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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市场环境的变化为企业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接踵而来，其中资金问题就是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最为常见的一个问题。负债在企业融资结构中，不仅是一种资本来源，更是公司治理的机制，我们既可以将负债看作一种经营方式，又可以将负债看作一种调节手段，合理负债不仅不会对于企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对企业的经营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因此，企业负债的治理效应与所处地区整体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对不同金融环境及产权性质下的企业负债治理效应做出详细分析。
关键词：债务重组 金融生态环境 负债治理效应 产权性质
负债作为一种常见的经营手段，目前已经被许多企业所应用。深入对于企业负债的类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经营性负债和融资性负债两种类型，需要从债权人的经营性质及公司的业务活动性质两方面进行判断。所谓经营性负债，简单来说就是指来源于客户及供应商的负债，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负债，例如，预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而融资性负债则来源于企业融资活动，例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负债，据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地区的整体金融环境将会对企业融资性负债的治疗效果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融资性负债治疗效果，本文将对其做出详细分析。
一、债务重组与金融生态环境、负债治理效果
现阶段，我国企业融资性负债主要来源于区域性或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长短期借款，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融资性负债治理存在重要影响。可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方面会千方百计的寻求办法促进企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对于银行的经营进行更多的干预，这使得银行的经营已经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相挂钩，其发展不仅难以实现完全独立，更缺乏足够的优秀金融人才作为支撑。最后使整个地区商业银行的贷前风险、贷后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阻碍了当地企业融资负债的治理，与金融环境较好的地区相比，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之间的关联性更强[1]。
由此可知，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商业银行的经营质量更高、独立性更强，能够充分发挥“治理效果”，有效控制贷前审查及贷后风险，给予信用水平高、财务状况健康的企业更对信贷资金，最大限度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若这些公司出现暂时性的财务问题，商业银行经过财务审核后，也会将其判定为暂时的财务困难，还会通过合约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财务困难阶段。相反，若是信用水平低、财务状况差的企业，不仅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而且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等情况时，还有可能被银行催还，甚至进行非现金资产抵债、提起法律诉讼等显性债务重组，面对来自多方的“打击”，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这种现象可直接表明融资负债水平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关系，即融资负债水平高的企业，信用水平较高、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极低[2]。
二、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负债的治理效应
通过上文探讨，我们得出了生态金融环境对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实际影响，基于此，下文将对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作出分析。
对于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首先需要判断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業相比，具备强烈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相关部门会倾向于继续向亏损企业贷款，尽可能地帮助其渡过难关，并且不主张对企业进行非现金资产抵押或提起诉讼，以此来支付员工工资及维持正常运作，可以将其称为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父爱效应”，主要存在两方面影响：第一，商业银行会适当放松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的风险评估及审查;第二，由于“父爱效应”影响，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负债债务人会忽略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有效控制，一旦出现财务问题，也能够通过政府帮助进行债务重组。这两方面的影响均会严重影响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对于非国产控股企业来说，商业银行贷前风险审核及信贷风险控制会更加严格，同时企业为了规避企业显性重组情况发生，会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市场声誉、加强自身财务风险管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正面积极的影响。因此，产权性质对于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影响主要表现在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方面，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父爱效应”将会对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产生负面影响，使国有控股企业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原因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3]。
除此之外，“父爱效应”所产生的作用还会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债务重组方式产生严重影响。首先，如果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政策的引导能够帮助其减轻一些无形的压力，在政府帮助下首先会进行一系列的隐形债务重组，例如停息挂账、合约展期、财政贴息等，在财务困难无法解决时，才会采用非现金资产抵押、提起诉讼等能够被外界观察到的显性债务重组。尽管很多时候隐性债务重组是非国有控股企业难以得到的“优待”，但是如果此类企业真的面临来自资金与财务方面的问题，没有能力或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债务时，银行为了减轻经营风险，切实保障自身利益，会尽早要求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以此提升贷款回收率。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父爱效应”仍然存在[4]，但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比较，其强制程度会更弱，企业抗衡力会更强，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金融环境较差的地区，“父爱效应”所能体现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当地非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也仍然难以真正的发挥作用，债务重组与融资负债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一旦出现财务困难，“父爱效应”的作用就开始发挥，同时，由于金融环境较差地区本身的市场发展形势就较为落后，企业本身所具备的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也普遍较差，此时，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干涉力度也更强，在国有控股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更容易进行隐形债务重组。由此可知，在金融环境较差地区，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债务重组与融资债务水平之间的正相关系可能会更加薄弱[5]。 第二，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非国有控股企业能够更好的发挥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并且企业融资性负债水平可直接反映出企业的信用水平及财务状况，使债务重组和融资性负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由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经营独立性强，因此在国有控股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时，则更能够通过显性债务重组化解，也就是说，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性负债水平及负债重组可能性未必低于非国有控股企業。总而言之，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虽然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较好，但仍然存在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父爱效应”[6]。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企业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的正相关系较弱，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企业的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水平存在正相关系;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债务重组和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是负相关系，但国有控股企业则相反，呈现为正相关系;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产权性质为国有控股的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债务重组及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正相关系较弱。通过本文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可有效提升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但在国有控股企业当中，作用会被“父爱效应”削弱，前者甚至无法抗衡后者;应对金融生态环境继续进行改善，使之真正发挥“基础设施”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对国有控股企业所有权结构及政府职能、目标作出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债务重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张春海.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制造业企业融资效率[J].华北金融，2018（11）：4-9，19.
[2]王琼，耿成轩.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J].经济经纬，2017，34（3）.
[3]王琼，耿成轩.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J].经济经纬，2017，34（3）：87-92.
[4]田佳茜.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融资效率研究——基于信息技术企业数据[D].陕西：长安大学，2018.
[5]罗韵轩.金融生态环境、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6（3）：43-49.
作者单位：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关键词：债务重组 金融生态环境 负债治理效应 产权性质
负债作为一种常见的经营手段，目前已经被许多企业所应用。深入对于企业负债的类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经营性负债和融资性负债两种类型，需要从债权人的经营性质及公司的业务活动性质两方面进行判断。所谓经营性负债，简单来说就是指来源于客户及供应商的负债，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负债，例如，预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而融资性负债则来源于企业融资活动，例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负债，据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地区的整体金融环境将会对企业融资性负债的治疗效果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融资性负债治疗效果，本文将对其做出详细分析。
一、债务重组与金融生态环境、负债治理效果
现阶段，我国企业融资性负债主要来源于区域性或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长短期借款，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融资性负债治理存在重要影响。可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方面会千方百计的寻求办法促进企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对于银行的经营进行更多的干预，这使得银行的经营已经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相挂钩，其发展不仅难以实现完全独立，更缺乏足够的优秀金融人才作为支撑。最后使整个地区商业银行的贷前风险、贷后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阻碍了当地企业融资负债的治理，与金融环境较好的地区相比，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之间的关联性更强[1]。
由此可知，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商业银行的经营质量更高、独立性更强，能够充分发挥“治理效果”，有效控制贷前审查及贷后风险，给予信用水平高、财务状况健康的企业更对信贷资金，最大限度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若这些公司出现暂时性的财务问题，商业银行经过财务审核后，也会将其判定为暂时的财务困难，还会通过合约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财务困难阶段。相反，若是信用水平低、财务状况差的企业，不仅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而且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等情况时，还有可能被银行催还，甚至进行非现金资产抵债、提起法律诉讼等显性债务重组，面对来自多方的“打击”，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这种现象可直接表明融资负债水平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关系，即融资负债水平高的企业，信用水平较高、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极低[2]。
二、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负债的治理效应
通过上文探讨，我们得出了生态金融环境对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实际影响，基于此，下文将对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作出分析。
对于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首先需要判断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業相比，具备强烈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相关部门会倾向于继续向亏损企业贷款，尽可能地帮助其渡过难关，并且不主张对企业进行非现金资产抵押或提起诉讼，以此来支付员工工资及维持正常运作，可以将其称为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父爱效应”，主要存在两方面影响：第一，商业银行会适当放松对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的风险评估及审查;第二，由于“父爱效应”影响，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负债债务人会忽略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有效控制，一旦出现财务问题，也能够通过政府帮助进行债务重组。这两方面的影响均会严重影响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对于非国产控股企业来说，商业银行贷前风险审核及信贷风险控制会更加严格，同时企业为了规避企业显性重组情况发生，会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市场声誉、加强自身财务风险管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正面积极的影响。因此，产权性质对于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影响主要表现在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方面，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父爱效应”将会对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产生负面影响，使国有控股企业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原因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3]。
除此之外，“父爱效应”所产生的作用还会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债务重组方式产生严重影响。首先，如果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政策的引导能够帮助其减轻一些无形的压力，在政府帮助下首先会进行一系列的隐形债务重组，例如停息挂账、合约展期、财政贴息等，在财务困难无法解决时，才会采用非现金资产抵押、提起诉讼等能够被外界观察到的显性债务重组。尽管很多时候隐性债务重组是非国有控股企业难以得到的“优待”，但是如果此类企业真的面临来自资金与财务方面的问题，没有能力或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债务时，银行为了减轻经营风险，切实保障自身利益，会尽早要求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以此提升贷款回收率。在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父爱效应”仍然存在[4]，但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比较，其强制程度会更弱，企业抗衡力会更强，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金融环境较差的地区，“父爱效应”所能体现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当地非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也仍然难以真正的发挥作用，债务重组与融资负债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一旦出现财务困难，“父爱效应”的作用就开始发挥，同时，由于金融环境较差地区本身的市场发展形势就较为落后，企业本身所具备的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也普遍较差，此时，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干涉力度也更强，在国有控股企业出现财务困难时，更容易进行隐形债务重组。由此可知，在金融环境较差地区，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债务重组与融资债务水平之间的正相关系可能会更加薄弱[5]。 第二，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非国有控股企业能够更好的发挥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并且企业融资性负债水平可直接反映出企业的信用水平及财务状况，使债务重组和融资性负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由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经营独立性强，因此在国有控股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时，则更能够通过显性债务重组化解，也就是说，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性负债水平及负债重组可能性未必低于非国有控股企業。总而言之，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虽然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较好，但仍然存在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父爱效应”[6]。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企业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的正相关系较弱，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企业的债务重组与融资性负债水平存在正相关系;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债务重组和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是负相关系，但国有控股企业则相反，呈现为正相关系;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产权性质为国有控股的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债务重组及融资性负债水平之间正相关系较弱。通过本文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可有效提升企业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但在国有控股企业当中，作用会被“父爱效应”削弱，前者甚至无法抗衡后者;应对金融生态环境继续进行改善，使之真正发挥“基础设施”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对国有控股企业所有权结构及政府职能、目标作出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债务重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张春海.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制造业企业融资效率[J].华北金融，2018（11）：4-9，19.
[2]王琼，耿成轩.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J].经济经纬，2017，34（3）.
[3]王琼，耿成轩.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J].经济经纬，2017，34（3）：87-92.
[4]田佳茜.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融资效率研究——基于信息技术企业数据[D].陕西：长安大学，2018.
[5]罗韵轩.金融生态环境、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6（3）：43-49.
作者单位：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