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音乐界的李季达，当年延安的文艺界和“前鲁艺”（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校长李伯钊）的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建国后，他却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其人、其事也鲜为人知，实令人唏嘘不已。在耄耋之年，为缅怀这位音乐界的奇才、怪才，仅就半个世纪前个人的所见、所闻简述于后，以飨读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五师（豫鄂皖边区），和以王树声为首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以王震为首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等三支队伍，根据中央指令，于11月上旬在豫鄂皖边区进行合并，组建成“中原军区”，下辖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驻防于鄂、豫交界的大悟县境，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人口仅40余万的贫瘠农村。
随后，军区政治部以三部分人员：原五师少量文艺工作者、随三五九旅南下的八位延安“鲁艺”师生，以及数十名从大后方来的重庆剧专、育才的学生和院校文艺青年，共60余人，组建成“中原军区文工团”，这是边区从未有过的如此规模、人才济济的文艺团体。内分戏剧、音乐、文学、演出等各组，“鲁艺”的师生，便成了团内的领导与骨干。李季达，原“鲁艺”音乐系老师担任了音乐组组长。我是五师干部，分在音乐组，跟他学习器乐。他个子不高，平易近人，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说起话来像放机关枪。虽是大家的老师，人们并不以老师称呼，直呼其名，他也不在意。平时，他专心致志于音乐，不问政治。但凡召开党的会议，都邀请他参加。有人问道：“你不是党员，为何能参加党的会议？”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文工团成立后，为当地军民排演了小型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和大型秧歌剧《周子山》。演员阵容很强，但乐队太简单，当时团里只有口琴、笛子、二胡、手风琴和几件打击乐器。此外，李季达从延安带出来一把小提琴，因随军南下，日夜长途行军，为轻便，他将琴盒也扔了，自缝了一个布口袋装着，演出中它是主要的伴奏乐器，代替了秧歌剧中必用的板胡。由于在这偏僻的农村买不到任何乐器，李季达便提出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来制作乐器，人们半信半疑。
此后，李季达将要制作的乐器，一件件的都绘制出来（部分乐器制作图，早已记录在他的袖珍筆记本上了，如小提琴、大提琴、十一孔笛等），又亲自去找来一个做细活的木工。再通过组织去四处购买需要的工具、配件，以及不同质地的木材。在老乡家的一间空屋内，他开起了乐器作坊，整天和木匠呆在一起。我们偶尔去当小工，熬拌猪皮胶和打磨半成品。这时，大家才相信李季达要自制乐器并非夸口。在宣化店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制作出板胡（原音瓢椰壳以木质材料代替）、三弦、扬琴、小木琴、十一孔笛、小提琴和和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提琴（他曾说要用木头制作小号）。在琴腹内铭记：“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制作于宣化店某年某月某日”，我们的乐队壮大起来了。令人更为惊奇的是，每件乐器他都知道发音的原理和如何演奏。从此，他也备受大家的关注。
原来，李季达从小就聪慧过人，喜爱音乐，且心灵手巧。他童年在重庆，曾自制一把独弦胡琴，在街头奏出动听的音乐，被一位音乐老师发现后，涉足乐坛，学会了钢琴、小提琴和作曲，还熟悉多种乐器。他思想进步，抗战初期参加了由金满成、肖崇素等人组织的“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及其演剧队，演出抗战戏剧和音乐，他担任指挥。1938年，李季达到我党领导的“孩子抗战剧团”工作①，又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于陕西泾阳开办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前方二团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北方局调到“前鲁艺”任教。翌年，该校与抗大文工团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晚会上，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为丰富乐队的打击乐，李季达亲自设计“制作了一套由十面大小不一、高低音不同的鼓和一套由梆子、木鱼、响板、锣、堂锣、小锣等组成的组合式打击乐器。他一个人，双手双脚并用，就能担任这两套乐器的演奏。”（摘自吴因：《唱出中华民族的呼声——忆<黄河大合唱>在敌后的演出》）1942年5月，“前方鲁艺”合并入“延安鲁艺”。他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仍在各种场合大显身手。在演出中，他以洋油桶制作低音乐器替代大提琴，用日常生活用品代替打击乐器。在舞会上，他以钢琴、小提琴、以及十一孔笛即兴演奏等。1944年，他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下，直到返回中原军区。
1946年春，国民党在“和谈、停战”的幌子下，暗中调遣30万大军，对我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消灭我军，制造另一个“皖南事变”。为此，“停战三人小组”共方代表周恩来副主席，会同美国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国民党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以及中外记者共40余人，于5月8日从武汉前来宣化店视察。在军区司令部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文工团演出了音乐节目和秧歌剧，李季达用自制的大提琴，特意为周副主席独奏了陕北民歌联奏。演出完毕，周副主席和记者们到后台看望大家。他对文工团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制作出许多乐器，倍加称赞，记者们也不断夸奖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周副主席注意到已经是初夏天气，但李季达身上还穿着延安特有的灰色粗呢子大衣，许多人还穿着军棉袄;又问起文工团的伙食，大家回答“吃粗粮和野菜”。他随即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要给文工团发一些救济（指1943年11月在美国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不久，文工团便吃到了美国白面做的馒头，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春夏装。
“停战三人小组”离开后，形势并未改观。国民党军对我区步步进逼，修筑工事，抢占地盘，对物资、特别是粮食严密封锁，已威胁到我军的生存。又获悉国民党军策划于7月1日发动总攻，拟在48小时之内全歼中原主力部队。6月23日，党中央指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26日深夜，文工团奉命紧急集合，跟随军区机关的队伍，静悄悄地离开了宣化店。
突围大军分南、北两路。司令员李先念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军区主力约15000人为北路军，从鄂中方向往西突围，文工团随北路军。由此，于抗战八年之后，又拉开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序幕。 突围中，李季达的趣事一桩接一桩。
部队日夜连续行军两天两夜后，聚集在一个山谷中，大家席地而坐。神情严峻地李先念和王震站在一块巨石上，向北路军进行了“认清形势、严守纪律、誓死也要突出敌人重围”的战前动员。王震举起拳头高声问道：“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你们有信心突出重围吗？”“有！”，回声震荡着山谷。随后，为了部队的机动性，所有非战斗成员就地再度轻装（出发前已轻装一次）。在监督人员的检查和示意下，我们再将身上“多余”的衣物和书籍弃之于地。团部还必须将那些心爱的自制乐器、幕布、服装和灯光器材全部扔掉。这时，有人和监督员发生了争执，那是李季达。只见他双手护着那只大提琴，坚决不让扔掉。就个人而言，李季达的轻装是团内最彻底的，他身上没有背包和挂包，只在肩头背上那把小提琴，腰带上挂着一个茶缸和一个自缝的比烟盒还小的皮包，内装一叠袖珍笔记本。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连被子、床单和衣物都扔了。但这把大提琴，他执意要留下来。监督人员说：“你现在不扔，到前面的检查站也通不过的！”李季达喊道：“我要找王震同志讲理……”团领导和监督员拗不过他，留下了大提琴，由民夫将它背着上路。果然，当队伍走到检查站，检查人员瞅着这个“庞然大物”，要强行没收！李季达不再争执，一气跑到司令部，竟然拿来了王震将军亲手签发的“大提琴放行”令。
离开宣化店的第三天，队伍直奔国民党自诩为“铜墙铁壁”的第一道封锁线——平汉铁路。蒋介石为防止我军向西转移，半年来在铁路沿线的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我军为快速突破，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决定北路军一分为二，从左、右两翼同时通过，李先念和王震各率一队。文工团随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等单位为左翼，从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围。29日午夜，我们急行军来到李家寨附近的泥泞小路上，距离铁路还有4、5华里的地方，队伍就开始跑步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看到前面战友手臂上的一个白点，那是为防止夜间掉队而统一系上的白色毛巾。平汉铁路两侧是一片水稻田，当我们接近铁路时，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加速向前奔跑。李季达护卫着背大提琴的民夫，也紧跟着队伍。突然，枪声大作，据点内的敌人发现我军在穿越铁路，向我军疯狂地射击。事先埋伏在铁路两端的三五九旅指战员奋勇还击掩护，大家不约而同地散开了队形，冒着如雨点的枪弹和炮弹，冲上路基，跨过铁轨，跃入稻田，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圈，来到一片树林中隐蔽。不久，后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表明我左翼部队已胜利突破国民党所苦心经营的“铜墙铁壁”。文工团无人伤亡，李季达和他的大提琴也安然无恙。一位大后方来的青年看着自己满身的泥浆，风趣地说：“我们经受了一次战争的洗礼！”
李先念和王震的两支队伍，本打算在豫鄂陕交界处的荆紫关会合，再一同奔向陕甘宁边区。当我们被敌军追击和飞机的轰炸、扫射下，日夜兼程，在豫西抢渡唐河，险闯丹江，于7月13日夜抵达荆紫关时，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走向，事先派遣机械化部队在荆紫关堵截我军，致使两军未能会合，从此分开各自突围。当晚，我们被包围在鲍鱼岭。王震向老乡了解了敌情之后，决定所有非战斗员，都准备拿起枪和手榴弹，于次日凌晨从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出去。这时，同志们劝说李季达，快扔掉大提琴吧，也解放那疲惫不堪的背琴老乡。后来，我军这只唯一的大提琴，被扔在山间的一条小河中，无奈地李季达望着他那“宠儿”孤零零地漂流而去。
18日部队进入陕南，由于敌方已知我军的走向。我们是徒步走，敌人是机械化，故我们经常处于被堵击、侧击和追击的状态。敌强我弱，我们只能绕开走，每天的方位不定，时东时西，时南时北。从早到晚，走不完的路，淌不完的水，爬不完的山。有一天连续爬了11座山，一些同志掉队了。李季达爬山也有学问，他杵着一根木棍，上山时走“之”字。大家问他，你为何这样走？他答：“你们看，这座山的坡度，是30到45度，如直上直下，一定很累。我这样走，坡度只有5度，如履平地，就不累了。……但我的步伐要快一点，否则就会掉队！”每到宿营地，李季达睡觉也不一般。因没有行李，睡觉时，大家都在稻草上打开背包，铺上床单，脱下外装睡觉。他只脱下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从右腋下面开扣的长筒夹袍，铺开便是一床夹被，既可下垫，也可上盖;再将两只裤腿内缝上的系带解开，使上、下系带连接在一起，两条裤腿就成一只睡袋。当气候寒冷时，他在夹被上再堆放一些稻草来保暖。起床时只要把裤腿上的系带换回来，穿上夹袍就可以出发了，动作比我们要快很多。突围中，由于很少洗澡和换衣，身上都长了虱子，人们戏称之为“革命虫”。李季达连换洗衣服都没有，自然他身上的“革命虫”要多一些。每晚睡觉也只能集体地铺，以稻草铺地，相互拥挤在一起。某天早上，与李季达临铺的同志用四川话开玩笑地说：“李季达，昨天夜晚，你身上的‘革命虫’，都爬到我的身上喏！”李季达面带歉意，急忙回答：“喔、喔，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大家疑惑他以后怎么不会哩？第二天夜晚宿营铺地时，只见李季达在他铺位两边，高高地垒起两堆稻草，然后一本正经地对相邻的同志说道：“我计算了一下，在一个夜晚，我身上的‘革命虫’，是爬不过这座高山的，你们可以放心地睡觉。”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和李季达在一起，不仅能增长知识，也有无穷的乐趣。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他常常给我们带来轻松与快乐。但突围到陕南后，除了被敌人纠缠，日夜走路，又累又困外，在那穷山僻壤中，也没有吃的了。虽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但路旁田间的玉米，已被前卫部队吃光，我们只能去嚼玉米杆。队伍已开始减员，文工团团长徐苓夫妇已掉队被俘，指导员胡代伟也受伤离队，不知生死。王震将军本想将文工团这批“墨水瓶”（他对“知识分子”的称呼）带往延安，而前路会更加艰险。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决定文工团的同志可以自行离队，并发给衣物和路费。此后不久，我们的李季达也掉队了，幸好被李先念部队收留。最后，文工团随三五九旅回到延安的，只有我和海啸、杜利等6人。
新中國建立初期，李季达在北影作曲组工作。我因1949年在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看到匈牙利的民间乐器“钦巴龙”（Cylbalom）和我们的扬琴一样，但音域宽，声音大，有踏板。李季达曾教我学扬琴，1950年春为借鉴“钦巴龙”来改革我们的扬琴一事，曾几次去北影请教，后来他给我设计了一个新式扬琴，有半音，可转调，能奏和弦，有踏板。因工艺过于复杂，而李季达又调往长影，此改革未能继续。我到他家时，又见到一件他的“作品”，一个活动的书架，约6层，呈圆柱状，可整体移动和每层转动。他将常用的书刊放在上面，置于座椅边，需看哪本书刊，随手可取。
自他去长影后，我们再无联系，遗憾的是竟连他的生卒年月也不知道。近查网络，得知他先后为两个制片厂写了《吕梁英雄》《智取华山》《新局长到来之前》《人参姑娘》等8部故事片和木偶片的音乐。时间截至于1980年。又从网络上发现他1979年2、3月份的手迹，这是写给中国音乐研究所一位同志的两封信，其中提到他在研究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又写到：“我现把历博（历史博物馆）Y332商代陶埙复制出来了，因测有尺寸，与录音对证是一致的。现又在复制Y333小的陶埙，现基本成功了，正在修改音孔后第二次烧制中。”“我想把曾侯乙的磬全部复制出来，能合（和）编钟演奏，已经问得安徽歙县制砚工厂之砚石即可制磬。复制的目的，是为了两点：一是从复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一是为了与编钟合奏。”李季达写此信时，应已年近古稀，仍孜孜不倦地在音乐领域探索，不仅亲手复制了商代陶埙，当1978年震惊世界的我国最完整一套编钟出土后，他又在研究编钟和它的铭文，还打算复制曾侯乙编磬，并畅想有一天能钟磬合鸣，让全世界都能听到2400多年前我中华文明的天籁之声。
李季达，一位生命不止，创造不息的音乐奇人。
注释：
①见2014年5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刘锋口述，李丹阳整理：“（孩子抗战剧）团里搞音乐的还有李季达，他是个怪才，他一个人可以演奏几种乐器。它会自己发明、制作乐器，做过西班牙舞的响板，还曾用木头做成喇叭形，贴上一张纸，弄出火车呜-呜-开过的声音。”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五师（豫鄂皖边区），和以王树声为首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以王震为首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等三支队伍，根据中央指令，于11月上旬在豫鄂皖边区进行合并，组建成“中原军区”，下辖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驻防于鄂、豫交界的大悟县境，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人口仅40余万的贫瘠农村。
随后，军区政治部以三部分人员：原五师少量文艺工作者、随三五九旅南下的八位延安“鲁艺”师生，以及数十名从大后方来的重庆剧专、育才的学生和院校文艺青年，共60余人，组建成“中原军区文工团”，这是边区从未有过的如此规模、人才济济的文艺团体。内分戏剧、音乐、文学、演出等各组，“鲁艺”的师生，便成了团内的领导与骨干。李季达，原“鲁艺”音乐系老师担任了音乐组组长。我是五师干部，分在音乐组，跟他学习器乐。他个子不高，平易近人，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说起话来像放机关枪。虽是大家的老师，人们并不以老师称呼，直呼其名，他也不在意。平时，他专心致志于音乐，不问政治。但凡召开党的会议，都邀请他参加。有人问道：“你不是党员，为何能参加党的会议？”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文工团成立后，为当地军民排演了小型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和大型秧歌剧《周子山》。演员阵容很强，但乐队太简单，当时团里只有口琴、笛子、二胡、手风琴和几件打击乐器。此外，李季达从延安带出来一把小提琴，因随军南下，日夜长途行军，为轻便，他将琴盒也扔了，自缝了一个布口袋装着，演出中它是主要的伴奏乐器，代替了秧歌剧中必用的板胡。由于在这偏僻的农村买不到任何乐器，李季达便提出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来制作乐器，人们半信半疑。
此后，李季达将要制作的乐器，一件件的都绘制出来（部分乐器制作图，早已记录在他的袖珍筆记本上了，如小提琴、大提琴、十一孔笛等），又亲自去找来一个做细活的木工。再通过组织去四处购买需要的工具、配件，以及不同质地的木材。在老乡家的一间空屋内，他开起了乐器作坊，整天和木匠呆在一起。我们偶尔去当小工，熬拌猪皮胶和打磨半成品。这时，大家才相信李季达要自制乐器并非夸口。在宣化店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制作出板胡（原音瓢椰壳以木质材料代替）、三弦、扬琴、小木琴、十一孔笛、小提琴和和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提琴（他曾说要用木头制作小号）。在琴腹内铭记：“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制作于宣化店某年某月某日”，我们的乐队壮大起来了。令人更为惊奇的是，每件乐器他都知道发音的原理和如何演奏。从此，他也备受大家的关注。
原来，李季达从小就聪慧过人，喜爱音乐，且心灵手巧。他童年在重庆，曾自制一把独弦胡琴，在街头奏出动听的音乐，被一位音乐老师发现后，涉足乐坛，学会了钢琴、小提琴和作曲，还熟悉多种乐器。他思想进步，抗战初期参加了由金满成、肖崇素等人组织的“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及其演剧队，演出抗战戏剧和音乐，他担任指挥。1938年，李季达到我党领导的“孩子抗战剧团”工作①，又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于陕西泾阳开办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前方二团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北方局调到“前鲁艺”任教。翌年，该校与抗大文工团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晚会上，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为丰富乐队的打击乐，李季达亲自设计“制作了一套由十面大小不一、高低音不同的鼓和一套由梆子、木鱼、响板、锣、堂锣、小锣等组成的组合式打击乐器。他一个人，双手双脚并用，就能担任这两套乐器的演奏。”（摘自吴因：《唱出中华民族的呼声——忆<黄河大合唱>在敌后的演出》）1942年5月，“前方鲁艺”合并入“延安鲁艺”。他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仍在各种场合大显身手。在演出中，他以洋油桶制作低音乐器替代大提琴，用日常生活用品代替打击乐器。在舞会上，他以钢琴、小提琴、以及十一孔笛即兴演奏等。1944年，他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下，直到返回中原军区。
1946年春，国民党在“和谈、停战”的幌子下，暗中调遣30万大军，对我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消灭我军，制造另一个“皖南事变”。为此，“停战三人小组”共方代表周恩来副主席，会同美国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国民党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以及中外记者共40余人，于5月8日从武汉前来宣化店视察。在军区司令部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文工团演出了音乐节目和秧歌剧，李季达用自制的大提琴，特意为周副主席独奏了陕北民歌联奏。演出完毕，周副主席和记者们到后台看望大家。他对文工团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制作出许多乐器，倍加称赞，记者们也不断夸奖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周副主席注意到已经是初夏天气，但李季达身上还穿着延安特有的灰色粗呢子大衣，许多人还穿着军棉袄;又问起文工团的伙食，大家回答“吃粗粮和野菜”。他随即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要给文工团发一些救济（指1943年11月在美国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不久，文工团便吃到了美国白面做的馒头，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春夏装。
“停战三人小组”离开后，形势并未改观。国民党军对我区步步进逼，修筑工事，抢占地盘，对物资、特别是粮食严密封锁，已威胁到我军的生存。又获悉国民党军策划于7月1日发动总攻，拟在48小时之内全歼中原主力部队。6月23日，党中央指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26日深夜，文工团奉命紧急集合，跟随军区机关的队伍，静悄悄地离开了宣化店。
突围大军分南、北两路。司令员李先念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军区主力约15000人为北路军，从鄂中方向往西突围，文工团随北路军。由此，于抗战八年之后，又拉开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序幕。 突围中，李季达的趣事一桩接一桩。
部队日夜连续行军两天两夜后，聚集在一个山谷中，大家席地而坐。神情严峻地李先念和王震站在一块巨石上，向北路军进行了“认清形势、严守纪律、誓死也要突出敌人重围”的战前动员。王震举起拳头高声问道：“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你们有信心突出重围吗？”“有！”，回声震荡着山谷。随后，为了部队的机动性，所有非战斗成员就地再度轻装（出发前已轻装一次）。在监督人员的检查和示意下，我们再将身上“多余”的衣物和书籍弃之于地。团部还必须将那些心爱的自制乐器、幕布、服装和灯光器材全部扔掉。这时，有人和监督员发生了争执，那是李季达。只见他双手护着那只大提琴，坚决不让扔掉。就个人而言，李季达的轻装是团内最彻底的，他身上没有背包和挂包，只在肩头背上那把小提琴，腰带上挂着一个茶缸和一个自缝的比烟盒还小的皮包，内装一叠袖珍笔记本。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连被子、床单和衣物都扔了。但这把大提琴，他执意要留下来。监督人员说：“你现在不扔，到前面的检查站也通不过的！”李季达喊道：“我要找王震同志讲理……”团领导和监督员拗不过他，留下了大提琴，由民夫将它背着上路。果然，当队伍走到检查站，检查人员瞅着这个“庞然大物”，要强行没收！李季达不再争执，一气跑到司令部，竟然拿来了王震将军亲手签发的“大提琴放行”令。
离开宣化店的第三天，队伍直奔国民党自诩为“铜墙铁壁”的第一道封锁线——平汉铁路。蒋介石为防止我军向西转移，半年来在铁路沿线的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我军为快速突破，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决定北路军一分为二，从左、右两翼同时通过，李先念和王震各率一队。文工团随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等单位为左翼，从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围。29日午夜，我们急行军来到李家寨附近的泥泞小路上，距离铁路还有4、5华里的地方，队伍就开始跑步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看到前面战友手臂上的一个白点，那是为防止夜间掉队而统一系上的白色毛巾。平汉铁路两侧是一片水稻田，当我们接近铁路时，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加速向前奔跑。李季达护卫着背大提琴的民夫，也紧跟着队伍。突然，枪声大作，据点内的敌人发现我军在穿越铁路，向我军疯狂地射击。事先埋伏在铁路两端的三五九旅指战员奋勇还击掩护，大家不约而同地散开了队形，冒着如雨点的枪弹和炮弹，冲上路基，跨过铁轨，跃入稻田，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圈，来到一片树林中隐蔽。不久，后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表明我左翼部队已胜利突破国民党所苦心经营的“铜墙铁壁”。文工团无人伤亡，李季达和他的大提琴也安然无恙。一位大后方来的青年看着自己满身的泥浆，风趣地说：“我们经受了一次战争的洗礼！”
李先念和王震的两支队伍，本打算在豫鄂陕交界处的荆紫关会合，再一同奔向陕甘宁边区。当我们被敌军追击和飞机的轰炸、扫射下，日夜兼程，在豫西抢渡唐河，险闯丹江，于7月13日夜抵达荆紫关时，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走向，事先派遣机械化部队在荆紫关堵截我军，致使两军未能会合，从此分开各自突围。当晚，我们被包围在鲍鱼岭。王震向老乡了解了敌情之后，决定所有非战斗员，都准备拿起枪和手榴弹，于次日凌晨从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出去。这时，同志们劝说李季达，快扔掉大提琴吧，也解放那疲惫不堪的背琴老乡。后来，我军这只唯一的大提琴，被扔在山间的一条小河中，无奈地李季达望着他那“宠儿”孤零零地漂流而去。
18日部队进入陕南，由于敌方已知我军的走向。我们是徒步走，敌人是机械化，故我们经常处于被堵击、侧击和追击的状态。敌强我弱，我们只能绕开走，每天的方位不定，时东时西，时南时北。从早到晚，走不完的路，淌不完的水，爬不完的山。有一天连续爬了11座山，一些同志掉队了。李季达爬山也有学问，他杵着一根木棍，上山时走“之”字。大家问他，你为何这样走？他答：“你们看，这座山的坡度，是30到45度，如直上直下，一定很累。我这样走，坡度只有5度，如履平地，就不累了。……但我的步伐要快一点，否则就会掉队！”每到宿营地，李季达睡觉也不一般。因没有行李，睡觉时，大家都在稻草上打开背包，铺上床单，脱下外装睡觉。他只脱下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从右腋下面开扣的长筒夹袍，铺开便是一床夹被，既可下垫，也可上盖;再将两只裤腿内缝上的系带解开，使上、下系带连接在一起，两条裤腿就成一只睡袋。当气候寒冷时，他在夹被上再堆放一些稻草来保暖。起床时只要把裤腿上的系带换回来，穿上夹袍就可以出发了，动作比我们要快很多。突围中，由于很少洗澡和换衣，身上都长了虱子，人们戏称之为“革命虫”。李季达连换洗衣服都没有，自然他身上的“革命虫”要多一些。每晚睡觉也只能集体地铺，以稻草铺地，相互拥挤在一起。某天早上，与李季达临铺的同志用四川话开玩笑地说：“李季达，昨天夜晚，你身上的‘革命虫’，都爬到我的身上喏！”李季达面带歉意，急忙回答：“喔、喔，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大家疑惑他以后怎么不会哩？第二天夜晚宿营铺地时，只见李季达在他铺位两边，高高地垒起两堆稻草，然后一本正经地对相邻的同志说道：“我计算了一下，在一个夜晚，我身上的‘革命虫’，是爬不过这座高山的，你们可以放心地睡觉。”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和李季达在一起，不仅能增长知识，也有无穷的乐趣。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他常常给我们带来轻松与快乐。但突围到陕南后，除了被敌人纠缠，日夜走路，又累又困外，在那穷山僻壤中，也没有吃的了。虽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但路旁田间的玉米，已被前卫部队吃光，我们只能去嚼玉米杆。队伍已开始减员，文工团团长徐苓夫妇已掉队被俘，指导员胡代伟也受伤离队，不知生死。王震将军本想将文工团这批“墨水瓶”（他对“知识分子”的称呼）带往延安，而前路会更加艰险。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决定文工团的同志可以自行离队，并发给衣物和路费。此后不久，我们的李季达也掉队了，幸好被李先念部队收留。最后，文工团随三五九旅回到延安的，只有我和海啸、杜利等6人。
新中國建立初期，李季达在北影作曲组工作。我因1949年在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看到匈牙利的民间乐器“钦巴龙”（Cylbalom）和我们的扬琴一样，但音域宽，声音大，有踏板。李季达曾教我学扬琴，1950年春为借鉴“钦巴龙”来改革我们的扬琴一事，曾几次去北影请教，后来他给我设计了一个新式扬琴，有半音，可转调，能奏和弦，有踏板。因工艺过于复杂，而李季达又调往长影，此改革未能继续。我到他家时，又见到一件他的“作品”，一个活动的书架，约6层，呈圆柱状，可整体移动和每层转动。他将常用的书刊放在上面，置于座椅边，需看哪本书刊，随手可取。
自他去长影后，我们再无联系，遗憾的是竟连他的生卒年月也不知道。近查网络，得知他先后为两个制片厂写了《吕梁英雄》《智取华山》《新局长到来之前》《人参姑娘》等8部故事片和木偶片的音乐。时间截至于1980年。又从网络上发现他1979年2、3月份的手迹，这是写给中国音乐研究所一位同志的两封信，其中提到他在研究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又写到：“我现把历博（历史博物馆）Y332商代陶埙复制出来了，因测有尺寸，与录音对证是一致的。现又在复制Y333小的陶埙，现基本成功了，正在修改音孔后第二次烧制中。”“我想把曾侯乙的磬全部复制出来，能合（和）编钟演奏，已经问得安徽歙县制砚工厂之砚石即可制磬。复制的目的，是为了两点：一是从复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一是为了与编钟合奏。”李季达写此信时，应已年近古稀，仍孜孜不倦地在音乐领域探索，不仅亲手复制了商代陶埙，当1978年震惊世界的我国最完整一套编钟出土后，他又在研究编钟和它的铭文，还打算复制曾侯乙编磬，并畅想有一天能钟磬合鸣，让全世界都能听到2400多年前我中华文明的天籁之声。
李季达，一位生命不止，创造不息的音乐奇人。
注释：
①见2014年5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刘锋口述，李丹阳整理：“（孩子抗战剧）团里搞音乐的还有李季达，他是个怪才，他一个人可以演奏几种乐器。它会自己发明、制作乐器，做过西班牙舞的响板，还曾用木头做成喇叭形，贴上一张纸，弄出火车呜-呜-开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