里仅介绍第一类，它们都着重强调科技对农村发展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等，是科技下乡重要的手段（见表4），为其奠定了不同层面的基础，同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2.3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基于政策推进及组织保障，在国家重要科技计划的引领下，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对应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形式，这主要见诸表5列举的一些重要实践。
总之，这一时期，科技在农村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科普及农技推广工作更加深入农村基层，科技下乡获得了快速发展。除了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举，如农民田间学校、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和各类示范活动等。同时也树立了各种先进代表和典型，在很多农村出现了“种瓜能手”“养羊带头人”等。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一些不适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因素，科技下乡网络有时也会受到冲击。例如，曾经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农技推广网络在改革中不断地嬗变，偶尔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出现过危机，这自然对科技下乡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技下乡整体上还是面临着良好的各方面环境且呈现出了全面发展的状态。
3高度繁荣阶段（1991-）
在世纪之交及新世纪，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调整，基层科技活动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关乎科技下乡的政策环境及理念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而科技下乡体现出了新特色与新趋向，呈现出了高度繁榮的景象。
3.1突破性政策环境
政策法规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科技下乡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二是科技下乡官方文件首次出台；三是中共十六大打破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发展战略由“农业反哺工业”转向“工业补贴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四是科技下乡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农业科技由“下乡”转向“入户”。这些新突破为科技下乡创造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3.1.1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如表6）
3.1.2科技下乡官方文件出台及中共十六大的影响
专门针对“科技下乡”的官方文件的首次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有了政策保障，十六大报告首次扭转了中国多年来的农村扶持城市工业的弱势地位。这些政策都对科技下乡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推进作用。
1996年，关于“科技下乡”的首个官方文件@正式出台，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总体部署，规定“三下乡”活动的主要任务涉及文化、科技和卫生3个部分。其实，文化下乡和卫生下乡与科技下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内容难免都包含了科技信息，其下乡主体也应该都是科技人员。同时该文件也阐明了“科技下乡”包括3项内容，即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和开展科普活动。正是这一文件的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了明确的政策保障，对应活动如雨后春笋。 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中国白50年代就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始终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二元体制，只有十六大首次进行了新突破，使得城乡关系格局出现了革命性变化。显然，新世纪的农村发展需要城市的支持，这不仅在于资金上的倾斜政策，自然最重要的应该是科技方面的支持，因而科技下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
十六大闭幕之际，中宣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做出决定并由中宣部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扎实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本《通知》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精神，内容明显比1996年的更加深刻、具体，尤其是出现了新的突破。第一，科技下乡范围更广：在“总体要求”中就提出了不但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倡导先进文化，传播科学方法、思想及精神等，提高农民的素质，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第二，科技下乡更加注重实效：在“实施步骤”中规定了要增强“三下乡”活动的实际效果，倾听农民的呼声，力求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第三，开始注意面与点的结合：关注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等，把这些地区作为“三下乡”的重点，要求开展“青年星火西进”和院士专家下乡等活动；第四，开始将科技下乡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提上议事日程：在“实施步骤”中要求要将科技下乡制度化、经常化，达到常下乡、常在乡，真正在农村扎下根来；另外还专门部署了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可见，这一文件引领了科技下乡的方向，开始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部署。
3.1.3“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新突破
科技下乡活动已存在多年，但农业科技往往是能够“下”到乡镇，而难以进村入户，普通农民难于获取所需的科技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下乡和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关注对象。对于“最后一公里”难题，“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实现了新突破。
2004年农业部针对科技入户难的问题发布文件要求在农村重点扶持一批科技示范户，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其任务目标是：“组织各级各类科技单位和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实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构建政府组织推动，市场机制牵动，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新型农业科技网络……”农业部还组织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使得传统与现代、课堂与现场结合了起来。虽然目前实际效果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为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1.4“科教兴农”战略的新推进
“科教兴农”是在前一时期“科技兴农”战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概括而言，它的理念要求是，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作为发展的关键要素，加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科教兴农”战略的理念要求及发展可以通过不同政策文件的规定反映出来（见表7）。
当然除了突破性的政策法规之外，随着十六大带来的突破性变革，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更加突出体现了“科技下乡”的重要而长久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相关重要政策文件，都对科技下乡的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起到了推进作用。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科技进步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些文件目标的实现显然都与对科技下乡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都要求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村输入先进适用技术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科技下乡又被进一步提上了战略高度。总之，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会议等，为科技下乡设立了路标与航线，使得科技下乡活动更加系统化、实效化和制度化。
3.2新的科技计划
随着各项突破性政策法规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的新促进及新要求，科技下乡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不但原有科技计划与时俱进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新的科技计划规划也层出不穷（见表8）。它们从理念、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并非专门针对农村科技的重大科技计划或规划，也为科技下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处不作赘述。
3.3新型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在新时期，不但原有的科技下乡形式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且一些新的活动形式如雨后春笋。这些新形式既关注分散化的小农户，也针对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总共有20个左右。這里仅就较突出的部分加以介绍。
3.3.1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1993年，在铁路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启发下，共青团中央逐步在全国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1994年，对应协会、服务站和网站建立起来，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管理网络，同时各项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也逐步得到完善。这一行动以扶贫济困为主题，要求各地组织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困难群众，更为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提供帮助。近些年来，该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对应出现了各种志愿活动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对科技下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表9。
3.3.2“三支一扶”计划
国家人事部2006年下发文件，要求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其招募工作依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套详细的流程，都要进行各地信息采集，紧密结合基层需求信息进行考核或考试，在专业上侧重于农村急需的农林、水利、医学、教育、经济类等。而且毕业生在上岗前要经过结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严格培训，而且以“三农”政策和本地区基本情况为主要培训内容，工作时间一般为2到3年，期满后自主择业，享受一定的择业优惠政策。可见，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然而却对科技下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3.3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科技特派员行动
科技特派员行动与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开始实施的，虽然二者起初实施的目的不同，但在现实中都是重要的科技人才下乡的活动方式，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
3.3.4科普大篷车和科技列车行动
由于中国大部分农村科技下乡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0年，中国科协承担了研制和配发科普大篷车的任务。至2003年年末，通过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制造的科普大篷车有3种型号，总共38辆，配发给了各地科协使用。白此，科普大篷车（也称“流动的科技馆”）广泛深入偏远农村和西部地区，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活动方式机动灵活，在投入“三下乡”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于“科普大篷车”下鄉的经验，2002年中央文明办等又针对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开展了“科普列车”行动。该行动每次时间达10天左右，由200多位专家组成了科技专家志愿者服务团，他们携带互动展品、展板、挂图和图书等，进行科技培训、展览、报告、咨询等服务。
3.3.5大型科技示范活动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二是农业科技示范场。二者大同小异，虽然名称及运作过程等都不同，但是反映出了基本一致的核心思想，都是农业部门近年来着力运作的“农科教”结合的科技下乡运作模式。该模式在较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示范带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为主，旨在加速农业由数量向质量要求的过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农业园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就开始纷纷建立，差不多覆盖了所有县市。其指导思想是，注重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根据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与产业化；而对于农业科技示范场项目，是2001年才开始在全国启动的，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为农业知识与技术传播的“田间学校”和良种、种苗的繁育基地，最终通过引领作用成为分散农户进入市场的纽带。
3.3.6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
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首创的，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与大市场不协调的情况下产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实践起到了支持和引领作用，进一步，于2007年国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也开始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实践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概念本身，指的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由同一类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同一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组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服务对象的界定，它主要是针对该组织的成员提供多项农业相关服务，包括农资的购买，农业生产及经营方面的各种技术或信息，农产品的贮藏、加工及运输等。
3.3.7中国科普万里行
该活动的特点是，由企业首先实践，而且始终有大型著名企业的支持与参与。它发端于十几年前的“皇明太阳能”科普万里行活动，进而带动了多家知名企业的效仿。正是基于多家企业的经验，2009年由中国科协主办，多部委联合启动了全国性行动，深入贫困地区，对各地的科技需求、难题及典型经验展开调查，同时传播科技知识，提高群众的科技意识，使得科普万里行活动成为国家及地方的重要科普平台。这一活动是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的新科技传播理念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在科技下乡中发挥了其他活动难以替代的作用。其目标在于“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把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科技意识带入乡村、街道、厂矿、企业等社会干家万户，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3.3.8农业专家大院活动
该活动是科技部为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而依托“星火计划”实施的对农服务的新举措。2003年，科技部下发文件正式启动实施了“星火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示范工程”，该文件规定：“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创办和领办以专家为服务主体的各类科技服务组织，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这一项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星火示范基地建设，为科技下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有科普之冬、科普大集、科技致富能手科技下乡、院士专家科技宣讲团下乡、庄稼医院、农村经纪人、农业科技110、科普信息网络、科技副县长和科技副乡长以及多种培训形式。这些丰富多彩的科技下乡活动展现了科技下乡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具体地方操作中的实效性如何，还有待于借鉴历史而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
4“科技下乡”史鉴
纵观历史，“科技下乡”自出现之日起，经历着从自发发展到政策推进的过程，逐步产生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理论，今日从总体上看已经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然而，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科技下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各种体制改革和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且很多政治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于历史上的辉煌成绩，应该透过历史总结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并思考其中不寻常的事件及带来的教训。这种不寻常体现为：一些被普遍认为具有较大破坏性的政治运动对科技下乡似乎不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用，而是还起到了某种特殊的推进作用；反之，原本是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在地方执行中有时却事与愿违，反倒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时期内为科技下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危机。另外，通过全国整体宏观的历史透视，也能够总结出科技下乡的一些基本发展规律、演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等，这些方面同样是进一步地现实研究中应该观照并借鉴的。
归纳起来，这些启示作用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二是“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三是新理念的出现而带来的思考；四是综合借鉴意义。 4.1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主要发端于80年代之后，而且很多改革均起始于农村，那么势必会影响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改革白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革命性的转变，但整体是渐进式发展的。在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博弈，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改革网络和科技下乡的社会与境，由此演绎了科技下乡的挑战与危机，这主要体现于农技推广体制的变化方面。这里所关注的是改革中科技下乡营利性趋向所对应的挑战与启示。这些改革与挑战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出台而不断推进的（见表10）。
这些文件反映了国家对农技推广机构改革的倡导以及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农技推广的趋势。按照政策要求，80年代的改革应建立起专业性、事业性的农技推广体系，各对应机构不再隶属于农业行政部门。可见，在此阶段国家改革的初衷是，想通过拨款限制来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发展多元化的科技推广、服务及经营实体。
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改革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基层，对于那些不能尽快适应的农技推广机构本身来说，这一营利性趋向自然成为他们的巨大挑战，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推广的效果。那么，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在具体社会与境下，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以及自身的创造性能力都是存在质疑的，其改革的后果不堪设想。
4.2“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改革步入了综合化阶段，不仅包括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全国不同层级的行政体制、政府机构等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推进。尤其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至深，同时缠绕了许多其他因素，使得改革境况更加复杂，从而使科技下乡陷入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
基层改革起始于1986年，是伴随着综合改革而以试点的形式逐步推进的，这些试点作为改革重点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现象。這些问题源白于地方实际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地方自身利益问题和国家政策要求彼此博弈：第一，地方对自身财政问题的考虑；第二，面对市场经济，地方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第三，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地方还要减弱对基层、企业等的行政干预作用，努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的地方多重目标就容易导致地方实际改革有时与国家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正是这些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错位引发了科技下乡体系的种种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看，改革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性和科技服务能力。也就是，虽然为了提高科技服务能力而倡导其经营性，但同时并不想牺牲，甚至是要进一步增强其稳定性。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下发了多个文件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见表11）。同时，从1993年起国家也掀起了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三次浪潮，针对事业单位开始推行聘用制，使得它们的人事由身份管理和国家用人向岗位管理和单位用人转变，从而政府职能转变与事业单位改革交织在一起。其实，国家是想通过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而实现重实绩、重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波及面极广，到20世纪末达到高峰。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地方的具体运作状况及其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影响便难以预料。
然而在具体地方与境下，除了部分地区经改革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整体条件得到了改善之外，很多地方依据国家政策，按照（国办发[1999]79号文件和人发[2000]78号）文件，也分别制定了地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乡镇机构改革。甚至有些地方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利益因素的考虑，利用这一契机而扭曲了国家政策法规，把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过早过度地推向了并不成熟的市场。不少乡镇推广机构被当地政府“断奶”，突然转变成了纯粹的经营性的农资经济实体，它们惨遭挫折，为农服务的效率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更为关键的是，在此阶段，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也正在大力推进，许多地区农技推广机构的“三权”被下放，由“条管”变为了“块管”，致使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悄然被卷入乡镇行政机构改革的漩涡之中，并且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乡镇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裁决权和自主权，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实际由业务部门演变成了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资金和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了乡镇政府更多的控制。那么，有些乡镇政府就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在改革中按照权力和对本乡镇政府影响力的大小自主选择下放与否，那么农技推广部门显然是下放目标之一。
显然，中央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改革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出现了扭曲现象。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是国家按照强制性行政手段实施的，地方政府自然在操作中应该顾及中央政策法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的具体与境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会受到原有体制结构、外部社会环境、改革动机、时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当他们面临财政压力和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时，也会从财政实力、部门利益及个人政绩等角度做出决策，而冠冕堂皇地借助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等理由进行扭曲性的改革。如此一来，本来是国家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却演变成了破坏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恶魔”。这一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有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由于前一阶段改革的失败，因而新时期继续进行着改革与调整，总体目标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具体改革政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又开始受到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及由此而来的乡镇机构改革的重大影响。2000年，国家就开始了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伴随而来的便是几乎所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的配套乡镇机构改革。即使不同地区实施的具体形式各异，但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合并、精简机构以及分流、裁减人员等。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随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至最近5年左右才得以重新恢复。那么，长达近20年之久的综合改革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科技下乡的破坏性影响就可想而知。 4.3新理念带来的思考
90年代以后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多年来科技传播领域激化的一系列矛盾已经引起了学界及政界的反思，伴随出现了反映新理念的政策文件（见表12和表13）。这些政策文件发挥了目标引领的作用，对科技传播的理念和内容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自然波及了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
可见，这些政策法规及会议文件等开始倡导科技传播的经营性（或营利性）以及科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开始强调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自主选择权和在农技推广等科技下乡活动中的参与性。同时，从过去只关注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而转向了也关注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引导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科技传播，以促进科技传播的更健康发展。
除了政策法规之外，学术科研成果和现实实践也反映出了科技传播的一些其他新思想。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加强，中国科技传播工作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本土化和因地制宜的同时，国际化趋势凸显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公众理解科学”和“科技传播”等概念，开始强调科技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甚至也偶尔关注科技产生的过程和负面效应等。同时，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统筹并举，不但强调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倡导公众科技素质的提升。在国际后学院科学观和国内生活科学观的影响下，产业科普和生活科普兴起，科技传播开始关注公众的需求，由政府行政推进向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向转变，已经越来越多地强调普惠原则，强调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的发展。
在这些政策法规及新理念的引领下，全国的科技下乡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在新时期的具体地方与境下的运作中，科技下乡实践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新的理念与社会现实能否相容而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还是会引发更多的现实矛盾？这些问题都应该引发学者们的关注。
5结论
历史上的科技下乡表现出了很强的本土化特色，有其独特的产生根源和演化规律，对当下的现实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在历史上体现出的特色、规律及重要影响因素等也应该是现实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其一，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孕育了具有浓厚本土化特色的科技下乡。因而在进一步的现实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挖掘其本土化特色，要考虑到本国实际，不要盲目借鉴国外经验。更要考虑到国内地方的巨大差异性及各自特殊性，必须深入具体社会与境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调研活动，并且在调研之后的阐述中也要特别注意不能过度地将结论进行普适化。
其二，科技下乡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综合改革影响的。由于国家有意识的科技下乡总是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目标，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就决定了科技下乡的目标取向、内容及形式。这就决定了研究者要十分关注国家政策文件的相关核心思想，尤其是改革方面，以了解科技下乡实践的上级指导路线，从而更有利于比较得出地方运作出现的问题。
其三，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为科技下乡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导向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因而其难免会受到大的社会变革或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就决定了它的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这就要求研究者要紧密联系政治因素。
其四，科技下乡活动具有很强的民间实践性。虽然科技下乡自80年代以来很多时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主导作用影响着它的理念、方式及方法等，甚至为科技下乡的基础理念限定了基调。但是，科技下乡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创新实践活动多数是农民基于农业生产实践而白发产生的，只是被中央政府發现后作了进一步推广。也正是这些民间自发的实践活动赋予了科技下乡以新的活力。所以，研究者更要深入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科技应用实践，去了解他们对待和应用科技的真实态度。
其五，科技下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科技下乡是在庞杂的政策文件引领下及众多单位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几乎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以不明身份成长的，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学术界和国家文件中均没有明确将科技下乡纳入农村科普、农技推广或科技传播的范畴，但是科技下乡的实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科技下乡与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科普、农技推广及科技传播理念及方法的不断发展，科技下乡的理念及模式也在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出新特色。那么，在研究中就应注意同时关注这些不同的领域。
总体来说，科技下乡已经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也经过了历史的不断淘洗和破旧出新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缺陷又往往容易暴露于具体地方与境下的实践操作之中，主要在于国家宏观政策法规与地方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能否达到很好的适应性而使科技下乡具有很好的实效。所以，学者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对科技下乡具体社会与境下的微观案例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政治运动和政策法规，而且关注包括民间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方式、运作特点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来挖掘、呈现科技下乡所处的现实社会与境下的复杂权力关系。
关键词 科技传播；科技下乡；史鉴
这里采用广义概念，并不仅限于官方文件出台后的大型科技下乡实践活动，而是指科技信息从城到乡的传递或扩散，因而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既涉及农技推广，也涉及农村科普。
科技下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所以科技下乡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活动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兴农”等战略被确立的基础上，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科技下乡活动只是隐蔽于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事业之中，直至1996年专门的官方文件出台才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从而被意识到和关注到，并且也被推向高潮。到了世纪之交及新世纪，突破性政策法规纷纷出台，科技下乡在新的机遇中为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和意想不到的特点，有时是挑战与危机，有时又是意外的特殊推进。这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方面，恰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有学者就说过，对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下的传播动机、与境及利益关系等复杂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将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演化规律及特色，以史为鉴，为进一步研究及实践奠定基础。将按照三条线索来讨论：其一，在背景方面，关注国家农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发展及政策法规等；其二，重点关注科技下乡的典型活动或特殊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科技下乡活动的特色；其三，更加关注科技下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这能够有利于明确科技下乡具体实践与国家政策体制等的关系，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从而更加合理地评价现实情况。
1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工作也开始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其外衣隐蔽下的科技下乡活动随之不断被推进，在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组织领域内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较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偶尔甚至也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会波及到科技下乡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科技下乡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时是畸形的，综合各个方面还只能说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1.1组织与制度建设
在此期间，无论是农村科普还是农技推广方面，都开始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使得科技下乡达到了初步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1.1.1在农村科普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台的《共同纲领》对科普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科普无论从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制度及目标任务方面，都获得了初步发展（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相应机构的建设，如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和一些相应的事业机构，而且一些法规文件、重要会议及重要领导讲话等都提出了科普工作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目标。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农村科普事业初具规模，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经验交流、实验研究、培训及技术上门活动。
1.1.2在农技推广方面
农技推广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形塑。因而，对其研究者颇多且较系统，笔者仅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中国本来是农业社会，但新中国成立不久急切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步伐，而脆弱的工业非常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導的白上而下的农技推广执行机构。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是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由集体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然施行的是国家强制性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那么，此时的农技推广机构不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随着国家战略及经济制度等不断变化，在不够稳定的各方面制度环境下曲折发展，但毕竟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至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由政府推行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大大促进了科技下乡活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的大体发展历程可以通过表2反映出来。
1.2政治运动的特殊推进
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不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这些政治运动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也会窥视到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意义。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1.2.1“大跃进”中的科技下乡
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之际，适逢政治上的“大跃进”运动。当然“大跃进”运动蕴含了很多错误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促进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群众化路线的形成，推进了科技下乡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似乎呈现的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倡导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反映出在文化革命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并推进技术革命，也表明国家对技术及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聂荣臻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及技术革命的高潮时期，中国科协要在这一新形势下努力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推进群众性科技工作进行全面的大跃进。
在这些思想与目标的指引下，在上一阶段四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中国科协这一专门科普机构成立的基础上，中国面向群众、农村和基层的科技传播活动蓬勃开展，与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了起来，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基层和农村。朱效民就曾通过大量的史实考证而指出，这一时期在广大农村，针对农业科技的群众性实验活动和技术上门活动发展了起来。这充分体现出了科技下乡的繁荣景象：各种活动实践性、综合性突出，形式多样；不仅群众性的实验活动蓬勃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各种农村科普学校，针对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新技术等进行宣传培训；地方科协广泛行动起来，与其他部门联合共同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队，广泛开展送技术进村入户活动，等等。“大跃进”运动虽然包括了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的全面推进，但还是以农业为先，群众性的农业技术革命运动高涨，改良农具运动遍及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和新技术，那么它对于科技下乡的意义就显而易见。 然而，从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科技下乡是畸形发展的。这种评价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现实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量和形式上，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并不切合实际，核心思想过分夸大了群众的主观精神而背离了科技的精神实质，使得传播内容和方式等都偏离了科技的本质特征，因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效，其中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思想盛行，农技推广在不合理指挥下曾受挫折，甚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大量精简机构。至1959年，全国农技推广人员被以下放或改行的形式减少了2/3，农技推广站被砍掉了1/3。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的进程与效果。
1.2.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科技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科技活动均被迫中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中国科协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科普书刊、科技广播电视、科技电影等不但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内容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对科技下乡似乎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文革”为政治目的而在客观上造成的无意识的“科技下乡”活动。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被下放的科技专家或“知青”在基层或农村冒险进行了很多针对实际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科普活动和技术推广活动，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文革”期间，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被解体，但由于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些基层科技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插队落户的农技人员在社队领导支持下，建立了各种实验组，进行农技推广活动。较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湖南省华容县率先总结群众经验而创办从县到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其中共有农科队366个、农科站23个，对应工作人员有农业技术干部67人和农民技术员2 722人。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央农林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关注，逐步在全国推广。从而，各种民办科技群众组织与公社农科站和县农科所两级推广机构得到了统和，虽然是行政主导体制，但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地农村现状而发起，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从农户需求出发的优点，使得科技下乡更加具有实效性。
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在“文革”时期被推向了高潮。其规模之大与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仅在起初的两年中，从大中城市被推向农村或边疆的老三届毕业生就达到了400多万，截止到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共1623万。虽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本意并非在于科技下乡，但却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科技输入乡村的作用。很多被下放的“知青”都出于实际需要进行了一定的科技下乡活动，他們虽然并不一定是知名的科技专家，但是整体科技素质较偏远落后农村的村民具有一定的优势，必然在农村中对普及科学知识、技能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史料记载，这样的事例也并不罕见，如河南农学会吴绍揆被下放而帮助农民办科学试验站、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与技能等。
三是关于“五七干校”的活动。“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它以毛泽东对相关报告的批示日期命名，以庆安县“柳河”经验为开端，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劳动改造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五七干校”采取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但工农进校，而且校里的干部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与群众接触，甚至有的干脆转变成了“五七农校”。1969年，中国科协及所属协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均被批判、遣散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些被下放到农村的科技专家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针对当地农民的急需自然会把先进科技传入农村，在农村的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关于农村广播站的建立。“文革”期间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需要而大办农村有线广播，县广播站的事业经费自1969年开始列入了国家预算，到1976年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建成了连接干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虽然广播的内容日渐丧失传播科技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但对于封闭农村的信息贫乏的实际也是非常需要的，也不可能绝对不给农村带来科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为科技下乡打下了重要的媒体设施方面的基础。
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文革”时期这段历史。其一，它显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科技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除了被迫停止的科技活动外，更多内容是以政治舆论为主，科技知识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些破坏作用还会在更深层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其二，虽然它对科技事业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许多科技活动也不是彻底中断的，只是传播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不同，甚至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宣传力度反倒加大了很多，在不经意中偶尔也会伴随有科技知识或科技精神方面的内容；其三，由于特殊的政治运动所造就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却也对特殊需求的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综观整个“初步发展阶段”，科技下乡是在常规建设和特殊机遇下曲折发展的。一方面，科普及农技推广的组织与制度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一些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运动，但对科技下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这些都为科技下乡在组织、制度、方式、内容等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2全面推进阶段（1977-1990）
10年浩劫结束以后，在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各项科技事业逐步得到重建和恢复，科技下乡也开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被全面推进。当然，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科技体制改革造成的组织障碍等，有时科技下乡也会受到很多负面影响。
2.1“经济主战场”定位后的科技下乡环境
1978年成为重要转折年，全国科学大会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并审议通过了科技发展的规划纲要草案。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主战场”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从而让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农村科技需求更加强烈。在国家战略上，虽然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主要目标，但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政策相应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无论是国家政策法规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为科技下乡增加了保障。各类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各种独具特色的科技下乡实践活动开始出现，与前一时期相比，整体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自觉推进的状态。秦红增博士也曾经认为：“科技下乡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现代科技发展乡村即科技下乡才真正进入到自觉时期。” 2.1.1国家政策环境
一是科普政策提供了保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其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了中国科协的配合责任。以中国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契机，中国科技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被推进（见表3），至80年代末科普组织及相关运作机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是“科技兴农”战略带来了契机。198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确立了科技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要性、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论证和部署，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同时还强调了基层农技推广网络的作用发挥和农村生产一线的科技人才方面。
三是“三农”举措给予了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农业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面临农业不发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79年公布施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对“三农”的技术支持，而且鼓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立志务农，而且对他们进行针对性培养，这更加有利于科技下乡的发展；同时，中共中央白1982年开始发布了许多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对农村发展措施及农业科技等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对乡村科技的输入与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等都为科技下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处不一一列举。
2.1.2组织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科技组织与机构开始恢复和重建，尤其是基层的相关工作为科技下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在中国科协“三大”的倡导下，“七五”期间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乡镇科协纷纷恢复和创建，一大批科普服务中心以及科普学校建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重新恢复和创建农技推广网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四级农科网”失去了支撑体系，因而1979年公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文件开始倡导恢复原有的行政主导模式的农技推广网络，指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网，县以下主要抓好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培训工作。”白此，全国开始发展县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了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其专业技术服务性质。到80年代末基本建成了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在很多地方建立起了以县科协、农技推广机构为枢纽，乡镇科普协会、乡镇农民技术学校、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广泛联络教育、科研、国家农技推广单位、企业、群众团体在内的农技推广网络，而且对应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也初见端倪。由此，科技下乡具有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2.2相关科技计划
在各项宏观政策法规对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目标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家出台并实施了许多科技计划，包括基础研究类、政策引导类、科技攻关类和高技术研究类等。这些科技计划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特色科技计划，另一类是间接与科技下乡存在关联的。这里仅介绍第一类，它们都着重强调科技对农村发展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等，是科技下乡重要的手段（见表4），为其奠定了不同层面的基础，同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2.3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基于政策推进及组织保障，在国家重要科技计划的引领下，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对应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形式，这主要见诸表5列举的一些重要实践。
总之，这一时期，科技在农村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科普及农技推广工作更加深入农村基层，科技下乡获得了快速发展。除了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举，如农民田间学校、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和各类示范活动等。同时也树立了各种先进代表和典型，在很多农村出现了“种瓜能手”“养羊带头人”等。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一些不适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因素，科技下乡网络有时也会受到冲击。例如，曾经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农技推广网络在改革中不断地嬗变，偶尔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出现过危机，这自然对科技下乡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技下乡整体上还是面临着良好的各方面环境且呈现出了全面发展的状态。
3高度繁荣阶段（1991-）
在世纪之交及新世纪，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调整，基层科技活动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关乎科技下乡的政策环境及理念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而科技下乡体现出了新特色与新趋向，呈现出了高度繁榮的景象。
3.1突破性政策环境
政策法规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科技下乡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二是科技下乡官方文件首次出台；三是中共十六大打破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发展战略由“农业反哺工业”转向“工业补贴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四是科技下乡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农业科技由“下乡”转向“入户”。这些新突破为科技下乡创造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3.1.1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如表6）
3.1.2科技下乡官方文件出台及中共十六大的影响
专门针对“科技下乡”的官方文件的首次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有了政策保障，十六大报告首次扭转了中国多年来的农村扶持城市工业的弱势地位。这些政策都对科技下乡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推进作用。
1996年，关于“科技下乡”的首个官方文件@正式出台，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总体部署，规定“三下乡”活动的主要任务涉及文化、科技和卫生3个部分。其实，文化下乡和卫生下乡与科技下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内容难免都包含了科技信息，其下乡主体也应该都是科技人员。同时该文件也阐明了“科技下乡”包括3项内容，即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和开展科普活动。正是这一文件的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了明确的政策保障，对应活动如雨后春笋。 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中国白50年代就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始终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二元体制，只有十六大首次进行了新突破，使得城乡关系格局出现了革命性变化。显然，新世纪的农村发展需要城市的支持，这不仅在于资金上的倾斜政策，自然最重要的应该是科技方面的支持，因而科技下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
十六大闭幕之际，中宣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做出决定并由中宣部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扎实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本《通知》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精神，内容明显比1996年的更加深刻、具体，尤其是出现了新的突破。第一，科技下乡范围更广：在“总体要求”中就提出了不但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倡导先进文化，传播科学方法、思想及精神等，提高农民的素质，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第二，科技下乡更加注重实效：在“实施步骤”中规定了要增强“三下乡”活动的实际效果，倾听农民的呼声，力求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第三，开始注意面与点的结合：关注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等，把这些地区作为“三下乡”的重点，要求开展“青年星火西进”和院士专家下乡等活动；第四，开始将科技下乡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提上议事日程：在“实施步骤”中要求要将科技下乡制度化、经常化，达到常下乡、常在乡，真正在农村扎下根来；另外还专门部署了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可见，这一文件引领了科技下乡的方向，开始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部署。
3.1.3“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新突破
科技下乡活动已存在多年，但农业科技往往是能够“下”到乡镇，而难以进村入户，普通农民难于获取所需的科技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下乡和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关注对象。对于“最后一公里”难题，“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实现了新突破。
2004年农业部针对科技入户难的问题发布文件要求在农村重点扶持一批科技示范户，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其任务目标是：“组织各级各类科技单位和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实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构建政府组织推动，市场机制牵动，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新型农业科技网络……”农业部还组织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使得传统与现代、课堂与现场结合了起来。虽然目前实际效果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为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1.4“科教兴农”战略的新推进
“科教兴农”是在前一时期“科技兴农”战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概括而言，它的理念要求是，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作为发展的关键要素，加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科教兴农”战略的理念要求及发展可以通过不同政策文件的规定反映出来（见表7）。
当然除了突破性的政策法规之外，随着十六大带来的突破性变革，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更加突出体现了“科技下乡”的重要而长久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相关重要政策文件，都对科技下乡的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起到了推进作用。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科技进步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些文件目标的实现显然都与对科技下乡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都要求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村输入先进适用技术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科技下乡又被进一步提上了战略高度。总之，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会议等，为科技下乡设立了路标与航线，使得科技下乡活动更加系统化、实效化和制度化。
3.2新的科技计划
随着各项突破性政策法规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的新促进及新要求，科技下乡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不但原有科技计划与时俱进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新的科技计划规划也层出不穷（见表8）。它们从理念、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并非专门针对农村科技的重大科技计划或规划，也为科技下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处不作赘述。
3.3新型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在新时期，不但原有的科技下乡形式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且一些新的活动形式如雨后春笋。这些新形式既关注分散化的小农户，也针对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总共有20个左右。這里仅就较突出的部分加以介绍。
3.3.1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1993年，在铁路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启发下，共青团中央逐步在全国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1994年，对应协会、服务站和网站建立起来，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管理网络，同时各项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也逐步得到完善。这一行动以扶贫济困为主题，要求各地组织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困难群众，更为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提供帮助。近些年来，该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对应出现了各种志愿活动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对科技下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表9。
3.3.2“三支一扶”计划
国家人事部2006年下发文件，要求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其招募工作依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套详细的流程，都要进行各地信息采集，紧密结合基层需求信息进行考核或考试，在专业上侧重于农村急需的农林、水利、医学、教育、经济类等。而且毕业生在上岗前要经过结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严格培训，而且以“三农”政策和本地区基本情况为主要培训内容，工作时间一般为2到3年，期满后自主择业，享受一定的择业优惠政策。可见，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然而却对科技下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3.3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科技特派员行动
科技特派员行动与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开始实施的，虽然二者起初实施的目的不同，但在现实中都是重要的科技人才下乡的活动方式，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
3.3.4科普大篷车和科技列车行动
由于中国大部分农村科技下乡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0年，中国科协承担了研制和配发科普大篷车的任务。至2003年年末，通过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制造的科普大篷车有3种型号，总共38辆，配发给了各地科协使用。白此，科普大篷车（也称“流动的科技馆”）广泛深入偏远农村和西部地区，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活动方式机动灵活，在投入“三下乡”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于“科普大篷车”下鄉的经验，2002年中央文明办等又针对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开展了“科普列车”行动。该行动每次时间达10天左右，由200多位专家组成了科技专家志愿者服务团，他们携带互动展品、展板、挂图和图书等，进行科技培训、展览、报告、咨询等服务。
3.3.5大型科技示范活动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二是农业科技示范场。二者大同小异，虽然名称及运作过程等都不同，但是反映出了基本一致的核心思想，都是农业部门近年来着力运作的“农科教”结合的科技下乡运作模式。该模式在较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示范带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为主，旨在加速农业由数量向质量要求的过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农业园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就开始纷纷建立，差不多覆盖了所有县市。其指导思想是，注重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根据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与产业化；而对于农业科技示范场项目，是2001年才开始在全国启动的，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为农业知识与技术传播的“田间学校”和良种、种苗的繁育基地，最终通过引领作用成为分散农户进入市场的纽带。
3.3.6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
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首创的，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与大市场不协调的情况下产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实践起到了支持和引领作用，进一步，于2007年国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也开始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实践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概念本身，指的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由同一类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同一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组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服务对象的界定，它主要是针对该组织的成员提供多项农业相关服务，包括农资的购买，农业生产及经营方面的各种技术或信息，农产品的贮藏、加工及运输等。
3.3.7中国科普万里行
该活动的特点是，由企业首先实践，而且始终有大型著名企业的支持与参与。它发端于十几年前的“皇明太阳能”科普万里行活动，进而带动了多家知名企业的效仿。正是基于多家企业的经验，2009年由中国科协主办，多部委联合启动了全国性行动，深入贫困地区，对各地的科技需求、难题及典型经验展开调查，同时传播科技知识，提高群众的科技意识，使得科普万里行活动成为国家及地方的重要科普平台。这一活动是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的新科技传播理念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在科技下乡中发挥了其他活动难以替代的作用。其目标在于“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把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科技意识带入乡村、街道、厂矿、企业等社会干家万户，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3.3.8农业专家大院活动
该活动是科技部为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而依托“星火计划”实施的对农服务的新举措。2003年，科技部下发文件正式启动实施了“星火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示范工程”，该文件规定：“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创办和领办以专家为服务主体的各类科技服务组织，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这一项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星火示范基地建设，为科技下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有科普之冬、科普大集、科技致富能手科技下乡、院士专家科技宣讲团下乡、庄稼医院、农村经纪人、农业科技110、科普信息网络、科技副县长和科技副乡长以及多种培训形式。这些丰富多彩的科技下乡活动展现了科技下乡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具体地方操作中的实效性如何，还有待于借鉴历史而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
4“科技下乡”史鉴
纵观历史，“科技下乡”自出现之日起，经历着从自发发展到政策推进的过程，逐步产生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理论，今日从总体上看已经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然而，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科技下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各种体制改革和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且很多政治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于历史上的辉煌成绩，应该透过历史总结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并思考其中不寻常的事件及带来的教训。这种不寻常体现为：一些被普遍认为具有较大破坏性的政治运动对科技下乡似乎不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用，而是还起到了某种特殊的推进作用；反之，原本是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在地方执行中有时却事与愿违，反倒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时期内为科技下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危机。另外，通过全国整体宏观的历史透视，也能够总结出科技下乡的一些基本发展规律、演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等，这些方面同样是进一步地现实研究中应该观照并借鉴的。
归纳起来，这些启示作用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二是“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三是新理念的出现而带来的思考；四是综合借鉴意义。 4.1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主要发端于80年代之后，而且很多改革均起始于农村，那么势必会影响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改革白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革命性的转变，但整体是渐进式发展的。在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博弈，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改革网络和科技下乡的社会与境，由此演绎了科技下乡的挑战与危机，这主要体现于农技推广体制的变化方面。这里所关注的是改革中科技下乡营利性趋向所对应的挑战与启示。这些改革与挑战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出台而不断推进的（见表10）。
这些文件反映了国家对农技推广机构改革的倡导以及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农技推广的趋势。按照政策要求，80年代的改革应建立起专业性、事业性的农技推广体系，各对应机构不再隶属于农业行政部门。可见，在此阶段国家改革的初衷是，想通过拨款限制来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发展多元化的科技推广、服务及经营实体。
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改革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基层，对于那些不能尽快适应的农技推广机构本身来说，这一营利性趋向自然成为他们的巨大挑战，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推广的效果。那么，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在具体社会与境下，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以及自身的创造性能力都是存在质疑的，其改革的后果不堪设想。
4.2“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改革步入了综合化阶段，不仅包括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全国不同层级的行政体制、政府机构等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推进。尤其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至深，同时缠绕了许多其他因素，使得改革境况更加复杂，从而使科技下乡陷入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
基层改革起始于1986年，是伴随着综合改革而以试点的形式逐步推进的，这些试点作为改革重点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现象。這些问题源白于地方实际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地方自身利益问题和国家政策要求彼此博弈：第一，地方对自身财政问题的考虑；第二，面对市场经济，地方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第三，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地方还要减弱对基层、企业等的行政干预作用，努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的地方多重目标就容易导致地方实际改革有时与国家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正是这些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错位引发了科技下乡体系的种种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看，改革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性和科技服务能力。也就是，虽然为了提高科技服务能力而倡导其经营性，但同时并不想牺牲，甚至是要进一步增强其稳定性。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下发了多个文件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见表11）。同时，从1993年起国家也掀起了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三次浪潮，针对事业单位开始推行聘用制，使得它们的人事由身份管理和国家用人向岗位管理和单位用人转变，从而政府职能转变与事业单位改革交织在一起。其实，国家是想通过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而实现重实绩、重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波及面极广，到20世纪末达到高峰。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地方的具体运作状况及其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影响便难以预料。
然而在具体地方与境下，除了部分地区经改革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整体条件得到了改善之外，很多地方依据国家政策，按照（国办发[1999]79号文件和人发[2000]78号）文件，也分别制定了地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乡镇机构改革。甚至有些地方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利益因素的考虑，利用这一契机而扭曲了国家政策法规，把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过早过度地推向了并不成熟的市场。不少乡镇推广机构被当地政府“断奶”，突然转变成了纯粹的经营性的农资经济实体，它们惨遭挫折，为农服务的效率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更为关键的是，在此阶段，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也正在大力推进，许多地区农技推广机构的“三权”被下放，由“条管”变为了“块管”，致使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悄然被卷入乡镇行政机构改革的漩涡之中，并且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乡镇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裁决权和自主权，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实际由业务部门演变成了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资金和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了乡镇政府更多的控制。那么，有些乡镇政府就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在改革中按照权力和对本乡镇政府影响力的大小自主选择下放与否，那么农技推广部门显然是下放目标之一。
显然，中央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改革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出现了扭曲现象。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是国家按照强制性行政手段实施的，地方政府自然在操作中应该顾及中央政策法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的具体与境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会受到原有体制结构、外部社会环境、改革动机、时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当他们面临财政压力和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时，也会从财政实力、部门利益及个人政绩等角度做出决策，而冠冕堂皇地借助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等理由进行扭曲性的改革。如此一来，本来是国家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却演变成了破坏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恶魔”。这一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有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由于前一阶段改革的失败，因而新时期继续进行着改革与调整，总体目标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具体改革政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又开始受到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及由此而来的乡镇机构改革的重大影响。2000年，国家就开始了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伴随而来的便是几乎所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的配套乡镇机构改革。即使不同地区实施的具体形式各异，但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合并、精简机构以及分流、裁减人员等。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随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至最近5年左右才得以重新恢复。那么，长达近20年之久的综合改革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科技下乡的破坏性影响就可想而知。 4.3新理念带来的思考
90年代以后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多年来科技传播领域激化的一系列矛盾已经引起了学界及政界的反思，伴随出现了反映新理念的政策文件（见表12和表13）。这些政策文件发挥了目标引领的作用，对科技传播的理念和内容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自然波及了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
可见，这些政策法规及会议文件等开始倡导科技传播的经营性（或营利性）以及科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开始强调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自主选择权和在农技推广等科技下乡活动中的参与性。同时，从过去只关注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而转向了也关注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引导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科技传播，以促进科技传播的更健康发展。
除了政策法规之外，学术科研成果和现实实践也反映出了科技传播的一些其他新思想。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加强，中国科技传播工作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本土化和因地制宜的同时，国际化趋势凸显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公众理解科学”和“科技传播”等概念，开始强调科技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甚至也偶尔关注科技产生的过程和负面效应等。同时，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统筹并举，不但强调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倡导公众科技素质的提升。在国际后学院科学观和国内生活科学观的影响下，产业科普和生活科普兴起，科技传播开始关注公众的需求，由政府行政推进向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向转变，已经越来越多地强调普惠原则，强调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的发展。
在这些政策法规及新理念的引领下，全国的科技下乡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在新时期的具体地方与境下的运作中，科技下乡实践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新的理念与社会现实能否相容而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还是会引发更多的现实矛盾？这些问题都应该引发学者们的关注。
5结论
历史上的科技下乡表现出了很强的本土化特色，有其独特的产生根源和演化规律，对当下的现实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在历史上体现出的特色、规律及重要影响因素等也应该是现实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其一，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孕育了具有浓厚本土化特色的科技下乡。因而在进一步的现实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挖掘其本土化特色，要考虑到本国实际，不要盲目借鉴国外经验。更要考虑到国内地方的巨大差异性及各自特殊性，必须深入具体社会与境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调研活动，并且在调研之后的阐述中也要特别注意不能过度地将结论进行普适化。
其二，科技下乡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综合改革影响的。由于国家有意识的科技下乡总是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目标，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就决定了科技下乡的目标取向、内容及形式。这就决定了研究者要十分关注国家政策文件的相关核心思想，尤其是改革方面，以了解科技下乡实践的上级指导路线，从而更有利于比较得出地方运作出现的问题。
其三，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为科技下乡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导向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因而其难免会受到大的社会变革或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就决定了它的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这就要求研究者要紧密联系政治因素。
其四，科技下乡活动具有很强的民间实践性。虽然科技下乡自80年代以来很多时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主导作用影响着它的理念、方式及方法等，甚至为科技下乡的基础理念限定了基调。但是，科技下乡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创新实践活动多数是农民基于农业生产实践而白发产生的，只是被中央政府發现后作了进一步推广。也正是这些民间自发的实践活动赋予了科技下乡以新的活力。所以，研究者更要深入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科技应用实践，去了解他们对待和应用科技的真实态度。
其五，科技下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科技下乡是在庞杂的政策文件引领下及众多单位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几乎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以不明身份成长的，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学术界和国家文件中均没有明确将科技下乡纳入农村科普、农技推广或科技传播的范畴，但是科技下乡的实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科技下乡与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科普、农技推广及科技传播理念及方法的不断发展，科技下乡的理念及模式也在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出新特色。那么，在研究中就应注意同时关注这些不同的领域。
总体来说，科技下乡已经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也经过了历史的不断淘洗和破旧出新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缺陷又往往容易暴露于具体地方与境下的实践操作之中，主要在于国家宏观政策法规与地方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能否达到很好的适应性而使科技下乡具有很好的实效。所以，学者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对科技下乡具体社会与境下的微观案例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政治运动和政策法规，而且关注包括民间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方式、运作特点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来挖掘、呈现科技下乡所处的现实社会与境下的复杂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