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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今天，它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大部分民营企业在经过了创业初期的兴奋期以后，目前基本上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维持生存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民营企业成功的跨越了这个平台，度过了发展的青春期，但大多数却是在跨越中纷纷落马。诚然，民营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与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增长速度减缓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宏观经济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市场竞争发挥优胜劣汰作用的一种结果。有些学者从民营企业内部的融资途径、产品结构、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规模经济程度、多元化经营及营销方式等方面来分析其发展的障碍，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但笔者以为企业制度缺失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试就以下几个论题展开探讨——
一、民营资本产权主体的超经济性
市场经济所要求交易的产权必须是纯经济性，资产的运动只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不依赖于任何超经济实体的强制(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宗法的还是其他)，超经济性质的权利另有运行规则，不能进入市场交易，若强行进入，那么必然意味着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根本破坏。但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国民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带有强烈的血缘、亲缘、地缘性，这“三缘”性归结到一点，促使民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具有浓厚的宗法性这一超经济性质。显然，具有宗法性质的企业产权，在运动中不能不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宗法规则支配，而不是严格地受市场规则约束。这是当代中国民营资本中的相当部分之所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重要制度根源。
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原始积累过程中，是以家族血缘、亲缘关系为基本纽带联结成为统一的创业积累主体，家庭成员或若干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共同成为企业资本的所有者，成员在企业资本中的权利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服从家庭宗法、伦理关系的制约，因而，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家庭关系深深地笼罩着企业产权。这种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民营资本从一开始便是家企不分，从而使得企业的竞争活动和管理等不能不受“家长”意志的左右。这种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产权主体，在创业初期或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更多地享受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利，享受家庭成员相互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低廉的监督成本，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家企合一的产权，无论是从其产权的家族血缘亲缘关系本身固有的对社会的封闭性上，还是从其产权运用中的家长制式的宗法性上，均可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产生深刻的矛盾。
另外，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的创业，是在所谓“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地”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借助于本地的种种社会关系，寻找到了特别的发展机会。而地方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所以为其提供便利，除多年形成的朋友亲情关系的呵护外，重要的是就地缘关系而言，相互间也比较了解，信息较为充分也容易相互渗透。然而，朋友间的社会关系的支持，也是要索取回报的，任何一种支出都是一定的“投资”，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社会关系对企业的索取压力便会日益增大，甚至要求直接占有或分割企业的产权，或者会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管理，包括企业的投资行为、分配行为，尤其是干预企业的用人行为。企业产权的运用和经营不能不受到曾经给企业以支持、呵护的地缘人际关系的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市场制度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
二、民营企业产权界定不清
一般的观点认为，民营企业的个权是清晰的，所以不存在由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企业激励和约束不相容的问题。但现实是中国当代民营资本却存在许多方面的界区含混问题，严重妨碍了企业进入市场、运用市场的有效性，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产权模糊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家族成员自然人之间产权界定不清。民营企业很少对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进行界定，这就埋下了日后家族成员间产权纠纷的隐患。而且伴随企业的发展，迟早会提出在单个成员之间重新界定产权的要求，这是“经济人”的本能，即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难以逾越这种本能。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不能不面对重新界定产权的难题。对于这个难题，有的企业较成功地跨越了，而更多的企业则难以跨越，结果，重新界定企业产权的代价，是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交恶，是毁掉创立起来的企业，重新分割企业，肢解企业，这个代价不能不说是极为巨大的。(2)民营企业与外界产权关系不清。创业之初，为获得各种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往往挂靠国有或集体单位，成为“红帽子”企业。这是法律形式上认定的产权与经济事实上发生的产权之间的不一致，为克服这种不一致，社会和企业都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近年来，各地普遍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摘掉“红帽子”，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一方面，这是这类民营资本发展必须经过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履行这一程序又要付出大量的费用，这是产生于中国民营资本产权不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
不论成员自然人之间还是企业与外界产权不清，都将导致产权纠纷，增加企业运作的交易费用。而降低交易费用是有效产权制度安排所期望实现的目标，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将诱致企业界定产权，进行产权制度变迁。
三、民营企业股权构成结构单一
民营企业在初创时期，一般是采取家族式、合伙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式和合伙制企业在产权制度上最显著的特征是股权构成的个体化和家族化，或者说是股权构成的集中化，企业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企业规模小、人员少、产品单一、管理简单，集中持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及代理成本，而分散持股往往弊大于利，因此这种企业产权方式和组织形式不但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有效的。相反，在这一阶段如果生硬模仿大公司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组织方式，则如削足适履，效果会适得其反。
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管理关系的日趋复杂，加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果企业的资金来源只是局限在家族范围之内，就会限制企业所能筹集到的资金数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因而，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也就是说，民营企业这种股权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需要其他产权安排形式，即企业的集中持股必须转向分散持股，吸收其他股东入股，这既是获得企业所需资金的重要条件，又能实现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化，从而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这是世界企业发展史中已经证明了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也能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强企业的科学决策，尽可能保证企业在持续、稳定发展中进一步做大做强。例如温州的天正集团是一家净资产2亿多元，年产值10多亿元，员工超过3000人的大型企业集团，1997年初该企业在董事长独资的基础上，让出49％的股份给公司骨干、科技人员认购，一次性增资扩股3000多万元，吸收新股东80多人，成功地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进行生产要素股份化的尝试，实现了从集中持股向分散持股的转变，从而把一批高素质的员工紧密地团结和凝聚在企业这个利益共同体上，同时也大大激发了职工特别是骨干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促进了企业的加速发展。
四、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缺失
企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有关企业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说到底就是指企业各方面权利、责任、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相互权利间的监督，特别是提高所有者对代理者的有效监督的可能性，同时降低这种监督的费用，刺激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企业各方面的要素的效率问题。这种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目前，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无法获得资本与管理分工带来的收益。
在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最先出现的企业治理结构是业主制，即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为一体，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也就是实现了资本与管理的分工。这是世界企业发展历史的一个基本规律。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是适应企业发展壮大的最好的治理结构。
目前在大多数民营企业中，不但重大经营方针，而且日常的经营管理事务都是由家族做出的，主要是由企业主决定，董事会决策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董事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由股东选出，一般是投资者的联席会议，而且董事会的决策对企业主来说一般只具有参考意义。在企业发展初期，管理相对比较简单，家族制对人力资源排他性的局限性对企业的负面作用影响不大；而家族成员之间天然存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显然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节约企业的管理费用。其次，与民主、合作和信任的文化条件的缺乏也不无关系。在民主精神缺乏的情况下，股东会按股、董事会按人行使表决权的决策方式，事实上往往难以行得通。而职业经理人阶层和信用环境的缺乏，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在短期之内建立，也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的进入。因此，合作、信任更多地局限于家庭、家族成员之间，家族制也往往较之非家族制具有更大的结构上的稳定性。
这种两权合一的家族式的治理结构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便日益显出其弊端：(1)过于强调信任关系，缺乏利益共享机制。家族化治理的企业是一个非契约化的组织，进入和退出、经营和管理往往不是出于竞争的迫切需要，而是由于情感和道德的需要。这种企业赖以发展的聚合力往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升而自动丧失。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主要是创业同盟，而不是利益同盟。在利益分配时，很难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率来确定报酬，在很多情况下是将成员在家族的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分配标准，这样就难免出现内讧。一旦企业出现经营危机，则容易产生各奔东西，没有人努力收拾残局的现象。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靠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持来支撑。对结构性准则的基本要求缺乏认识，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受到裙带关系的高度制肘，员工之间缺乏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合作关系。有时家庭问题与企业问题纠缠在一起，家庭危机会引发企业危机。(2)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业主或家族主要成员。业主在长期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凭经验和直觉迅速决策的风格，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有一定的优势，间或可把握住某些市场机遇；但在买方市场形成、竞争环境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这种主观臆断往往会断送企业前程。另外，在这种家族“内部人说了算”、缺乏专业背景和技能支撑的家族成员成为特殊阶层、把持重要的管理岗位的情况下，其他人升迁机会被大大降低，严重阻碍了非家族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对人力资源使用的排他性。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结构的封闭性和不规范性，使得这种企业对人力资源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员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在家族关系盘根错节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员即使被引进也难以得心应手地施展才能。这种局限性在人力资源作用突出的大公司特别是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因自然规律需要更换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既造成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又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此时，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把经营权交给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员，实现资本与管理的分工合作，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因此，从长远来看，实现家族制的现代化改造，建立正常的权利转移和传递机制，是关系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能否长期发展的关键。
目前，我国许多民营企业中山现了“企业创始人退位”的现象，这正是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这正如山东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世家所认为的，不管国营还是民营，都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时候，凭经验无法面对变幻的市场。作为董事长可能是非常好的决策者，但可能欠缺现代化的管理，仅靠自己拍脑门是不行的。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把经营之道和朋友之道分开，用人之道和养人之道分开。但让他来管理企业，很难把它们分开。而职业经理人既有现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又能摆脱家族问题的羁绊，相对而言更能“超脱”些。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必然呼唤职业经理人的出现。
2.没有考虑人力资本问题，无法适应人力资本价格相对于物质资本价格上升这一事实。
在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对生产产出的贡献在不同条件、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生产要素一旦出现，或该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增加，就会产生对这种生产要素的强烈需求，要素之间的价格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是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企业主拥有企业的全部剩余索取权，而工人只得到固定的工资收入。这样的权力收益安排方式某种意义上适应了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重要、更稀缺的情况。剩余索取权归企业主所有，可以使企业主有更大的积极性监督工人合理、有效地使用稀缺的物质资本。但是，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物质资本的规模，而是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人力资本相对作用的增强、相对价格的提高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必须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充分调动企业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例如武汉红桃K集团就实行了知识资本人格化，让“红桃K生血剂”发明者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廷壁持有集团公司10％的股份，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企业也因此获得大发展。
综上所述，企业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在商品的价值创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用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民营企业在初创阶段能够投入的资本有限，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制度性投资较少甚至没有，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制度缺失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进行二次创业的关键是解决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问题。这应该引起民营企业家们的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财政学院）
编辑/海岩
一、民营资本产权主体的超经济性
市场经济所要求交易的产权必须是纯经济性，资产的运动只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不依赖于任何超经济实体的强制(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宗法的还是其他)，超经济性质的权利另有运行规则，不能进入市场交易，若强行进入，那么必然意味着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根本破坏。但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国民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带有强烈的血缘、亲缘、地缘性，这“三缘”性归结到一点，促使民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具有浓厚的宗法性这一超经济性质。显然，具有宗法性质的企业产权，在运动中不能不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宗法规则支配，而不是严格地受市场规则约束。这是当代中国民营资本中的相当部分之所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重要制度根源。
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原始积累过程中，是以家族血缘、亲缘关系为基本纽带联结成为统一的创业积累主体，家庭成员或若干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共同成为企业资本的所有者，成员在企业资本中的权利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服从家庭宗法、伦理关系的制约，因而，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家庭关系深深地笼罩着企业产权。这种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民营资本从一开始便是家企不分，从而使得企业的竞争活动和管理等不能不受“家长”意志的左右。这种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产权主体，在创业初期或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更多地享受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利，享受家庭成员相互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低廉的监督成本，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家企合一的产权，无论是从其产权的家族血缘亲缘关系本身固有的对社会的封闭性上，还是从其产权运用中的家长制式的宗法性上，均可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产生深刻的矛盾。
另外，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的创业，是在所谓“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地”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借助于本地的种种社会关系，寻找到了特别的发展机会。而地方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所以为其提供便利，除多年形成的朋友亲情关系的呵护外，重要的是就地缘关系而言，相互间也比较了解，信息较为充分也容易相互渗透。然而，朋友间的社会关系的支持，也是要索取回报的，任何一种支出都是一定的“投资”，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社会关系对企业的索取压力便会日益增大，甚至要求直接占有或分割企业的产权，或者会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管理，包括企业的投资行为、分配行为，尤其是干预企业的用人行为。企业产权的运用和经营不能不受到曾经给企业以支持、呵护的地缘人际关系的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市场制度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
二、民营企业产权界定不清
一般的观点认为，民营企业的个权是清晰的，所以不存在由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企业激励和约束不相容的问题。但现实是中国当代民营资本却存在许多方面的界区含混问题，严重妨碍了企业进入市场、运用市场的有效性，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产权模糊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家族成员自然人之间产权界定不清。民营企业很少对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进行界定，这就埋下了日后家族成员间产权纠纷的隐患。而且伴随企业的发展，迟早会提出在单个成员之间重新界定产权的要求，这是“经济人”的本能，即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难以逾越这种本能。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不能不面对重新界定产权的难题。对于这个难题，有的企业较成功地跨越了，而更多的企业则难以跨越，结果，重新界定企业产权的代价，是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交恶，是毁掉创立起来的企业，重新分割企业，肢解企业，这个代价不能不说是极为巨大的。(2)民营企业与外界产权关系不清。创业之初，为获得各种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往往挂靠国有或集体单位，成为“红帽子”企业。这是法律形式上认定的产权与经济事实上发生的产权之间的不一致，为克服这种不一致，社会和企业都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近年来，各地普遍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摘掉“红帽子”，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一方面，这是这类民营资本发展必须经过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履行这一程序又要付出大量的费用，这是产生于中国民营资本产权不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
不论成员自然人之间还是企业与外界产权不清，都将导致产权纠纷，增加企业运作的交易费用。而降低交易费用是有效产权制度安排所期望实现的目标，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将诱致企业界定产权，进行产权制度变迁。
三、民营企业股权构成结构单一
民营企业在初创时期，一般是采取家族式、合伙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式和合伙制企业在产权制度上最显著的特征是股权构成的个体化和家族化，或者说是股权构成的集中化，企业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企业规模小、人员少、产品单一、管理简单，集中持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及代理成本，而分散持股往往弊大于利，因此这种企业产权方式和组织形式不但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有效的。相反，在这一阶段如果生硬模仿大公司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组织方式，则如削足适履，效果会适得其反。
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管理关系的日趋复杂，加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果企业的资金来源只是局限在家族范围之内，就会限制企业所能筹集到的资金数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因而，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也就是说，民营企业这种股权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需要其他产权安排形式，即企业的集中持股必须转向分散持股，吸收其他股东入股，这既是获得企业所需资金的重要条件，又能实现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化，从而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这是世界企业发展史中已经证明了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也能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强企业的科学决策，尽可能保证企业在持续、稳定发展中进一步做大做强。例如温州的天正集团是一家净资产2亿多元，年产值10多亿元，员工超过3000人的大型企业集团，1997年初该企业在董事长独资的基础上，让出49％的股份给公司骨干、科技人员认购，一次性增资扩股3000多万元，吸收新股东80多人，成功地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进行生产要素股份化的尝试，实现了从集中持股向分散持股的转变，从而把一批高素质的员工紧密地团结和凝聚在企业这个利益共同体上，同时也大大激发了职工特别是骨干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促进了企业的加速发展。
四、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缺失
企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有关企业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说到底就是指企业各方面权利、责任、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相互权利间的监督，特别是提高所有者对代理者的有效监督的可能性，同时降低这种监督的费用，刺激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企业各方面的要素的效率问题。这种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目前，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无法获得资本与管理分工带来的收益。
在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最先出现的企业治理结构是业主制，即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为一体，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也就是实现了资本与管理的分工。这是世界企业发展历史的一个基本规律。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是适应企业发展壮大的最好的治理结构。
目前在大多数民营企业中，不但重大经营方针，而且日常的经营管理事务都是由家族做出的，主要是由企业主决定，董事会决策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董事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由股东选出，一般是投资者的联席会议，而且董事会的决策对企业主来说一般只具有参考意义。在企业发展初期，管理相对比较简单，家族制对人力资源排他性的局限性对企业的负面作用影响不大；而家族成员之间天然存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显然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节约企业的管理费用。其次，与民主、合作和信任的文化条件的缺乏也不无关系。在民主精神缺乏的情况下，股东会按股、董事会按人行使表决权的决策方式，事实上往往难以行得通。而职业经理人阶层和信用环境的缺乏，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在短期之内建立，也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的进入。因此，合作、信任更多地局限于家庭、家族成员之间，家族制也往往较之非家族制具有更大的结构上的稳定性。
这种两权合一的家族式的治理结构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便日益显出其弊端：(1)过于强调信任关系，缺乏利益共享机制。家族化治理的企业是一个非契约化的组织，进入和退出、经营和管理往往不是出于竞争的迫切需要，而是由于情感和道德的需要。这种企业赖以发展的聚合力往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升而自动丧失。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主要是创业同盟，而不是利益同盟。在利益分配时，很难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率来确定报酬，在很多情况下是将成员在家族的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分配标准，这样就难免出现内讧。一旦企业出现经营危机，则容易产生各奔东西，没有人努力收拾残局的现象。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靠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持来支撑。对结构性准则的基本要求缺乏认识，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受到裙带关系的高度制肘，员工之间缺乏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合作关系。有时家庭问题与企业问题纠缠在一起，家庭危机会引发企业危机。(2)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业主或家族主要成员。业主在长期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凭经验和直觉迅速决策的风格，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有一定的优势，间或可把握住某些市场机遇；但在买方市场形成、竞争环境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这种主观臆断往往会断送企业前程。另外，在这种家族“内部人说了算”、缺乏专业背景和技能支撑的家族成员成为特殊阶层、把持重要的管理岗位的情况下，其他人升迁机会被大大降低，严重阻碍了非家族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对人力资源使用的排他性。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结构的封闭性和不规范性，使得这种企业对人力资源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员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在家族关系盘根错节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员即使被引进也难以得心应手地施展才能。这种局限性在人力资源作用突出的大公司特别是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因自然规律需要更换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既造成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又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此时，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把经营权交给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员，实现资本与管理的分工合作，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因此，从长远来看，实现家族制的现代化改造，建立正常的权利转移和传递机制，是关系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能否长期发展的关键。
目前，我国许多民营企业中山现了“企业创始人退位”的现象，这正是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这正如山东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世家所认为的，不管国营还是民营，都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时候，凭经验无法面对变幻的市场。作为董事长可能是非常好的决策者，但可能欠缺现代化的管理，仅靠自己拍脑门是不行的。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把经营之道和朋友之道分开，用人之道和养人之道分开。但让他来管理企业，很难把它们分开。而职业经理人既有现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又能摆脱家族问题的羁绊，相对而言更能“超脱”些。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必然呼唤职业经理人的出现。
2.没有考虑人力资本问题，无法适应人力资本价格相对于物质资本价格上升这一事实。
在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对生产产出的贡献在不同条件、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生产要素一旦出现，或该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增加，就会产生对这种生产要素的强烈需求，要素之间的价格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是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企业主拥有企业的全部剩余索取权，而工人只得到固定的工资收入。这样的权力收益安排方式某种意义上适应了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重要、更稀缺的情况。剩余索取权归企业主所有，可以使企业主有更大的积极性监督工人合理、有效地使用稀缺的物质资本。但是，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物质资本的规模，而是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人力资本相对作用的增强、相对价格的提高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必须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充分调动企业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例如武汉红桃K集团就实行了知识资本人格化，让“红桃K生血剂”发明者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廷壁持有集团公司10％的股份，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企业也因此获得大发展。
综上所述，企业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在商品的价值创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用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民营企业在初创阶段能够投入的资本有限，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制度性投资较少甚至没有，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制度缺失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进行二次创业的关键是解决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问题。这应该引起民营企业家们的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财政学院）
编辑/海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