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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领导人写信？怎么才能获得来自最高层的回信？长久以来，一直是大家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从每一封来自中南海的回信中，我们读懂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真正内涵。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铭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来自各地的邮件，也只有被发送到这里，才可以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最初位于中南海西门内，距西花厅不过百米，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
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聚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
中南海邮局退休职工尚元清说，来信多的时候，老式的2号邮袋（1600毫米×1100毫米），一天能装下七八个。在尚元清的经验中，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准时的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的程序处理，甄选出来的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来信，在到达领导人案头之前，必经的组织程序。
自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政治秘书室，司职处理人民来信以来，六十年间，为中共领导人处理来信的“守门”机构，也历经多次变更。
“守门”机构几经嬗变，但“守门”基本法则却是一脉相承。
一般情况下，通过邮政渠道发送给领导人的信件，都会先进入信访部门的办信程序。所以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以何种形式寄出，收件人名称怎么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来信都会经信访部门，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制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原件，则更为少见。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正处级干部李振洪，曾经办6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一条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出现异常情况。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小事”也是政治资源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
李芳是湖南省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的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家宝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李芳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6万码洋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在更早之前的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她找到在主席台就座的全国公安系统劳模邱娥国，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与李振洪所描述的“大事”相比，这些确实只能算作“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写信者声称自己从新政策中受益。这一信号以民众与高官互动的形式释出，透过媒体不断放大，也不断减缓了新政策的施行阻力。
有章可循的回信规律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已成经典的一则往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3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大陆的通信卫星研究的落后，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向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给周恩来？林克平是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邮件要挂号。
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通过内线的秘密渠道，进入中南海。
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而这封成功“过关”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也改变了大陆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在19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领导人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后来纺织局专门派车接送李昭上下班，即是如此，也不断有人往车里扔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上百封信。这些信件大部分是给胡耀邦的。
事实上，通过领导人身边人投书，在现在的大陆政治生态中已不多见，这一奇景，也随冤假错案的大批平反，以及领导人个体风格的变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保留动作。
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前文所述的全国人大代表刘艳琼发出的邮件，在第三天就得到了温家宝的回复，至今共同保持着获得中央领导回信的最快记录。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如果简单划分给中南海写信的人群，大致可为两类：倾诉者，以及寻求帮助者。倾诉者向中南海表达喜悦。截至目前，领导人亲笔回信，并得到广泛报道的大多属于这一类。
但即使是领导人，在面对来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时，也会有无奈时。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作内部讲话时说，“我在上海时一个月大概收到群众来信三四千封”，“我到北京以后，去年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都是直接写给我个人的”“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往往许多信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能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心意，我批下去总是比较重视一点。”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铭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来自各地的邮件，也只有被发送到这里，才可以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最初位于中南海西门内，距西花厅不过百米，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
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聚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
中南海邮局退休职工尚元清说，来信多的时候，老式的2号邮袋（1600毫米×1100毫米），一天能装下七八个。在尚元清的经验中，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准时的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的程序处理，甄选出来的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来信，在到达领导人案头之前，必经的组织程序。
自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政治秘书室，司职处理人民来信以来，六十年间，为中共领导人处理来信的“守门”机构，也历经多次变更。
“守门”机构几经嬗变，但“守门”基本法则却是一脉相承。
一般情况下，通过邮政渠道发送给领导人的信件，都会先进入信访部门的办信程序。所以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以何种形式寄出，收件人名称怎么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来信都会经信访部门，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制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原件，则更为少见。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正处级干部李振洪，曾经办6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一条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出现异常情况。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小事”也是政治资源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
李芳是湖南省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的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家宝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李芳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6万码洋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在更早之前的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她找到在主席台就座的全国公安系统劳模邱娥国，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与李振洪所描述的“大事”相比，这些确实只能算作“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写信者声称自己从新政策中受益。这一信号以民众与高官互动的形式释出，透过媒体不断放大，也不断减缓了新政策的施行阻力。
有章可循的回信规律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已成经典的一则往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3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大陆的通信卫星研究的落后，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向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给周恩来？林克平是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邮件要挂号。
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通过内线的秘密渠道，进入中南海。
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而这封成功“过关”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也改变了大陆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在19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领导人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后来纺织局专门派车接送李昭上下班，即是如此，也不断有人往车里扔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上百封信。这些信件大部分是给胡耀邦的。
事实上，通过领导人身边人投书，在现在的大陆政治生态中已不多见，这一奇景，也随冤假错案的大批平反，以及领导人个体风格的变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保留动作。
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前文所述的全国人大代表刘艳琼发出的邮件，在第三天就得到了温家宝的回复，至今共同保持着获得中央领导回信的最快记录。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如果简单划分给中南海写信的人群，大致可为两类：倾诉者，以及寻求帮助者。倾诉者向中南海表达喜悦。截至目前，领导人亲笔回信，并得到广泛报道的大多属于这一类。
但即使是领导人，在面对来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时，也会有无奈时。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作内部讲话时说，“我在上海时一个月大概收到群众来信三四千封”，“我到北京以后，去年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都是直接写给我个人的”“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往往许多信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能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心意，我批下去总是比较重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