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现有教职工59人，专任教师50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2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8人，博士后3人；有5位教师被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聘为硕士生导师。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简介
【摘 要】
：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现有教职工59人，专任教师50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2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8人，博士后3人；有5位教师被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聘为硕士生导师。
【出 处】
：
经济学动态
【发表日期】
：
2011年9期
其他文献
本文依据我国城镇化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提出它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进城镇化，特别要着力解决城镇化中的失衡问题和半城镇化问题，使得城镇化沿着城乡利益相互融合的轨道健康发展。其意义是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大计。其实现的关键是“三化并举”（城乡市场经济体制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进工业现代的同时加速农业现代化）。
货币错配是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金融现象，新兴大国债权型货币错配情况最为典型。本文指出既有的货币错配指标无法准确衡量甚至会错误衡量债权型错配，无法深刻认识新兴大国货币错配现象；作者提出合意顺差概念和CBCM指标，并据此测度和概括出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错配程度依次递减，具有线性增长、官方集中型等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种货币错配状况是由新兴大国净国外资产、本币升值预期以及政府基于本国和周边经济稳定性的干预而造成的，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农户务农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对农户的资金补贴、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农户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其务农人数、农户的固定资产拥有量等对农户的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户家庭的非农就业工资收入与其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要进一步增强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拉萨于2012年5月、6月分别举办了“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博士点建设及西藏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博士点立项建设暨西藏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山东、云南、四川的20多名专家和西藏区内30多名专家参加了这两次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旨在促进对西藏这样一个特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并以此推动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博士点的建设，
本文认为自2010年下半年起至今，宏观经济失衡的基本特点是，既面临经济增长衰退的压力，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使得货币政策反通胀目标的选择和政策力度的控制遇到了特殊困扰，因此，这就使得货币政策反通胀的效果短期内难以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只能是在一个较长时间逐渐治理通货膨胀，现阶段我国的通胀压力主要反映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共同作用；外部输入性；明显的需求拉上的滞后性等特性。这种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加之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约束条件的特殊性，使得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从紧性货币政策遇到了严重阻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
2010年下半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并紧缩货币信贷，以应对此次通货膨胀。笔者以为，流动性过剩是引发我国本轮全面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但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陷入两难的多重困境之中，继续采取“堵”的货币政策，恐将引发政策超调的风险。因此，我国需要转换政策调控思路，采取有序疏导的方式化解当前的通胀压力。
中国道路是根本不同于立基于西方文化之上的发展模式的现代国家发展新道路。这条道路独特的轨迹对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当代经济理论实现新飞跃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发展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全体国民的经济潜能；中国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合力最大化，最大可能减少了发展成本，避免了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模式的弊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制度成长之路。这三点是正在成长的中国道路源于中国国情而具有的独特价值，是超越西方的根本优势，将
从理论上来说，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不仅存在私人供给的可能性，而且也存在着政府供给的必要性。相对于其他的公平观念来说，最理想的目标应该是以公平与效率兼得的“无嫉妒主义”公平为特征。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断地降低“嫉妒指数”或实现“无嫉妒”改进。在政策选择上，中央政府在地区间要加大横向转移支付的力度，而地方政府对居民的收费应区别对待。
本文在归纳国外关于减排政策分配效应的研究成果后，从分配效应的作用机理、产生根源及其不利后果三个方面来研究主要减排政策分配效应的成因与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在生产端引入碳税或排放权交易，将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加重低收入家庭生活负担，扩大收入差距；政府如何使用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所得的收入进行社会补偿，是影响政策分配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减排政策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效率因素，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也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在消费端进行减排，并对社会弱势群体建立补偿机制，才能实现公平、有效的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