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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时，周晓光第一次看到火车，惊奇得不得了，之前她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种交通工具。作为一个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农家女，她只上到高一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从此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一干就是30多年。现在，她是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集团负责人，拿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毕业证。2013年3月，她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50强。
睡在火车座下的“货郎妹”
在饥饿阴霾笼罩的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又给她生了5个妹妹1个弟弟。
父母每天拼死拼活地干，全家仍然吃不饱肚子。在周晓光的记忆里，春天是饥荒的代名词。家里最艰难时，她早晨还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父母边忙碌边小声说：“粮食没了，明天还得去借。”
“从小学、初中直到辍学，我一直都交不起学费、书费，尽管每学期只需要两三块钱，但父母却无处可借。那时的贫穷你们无法想象，我却刻骨铭心。”周晓光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她总是班里最后交钱的学生之一，“老师每天重复，明天如果再不带钱来，你就不要进教室了”。常常是每天一上课，周晓光先在门口罚站，10分钟以后再进去。
尽管如此，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却改变不了。十四五岁的一天，周晓光路过村里的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黑色平绒鞋。“卖3块钱，相当于当时20斤大米的价格，那时每人每月分到的口粮只有6斤大米。”那双鞋勾起了周晓光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得到它，她把自己一个学期的所有周末都奉献给了大山：采草药，回家晒干再送到镇上卖。积攒到两块钱的时候，她说服奶奶借给自己一块，把鞋买回了家。但一走山路，鞋子美观远大于实用的缺点暴露无遗。看着母亲心疼得流眼泪，她这才开始明白那些钱不该花。
周晓光从小就争强好胜。跟同龄男人一起干同样的活，总是她先干完。男人能挑100斤，周晓光就挑120斤，从来没有落后过。那时的农村，生产队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付出一样的劳动，女人只能拿到男人的一半工分。周晓光一次次找生产队长理论，却没有结果。于是，她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做点事，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而改革开放给了她这个机会。
当时，明目张胆地做生意还是非法行为，周晓光和很多做小买卖的人一样，流动奔波，以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为了省住宿费，她白天摆地摊，晚上不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就是在晃动的车厢里度过，“整天忙着收拾整理、上车下车”。有时坐火车没有座位，她就在座位底下铺一块塑料布，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鼻子离上面的座椅不过几厘米，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只要能让身子平躺下来，已经是最好的享受了。闭上眼睛，瞬间就能入睡。有时候还睡在行李架上。”
那时还没有商品交易市场。有一次在哈尔滨，周晓光在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刚铺上塑料布就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她能拿出的只有生产队的一封介绍信。看到是个南方小女孩，工作人员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下午5点下班，等我们下班以后，你就可以来摆摊了。东北夏天晚上9点才天黑，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卖东西……”
“饰品女王”
那以后的6年间，周晓光南到海南岛，西到云贵川，北到黑龙江，足迹遍及浙江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也赚了2万元。1985年，跑遍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不久，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面积1平方米的固定摊位，专门经营小饰品。夫妻俩一个负责去广东进货，另一个负责在义乌看摊。几年下来，他们就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了新房，在市中心买了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出来闯世界时想要的几乎都实现了，孩子也出生了，但周晓光好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她决定创建自己的企业。1995年7月，夫妻俩拿出700万元投资开办了第一家工厂——新光饰品厂。此后3年里，产值连续翻番，并逐渐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2000年5月，新光产品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展上火了一把。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吸引，4个展位挤满客户，带去的8名翻译不够用，又临时请了4名。一些客商在会场等不到下单，索要了资料再赶到义乌面谈。周晓光打破了由韩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称霸饰品市场的局面。
饰品行业的特点是周期短、更新换代快，没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根本无法在市场立足。在事业上升期，新光每天要开发100余款新产品。在15年的发展过程中，新光一直两条腿走路，产品内销占60%，外销占40%，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90%以上都是打自己的品牌，周晓光的净资产也达到15亿元。
由于小饰品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难以避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周晓光往往采取淡然处之、不予理会的策略。“我坚信，只有跳出新光，才能成就新光。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仅靠一两家企业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产业人气的聚集，才能形成气候，带动整个行业共同兴旺发展。”
每次出国参展回来，周晓光都会把所见所闻告诉同行，她相信别人跑得快，自己会跑得更快，“独木难成林”。1998年，义乌一家企业面临破产，百般无奈之下向周晓光求助。虽然自己的公司刚起步，周晓光还是借出100万元，帮该企业渡过难关。家人不理解，周晓光说：“也许有了这100万，这个企业就站起来了，没有这100万，这个企业就从此消失了。企业倒闭受害的不止是企业主一个人，还有上下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的员工。如果能救活企业，它生存下来就对社会、对许多人有益。”
价值观的传承胜过财富传承
环球人物杂志：你知道自己被评为亚洲最具权势女性吗？
周晓光：你们来采访我才知道的，之前评选方没有和我沟通。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理解“权势女性”这个称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周晓光：这个“最具权势女性”，我认为和传统中“权势”的概念有所不同。并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权力、势力，而是你产生了多少正面的影响力，看你是否在自己取得一些成绩的前提下，能够为推动行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繁荣、推动社会点滴进步出一份力。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上榜对你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
周晓光：能够上榜很高兴，但不会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大的影响。我一直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能够上榜只是说明社会承认了你所做的事，仅此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在教育接班人的过程中，你比较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
周晓光：我唯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品德。能力大小可以通过学习、锻炼获得，但品德不好，想重新培养塑造却很难。我很少关注孩子们的考试分数，很少关注他们在班里考第几名，我只关注他们平时的思想，为人处世的风格，关注他们面对困难挫折和生活上的琐事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处理和应对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
周晓光：对于企业家来说，事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人生的价值，除了自我实现，还有圆满。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亲情、友情和爱情，还有责任和义务。我有一个幸福的、由36名成员组成的大家庭，其中有我的父母、丈夫、妹妹、妹夫、弟弟、弟媳以及13个孩子。每天晚饭时间，是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大家一起交流一天的见闻和感受，陪老人聊家常，和孩子玩游戏……这是一个温暖的氛围，充满着爱和关怀。这时候，我觉得我是成功的。
环球人物杂志：经营这么一个大家族也不容易吧？
周晓光：当然。香港新鸿基地产郭氏兄弟闹矛盾，直接导致市值缩水40%，如果家庭内部关系处理不好，还会继续下滑。我希望新光的事业能永续发展。我们家族里的两代人现在重要的课题就是商量整理《家训》。仅仅是财富的传承不是传承，只有将家族的精神、家族的价值观融入事业传承下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睡在火车座下的“货郎妹”
在饥饿阴霾笼罩的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又给她生了5个妹妹1个弟弟。
父母每天拼死拼活地干，全家仍然吃不饱肚子。在周晓光的记忆里，春天是饥荒的代名词。家里最艰难时，她早晨还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父母边忙碌边小声说：“粮食没了，明天还得去借。”
“从小学、初中直到辍学，我一直都交不起学费、书费，尽管每学期只需要两三块钱，但父母却无处可借。那时的贫穷你们无法想象，我却刻骨铭心。”周晓光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她总是班里最后交钱的学生之一，“老师每天重复，明天如果再不带钱来，你就不要进教室了”。常常是每天一上课，周晓光先在门口罚站，10分钟以后再进去。
尽管如此，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却改变不了。十四五岁的一天，周晓光路过村里的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黑色平绒鞋。“卖3块钱，相当于当时20斤大米的价格，那时每人每月分到的口粮只有6斤大米。”那双鞋勾起了周晓光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得到它，她把自己一个学期的所有周末都奉献给了大山：采草药，回家晒干再送到镇上卖。积攒到两块钱的时候，她说服奶奶借给自己一块，把鞋买回了家。但一走山路，鞋子美观远大于实用的缺点暴露无遗。看着母亲心疼得流眼泪，她这才开始明白那些钱不该花。
周晓光从小就争强好胜。跟同龄男人一起干同样的活，总是她先干完。男人能挑100斤，周晓光就挑120斤，从来没有落后过。那时的农村，生产队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付出一样的劳动，女人只能拿到男人的一半工分。周晓光一次次找生产队长理论，却没有结果。于是，她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做点事，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而改革开放给了她这个机会。
当时，明目张胆地做生意还是非法行为，周晓光和很多做小买卖的人一样，流动奔波，以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为了省住宿费，她白天摆地摊，晚上不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就是在晃动的车厢里度过，“整天忙着收拾整理、上车下车”。有时坐火车没有座位，她就在座位底下铺一块塑料布，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鼻子离上面的座椅不过几厘米，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只要能让身子平躺下来，已经是最好的享受了。闭上眼睛，瞬间就能入睡。有时候还睡在行李架上。”
那时还没有商品交易市场。有一次在哈尔滨，周晓光在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刚铺上塑料布就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她能拿出的只有生产队的一封介绍信。看到是个南方小女孩，工作人员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下午5点下班，等我们下班以后，你就可以来摆摊了。东北夏天晚上9点才天黑，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卖东西……”
“饰品女王”
那以后的6年间，周晓光南到海南岛，西到云贵川，北到黑龙江，足迹遍及浙江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也赚了2万元。1985年，跑遍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不久，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面积1平方米的固定摊位，专门经营小饰品。夫妻俩一个负责去广东进货，另一个负责在义乌看摊。几年下来，他们就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了新房，在市中心买了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出来闯世界时想要的几乎都实现了，孩子也出生了，但周晓光好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她决定创建自己的企业。1995年7月，夫妻俩拿出700万元投资开办了第一家工厂——新光饰品厂。此后3年里，产值连续翻番，并逐渐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2000年5月，新光产品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展上火了一把。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吸引，4个展位挤满客户，带去的8名翻译不够用，又临时请了4名。一些客商在会场等不到下单，索要了资料再赶到义乌面谈。周晓光打破了由韩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称霸饰品市场的局面。
饰品行业的特点是周期短、更新换代快，没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根本无法在市场立足。在事业上升期，新光每天要开发100余款新产品。在15年的发展过程中，新光一直两条腿走路，产品内销占60%，外销占40%，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90%以上都是打自己的品牌，周晓光的净资产也达到15亿元。
由于小饰品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难以避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周晓光往往采取淡然处之、不予理会的策略。“我坚信，只有跳出新光，才能成就新光。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仅靠一两家企业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产业人气的聚集，才能形成气候，带动整个行业共同兴旺发展。”
每次出国参展回来，周晓光都会把所见所闻告诉同行，她相信别人跑得快，自己会跑得更快，“独木难成林”。1998年，义乌一家企业面临破产，百般无奈之下向周晓光求助。虽然自己的公司刚起步，周晓光还是借出100万元，帮该企业渡过难关。家人不理解，周晓光说：“也许有了这100万，这个企业就站起来了，没有这100万，这个企业就从此消失了。企业倒闭受害的不止是企业主一个人，还有上下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的员工。如果能救活企业，它生存下来就对社会、对许多人有益。”
价值观的传承胜过财富传承
环球人物杂志：你知道自己被评为亚洲最具权势女性吗？
周晓光：你们来采访我才知道的，之前评选方没有和我沟通。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理解“权势女性”这个称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周晓光：这个“最具权势女性”，我认为和传统中“权势”的概念有所不同。并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权力、势力，而是你产生了多少正面的影响力，看你是否在自己取得一些成绩的前提下，能够为推动行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繁荣、推动社会点滴进步出一份力。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上榜对你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
周晓光：能够上榜很高兴，但不会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大的影响。我一直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能够上榜只是说明社会承认了你所做的事，仅此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在教育接班人的过程中，你比较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
周晓光：我唯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品德。能力大小可以通过学习、锻炼获得，但品德不好，想重新培养塑造却很难。我很少关注孩子们的考试分数，很少关注他们在班里考第几名，我只关注他们平时的思想，为人处世的风格，关注他们面对困难挫折和生活上的琐事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处理和应对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
周晓光：对于企业家来说，事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人生的价值，除了自我实现，还有圆满。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亲情、友情和爱情，还有责任和义务。我有一个幸福的、由36名成员组成的大家庭，其中有我的父母、丈夫、妹妹、妹夫、弟弟、弟媳以及13个孩子。每天晚饭时间，是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大家一起交流一天的见闻和感受，陪老人聊家常，和孩子玩游戏……这是一个温暖的氛围，充满着爱和关怀。这时候，我觉得我是成功的。
环球人物杂志：经营这么一个大家族也不容易吧？
周晓光：当然。香港新鸿基地产郭氏兄弟闹矛盾，直接导致市值缩水40%，如果家庭内部关系处理不好，还会继续下滑。我希望新光的事业能永续发展。我们家族里的两代人现在重要的课题就是商量整理《家训》。仅仅是财富的传承不是传承，只有将家族的精神、家族的价值观融入事业传承下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