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萬历二十二年甲午（一五九四年），四十四岁的胡应麟（字元瑞）挈家离乡，准备上京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胡应麟寄住在潞河胡谷元家中，得与诸友朝夕过从，纵论学问。从吴晗先生所著《胡应麟年谱》中可知，交游者多是士绅名流，不乏饱读之士。其中就有胡氏的同乡、大藏书家嘉禾姚士粦（字叔祥）。
　　寻常读书人过从，不外风花雪月、诗酒酬答。藏书家过从往来，还有互通有无、传递信息之意。姚叔祥与胡应麟多年往来，不时有新的发现。这次也不例外，在胡应麟的藏书中，姚叔祥意外地发现了久已失传的《搜神记》。
　　东晋干宝所作之《搜神记》，于南宋之际已罕见流传。南宋收书极多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不见收。元末陶宗仪编《说郛》，也未曾见到《搜神记》，只从《类说》转引三条。可见《搜神记》在宋元间已经散佚，周中孚、余嘉锡等前贤以为南宋时就已不传，大抵是不错的。这本自南宋时代就已经亡佚的《搜神记》，今日竟在胡应麟的藏书中重见天日，自然引起了姚叔祥的关注。
　　作为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藏书家，胡应麟藏书“合之为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号为最富”（王世贞：《二酉山房记》）。其中有旁人未能寓目之书，自然在情理之中。寻常文士或许信以为真，姚叔祥则不能无疑。姚叔祥博洽多闻，熟谙古书，又被认为是作伪古书的行家里手：旧题宋郑思肖《心史》，徐乾学《通鉴后编考异》以为是“姚士粦伪托”;万历中屠乔孙、姚士粦校刊《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王鸣盛以为“乃乔孙与友人姚士粦辈，取《晋书-载记》《北史》《册府元龟》等书伪为之，非原本”（《十七史商榷》卷五二）。凡此种种，虽未必全是纯然伪作，但也能说明姚叔祥经验老到。久已亡佚、重见天日的《搜神记》，自然瞒不过他的眼睛。
　　胡应麟倒也不准备隐瞒，直截了当地告诉姚叔祥，自己确实辑录过《搜神记》。在《甲乙剩言·知己传》中，胡应麟谈及《搜神记》的由来，云：
　　姚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箧幽岩土窟掘得耶？大都后出异书，皆此类也。”
　　姚叔祥在《见知录》里同样提到了胡应麟的回应，“胡云不敢以诒知者，率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抄出者”。至此真相大白。姚叔祥也不再多问，将胡应麟辑录的《搜神记》刻入《秘册汇函》当中。然而刻书未竟便毁于火，残版流入常熟毛晋之手。毛晋将其刊入《津逮秘书》之中，遂大行明世，直至今日。
　　作为有明一代知名藏书家和学者，胡应麟一直对文言小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有辑佚前代小说的习惯。自少年时代，胡应麟便曾辑录书名含“异”字的前代小说为《百家异苑》，并为之作序。还曾“遍辑诸小说”，辑录鬼诗数百篇。胡应麟还打算续成《广记》，又感于《汲冢琐语》的不传，想要“补汲冢之旧”。虽然最终都未能成书，但可见其对古代小说的爱好。这样看来，胡应麟辑录《搜神记》合情合理，渐渐成为一种共识。中华书局出版《搜神记》，便采信了这种说法，认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二十卷本，据考证，可能是明代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的”。
　　经由胡应麟辑录而成的《搜神记》，显然已非干宝《搜神记》的原貌，可以说是被胡应麟“制造”出来的产物。《搜神记》的从无到有，已经有别于原书，成为新的文本。有感于此，鲁迅先生认为：“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
　　这一部“半真半假”的《搜神记》，不仅反映出制造者本人的文学趣味和阅读好尚，也是万历时期求奇求新的社会风潮的反映。作为王世贞的弟子、明中后期“末五子”之一的胡应麟，不仅仅制造了《搜神记》，还同时编辑了其他六朝志怪作品并将其出版，推动了明中后期编纂、出版六朝志怪小说风尚的流行。几乎与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搜神记》同时，屠隆参与了八卷本《搜神记》的编纂和出版。与胡应麟相同，屠隆也是王世贞的弟子。辑录、出版《搜神记》这一文学活动，不仅是胡应麟、屠隆个人的文学活动，也是以王世贞为代表的江南文人集团共同的文学好尚。由此说来，《搜神记》的“制造”，不仅是私人文学趣味的产物，也是相似审美情趣的结晶。

二

　　今见《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搜神记》，前有沈士龙和胡震亨所作《搜神记》引。二人都未曾质疑《搜神记》的真实性，只是对具体条目有所疑问。到了清代，认为《搜神记》并非原本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王谟《搜神记序》指出，“毛氏《津逮秘书》乃有二十卷，当为足本，然亦非原书也”，认为八卷本和二十卷本都不是原书。四库馆臣详细考察了二十卷本，不仅搜罗了诸多佚文，还指出了二十卷本尤其可疑的地方：卷六、卷七与两《汉书·五行志》联系过于紧密，“连篇钞录，一字不更”。四库馆臣几乎就要认定二十卷本是“伪书”，但又不免有些疑虑：
　　然其书叙事多古雅，而书中诸论亦非六朝人不能作，与他伪书不同。疑其即诸书所引，缀合残文，傅以他说，亦与《博物志》《述异记》等。但辑二书者，耳目隘陋，故罅漏百出。辑此书者，则多见古籍，颇明体例。故其文斐然可观，非细核之，不能辨耳。
　　四库馆臣虽然未提及《搜神记》具体的制造者，但也无疑肯定了他的水平。与同样经过辑佚、文本重新定型的《博物志》《述异记》“罅漏百出”相比，《搜神记》的辑佚者“多见古籍，颇明体例”，使得见多识广的四库馆臣也要仔细辨认，方能发现其中的破绽。他如王谟、周中孚、余嘉锡等行家，也只是指出其书并非原本，或者以为此书原有残本，却从未想过《搜神记》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
　　事实上，胡应麟为了辑录《搜神记》做了很多功课。首先，胡氏广泛收集了大量书籍，书籍的积累为《搜神记》“从无到有”提供了文献来源。从王世贞《石羊生传》到《明史·文苑传》、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都提到了胡应麟广泛收集经史子集，是江南第一藏书家。其次，胡应麟对六朝志怪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出了不少个人见解。对其他时代诸子著作，胡应麟也相当熟悉，并不时在文集中提出个人观点。从《少室山房集》的记录来看，他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胡应麟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阅读经验，能够帮助他在处理具体文本的过程当中，选择适合具体语境的材料，编辑成文。就小说辑佚来说，胡应麟不仅具有宏观的小说观念，又有着具体操作文本的经验。丰富的图书资源、成系统的小说观念、老到的文本处理手段，是《搜神记》重现的重要条件。 　　文本辑佚、辨伪仿佛一场侦探游戏。制造文本的人好像游戏中的“罪犯”，要把不同文献里的残缺片断，整理成一个“合理”的新文本。阅读文本的人则好像“侦探”，要从已经定型的文本中抽丝剥茧，还原文本的本来面目。双方比拼的，不只是知识积累、辑佚经验，还有文学眼光和审美水准。新定型的文本好像裁缝新做出的衣服，材质虽然一目了然，体感却全然有别。手段高明者严丝合缝，手段低劣者捉襟见肘。胡应麟无疑是此道高手，与《博物志》《述异记》的辑录者不可同日而语。
　　“缀合残文，傅以他说”，正是辑录《搜神记》的日常工作。而选取哪些文献中的哪些材料，如何取合具体字句，则与其自身的阅读习惯有关。前引胡应麟《甲乙剩言》中，已经列出制作《搜神记》的“参考书”：《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五部唐宋类书。其实除了这五部类书之外，胡应麟还参考了《太平广记》和明人陈耀文的《天中记》，只是与姚叔祥谈话时并未提及。《法苑珠林》和《太平广记》引文较为完整，故为胡应麟辑入《搜神记》中条目较多。如果《珠林》《广记》未有引录，再旁取《初学》《御览》中的内容。
　　除了唐宋类书以外，《搜神记》文本的另一重要来源，就是史书《五行志》。《搜神记》的卷六、卷七两卷，几乎全部出自两《汉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胡应麟辑录史传注引《搜神记》的条目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五行志》，绝少辑入《郡县志》《地理志》等注引《搜神记》的条目。这些《五行志》中的条目，有一大半未言明出自《搜神记》，只是注明“干宝曰”“干宝以为”的字样。而《郡县志》《地理志》等直接注明出自《搜神记》的条目，胡应麟却视而不见。
　　自《搜神记》成书以来，后世征引者不少。时代稍晚于干宝的《水经注》、《世说新语》注、《荆楚岁时记》、《齐民要术》等书，时时或见。除去与唐宋类书、史传五行志重复的，尚有不少佚文。与类书、史传重复的条目，往往被收入《搜神记》，其他条目多不见辑录。辑入今本的文字，又往往与引文不同，这说明胡应麟并未取以为据，还是根据类书辑成《搜神记》的。
　　试以二十卷本《搜神记》卷十“张车子”为例：
　　周孽啧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录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赀至千万。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妪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此条见《初学记》卷十八（贫门引出陶潜《搜神记》，严可均以为陶潜二字非），《御览》卷三百九十九、四百七十二，《天中记》卷二十三引出《搜神记》（《御览》四百七十二引出干宝《搜神记》），胡应麟据辑。文字基本接近《御览》卷四百七十二，稍有改动。张车子故事，又见《后汉书》卷五十九、《文选》注《思玄赋》，情节文字都与类书不同。周擘啧，《初学记》引作“周犨啧”、《文选》注引作“周犨”。胡应麟未取《初学记》，亦未取《文选》注。这则故事的后半段，《后汉书·张衡传》注、《文选注》有周氏夫妇为了不归还财物逃跑的情节。胡应麟并未将这段情节辑入《搜神记》中，或许有他自己的考虑。总之，胡应麟在辑录《搜神记》的时候，主要还是采用唐宋类书中的材料。对那些文字情节有差异的唐前引文，常常弃而不取。像张车子故事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不少。
　　胡应麟之所以不取唐前引文作为辑录《搜神记》时的参照，或许是和他个人的阅读有关。在其文集《少室山房集》中，有五卷胡应麟读书的记录。其中涉及《三国志》《后汉书》《晋书》等史传，《山海经》《庄子》等诸子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鹤林玉露》《夷坚志》等小说，以及《诸葛孔明集》《刘中山集》等文集，可谓阅读面极广。对于印象深刻的篇目，阅读笔记还不止一篇。对《水经注》《文选》《齐民要术》等魏晋南北朝重要书籍，却只字不提。其原因不得而知，对辑录《搜神记》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与《博物志》的辑录者周心如、钱熙祚相比，胡应麟制造出的《搜神记》在文献征引上是有所不如的。但胡应麟的文学感觉远较二人优长，可以说在六朝志怪小说辑佚诸家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经胡应麟之手定型的《搜神记》，文本完成度非常高，文字情节也更加合理。无怪四库馆臣认为《搜神记》其文“斐然可观”。

三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搜神记》的本来面目，胡应麟颇费思量。胡应麟的思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选取哪些材料，以充实卷帙;二是如何处理文字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加合理、通顺。这是每一个古书辑佚者，都不得不仔细思考、慎重处理的问题。同时，这两个问题也是读者抽丝剥茧，评判辑佚者水平高下的依据。
　　唐宋类书以其“分门别类”、便于查阅的特点，成为胡应麟辑录《搜神记》时的主要凭据。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类书往往是古书辑佚者必不可少的指引。只是单纯依赖类书注出《搜神记》的篇目，远远无法撑起二十卷的体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足本”《搜神记》，胡应麟不得不开动脑筋，从类书中攫取疑似《搜神记》的内容补充进来。
　　细心的读者通过抽丝剥茧，做一番梳理的工作，就会发现二十卷本《搜神记》收录的四百六十四则故事中，竟有将近三分之一原本不属于《搜神记》的文字。这一百六十余条不属于《搜神记》的文字，分为两种：一是出处接近《搜神记》的，如卷三“费孝先”实出《搜神秘览》;二是从前后代文献中取材，如卷一“杜兰香”实出《杜兰香传》、“焦山老君”实出《酉阳杂俎》。
　　在处理文字的時候，胡应麟也有自己的办法。对那些文意通顺、不需要进行改动的篇目，辑录之时往往一字不改、直接引用。对文意阻塞、上下不通的篇目，胡应麟斟酌字句，做一番弥合的工作。如卷一“弦超”述及成公智琼下降，与弦超约为夫妻，并自言心性：“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原文引作“不为君子”（《珠林》卷五），于文义不通。胡应麟改作“不为君生子”，遂文意通顺。再如卷十一“三王墓”述及眉问尺将剑和头托付给侠客，希望他替自己报仇的时候，原文作“尸乃僵”（《珠林》卷二七），胡应麟改为“尸乃仆”，这是根据上下文意做出的调整。眉间尺自刎后，尸体僵立不动，直到听见侠客许诺替他报仇，才放下最后的执念扑倒在地。类似这样的文字改动，全书还有不少。
　　从目录学来看，这些改动未必尽然合理，很多还不符合辑佚规范，依然需要后来者重新辑佚校改。而对普通读者来说，胡应麟的苦心孤诣，使得久已亡佚的《搜神记》重见天日，实在是一大幸事。更何况，重新定型的文本不仅给予读者“斐然可观”的阅读体验，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和超越的空间。
　　文本制作者和阅读者的“侦探游戏”，时时都在上演。制作者无论怎样高明，他首先都是读者。而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体验，会影响到制作者文本制作的策略。胡应麟之于《搜神记》，《搜神记》之于后代读者，都是这种互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