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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和瞿秋白的作品中，论说类文章（包括杂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有着共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巧喻明理，形象入论。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对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评价就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明白晓畅。瞿秋白用博喻热情评价和赞颂鲁迅先生：“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并说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正确地评价了鲁迅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奠基作用。瞿秋白还运用比喻言简意赅地指出，鲁迅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以“战书”作喻，显示出鲁迅杂文强烈的战斗性。由此可见，瞿秋白和鲁迅一样，善于运用比喻，状物传神，达到“喻巧而理至”的艺术境界，使读者获得美的艺术享受和深刻启迪。
一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有名的诗句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表现了他的伟大人格。鲁迅杂文的比喻首先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热爱。
鲁迅先生不愧是高等画家。他把敌人比为“媚态的猫”“比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恶鬼和豺狼”“山羊”“黑暗中灭亡的动物”。这些比喻把鲁迅憎恨敌人的思想感情鲜明地表达出来了，不仅揭露了敌人无耻、狡猾的嘴脸，更指出他们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工具，使群众“虽死也应该如羊”，博得“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鲁迅先生彻底发扬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主张痛打“落水狗”。
瞿秋白论说类文章（包括杂文）的比喻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作者在使用这一修辞时，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在瞿秋白的笔下，中外反动派、反动文人、腐朽的事物都形象地露出了丑陋的嘴脸。他把世界资本主义比为“毒龙”，把地主比为“土蜘蛛”，把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比为“僵尸”。
鲁迅和瞿秋白在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对敌人揭露时，都体现出深刻性，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以及洞察事物的穿透力。
鲁迅先生善于抓住敌人最本质的东西来加以深刻地揭露。他把敌人比为“狼虎”“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揭露其凶残;用“大骗子”作比，揭露其欺诈;用“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舔一点油汁，还要拉下一点蝇矢的苍蝇”的比喻，揭露其卑鄙、无耻。总之，从多方面揭露敌人的本质，“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写在〈坟〉后面》）鲁迅先生还善于抓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揭露帝国主义与反动文人的主奴关系，把反动文人“民族主义文学”比为帝国主义的“宠犬”“奴才”“有用的鹰犬”，表现两者狼狈为奸，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恶行。
瞿秋白同样善于运用比喻，似匕首一下刺中敌人要害之处。但与鲁迅先生“同中有异”不一样的是，瞿秋白文中的比喻的政论色彩浓，他更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手段方面对中外反动派加以揭露。他揭露帝国主义到处掠夺的强盗行径：“一只手拿着算盘，一只手拿着宝剑，做生意做到那里，也就是抢到那里。”（《流氓民德》）他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国际的财神老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什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真假唐吉诃德》）他还用“毒菌”“忧心”等通俗比喻，揭露统治阶级以旧思想、旧意识毒害人民的罪行：“宗法社会的毒菌，还在毒死成千成万的武侠神怪小说的读者群众。”（《红萝卜》）而统治阶级的政法、法律、宗法、教育、风俗、文艺，“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多的洞。”（《忏悔》）
与鲁迅先生一样，瞿秋白用比喻来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关系，而且使用的比喻不是单一的。他以“大财神、恶霸、阎王、主子”来比喻帝国主义，以“小财神”“杂种财神”“小狗”“奴婢”“保镖”来比喻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他在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关系时，还尖锐地指出反动统治当局的奴性本质。他说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民族的灵魂》）与鲁迅杂文用比喻来揭露中外反动派相比，瞿秋白在这一点上还有其本身的特点：其一，他指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这一特殊政治、军事现象的实质，他认为，每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有小狗“军阀”，每个军阀，都有“后台”，每一次军阀混战的发生，可以说就是各个帝国主义冲突的一幕，都是各个帝国主义“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子夜〉和国货年》）其二，运用一连串比喻，揭示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发展到殖民地的时候，那就有点儿变种，大概是从海盗种变成了流氓种。请看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根性就脱离不了封建式的地主绅士的混乱的血统关系，他们不能够当海盗，他们只能够当海盗的奴才。”（《流氓尼德》）用“变种”“海盗种”“流氓种”“血统关系”“海盗的奴才”这些比喻，形象地揭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的血统联系以及根本上的软弱性。
创作总植根于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与“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爱得愈深，恨得愈切。鲁迅愿意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他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总把自己比为“疲牛”，“有时不免呐喊几声”。他热情歌颂新生事物及其发展：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比为“荒野中的萌芽”，歌颂这新生的萌芽，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像一块“大石”摧残革命文学的罪行。从鲁迅杂文的比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人民、革命先驱者、同志炽热真挚的深情。他将民众比为“土”，天才比为“花木”，说明“土”比“花木”更重要，没有民众，也就没有天才，可见他十分重视民众的作用。他庆幸自己能和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做伙伴，犹如“炮兵”与“驭马”者，称李大钊的遗文为“革命历史上的丰碑”。在这些比喻中，表达了他的无限崇敬之情。他称韦素园为“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赞扬韦素园切切实实地为中国文学工作做出的成绩。鲁迅运用比喻，表现了他鲜明的思想感情。 瞿秋白以乐观的精神，看到最黑暗的年代，革命形势正在迅猛发展，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中，热情歌颂革命斗争的声势和力量，指出大众的斗争“已经像潮水似的涌上去。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而中外反动派如坐针毡，“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山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喉咙。”在《反财神》一文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新的文化革命的“火焰”是“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前景光明灿烂。革命火焰将“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肃清全宇宙的垃圾堆”。他以无限的激情，欢呼革命的“暴风雨”与“霹雳”。称美国进步作家德莱赛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无穷的光彩”，德莱塞“像一只老象”那样坚定，“是个六十岁的婴儿”，获得新生命。
总之，如果说，鲁迅杂文中的比喻体现出作者爱得深沉，那么，瞿秋白论说类文章的比喻体现出作者爱得热情、明朗，这是由两个人不同的禀性与创作个性决定的，但两人爱与恨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
朱光潜先生说：“我很相信说理文要写好，也还是要动一点感情，要用一点形象思维。”鲁迅杂文的比喻具有形象性的特色，这首先表现在善于用比喻来勾画形象的画面：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论第三种人》）借“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离不开焦躁着”的形象画面讽刺敌人，揭穿敌人，揭穿做“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作家总是有阶级倾向性的。鲁迅杂文中还勾勒了当时所谓“革命文学家”脚踏两条船的面貌。“‘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了一些，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了一些，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在这里，他形象地刻画了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认识，革命一受压迫，他们就不革命了。
瞿秋白在运用比喻时，也注意了语言的形象性。他这样写道：江浙帮和广东帮“大大的斗了一阵法宝”，演了“一出滑稽戏”，结果“长着翅膀会飞的皇帝又飞回了金銮宝殿;于是乎梦想正位的太子仍旧只能够稍微委屈一些。”（《财神的神通》）整个语境以及比喻都是形象的，而且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谚语、成语、典故、寓言故事的运用，增强了鲁迅杂文比喻的形象性。如：用“绣花枕头”形象地指出他们外强中干。用“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谚语，说明康有为一类人由革新趋向保守、倒退，成为统治阶级反对革新的工具。以“明珠暗投”成语作比喻，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用“挂着羊头卖狗肉”比喻当时有些人用文人相轻这块招牌，达到营私的目的。用“许褚赤膊上阵”的典故告诫我们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希望革命者提高斗争艺术。以“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的寓言来比喻，说明经济权的重要性。
瞿秋白也用成语故事来比喻，增强形象性。他将缺乏团结心与凝聚力的人喻为“一盘散沙”：“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吉诃德的时代》）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把胡适比为妄想扑灭革命烈火的“鹦哥儿”，并引用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运用故事内容，增强了形象性，生动性。
就比喻的形象性而言，鲁迅杂文比瞿秋白论说类文章强，而且表现手法多变。
三
鲁迅杂文的比喻除了具有鲜明性、形象性以外，还有通俗性、多样性的特色。
比喻的作用本来就在于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深奥的道理通俗化，使人一目了然，通俗易懂。鲁迅杂文的比喻也是如此。如，鲁迅先生用“争夺旧椅子”比喻统治阶级的革命，指出其实质是换汤不换药，只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先前的一个剥削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他用“兄弟”比喻“王道”与“霸道”，一针见血地指出王道的实质与霸道一样，“王道”与“霸道”是统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他又用“人体的胖瘦”作譬，通俗地揭露了“第三种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些比喻十分通俗。
与鲁迅先生一样，瞿秋白的比喻通俗易懂。红萝卜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瞿秋白抓住红萝卜的特征，比喻自称为“自由的知识阶级”自由人，揭露这种文人阴险狡猾的手法及危害性。他指出：“红萝卜是什么？红萝卜是一种植物，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红萝卜》）他以“老鸨婆”这一通俗的比喻，以辛辣俏皮的笔调，揭露汪精卫卖国投降、为日本侵略者效命的无耻行径 ：“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风韵犹存，虽在出卖人，还兼自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又刁声浪气地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瞿秋白十分重视语言的通俗性，在比喻的通俗性方面是突出的。即使在论述文学的阶级性这一文艺理论重大问题时，也用“陪嫁的丫鬟”作喻，他说：“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鬟，跟着文学去出嫁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们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鲁迅杂文比喻手法是多样的。首先表现在他擅长于反语，讽刺敌人，打击敌人。如：“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从帮忙到扯淡》）用“国家的柱石”来讽刺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达官贵人、走狗文人;“释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天上地下》）用“释迦”比喻专制独裁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鲁迅杂文中，运用博喻，使被比喻的事物更明确，更全面，更突出。“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夜颂》）用“黑暗的装饰”“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博喻，透过表面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本质。用“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博喻来揭穿冒牌革命文学对青年的毒害。用“不可能的难题”“空洞的高谈”“毒害革命的甜药”博喻来驳斥那种要求革命队伍纯粹而又纯粹的“左”倾观点，指出这是“毒害革命”的一种理论。用肯定、否定的对比笔法，可以起到相互映衬，更加突出被喻者的作用。如：“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门外文谈》）用“金钱”与“性命”比喻同一事物“时间”，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社会，表达了不同的时间观。又如：“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谁又能说他错？”（《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以“杀人”和“杀杀人犯”比喻新月派不能超然的道理，揭露“新月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在这里，鲁迅先生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例，两相对照，逐步深入，启发读者思考，让读者自然地得出结论。 瞿秋白也采用反语，寓庄于谐，妙趣横生。他说：“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已经剥落殆尽。”（《最艺术的国家》）对“中华民国”进行辛辣的讽刺。在揭露文痴时，他说这些文痴“像兔子一样的‘聪明’”，“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许‘走出了象牙之塔’又走进了‘水晶之宫’”，“即使不幸谪出了象牙之塔和水晶之宫，也还会吹箫吴市，做个风雅乞丐”。（《世纪末的悲哀》）用了“像兔子”“象牙塔”“水晶宫”“风雅乞丐”这一连串的比喻，形象地勾画文痴的生活环境、境遇，并结合反语修辞格的使用，嬉笑怒骂，藏锋寓意，增强文章的幽默感。
瞿秋白也使用博喻。他指出，私有制的社会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做不吉利的动物，恐吓她，威胁她，要她奴隶般地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关于女人》）他用“私产”“商品”“玩具”博喻来说明妇女在旧社会里地位的低下。在上文所引评价鲁迅先生以及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也用了博喻。但总的来说，不如鲁迅先生使用博喻来得突出。但瞿秋白善于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全面说明问题与道理。这一点上，又与鲁迅先生运用博喻不同，显示出其独特之处。瞿秋白在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时，有三种展开方式。
其一，进行横向展开，以不同的比喻来比不同类型的人物、事物，进行多重性的相互对照，以加深读者的印象。他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里以“中世纪的茅坑”来比喻封建残余，以“走狗”来比喻反动统治者豢养的反动文人，以“披起粉红色的外套”比喻这些反动文人貌似革命实质上反动，以“纸老虎”与“发了疯”比喻这些反动文人的虚弱本质以及极端的疯狂性，以“从狂人到疯狗”比喻由激进而走向堕落的文人。将三种不同的人物对旧的封建残余、新的文化革命的态度，描绘得一清二楚。
其二，进行纵向展开，以不同的比喻显示人物思想进程或事物发展过程，使得脉络清晰。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他又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叙述鲁迅的生活经历，用了“葛藤”“宫殿”“诸葛亮”“私生子”“旧茅厕”，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先生从小与普通民众的天然联系，与过去的生活决裂，对原来阶级的彻底背叛，真诚地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严肃而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不断改造世界观的自觉、积极的态度。
其三，抓住本质，纵横展开。瞿秋白指出，中国的绅商，“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拼命地攻打工农红军。而民族主义的文艺家的“狗鼻子”，闻得到革命青年心灵之中的火药气，觉得到劳动群众的震怒的神经，“想用‘民族的神明’的牌位，要劳动青年朝它跪拜，想念着吃人肉喝人血的符咒，受人家疯狂似的浊气一冲往炮口里送”，想用种种花言巧语鼓动人家去“当炮灰”，用了“狗命”“狗鼻子”“狗相”“狗把戏”等比喻，扣住“狗”字展开，展开联想，显示出被比喻的事物的整体形象。他还揭示“中国人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的意识的影响”，（《〈子夜〉和国货年》）唤醒人们要摆脱反动统治者所散布的思想影响以及“潜意识”。
在鲁迅杂文中，用战斗的名称来作比喻，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生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他的一生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他把敌人比为“靶子”，把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攻击比为“明枪暗箭”，把战斗的阵营比为“一营垒”，把“生存的小品文”比为“匕首”“投枪”，把文艺作品比为“刀，棍”，要革命者采用“壕堑战”，进行“韧”的战斗，等等，都充实了作品的战斗性。这也是鲁迅杂文的比喻所特有的。
（连云港市新浦中学）
一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有名的诗句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表现了他的伟大人格。鲁迅杂文的比喻首先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热爱。
鲁迅先生不愧是高等画家。他把敌人比为“媚态的猫”“比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恶鬼和豺狼”“山羊”“黑暗中灭亡的动物”。这些比喻把鲁迅憎恨敌人的思想感情鲜明地表达出来了，不仅揭露了敌人无耻、狡猾的嘴脸，更指出他们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工具，使群众“虽死也应该如羊”，博得“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鲁迅先生彻底发扬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主张痛打“落水狗”。
瞿秋白论说类文章（包括杂文）的比喻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作者在使用这一修辞时，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在瞿秋白的笔下，中外反动派、反动文人、腐朽的事物都形象地露出了丑陋的嘴脸。他把世界资本主义比为“毒龙”，把地主比为“土蜘蛛”，把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比为“僵尸”。
鲁迅和瞿秋白在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对敌人揭露时，都体现出深刻性，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以及洞察事物的穿透力。
鲁迅先生善于抓住敌人最本质的东西来加以深刻地揭露。他把敌人比为“狼虎”“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揭露其凶残;用“大骗子”作比，揭露其欺诈;用“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舔一点油汁，还要拉下一点蝇矢的苍蝇”的比喻，揭露其卑鄙、无耻。总之，从多方面揭露敌人的本质，“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写在〈坟〉后面》）鲁迅先生还善于抓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揭露帝国主义与反动文人的主奴关系，把反动文人“民族主义文学”比为帝国主义的“宠犬”“奴才”“有用的鹰犬”，表现两者狼狈为奸，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恶行。
瞿秋白同样善于运用比喻，似匕首一下刺中敌人要害之处。但与鲁迅先生“同中有异”不一样的是，瞿秋白文中的比喻的政论色彩浓，他更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手段方面对中外反动派加以揭露。他揭露帝国主义到处掠夺的强盗行径：“一只手拿着算盘，一只手拿着宝剑，做生意做到那里，也就是抢到那里。”（《流氓民德》）他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国际的财神老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什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真假唐吉诃德》）他还用“毒菌”“忧心”等通俗比喻，揭露统治阶级以旧思想、旧意识毒害人民的罪行：“宗法社会的毒菌，还在毒死成千成万的武侠神怪小说的读者群众。”（《红萝卜》）而统治阶级的政法、法律、宗法、教育、风俗、文艺，“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多的洞。”（《忏悔》）
与鲁迅先生一样，瞿秋白用比喻来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关系，而且使用的比喻不是单一的。他以“大财神、恶霸、阎王、主子”来比喻帝国主义，以“小财神”“杂种财神”“小狗”“奴婢”“保镖”来比喻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他在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关系时，还尖锐地指出反动统治当局的奴性本质。他说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民族的灵魂》）与鲁迅杂文用比喻来揭露中外反动派相比，瞿秋白在这一点上还有其本身的特点：其一，他指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这一特殊政治、军事现象的实质，他认为，每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有小狗“军阀”，每个军阀，都有“后台”，每一次军阀混战的发生，可以说就是各个帝国主义冲突的一幕，都是各个帝国主义“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子夜〉和国货年》）其二，运用一连串比喻，揭示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发展到殖民地的时候，那就有点儿变种，大概是从海盗种变成了流氓种。请看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根性就脱离不了封建式的地主绅士的混乱的血统关系，他们不能够当海盗，他们只能够当海盗的奴才。”（《流氓尼德》）用“变种”“海盗种”“流氓种”“血统关系”“海盗的奴才”这些比喻，形象地揭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的血统联系以及根本上的软弱性。
创作总植根于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与“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爱得愈深，恨得愈切。鲁迅愿意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他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总把自己比为“疲牛”，“有时不免呐喊几声”。他热情歌颂新生事物及其发展：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比为“荒野中的萌芽”，歌颂这新生的萌芽，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像一块“大石”摧残革命文学的罪行。从鲁迅杂文的比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人民、革命先驱者、同志炽热真挚的深情。他将民众比为“土”，天才比为“花木”，说明“土”比“花木”更重要，没有民众，也就没有天才，可见他十分重视民众的作用。他庆幸自己能和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做伙伴，犹如“炮兵”与“驭马”者，称李大钊的遗文为“革命历史上的丰碑”。在这些比喻中，表达了他的无限崇敬之情。他称韦素园为“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赞扬韦素园切切实实地为中国文学工作做出的成绩。鲁迅运用比喻，表现了他鲜明的思想感情。 瞿秋白以乐观的精神，看到最黑暗的年代，革命形势正在迅猛发展，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中，热情歌颂革命斗争的声势和力量，指出大众的斗争“已经像潮水似的涌上去。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而中外反动派如坐针毡，“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山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喉咙。”在《反财神》一文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新的文化革命的“火焰”是“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前景光明灿烂。革命火焰将“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肃清全宇宙的垃圾堆”。他以无限的激情，欢呼革命的“暴风雨”与“霹雳”。称美国进步作家德莱赛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无穷的光彩”，德莱塞“像一只老象”那样坚定，“是个六十岁的婴儿”，获得新生命。
总之，如果说，鲁迅杂文中的比喻体现出作者爱得深沉，那么，瞿秋白论说类文章的比喻体现出作者爱得热情、明朗，这是由两个人不同的禀性与创作个性决定的，但两人爱与恨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
朱光潜先生说：“我很相信说理文要写好，也还是要动一点感情，要用一点形象思维。”鲁迅杂文的比喻具有形象性的特色，这首先表现在善于用比喻来勾画形象的画面：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论第三种人》）借“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离不开焦躁着”的形象画面讽刺敌人，揭穿敌人，揭穿做“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作家总是有阶级倾向性的。鲁迅杂文中还勾勒了当时所谓“革命文学家”脚踏两条船的面貌。“‘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了一些，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了一些，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在这里，他形象地刻画了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认识，革命一受压迫，他们就不革命了。
瞿秋白在运用比喻时，也注意了语言的形象性。他这样写道：江浙帮和广东帮“大大的斗了一阵法宝”，演了“一出滑稽戏”，结果“长着翅膀会飞的皇帝又飞回了金銮宝殿;于是乎梦想正位的太子仍旧只能够稍微委屈一些。”（《财神的神通》）整个语境以及比喻都是形象的，而且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谚语、成语、典故、寓言故事的运用，增强了鲁迅杂文比喻的形象性。如：用“绣花枕头”形象地指出他们外强中干。用“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谚语，说明康有为一类人由革新趋向保守、倒退，成为统治阶级反对革新的工具。以“明珠暗投”成语作比喻，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用“挂着羊头卖狗肉”比喻当时有些人用文人相轻这块招牌，达到营私的目的。用“许褚赤膊上阵”的典故告诫我们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希望革命者提高斗争艺术。以“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的寓言来比喻，说明经济权的重要性。
瞿秋白也用成语故事来比喻，增强形象性。他将缺乏团结心与凝聚力的人喻为“一盘散沙”：“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吉诃德的时代》）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把胡适比为妄想扑灭革命烈火的“鹦哥儿”，并引用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运用故事内容，增强了形象性，生动性。
就比喻的形象性而言，鲁迅杂文比瞿秋白论说类文章强，而且表现手法多变。
三
鲁迅杂文的比喻除了具有鲜明性、形象性以外，还有通俗性、多样性的特色。
比喻的作用本来就在于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深奥的道理通俗化，使人一目了然，通俗易懂。鲁迅杂文的比喻也是如此。如，鲁迅先生用“争夺旧椅子”比喻统治阶级的革命，指出其实质是换汤不换药，只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先前的一个剥削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他用“兄弟”比喻“王道”与“霸道”，一针见血地指出王道的实质与霸道一样，“王道”与“霸道”是统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他又用“人体的胖瘦”作譬，通俗地揭露了“第三种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些比喻十分通俗。
与鲁迅先生一样，瞿秋白的比喻通俗易懂。红萝卜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瞿秋白抓住红萝卜的特征，比喻自称为“自由的知识阶级”自由人，揭露这种文人阴险狡猾的手法及危害性。他指出：“红萝卜是什么？红萝卜是一种植物，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红萝卜》）他以“老鸨婆”这一通俗的比喻，以辛辣俏皮的笔调，揭露汪精卫卖国投降、为日本侵略者效命的无耻行径 ：“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风韵犹存，虽在出卖人，还兼自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又刁声浪气地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瞿秋白十分重视语言的通俗性，在比喻的通俗性方面是突出的。即使在论述文学的阶级性这一文艺理论重大问题时，也用“陪嫁的丫鬟”作喻，他说：“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鬟，跟着文学去出嫁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们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鲁迅杂文比喻手法是多样的。首先表现在他擅长于反语，讽刺敌人，打击敌人。如：“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从帮忙到扯淡》）用“国家的柱石”来讽刺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达官贵人、走狗文人;“释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天上地下》）用“释迦”比喻专制独裁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鲁迅杂文中，运用博喻，使被比喻的事物更明确，更全面，更突出。“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夜颂》）用“黑暗的装饰”“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博喻，透过表面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本质。用“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博喻来揭穿冒牌革命文学对青年的毒害。用“不可能的难题”“空洞的高谈”“毒害革命的甜药”博喻来驳斥那种要求革命队伍纯粹而又纯粹的“左”倾观点，指出这是“毒害革命”的一种理论。用肯定、否定的对比笔法，可以起到相互映衬，更加突出被喻者的作用。如：“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门外文谈》）用“金钱”与“性命”比喻同一事物“时间”，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社会，表达了不同的时间观。又如：“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谁又能说他错？”（《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以“杀人”和“杀杀人犯”比喻新月派不能超然的道理，揭露“新月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在这里，鲁迅先生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例，两相对照，逐步深入，启发读者思考，让读者自然地得出结论。 瞿秋白也采用反语，寓庄于谐，妙趣横生。他说：“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已经剥落殆尽。”（《最艺术的国家》）对“中华民国”进行辛辣的讽刺。在揭露文痴时，他说这些文痴“像兔子一样的‘聪明’”，“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许‘走出了象牙之塔’又走进了‘水晶之宫’”，“即使不幸谪出了象牙之塔和水晶之宫，也还会吹箫吴市，做个风雅乞丐”。（《世纪末的悲哀》）用了“像兔子”“象牙塔”“水晶宫”“风雅乞丐”这一连串的比喻，形象地勾画文痴的生活环境、境遇，并结合反语修辞格的使用，嬉笑怒骂，藏锋寓意，增强文章的幽默感。
瞿秋白也使用博喻。他指出，私有制的社会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做不吉利的动物，恐吓她，威胁她，要她奴隶般地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关于女人》）他用“私产”“商品”“玩具”博喻来说明妇女在旧社会里地位的低下。在上文所引评价鲁迅先生以及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也用了博喻。但总的来说，不如鲁迅先生使用博喻来得突出。但瞿秋白善于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全面说明问题与道理。这一点上，又与鲁迅先生运用博喻不同，显示出其独特之处。瞿秋白在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时，有三种展开方式。
其一，进行横向展开，以不同的比喻来比不同类型的人物、事物，进行多重性的相互对照，以加深读者的印象。他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里以“中世纪的茅坑”来比喻封建残余，以“走狗”来比喻反动统治者豢养的反动文人，以“披起粉红色的外套”比喻这些反动文人貌似革命实质上反动，以“纸老虎”与“发了疯”比喻这些反动文人的虚弱本质以及极端的疯狂性，以“从狂人到疯狗”比喻由激进而走向堕落的文人。将三种不同的人物对旧的封建残余、新的文化革命的态度，描绘得一清二楚。
其二，进行纵向展开，以不同的比喻显示人物思想进程或事物发展过程，使得脉络清晰。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他又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叙述鲁迅的生活经历，用了“葛藤”“宫殿”“诸葛亮”“私生子”“旧茅厕”，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先生从小与普通民众的天然联系，与过去的生活决裂，对原来阶级的彻底背叛，真诚地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严肃而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不断改造世界观的自觉、积极的态度。
其三，抓住本质，纵横展开。瞿秋白指出，中国的绅商，“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拼命地攻打工农红军。而民族主义的文艺家的“狗鼻子”，闻得到革命青年心灵之中的火药气，觉得到劳动群众的震怒的神经，“想用‘民族的神明’的牌位，要劳动青年朝它跪拜，想念着吃人肉喝人血的符咒，受人家疯狂似的浊气一冲往炮口里送”，想用种种花言巧语鼓动人家去“当炮灰”，用了“狗命”“狗鼻子”“狗相”“狗把戏”等比喻，扣住“狗”字展开，展开联想，显示出被比喻的事物的整体形象。他还揭示“中国人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的意识的影响”，（《〈子夜〉和国货年》）唤醒人们要摆脱反动统治者所散布的思想影响以及“潜意识”。
在鲁迅杂文中，用战斗的名称来作比喻，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生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他的一生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他把敌人比为“靶子”，把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攻击比为“明枪暗箭”，把战斗的阵营比为“一营垒”，把“生存的小品文”比为“匕首”“投枪”，把文艺作品比为“刀，棍”，要革命者采用“壕堑战”，进行“韧”的战斗，等等，都充实了作品的战斗性。这也是鲁迅杂文的比喻所特有的。
（连云港市新浦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