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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国家级文艺晚会报幕员，章雪萍现在已经很少看电视上的各种晚会节目了。闲着的时候，她喜欢翻看学生在2015年给自己做的画册，里面印下了她80多年人生里最耀眼的瞬间。
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1959年，29岁的章雪萍站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上，面对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几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持了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乐团的合唱队队员章雪萍凭着优雅的气质和“面对大场面时也不会紧张”且口齿伶俐，在演唱之外，同时兼做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国家级文艺晚会的报幕主持工作。
她向记者回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重大晚会基本都是她去报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着艺术团出访，哪怕没有中央乐团的演出安排，也会点名要章雪萍跟过去报幕。
在她风华正茂的时期，报幕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职职位。
在章雪萍亲身经历的多次晚会上，除了报幕，她还要作为中央乐团合唱队成员参与演唱。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章雪萍便是报幕员。报完幕后，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和同事们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胡志明之歌》。
真正奠定章雪萍“国家级报幕员”身份的，正是1959年那场晚会。在那之前，她先通过了一场没有被事先告知的考试。
当年9月，在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出。前半场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中央乐团，由章雪萍报幕；后半场上台的是总政歌舞团，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报幕。
对章雪萍来说，那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报幕工作，她甚至往返台上几次，都没有注意到舞台下坐着一位重要观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上半场的演出里，她在报幕之后还要回到合唱队的位置，和乐团同事一起演唱曲目。
演出结束后她才知道陈毅来了，后者受周恩来委托，从现场的两个报幕员中挑选一个，负责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的报幕工作。第二天一上班，中央乐团办公室主任孟昭林就进办公室通知：“章雪萍，你通过陈老总的国家考试了！”
站上人民大会堂舞台正式演出时，章雪萍注意到观众席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大大小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脑脑基本都来了，苏联来的是赫鲁晓夫。”
自此之后，章雪萍便成了专职的“国家级报幕员”。章雪萍报幕时从来不用扩音器材，更习惯于站在舞台上直接“喊话”。因为有唱歌练声的底子，她声音洪亮又富有激情，每一个音节都能穿透到现场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
与现在的专业节目主持人不同，章雪萍报幕时喜欢对每个节目都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单纯的报幕相比，这更像是一首歌曲演唱的开场白。她至今还记得，在一次晚会上为内蒙古民歌《牧歌》报幕时，她提前几天就写好了报幕词：“这是作曲家瞿希贤同志成功改编的一首无伴奏合唱，和谐又鲜明的色彩通过歌曲被呈现，渲染着蓝天上浮动着的朵朵白云，羊群像珍珠撒在绿绒般的草地上。全曲开阔、舒展，使人仿佛置身于视野开阔的茫茫草原上而心旷神怡。”
这种独特的朗诵式报幕，当时让她广受好评。章雪萍告诉记者，很多演员私下告诉她，经过她报幕，“歌曲的基调和感觉就被带出来了，台下的观众因此安静，演唱者也能够很快地进入状态。”她为此还收到很多观众表扬的纸条，“声音有力”和“报幕词说得很好”，是章雪萍收到最多的评价。
國庆10周年的那场晚会
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作为一场“任务演出”。“朴素”是章雪萍对那场晚会现场的第一印象。她记得，舞台是最简单的木质地板，上面除了一架国产的钢琴和临时搭建的合唱台阶外，几乎别无他物。幕布和演唱背景是喜庆的大红色。
报幕的开场白和结束语很简洁。交响乐表演结束后，章雪萍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音乐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是……”全部结束后，章雪萍最后上台：“音乐会到此结束！晚安！”
除了报幕词可以自由发挥不受审核，晚会上穿什么服装也由章雪萍自己定夺。她回忆，当时中央乐团的演出服装都是在为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的北京红都服装公司定制，国庆10周年的报幕服也不例外。虽然乐团可以报销采购服装的费用，但在那个崇尚简朴的年代，一套演出服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一直穿下去。
章雪萍的报幕生涯中主要有两套服装，一件黑丝绒连衣裙和一件白缎子旗袍，她轮换着穿了10年。不过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之前，章雪萍刚生完孩子，身材还很丰满，她只能重新做一套衣服。她还记得，演出前一个女同事来问她，“章雪萍你国庆晚会上穿啥？”她想了一下，“穿黑的吧，我做条裙子去。”为了显瘦，同时配合晚会庄重严肃的氛围，这个身高不到160厘米的女子最终敲定了一件不带任何花纹和配饰的黑色连衣裙，搭配一双7厘米高的黑色皮鞋。这身行头的价格超过她一个月的工资，“平时是舍不得这么大手大脚花钱的。”
为了不显得过于素净，她最终决定将爱人之前送给她的一枚白色胸针别在领口，然后自己动手盘头发和化妆。选来选去，平日很少化妆的章雪萍在百货商店里挑中了一只“端庄又不艳俗”的粉色口红。
为了节省开支，当时很多表演者都是义务演出。章雪萍记得，报幕一整场晚会的报酬是两三角钱人民币，“演出时最多每人再发两个面包和一根香肠。”
半个多世纪后，回想起那场晚会的种种细节，章雪萍依旧觉得，虽然政治气息浓厚，但那是一场真正的文艺表演。
一个艺术时代的谢幕
三个子女受章雪萍影响，从小接受艺术熏陶，长大后的工作或多或少和文艺沾边。她的孙辈们如今更喜欢周杰伦等新生代歌手，“如果是喜欢周杰伦那我能接受，毕竟他的歌曲中很多还有些古典文学意味。”
她偶尔会和晚辈们聊起半个多世纪前自己报幕的那些文艺演出，说起下面坐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是不紧张，甚至根本都想不起来往台下去看一眼，看看他们是怎样的表情，是否也在看着我，等我报出下一个节目。”作为报幕员，章雪萍在工作时只能目视前方，“我眼睛是看着所有观众的。”
她也很少和后辈们描述自己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时的感受。当年，章雪萍和其他女同事常有机会去怀仁堂参加舞会。她本人和周恩来总理跳过三次舞，此外和乔冠华、朱德也共舞过。在她的记忆里，周恩来跳舞技术很棒，“转圈转得优雅极了，是个非常体贴温和的舞伴，跳舞时會聊天，聊我的工作、子女和家庭生活。”“朱老总”则不太会跳，像走路一样，但是一支舞毕，他会让章雪萍扶他回到座位上，然后从桌上抓起一大把糖果零食塞进她的衣袋里。
“文革”到来后，章雪萍也未能躲过。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她就再未登上过国家级晚会的舞台报幕。
2013年12月，“纪念中央乐团奠基人、老团长李凌同志诞辰100周年的音乐晚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晚会邀请83岁的章雪萍“复出”主持，章雪萍“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晚会演出的内容依旧是他们那代人所熟悉的经典革命曲目和歌剧。“没有人在乎下面坐着的是什么人，大家就像是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年代，用心唱歌，珍惜着这次演出的机会。”章雪萍说。随着他们那一茬人逐渐老去，后辈们已经很难再通过一场晚会去感受到那种政治和音乐相互交织的独特氛围了。
某种程度上说，那场纪念晚会更像是一个艺术时代的谢幕。演出结束后，年过七旬的著名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在后台找到章雪萍：“这可能是咱俩同台的最后一次演出了，你一定要给我签个名。”章雪萍回答：“那你也得给我签个名……”
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1959年，29岁的章雪萍站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上，面对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几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持了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乐团的合唱队队员章雪萍凭着优雅的气质和“面对大场面时也不会紧张”且口齿伶俐，在演唱之外，同时兼做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国家级文艺晚会的报幕主持工作。
她向记者回忆，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重大晚会基本都是她去报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着艺术团出访，哪怕没有中央乐团的演出安排，也会点名要章雪萍跟过去报幕。
在她风华正茂的时期，报幕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职职位。
在章雪萍亲身经历的多次晚会上，除了报幕，她还要作为中央乐团合唱队成员参与演唱。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章雪萍便是报幕员。报完幕后，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和同事们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胡志明之歌》。
真正奠定章雪萍“国家级报幕员”身份的，正是1959年那场晚会。在那之前，她先通过了一场没有被事先告知的考试。
当年9月，在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出。前半场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中央乐团，由章雪萍报幕；后半场上台的是总政歌舞团，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报幕。
对章雪萍来说，那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报幕工作，她甚至往返台上几次，都没有注意到舞台下坐着一位重要观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上半场的演出里，她在报幕之后还要回到合唱队的位置，和乐团同事一起演唱曲目。
演出结束后她才知道陈毅来了，后者受周恩来委托，从现场的两个报幕员中挑选一个，负责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的报幕工作。第二天一上班，中央乐团办公室主任孟昭林就进办公室通知：“章雪萍，你通过陈老总的国家考试了！”
站上人民大会堂舞台正式演出时，章雪萍注意到观众席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大大小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脑脑基本都来了，苏联来的是赫鲁晓夫。”
自此之后，章雪萍便成了专职的“国家级报幕员”。章雪萍报幕时从来不用扩音器材，更习惯于站在舞台上直接“喊话”。因为有唱歌练声的底子，她声音洪亮又富有激情，每一个音节都能穿透到现场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
与现在的专业节目主持人不同，章雪萍报幕时喜欢对每个节目都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单纯的报幕相比，这更像是一首歌曲演唱的开场白。她至今还记得，在一次晚会上为内蒙古民歌《牧歌》报幕时，她提前几天就写好了报幕词：“这是作曲家瞿希贤同志成功改编的一首无伴奏合唱，和谐又鲜明的色彩通过歌曲被呈现，渲染着蓝天上浮动着的朵朵白云，羊群像珍珠撒在绿绒般的草地上。全曲开阔、舒展，使人仿佛置身于视野开阔的茫茫草原上而心旷神怡。”
这种独特的朗诵式报幕，当时让她广受好评。章雪萍告诉记者，很多演员私下告诉她，经过她报幕，“歌曲的基调和感觉就被带出来了，台下的观众因此安静，演唱者也能够很快地进入状态。”她为此还收到很多观众表扬的纸条，“声音有力”和“报幕词说得很好”，是章雪萍收到最多的评价。
國庆10周年的那场晚会
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作为一场“任务演出”。“朴素”是章雪萍对那场晚会现场的第一印象。她记得，舞台是最简单的木质地板，上面除了一架国产的钢琴和临时搭建的合唱台阶外，几乎别无他物。幕布和演唱背景是喜庆的大红色。
报幕的开场白和结束语很简洁。交响乐表演结束后，章雪萍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音乐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是……”全部结束后，章雪萍最后上台：“音乐会到此结束！晚安！”
除了报幕词可以自由发挥不受审核，晚会上穿什么服装也由章雪萍自己定夺。她回忆，当时中央乐团的演出服装都是在为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的北京红都服装公司定制，国庆10周年的报幕服也不例外。虽然乐团可以报销采购服装的费用，但在那个崇尚简朴的年代，一套演出服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一直穿下去。
章雪萍的报幕生涯中主要有两套服装，一件黑丝绒连衣裙和一件白缎子旗袍，她轮换着穿了10年。不过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之前，章雪萍刚生完孩子，身材还很丰满，她只能重新做一套衣服。她还记得，演出前一个女同事来问她，“章雪萍你国庆晚会上穿啥？”她想了一下，“穿黑的吧，我做条裙子去。”为了显瘦，同时配合晚会庄重严肃的氛围，这个身高不到160厘米的女子最终敲定了一件不带任何花纹和配饰的黑色连衣裙，搭配一双7厘米高的黑色皮鞋。这身行头的价格超过她一个月的工资，“平时是舍不得这么大手大脚花钱的。”
为了不显得过于素净，她最终决定将爱人之前送给她的一枚白色胸针别在领口，然后自己动手盘头发和化妆。选来选去，平日很少化妆的章雪萍在百货商店里挑中了一只“端庄又不艳俗”的粉色口红。
为了节省开支，当时很多表演者都是义务演出。章雪萍记得，报幕一整场晚会的报酬是两三角钱人民币，“演出时最多每人再发两个面包和一根香肠。”
半个多世纪后，回想起那场晚会的种种细节，章雪萍依旧觉得，虽然政治气息浓厚，但那是一场真正的文艺表演。
一个艺术时代的谢幕
三个子女受章雪萍影响，从小接受艺术熏陶，长大后的工作或多或少和文艺沾边。她的孙辈们如今更喜欢周杰伦等新生代歌手，“如果是喜欢周杰伦那我能接受，毕竟他的歌曲中很多还有些古典文学意味。”
她偶尔会和晚辈们聊起半个多世纪前自己报幕的那些文艺演出，说起下面坐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是不紧张，甚至根本都想不起来往台下去看一眼，看看他们是怎样的表情，是否也在看着我，等我报出下一个节目。”作为报幕员，章雪萍在工作时只能目视前方，“我眼睛是看着所有观众的。”
她也很少和后辈们描述自己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时的感受。当年，章雪萍和其他女同事常有机会去怀仁堂参加舞会。她本人和周恩来总理跳过三次舞，此外和乔冠华、朱德也共舞过。在她的记忆里，周恩来跳舞技术很棒，“转圈转得优雅极了，是个非常体贴温和的舞伴，跳舞时會聊天，聊我的工作、子女和家庭生活。”“朱老总”则不太会跳，像走路一样，但是一支舞毕，他会让章雪萍扶他回到座位上，然后从桌上抓起一大把糖果零食塞进她的衣袋里。
“文革”到来后，章雪萍也未能躲过。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她就再未登上过国家级晚会的舞台报幕。
2013年12月，“纪念中央乐团奠基人、老团长李凌同志诞辰100周年的音乐晚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晚会邀请83岁的章雪萍“复出”主持，章雪萍“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晚会演出的内容依旧是他们那代人所熟悉的经典革命曲目和歌剧。“没有人在乎下面坐着的是什么人，大家就像是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年代，用心唱歌，珍惜着这次演出的机会。”章雪萍说。随着他们那一茬人逐渐老去，后辈们已经很难再通过一场晚会去感受到那种政治和音乐相互交织的独特氛围了。
某种程度上说，那场纪念晚会更像是一个艺术时代的谢幕。演出结束后，年过七旬的著名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在后台找到章雪萍：“这可能是咱俩同台的最后一次演出了，你一定要给我签个名。”章雪萍回答：“那你也得给我签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