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那年的夏天，我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病菌侵入了我的中枢神经。刚开始，我吃东西常常被噎住，继而吞咽发生困难，很快，我的颈部、双脚和右手就瘫痪了。
　　父母被告知我已无药可治，医生也不让他们在病房陪夜，他们便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密歇根州蓝镇的家中。那天晚上，父亲哭了，在母亲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流泪。但天一亮，他们依然打起精神，默默无语地驾车来到医院。
　　也就是那一夜，我发着高烧，毫无知觉地躺在病床上。一位老护士把我放在浴缸里，用冰块给我降温，并寸步不离地陪我度过了最危险的48小时，直到我的高烧消退。疾病损坏了我身体的许多部位，我躺在床上，根本抬不起头。
　　医生告诉父亲，通过治疗，我右手和双脚的功能有可能恢复，但是将不得不戴着颈部支撑架度过余生，我也不得不去残疾儿童学校读书。
　　“不，我的女儿永远不会那样！”这是父亲对这种可怜的、不能自立的生活的回答。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高中，但却读了他能够找到的一切有关幼儿瘫痪方面的书。同时，他虚心向专家、医生和护士请教。最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他女儿的肌肉能用人工方式进行锻炼，永久性的肌肉萎缩就不大可能发生。
　　出院时，我不能走路，而父亲不想让我像其他孩子那样坐轮椅，就抱着我走出了医院。
　　很快，我开始学钢琴。父亲坐在钢琴前，让我坐在他腿上，头靠着他的胸膛，又把我的双手放在琴键上。我的右手不听使唤，滑了下来。但父亲信心十足：“没关系，很快你就会弹得很好了。”
　　按摩医生泰勒每天上午来我家为我按摩肌肉，一位家庭教师则每天下午来为我补习功课——父亲一定要让我重返原来的学校。
　　每天，父亲要从单位回家几次，把我平放在琴凳上，把沙袋放在我的前额、右手和双腿上，强迫我抬头、提手和抬腿。因为颈部肌肉已经有些萎缩，我不得不努力锻炼，加强其他肌肉的力量加以弥补。邻居听到我锻炼时的哭喊声，认为父亲不近人情，因而对父亲不理不睬。
　　渐渐地，我能靠自己的力量抬头了，虽然还不太自如；我能走了，虽然还不太稳当；我能写了，虽然速度很慢；我甚至能用双手弹出几个音符了，虽然还串不成曲……
　　进食对我来说也极度困难。我大部分吞咽器官已经麻痹，为了进食，我得把头扭向右边才能咽下食物。后来，父亲在餐桌上安了一面镜子，对着镜子，我慢慢练习端正头部吃饭，直到基本纠正为止。现在吃饭时，我的头依然会向右偏一点儿，但一般人觉察不出来。
　　我想去上学，但学校说我没有完全恢复，下学期还不能回校上课。父亲便直奔校长办公室，对校长说：“请帮助我女儿重返正常人的生活，下学期回校读书是对她刻苦锻炼的最好回报。”就这样，在新学期开始时，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尽管班里那个最胖的女生骂我是“瘦猴”，但我还是庆幸终于又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了。期终考试，我还获得了全班的最好成绩。
　　然而，我的锻炼还远没有结束。
　　那年夏天，父亲借债在莫利森湖边买了一块土地，搭了一间小屋，这样我就能每天进行水疗。他教我游泳以提高我的身体素质。他觉得划船对增强我的臂力有好处，但自己又不会，就弄了一条旧船先行练习。他第一次划船离开码头时，船在晃荡，他手里却捏着本《简易划船六步法》临阵磨枪，结果不到一分钟船就翻了。岸上的我们哈哈大笑，从水里爬起来的父亲，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开始练习。最终，他学会了划船，也教会了我。
　　为了使我的形体动作优雅、情绪平和，他还教我滑冰。在金色朝霞中，我常常在冰面上飞速滑翔……
　　接着，我恢复了芭蕾舞的学习。刚开始舞蹈老师认为我还没完全恢复，不适合练习高强度的舞蹈，但父亲说服了她。
　　两年后，我进入中学，已经和正常人没有太大区别。开学的前一晚，父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你要和许多新朋友相处了，他们不知道你的病，你也永远不要说，它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我18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感恩节。晚上，我坐在屋里，凝视着梳妆镜中裸露的颈部，想象着如果它被钢条、皮带支撑着的样子……最后，我再也忍不住，走到客厅，扑入父亲的怀抱，抽泣着说：“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亲61岁时就去世了，但他看到了自己健康、幸福的女儿：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唱着跳着读完了高中；靠教授芭蕾舞供养自己完成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业；没有颈部支撑架，却摘得了许多健美比赛冠军的桂冠……他欣赏过我在电视中的优美舞姿，聆听过我在广播节目中的动人演讲，还挽着我走过人群，把我交给了新郎。
　　如果，当年他对我的病只是摇头叹息，那么这一切将不会存在。
　　（朝阳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