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920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访谈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为：对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总体呈现广度上的多维性与深度上的二重性特征。
关键词： 北京市； 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38-05
Dual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dentity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Study on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WU B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9206 questionnaires， we believe that the degre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ublic policy was neutral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interpersonal with citizen is bad but not currently isolation and exclusion. They preliminary accept and recognize the urban culture of modernity and the self-identity divorced from citizen and farmer. Overall，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shows the feature of dual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Key words： Beijing；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dentity
“社会认同”作为集中反映行动主体在心理上对某一社会群体和环境的接纳、适应及内化程度的变量，能从微观层面上更全面地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适应、发展与融入状况，对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加速其社会融入进程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为全面了解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情况，笔者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10000份，回收问卷9958份，回收率99.58%；有效问卷9206份，有效填答率92.45%。
一、社会认同的理论内涵
社会认同理论最早由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弗尔（Tajfel）于上世纪70年代系统提出。[1] 国内学界对其关注始于本世纪初。塔弗尔（1974）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给自己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涵义不同，个人认同只是个体纯粹依靠自己的经历和背景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评价，而社会认同关乎“社会性”，是个人在群体和社会中的价值评价和判断，社会认同更加注重强调社会心理特征一致性的内化，包括对自我特性一致性的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国内学界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验研究。以群体大小和类别来分，国内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主要有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单一群体认同、组织认同等等。其中，对单一群体认同的研究居多。尤其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对于一些新兴群体和弱势群体研究较多，如对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群体的研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王春光（2001）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判断视角，在“对自身的社会特性的一致性评价（如身份、职业和生活等）”、“对有关的社会群体和社区环境的归属性认可”、“与社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关系”及“对自己未来归属的认可问题”四个维度，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七个层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2]
但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并非是单方面认同的过程，而是其与本地居民之间相互接纳与认同的复杂过程。单纯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判断视角考察其社会认同情况，固然较为直观与便利，但却未免过于单一，忽略了社会认同形成过程中作为外地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丰富互动，难以提供“本地人”对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的评判和接纳程度的信息，无法全景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丰富内涵。因此，结合本研究实际需要，笔者特补充了一种较新的“他者”视角，即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的他者（北京市管理部门和市民）对自己的态度，来间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这一“他者的态度”既包括公共政策的歧视性规定情况，也包括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与接纳情况，“他者视角”为社会认同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补充。
笔者综合“自我判断”视角以及“他者”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政策歧视度、人际交往、文化接纳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综合研究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 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
（一）对北京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
政府管理部门的活动以及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会在很大程度影响到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对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政策的公平与否着重体现在其是否感受到来自政府管理部门和公共政策的针对外地人的歧视。在此次调研中，笔者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感受入手，考察他们对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部门活动歧视度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了解其对北京的社会认同状况。
调研结果表明，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您认为‘政府管理部门给予外地人与北京市民相同的待遇’是否普遍”时，仅有10.2%的人认为“很普遍”，20.1%的人认为“偶尔”，而有30.1%的人选择了“不存在”，其余大部分人（39.7%）则选择了“不清楚”。从整体上来看呈现中性偏消极的评价态度，表明部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感受到政府部门给予外地人与北京市民相同的待遇，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结合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在选择“不清楚”的人中，大部分对公共政策的歧视感并未有强烈的感受，表示自己并未切身地感受到歧视性公共的存在，但又隐约感觉自己所在群体并未完全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故多持中立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一特点恰恰体现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问题上的“游离”特点。作为群体而言，他们仍未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共同认知，对北京公共政策带给他们的影响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群体自觉尚未建立。
该群体的这一特点对社会管理部门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较好的机遇期，如能及时抓住时机，调整不合理的公共政策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或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持中立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从而促进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
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关于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自我的观念。他以“镜中我”的概念对此进行了形象的阐释。由此可见，认同发生于行动者间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人际网络中，社会交往是考察个体认同的重要坐标。
北京市民则是外来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的主要交往对象之一，他们作为北京的具象化符号，与外来人口进行着丰富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地人对北京的感受与认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的北京市民，透过其与北京市民的交往状况与认同情况，剖析其社会认同感的强弱。
对此，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您觉得北京市民对您的态度怎么样”这个问题时，有10.2%的人认为“非常友好”，36.4%的人认为“比较友好”，还有6.8%的人选择了“有点排斥”，1.8%的人选择了“极不友好”，其余大部分人（44.8%）则选择了“一般”。从整体上来看呈现中性偏积极的评价态度，表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了较少的排斥，这对其实现北京认同具有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度访谈中笔者发现，上题中称“一般”的人中有很多人实际上觉得并不认为当地人是友好的，与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疏远，接触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排斥与敌意，觉得难以做出判断。但从内心里，他们还是觉得北京人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属于同类人。这在“您与北京市民的交往中主要的困难是（可多选）”一题中亦有体现。在该多选题中，仅有22.7%的人表示自己与北京市民的交往“没有困难”，而在表示有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近1/3的受访者表示“思想观念”（31.4%）不同是其与北京市民交往的主要困难。此外还有不少人提及了“生活习惯不同”（28.0%）、“北京市民看不起外地人”（21.7%）、“地位差异大”（20.4%）等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依旧感受到与北京市民的交往存在较大的困难和较多的障碍。
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非常不愿意”（1分）、“比较不愿意”（2分）、“一般”（3分）、“比较同意”（4分）和“非常不同意”（5分）五分量表的形式，对其“和北京人聊天”、“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和北京人成为邻居”、“和北京人通婚或结成亲戚”的态度进行了测量，得分越高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北京市民的态度越正面。调查结果表明，“和北京人聊天”得3.37分，“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得3.38分，“和北京人成为邻居”得3.37分、“和北京人通婚或结成亲戚”得3.28分，平均得分3.35分，表明在京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对北京市民的态度持中性偏积极的态度，并未产生明显的抵触或排斥情绪，这对进一步促进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认同与接纳具有积极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在交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障碍，但两个群体间仍具有较为积极的互动因素，双方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排斥与隔离之势。对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在此仍未表达出集中且较为明确的群体态度，呈现“游离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与北京人交往存在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未明确表达出对北京人的明显排斥与厌恶，对其呈现出中性偏积极的评价。从长远来看，两群体具备“和而不同”的良性互动潜力，在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下，可实现和谐共处。
（三）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
文化接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与接受程度。农民工从乡村走进城市，从熟人社会迈入陌生人社会，从农业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其生活场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过程不仅仅伴随着生活方式转变，也伴随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城市环境会不断消解着农民工乡土的“惯习”、“集体意识”和“社区记忆”，给予其现代性的理念。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与现代性理念的接受程度是其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能够反映其是否已经较好地将所处的社会内化于心。
对此，我们借鉴英克尔斯和斯密斯（Inkeles&Smith， 1974）[3]关于现代性的研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从中选取妇女地位、个人效能、计划性和时间评价等四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中选取了一个题目并进行了改编。最终通过如下四个题目来测度现代性：（1）对妇女地位，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看法来测量（1=赞成，2=无所谓，3=不赞成）；（2）个人效能通过“您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什么”来测量（1=主要靠运气，2=一半努力一半运气，3=主要靠自身努力）；（3）计划性，通过“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提前安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来测量（1=事情来了再说；2=仅在很少几件事情上做事先计划；3=大多数事情都事先仔细地安排）；（4）对时间的评价，通过“您与朋友约好时间见面，您认为朋友多少分钟后不到就算迟到”来测量（1=半小时以上，2=五分钟到半小时，3=五分钟以下）。将4个题项的分数加总后取均值，分数越高，表明现代性越高。 计算结果表明，在妇女地位方面得分为1.93分，在个人效能方面得分为2.46分，在计划性方面为2.23分，在对时间的评价方面得分为1.97分，综合得分为2.15分（满分3分）。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性方面处于中等水平，但已逐步适应并内化了一些现代性的理念，对城市文化形成了一定的认同，这对于该群体日后加快社会融入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
由于在城市中打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其制度性身份仍是农民，但实际身份已然是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打工者。如何看待自我，认同何种身份也便很自然地成为反映该群体对城市生活认同度的重要的向度，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涵。
本次调查发现，当被问及“您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么”，有高达92.5%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而仅有7.5%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家乡所在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他们的身份认同感都很低，但是城镇来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比例（10.3%）还是高于农村（6.1%）。
此外，户口的性质也影响着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京外农村户籍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只有6.5%，而京外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则有7.6%，取得了北京户口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则高了许多，拥有北京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有22.0%，拥有北京城镇户口的则高达54.8%。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即使拿到了北京户口，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的农民工数量依然不少。
当问及原因，笔者发现这主要源自两点，其一是“没有北京户口”（66.8%），其二是“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59.5%）。与此同时，“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34.9%）、“北京留不下来，以后会回家”（25.1%）以及“没有稳定的工作”（20.4%）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而对于未来的打算（如图6所示），很多人都表示“看情况再定”（43.4%）和“没有想过”（15.1%），少部分人表示“留在北京”（25.1%），只有极少的人选择“回乡务工”（2.6%）、“回乡经商”（7.5%）和“回乡务农”（1.7%）。这一方面表明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未来较少规划，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感与随性感，另一方面体现了该群体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不愿再回到家乡。
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受访群体更喜欢被怎样称呼，欲以此考察其自身身份的认同情况。结果显示（如图7），大部分（39.1%）受访者均选择了“说不清”，体现了其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外界对其常赋予的标签：“农民工”（2.8%）、“农村人”（4.3%）和“外来工”（2.8%），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自我“农村身份”的否定。诚然如此，亦只有5.6%的人选择了“北京人”，10.6%的人选择了“新居民”。这表明，在对农民身份否定的情况下，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亦不认同自己是城市居民或北京人。综合来看，对在京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旧的身份认同已被打破，新的身份认同尚未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处于游离与不确定的状态。
三、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多维、二重性的特征，其内在的张力集中体现在该群体“对自我身份的游离”与“对城市文化的内化”两个方面。
（一）广度上的多维性
“对身份的游离”主要是指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对北京的社会认同方面未形成一个明确且集中的群体态度，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游离于“积极与消极”，“京城与家乡”之间。这一点集中体现于政策歧视度评价、人际交往以及身份认同评价三个维度。在政策歧视度评价方面，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体上呈现中性偏消极的评价态度，部分人日常生活中在与政府部门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但也有大部分人对公共政策的歧视感并未有强烈的感受，多持中立和模糊态度，游离于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之间。在人际交往方面，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亦持相对模糊与中立的态度，虽多数人表示并不反感与北京人共同生活和交往，但其依旧认为与北京人交往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且对北京人的友好程度存疑，体现出一种相对谨慎和中性的态度。而在社会认同的核心指标——身份认同方面，该群体则将其游离特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该群体中的多数人既不认同自己是“北京人”或“城市居民”，也不认同自己是“农村人”，而多表现出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态度，呈现较为复杂的“游离”于“北京人”、“农民”、“市民”以及“打工者”等数种身份之间的不确定性特征。
（二）深度上的二重性
“对城市文化的内化”则主要指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对城市文化的接受以及对现代性的内化。该点在社会认同的各个纬度均有体现，但却相对集中地体现在文化接纳纬度。笔者的调查显示，在文化接纳方面，该群体呈现出相对较好的文化认同感，在现代性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和城市文化有所内化，对城市文化形成了一定的认同；而笔者认为这种“城市文化的内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游离”特质。他们之所以在多个维度上均表现出了模糊与不确定的态度，就是由于他们内心实则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内化了与城市生活相伴的现代性文化，但受制于外界经济压力、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普遍认知，他们始终难以摆脱“外地人”、“农村人”、“打工者”和“低收入群体”等标签对其的束缚，故他们在整个的社会认同问题上呈现出一种“欲罢还休”的“游离”特性。
综合来看，当下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复杂、多维与二重性”的社会认同图式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从长远来看，“人际交往”、“政策歧视度评价”与“文化接纳”是“身份认同”的前提与条件。虽然目前其对北京的“身份认同”尚未明确建立，但随着“文化接纳”的不断内化，“人际交往”“政策歧视度评价”的进一步明确与改善，“身份认同”的“游离状态”会在不断地互动与濡化中得到消解。
参考文献：
[1]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behavior[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4，13（2）：65-93.
[2]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63-76.
[3]Inkeles，A.，Smith，D.H..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74.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关键词： 北京市； 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38-05
Dual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dentity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Study on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WU B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9206 questionnaires， we believe that the degre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ublic policy was neutral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interpersonal with citizen is bad but not currently isolation and exclusion. They preliminary accept and recognize the urban culture of modernity and the self-identity divorced from citizen and farmer. Overall，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shows the feature of dual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Key words： Beijing；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dentity
“社会认同”作为集中反映行动主体在心理上对某一社会群体和环境的接纳、适应及内化程度的变量，能从微观层面上更全面地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适应、发展与融入状况，对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加速其社会融入进程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为全面了解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情况，笔者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10000份，回收问卷9958份，回收率99.58%；有效问卷9206份，有效填答率92.45%。
一、社会认同的理论内涵
社会认同理论最早由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弗尔（Tajfel）于上世纪70年代系统提出。[1] 国内学界对其关注始于本世纪初。塔弗尔（1974）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给自己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的涵义不同，个人认同只是个体纯粹依靠自己的经历和背景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评价，而社会认同关乎“社会性”，是个人在群体和社会中的价值评价和判断，社会认同更加注重强调社会心理特征一致性的内化，包括对自我特性一致性的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国内学界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验研究。以群体大小和类别来分，国内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主要有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单一群体认同、组织认同等等。其中，对单一群体认同的研究居多。尤其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对于一些新兴群体和弱势群体研究较多，如对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群体的研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王春光（2001）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判断视角，在“对自身的社会特性的一致性评价（如身份、职业和生活等）”、“对有关的社会群体和社区环境的归属性认可”、“与社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关系”及“对自己未来归属的认可问题”四个维度，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七个层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2]
但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并非是单方面认同的过程，而是其与本地居民之间相互接纳与认同的复杂过程。单纯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判断视角考察其社会认同情况，固然较为直观与便利，但却未免过于单一，忽略了社会认同形成过程中作为外地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丰富互动，难以提供“本地人”对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的评判和接纳程度的信息，无法全景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丰富内涵。因此，结合本研究实际需要，笔者特补充了一种较新的“他者”视角，即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的他者（北京市管理部门和市民）对自己的态度，来间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这一“他者的态度”既包括公共政策的歧视性规定情况，也包括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与接纳情况，“他者视角”为社会认同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补充。
笔者综合“自我判断”视角以及“他者”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政策歧视度、人际交往、文化接纳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综合研究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 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
（一）对北京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
政府管理部门的活动以及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会在很大程度影响到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对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政策的公平与否着重体现在其是否感受到来自政府管理部门和公共政策的针对外地人的歧视。在此次调研中，笔者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感受入手，考察他们对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部门活动歧视度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了解其对北京的社会认同状况。
调研结果表明，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您认为‘政府管理部门给予外地人与北京市民相同的待遇’是否普遍”时，仅有10.2%的人认为“很普遍”，20.1%的人认为“偶尔”，而有30.1%的人选择了“不存在”，其余大部分人（39.7%）则选择了“不清楚”。从整体上来看呈现中性偏消极的评价态度，表明部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感受到政府部门给予外地人与北京市民相同的待遇，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结合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在选择“不清楚”的人中，大部分对公共政策的歧视感并未有强烈的感受，表示自己并未切身地感受到歧视性公共的存在，但又隐约感觉自己所在群体并未完全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故多持中立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一特点恰恰体现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问题上的“游离”特点。作为群体而言，他们仍未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共同认知，对北京公共政策带给他们的影响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群体自觉尚未建立。
该群体的这一特点对社会管理部门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较好的机遇期，如能及时抓住时机，调整不合理的公共政策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或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持中立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从而促进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
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关于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自我的观念。他以“镜中我”的概念对此进行了形象的阐释。由此可见，认同发生于行动者间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人际网络中，社会交往是考察个体认同的重要坐标。
北京市民则是外来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的主要交往对象之一，他们作为北京的具象化符号，与外来人口进行着丰富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地人对北京的感受与认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的北京市民，透过其与北京市民的交往状况与认同情况，剖析其社会认同感的强弱。
对此，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您觉得北京市民对您的态度怎么样”这个问题时，有10.2%的人认为“非常友好”，36.4%的人认为“比较友好”，还有6.8%的人选择了“有点排斥”，1.8%的人选择了“极不友好”，其余大部分人（44.8%）则选择了“一般”。从整体上来看呈现中性偏积极的评价态度，表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了较少的排斥，这对其实现北京认同具有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度访谈中笔者发现，上题中称“一般”的人中有很多人实际上觉得并不认为当地人是友好的，与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疏远，接触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排斥与敌意，觉得难以做出判断。但从内心里，他们还是觉得北京人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属于同类人。这在“您与北京市民的交往中主要的困难是（可多选）”一题中亦有体现。在该多选题中，仅有22.7%的人表示自己与北京市民的交往“没有困难”，而在表示有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近1/3的受访者表示“思想观念”（31.4%）不同是其与北京市民交往的主要困难。此外还有不少人提及了“生活习惯不同”（28.0%）、“北京市民看不起外地人”（21.7%）、“地位差异大”（20.4%）等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依旧感受到与北京市民的交往存在较大的困难和较多的障碍。
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非常不愿意”（1分）、“比较不愿意”（2分）、“一般”（3分）、“比较同意”（4分）和“非常不同意”（5分）五分量表的形式，对其“和北京人聊天”、“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和北京人成为邻居”、“和北京人通婚或结成亲戚”的态度进行了测量，得分越高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北京市民的态度越正面。调查结果表明，“和北京人聊天”得3.37分，“和北京人一起工作”得3.38分，“和北京人成为邻居”得3.37分、“和北京人通婚或结成亲戚”得3.28分，平均得分3.35分，表明在京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对北京市民的态度持中性偏积极的态度，并未产生明显的抵触或排斥情绪，这对进一步促进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认同与接纳具有积极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在交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障碍，但两个群体间仍具有较为积极的互动因素，双方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排斥与隔离之势。对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在此仍未表达出集中且较为明确的群体态度，呈现“游离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与北京人交往存在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未明确表达出对北京人的明显排斥与厌恶，对其呈现出中性偏积极的评价。从长远来看，两群体具备“和而不同”的良性互动潜力，在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下，可实现和谐共处。
（三）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
文化接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与接受程度。农民工从乡村走进城市，从熟人社会迈入陌生人社会，从农业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其生活场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过程不仅仅伴随着生活方式转变，也伴随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城市环境会不断消解着农民工乡土的“惯习”、“集体意识”和“社区记忆”，给予其现代性的理念。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与现代性理念的接受程度是其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能够反映其是否已经较好地将所处的社会内化于心。
对此，我们借鉴英克尔斯和斯密斯（Inkeles&Smith， 1974）[3]关于现代性的研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从中选取妇女地位、个人效能、计划性和时间评价等四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中选取了一个题目并进行了改编。最终通过如下四个题目来测度现代性：（1）对妇女地位，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看法来测量（1=赞成，2=无所谓，3=不赞成）；（2）个人效能通过“您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什么”来测量（1=主要靠运气，2=一半努力一半运气，3=主要靠自身努力）；（3）计划性，通过“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提前安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来测量（1=事情来了再说；2=仅在很少几件事情上做事先计划；3=大多数事情都事先仔细地安排）；（4）对时间的评价，通过“您与朋友约好时间见面，您认为朋友多少分钟后不到就算迟到”来测量（1=半小时以上，2=五分钟到半小时，3=五分钟以下）。将4个题项的分数加总后取均值，分数越高，表明现代性越高。 计算结果表明，在妇女地位方面得分为1.93分，在个人效能方面得分为2.46分，在计划性方面为2.23分，在对时间的评价方面得分为1.97分，综合得分为2.15分（满分3分）。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性方面处于中等水平，但已逐步适应并内化了一些现代性的理念，对城市文化形成了一定的认同，这对于该群体日后加快社会融入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
由于在城市中打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其制度性身份仍是农民，但实际身份已然是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打工者。如何看待自我，认同何种身份也便很自然地成为反映该群体对城市生活认同度的重要的向度，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涵。
本次调查发现，当被问及“您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么”，有高达92.5%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而仅有7.5%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家乡所在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他们的身份认同感都很低，但是城镇来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比例（10.3%）还是高于农村（6.1%）。
此外，户口的性质也影响着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京外农村户籍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只有6.5%，而京外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则有7.6%，取得了北京户口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则高了许多，拥有北京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有22.0%，拥有北京城镇户口的则高达54.8%。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即使拿到了北京户口，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的农民工数量依然不少。
当问及原因，笔者发现这主要源自两点，其一是“没有北京户口”（66.8%），其二是“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59.5%）。与此同时，“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34.9%）、“北京留不下来，以后会回家”（25.1%）以及“没有稳定的工作”（20.4%）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而对于未来的打算（如图6所示），很多人都表示“看情况再定”（43.4%）和“没有想过”（15.1%），少部分人表示“留在北京”（25.1%），只有极少的人选择“回乡务工”（2.6%）、“回乡经商”（7.5%）和“回乡务农”（1.7%）。这一方面表明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未来较少规划，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感与随性感，另一方面体现了该群体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不愿再回到家乡。
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受访群体更喜欢被怎样称呼，欲以此考察其自身身份的认同情况。结果显示（如图7），大部分（39.1%）受访者均选择了“说不清”，体现了其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外界对其常赋予的标签：“农民工”（2.8%）、“农村人”（4.3%）和“外来工”（2.8%），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自我“农村身份”的否定。诚然如此，亦只有5.6%的人选择了“北京人”，10.6%的人选择了“新居民”。这表明，在对农民身份否定的情况下，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亦不认同自己是城市居民或北京人。综合来看，对在京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旧的身份认同已被打破，新的身份认同尚未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处于游离与不确定的状态。
三、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多维、二重性的特征，其内在的张力集中体现在该群体“对自我身份的游离”与“对城市文化的内化”两个方面。
（一）广度上的多维性
“对身份的游离”主要是指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对北京的社会认同方面未形成一个明确且集中的群体态度，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游离于“积极与消极”，“京城与家乡”之间。这一点集中体现于政策歧视度评价、人际交往以及身份认同评价三个维度。在政策歧视度评价方面，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体上呈现中性偏消极的评价态度，部分人日常生活中在与政府部门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但也有大部分人对公共政策的歧视感并未有强烈的感受，多持中立和模糊态度，游离于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之间。在人际交往方面，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亦持相对模糊与中立的态度，虽多数人表示并不反感与北京人共同生活和交往，但其依旧认为与北京人交往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且对北京人的友好程度存疑，体现出一种相对谨慎和中性的态度。而在社会认同的核心指标——身份认同方面，该群体则将其游离特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该群体中的多数人既不认同自己是“北京人”或“城市居民”，也不认同自己是“农村人”，而多表现出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态度，呈现较为复杂的“游离”于“北京人”、“农民”、“市民”以及“打工者”等数种身份之间的不确定性特征。
（二）深度上的二重性
“对城市文化的内化”则主要指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对城市文化的接受以及对现代性的内化。该点在社会认同的各个纬度均有体现，但却相对集中地体现在文化接纳纬度。笔者的调查显示，在文化接纳方面，该群体呈现出相对较好的文化认同感，在现代性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和城市文化有所内化，对城市文化形成了一定的认同；而笔者认为这种“城市文化的内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游离”特质。他们之所以在多个维度上均表现出了模糊与不确定的态度，就是由于他们内心实则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内化了与城市生活相伴的现代性文化，但受制于外界经济压力、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普遍认知，他们始终难以摆脱“外地人”、“农村人”、“打工者”和“低收入群体”等标签对其的束缚，故他们在整个的社会认同问题上呈现出一种“欲罢还休”的“游离”特性。
综合来看，当下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复杂、多维与二重性”的社会认同图式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从长远来看，“人际交往”、“政策歧视度评价”与“文化接纳”是“身份认同”的前提与条件。虽然目前其对北京的“身份认同”尚未明确建立，但随着“文化接纳”的不断内化，“人际交往”“政策歧视度评价”的进一步明确与改善，“身份认同”的“游离状态”会在不断地互动与濡化中得到消解。
参考文献：
[1]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behavior[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4，13（2）：65-93.
[2]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63-76.
[3]Inkeles，A.，Smith，D.H..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74.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