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最后一站是上海，周恩来夫妇陪同。在沪期间，邓颖超抽空到康平路看望上海市委领导人家属。她先后走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却没有搭理住在王少庸家隔壁的张春桥夫人文静。这件事让张春桥坐不住了。
原来，文静在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共。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扫荡，文静被俘，押到石家庄后，参加了日军的反共宣传活动。后来日军败退，她重新找到八路军，和原先的恋人张春桥结了婚。文静的历史问题，党组织早已掌握，所以一直不予重用，张春桥的对策是尽量不让她抛头露面。当时，江青、叶群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上海有群众组织头头提议张春桥夫人当市革委会委员，却遭到张的痛斥，因为这触到了张春桥的难言之隐。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于政治考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和文静离婚，得到中央同意。1974年，王洪文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市委书记通报：“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
张春桥悄悄和文静分手，有了新的打算。1976年2月25日，到北京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进钓鱼台与张春桥长谈。张提出，需要一个秘书，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徐景贤知道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立下领导干部不得配异性秘书的规矩，所以回上海后，精心选择了三个男性共产党员推荐给张春桥，这三人都是笔杆子，其中一个还会开汽车，张春桥只好对徐景贤把话挑明，他给徐景贤写了封信，全文是：“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这才恍然大悟，开始在上海暗中物色适合张春桥的配偶。最初并不顺利，文化素养较高者，往往已有家庭；而中年独身女性，文化素养又不够理想。有一天，徐景贤参加上海文教系统的会议，听取调研汇报，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干部发言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见解独到。徐景贤问了几个问题，她的回答不但很见水平，还敢于提出异议。徐在会后了解，此人是党员，做过多年机关工作，当过编辑，文笔很好。有过一段婚姻，因她不育，对方提出离婚。目前她是独身。徐以谈工作为由，和她谈了一次话。觉得她除了相貌平常，其他条件都很理想。于是趁赴京参加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之机，在9月21日当面向张春桥介绍了情况。
张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徐说：“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10天以后，张在一封圈阅后退还给徐景贤的信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10月6日，徐景贤把这位女干部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起来，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但就在当晚，张春桥被囚，选“秘书”成为永远的泡影。
徐景贤被捕以前，向上海市委的新领导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报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位女干部始终蒙在鼓里，要求他们把她的档案转回上海。新领导的处理很得体，这位女干部没有惹上政治麻烦。张春桥1998年保外就医，还是和文静一起度过了余生。 （据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陶铸怒砸金匾
1951年，陶铸由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任上，调华南分局工作，顺路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乡。
此前陶铸曾应家乡人的请求，为家乡的学校写了一副对联：“八年血战开新运；一曲清歌乐太平。”横批是“共享臻荣”。谁知石洞源的陶姓族长在得知陶铸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深感荣耀，便动员族人捐资，另外又在学校门口做了一块金匾，上刻“祝贺陶铸同志勋德崇隆”，下刻“石洞源陶氏全体后裔顿首”。
陶铸随同大家来到学校，老远就看到一块闪闪发光的匾，走近前一看才知是怎么回事。他强忍心中的不悦，但还是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对大家说：“光宗耀祖，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干的事，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家族的权势代表，大家别误会，你们这种做法，虽花了钱，但我是不买账的，赶快给我砸掉、烧毁。”他越说越来火，见大家不敢动手，便亲自找了一把斧子，几下子就将金匾打烂，然后付之一炬。
（据《老人报》）
飞踹蒋介石的硬骨头文人
中国不乏硬骨头的文人。鲁迅先生，人称他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他向黑暗的社会冲锋陷阵。最近读了岳南先生写的“一代国学大师”一书，又认识了一位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许多杂芜的感想。
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持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鲁迅先生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可做旁证。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
（据中新网-华文报摘）
原来，文静在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共。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扫荡，文静被俘，押到石家庄后，参加了日军的反共宣传活动。后来日军败退，她重新找到八路军，和原先的恋人张春桥结了婚。文静的历史问题，党组织早已掌握，所以一直不予重用，张春桥的对策是尽量不让她抛头露面。当时，江青、叶群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上海有群众组织头头提议张春桥夫人当市革委会委员，却遭到张的痛斥，因为这触到了张春桥的难言之隐。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于政治考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和文静离婚，得到中央同意。1974年，王洪文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市委书记通报：“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
张春桥悄悄和文静分手，有了新的打算。1976年2月25日，到北京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进钓鱼台与张春桥长谈。张提出，需要一个秘书，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徐景贤知道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立下领导干部不得配异性秘书的规矩，所以回上海后，精心选择了三个男性共产党员推荐给张春桥，这三人都是笔杆子，其中一个还会开汽车，张春桥只好对徐景贤把话挑明，他给徐景贤写了封信，全文是：“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这才恍然大悟，开始在上海暗中物色适合张春桥的配偶。最初并不顺利，文化素养较高者，往往已有家庭；而中年独身女性，文化素养又不够理想。有一天，徐景贤参加上海文教系统的会议，听取调研汇报，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干部发言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见解独到。徐景贤问了几个问题，她的回答不但很见水平，还敢于提出异议。徐在会后了解，此人是党员，做过多年机关工作，当过编辑，文笔很好。有过一段婚姻，因她不育，对方提出离婚。目前她是独身。徐以谈工作为由，和她谈了一次话。觉得她除了相貌平常，其他条件都很理想。于是趁赴京参加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之机，在9月21日当面向张春桥介绍了情况。
张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徐说：“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10天以后，张在一封圈阅后退还给徐景贤的信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10月6日，徐景贤把这位女干部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起来，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但就在当晚，张春桥被囚，选“秘书”成为永远的泡影。
徐景贤被捕以前，向上海市委的新领导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报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位女干部始终蒙在鼓里，要求他们把她的档案转回上海。新领导的处理很得体，这位女干部没有惹上政治麻烦。张春桥1998年保外就医，还是和文静一起度过了余生。 （据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陶铸怒砸金匾
1951年，陶铸由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任上，调华南分局工作，顺路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乡。
此前陶铸曾应家乡人的请求，为家乡的学校写了一副对联：“八年血战开新运；一曲清歌乐太平。”横批是“共享臻荣”。谁知石洞源的陶姓族长在得知陶铸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深感荣耀，便动员族人捐资，另外又在学校门口做了一块金匾，上刻“祝贺陶铸同志勋德崇隆”，下刻“石洞源陶氏全体后裔顿首”。
陶铸随同大家来到学校，老远就看到一块闪闪发光的匾，走近前一看才知是怎么回事。他强忍心中的不悦，但还是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对大家说：“光宗耀祖，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干的事，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家族的权势代表，大家别误会，你们这种做法，虽花了钱，但我是不买账的，赶快给我砸掉、烧毁。”他越说越来火，见大家不敢动手，便亲自找了一把斧子，几下子就将金匾打烂，然后付之一炬。
（据《老人报》）
飞踹蒋介石的硬骨头文人
中国不乏硬骨头的文人。鲁迅先生，人称他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他向黑暗的社会冲锋陷阵。最近读了岳南先生写的“一代国学大师”一书，又认识了一位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许多杂芜的感想。
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持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鲁迅先生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可做旁证。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
（据中新网-华文报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