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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对中国感兴趣是在40年前。那是1968年，我刚满18岁，正在驻越美军中服役。我对越南的历史越来越着迷，这又让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及其宏伟、古老的都城。但时值文化大革命和冷战，美国人是无法访问中国的。当时，我对北京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儿童故事书中庞大的帝国军队和紫禁城，另一个则是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经典中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不断挥手的红卫兵，还有满脸笑容的工厂工人和收获超人产量的农民。
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到北京，直到1984年，我才和妻子、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只有少数几个像样的宾馆，但价格都太贵，所以我们只能住在小一点的光华宾馆。我们只花了100元就得到了一个带空调和彩色电视的房间。但我们却不得不共用走廊里的公共卫生间。当我看到一个美国背包客在水池里用奶粉洗衣服时，我大吃了一惊。他不认识袋子上的中国字，所以误把奶粉当成了洗衣粉。
这是我们人住宾馆所在马路被拓宽成三环路之前，自行车在马路上占绝对多数时的情况。城里的出租车本就不多，想打到一辆就更难了，因为出租车总停在宾馆附近。在8月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游览了所有历史古迹。在参观紫禁城时，人们呼拉一下围了上来，围着我们只有四岁的混血小女儿(我妻子是来自印尼的中国人)，当时围观的人有100多个而且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单独旅行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且许多中国人以前也没有亲眼见过外国小孩。
我们很想品尝一下北京名吃烤鸭，于是走进了前门的一家烤鸭店，但店里已经客满了。我们和大家一样一边坐在桌边等候，一边饥肠辘辘地盯着其他客人，希望让他们感到难堪，快点吃完走人。但他们似乎不为所动，依然在我们嫉妒的目光里慢条斯理地吃着。当我们终于盼来一张桌子时，女服务员却告诉我们，午餐时间已过，请我们晚餐时再来。我们几乎都要哭了，只好跌跌撞撞来到路过的另一家饭店，但是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完了。几天之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北京烤鸭。我们没有到楼上为外宾和贵宾预留的空调包间，宁可和大家一起在楼下用餐。我们和一群卡车司机共用一张桌子，他们是从其他省份跑长途刚刚到北京的，他们的皮肤让太阳晒得黝黑发亮，而且吃相极其不雅。当我们馋美国食品时，我们就跑到北京第一家合资饭店——刚开张的建国饭店去吃那些价格不菲的汉堡，或者坐在友谊商店的凉亭里来一杯速溶咖啡或者冰激凌。
1994年，我在北京找了份记者工作，并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到了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到各式各样明亮的饭店里用餐——北京现在什么都能吃到——而且总能有座位。豆腐供应充足，大白菜也不再堆放在街角或屋顶，而且我们也无需在夏天狂吃茄子了，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茄子。不断有开着空调的酒吧和咖啡屋开张或关门，宾馆数量众多、价格合理。我们常常都在想路上要是没有这么多车该有多好啊，当然除了赶上交通高峰，外面又下着雨，找不到出租回家的时候。
人最关注的问题，在他们沾沾自喜地谈论着这些韵味十足的古老弄堂被破坏的同时，这样的事情让我的耳朵都磨出了老茧，甚至一提到胡同这个词我就会由衷的感到悲哀和尴尬。
而且让我悲从中来的是，曾经如田园诗般的后海一带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廉价的酒吧和餐馆，汽车在狭窄的胡同里穿梭，三轮车夫、小商贩和按摩女比比皆是。
唯有北京的湖泊让我情有独钟，流连忘返，这也是让我假装身处北京老城的一种方法。
冬天我常带着女儿去湖上滑冰。湖边树丛上明亮的圣诞彩灯给人一种节日的气氛，宏伟的钟楼屹立在远方，让人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往昔岁月。尽管坐在冰冷的木板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还是要撑着木板跳上冰面，推着女儿的冰车四处嬉戏。然后再吃两个甜麦圈，来杯热朱古力，躲到有暖气的地方暖暖身子，而且乐此不疲。等到夏天，我们就泛舟湖上，停在北京老字号烤肉季旁的湖岸边，来上几盘羊肉串。一边沿着湖的北岸游览，一边听着船上琵琶女的弹唱。
我仍然渴望看到带着几分优雅的北京老城。我曾读到过一个有关解放前的两位老北京在街上等公共汽车的故事。两位老先生谦和有礼地站在人行道上彼此谦让着，“不不不，您先请”，完全不知车已经开走了。而今你很有可能会裹在抢着上车的人群里被挤上车。
我从不放过到首都剧场去看老舍的“茶馆”的机会。我还记得老舍的女儿舒济曾说过，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父亲会带着她在温暖的夏夜，徒步去首都剧场看戏。虽然这出戏讲的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但看着精湛的演出和漂亮的舞台布景，我都会沉醉其中，只有时不时响起的手机声，或者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才会突然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几个月前，我去天桥乐茶园听郭德纲的相声。当时只有站票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个二层包厢的座位。向下望去，人们吃着桌上的瓜子和干果，喝着茶，在被许多人誉为相声救星的郭德纲的包袱笑料中笑声不断。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老北京。
我理解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乡村木屋中渡假，但我绝对不想长期住在那里。
然而，虽然北京人不应被迫活在过去，但他们也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实现现代化。设法让过去与现代保持一种完美平衡，这样的例子在北京比比皆是。
如今，我们经常会看到，摄影师满城寻找老胡同和村舍，想在它们消失之前用照片永远保留下它们的丽影。我还听说过有人专门在录制几近消失的小贩吆喝声。虽然这些事情都很崇高，但让我悲哀的是，以后我们的儿孙就只能从博物馆、录音带和摄影作品中了解北京的文化遗产了。
我欢迎北京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积极变化。然而，同时我也希望北京不要变成一个无处挂鸟笼的城市。一旦它们消失，北京城最令人魂牵梦绕的一部分也会随之荡然无存。
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到北京，直到1984年，我才和妻子、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只有少数几个像样的宾馆，但价格都太贵，所以我们只能住在小一点的光华宾馆。我们只花了100元就得到了一个带空调和彩色电视的房间。但我们却不得不共用走廊里的公共卫生间。当我看到一个美国背包客在水池里用奶粉洗衣服时，我大吃了一惊。他不认识袋子上的中国字，所以误把奶粉当成了洗衣粉。
这是我们人住宾馆所在马路被拓宽成三环路之前，自行车在马路上占绝对多数时的情况。城里的出租车本就不多，想打到一辆就更难了，因为出租车总停在宾馆附近。在8月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游览了所有历史古迹。在参观紫禁城时，人们呼拉一下围了上来，围着我们只有四岁的混血小女儿(我妻子是来自印尼的中国人)，当时围观的人有100多个而且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单独旅行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且许多中国人以前也没有亲眼见过外国小孩。
我们很想品尝一下北京名吃烤鸭，于是走进了前门的一家烤鸭店，但店里已经客满了。我们和大家一样一边坐在桌边等候，一边饥肠辘辘地盯着其他客人，希望让他们感到难堪，快点吃完走人。但他们似乎不为所动，依然在我们嫉妒的目光里慢条斯理地吃着。当我们终于盼来一张桌子时，女服务员却告诉我们，午餐时间已过，请我们晚餐时再来。我们几乎都要哭了，只好跌跌撞撞来到路过的另一家饭店，但是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完了。几天之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北京烤鸭。我们没有到楼上为外宾和贵宾预留的空调包间，宁可和大家一起在楼下用餐。我们和一群卡车司机共用一张桌子，他们是从其他省份跑长途刚刚到北京的，他们的皮肤让太阳晒得黝黑发亮，而且吃相极其不雅。当我们馋美国食品时，我们就跑到北京第一家合资饭店——刚开张的建国饭店去吃那些价格不菲的汉堡，或者坐在友谊商店的凉亭里来一杯速溶咖啡或者冰激凌。
1994年，我在北京找了份记者工作，并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到了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到各式各样明亮的饭店里用餐——北京现在什么都能吃到——而且总能有座位。豆腐供应充足，大白菜也不再堆放在街角或屋顶，而且我们也无需在夏天狂吃茄子了，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茄子。不断有开着空调的酒吧和咖啡屋开张或关门，宾馆数量众多、价格合理。我们常常都在想路上要是没有这么多车该有多好啊，当然除了赶上交通高峰，外面又下着雨，找不到出租回家的时候。
人最关注的问题，在他们沾沾自喜地谈论着这些韵味十足的古老弄堂被破坏的同时，这样的事情让我的耳朵都磨出了老茧，甚至一提到胡同这个词我就会由衷的感到悲哀和尴尬。
而且让我悲从中来的是，曾经如田园诗般的后海一带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廉价的酒吧和餐馆，汽车在狭窄的胡同里穿梭，三轮车夫、小商贩和按摩女比比皆是。
唯有北京的湖泊让我情有独钟，流连忘返，这也是让我假装身处北京老城的一种方法。
冬天我常带着女儿去湖上滑冰。湖边树丛上明亮的圣诞彩灯给人一种节日的气氛，宏伟的钟楼屹立在远方，让人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往昔岁月。尽管坐在冰冷的木板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还是要撑着木板跳上冰面，推着女儿的冰车四处嬉戏。然后再吃两个甜麦圈，来杯热朱古力，躲到有暖气的地方暖暖身子，而且乐此不疲。等到夏天，我们就泛舟湖上，停在北京老字号烤肉季旁的湖岸边，来上几盘羊肉串。一边沿着湖的北岸游览，一边听着船上琵琶女的弹唱。
我仍然渴望看到带着几分优雅的北京老城。我曾读到过一个有关解放前的两位老北京在街上等公共汽车的故事。两位老先生谦和有礼地站在人行道上彼此谦让着，“不不不，您先请”，完全不知车已经开走了。而今你很有可能会裹在抢着上车的人群里被挤上车。
我从不放过到首都剧场去看老舍的“茶馆”的机会。我还记得老舍的女儿舒济曾说过，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父亲会带着她在温暖的夏夜，徒步去首都剧场看戏。虽然这出戏讲的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但看着精湛的演出和漂亮的舞台布景，我都会沉醉其中，只有时不时响起的手机声，或者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才会突然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几个月前，我去天桥乐茶园听郭德纲的相声。当时只有站票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个二层包厢的座位。向下望去，人们吃着桌上的瓜子和干果，喝着茶，在被许多人誉为相声救星的郭德纲的包袱笑料中笑声不断。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老北京。
我理解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乡村木屋中渡假，但我绝对不想长期住在那里。
然而，虽然北京人不应被迫活在过去，但他们也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实现现代化。设法让过去与现代保持一种完美平衡，这样的例子在北京比比皆是。
如今，我们经常会看到，摄影师满城寻找老胡同和村舍，想在它们消失之前用照片永远保留下它们的丽影。我还听说过有人专门在录制几近消失的小贩吆喝声。虽然这些事情都很崇高，但让我悲哀的是，以后我们的儿孙就只能从博物馆、录音带和摄影作品中了解北京的文化遗产了。
我欢迎北京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积极变化。然而，同时我也希望北京不要变成一个无处挂鸟笼的城市。一旦它们消失，北京城最令人魂牵梦绕的一部分也会随之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