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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0000）
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85美术思潮运动之后，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家迁居海外，这些迁居海外的这些艺术家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元素，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与国际大展的频频碰撞，使当代艺术交织在本土化语境和全球化语境中。1992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都市文化、商业社会、流行文化的兴起，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艺术语境的转变。艺术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敏感自身当下的生存经验，注重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回归现实”，并在追求自由创作的同时，逐步地与国际语境接轨。
20世纪的最后十年（1990-2000），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日趋成熟，一方面，它不再局限于对文革历史的反省和日常生活的热衷，而是力图从本质上找到艺术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应；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实验艺术之旅，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积淀，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在与西方艺术思潮的关系上，它已经游离开早期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简单模仿、复制，转而进入一个东、西方互为参照的体系中去完善自身。伴随着国际大展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等这样一些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家抛出的橄榄枝，同时，部分中国艺术家开始了他们的西方游学和生活……这样的近距离接触，也迫使中国当代艺术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找到自身的立足点。
如果差异性仍然是对抗全球巨大化影响的有效方式，那么，如何在自己的艺术中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以此来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当代艺术拉开距离，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的迫切使命。而事实证明：此时活跃在国际上的中国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中国的经验作为一个切入国际的立足点。在他们的艺术表现中，中国身份的强调与中国符号的突出，清晰可见。
在身处东西方文化之中时，这些艺术家非常智慧的“以西打东”或者称“打中国牌”，展开了新一轮的的艺术与智慧的游戏。例如：徐冰、艾未未、蔡国强、谷文达等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量使用中国的汉字、书法等传统文化元素，或者从更古老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去寻找借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进行文化角度的反思、批判、挪用和再解读。
艺术家徐冰的作品总是以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单位——汉字作为媒介进行创作，以此来反映社会文化中最基本也是最深切的问题。并且，对汉字这种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在他移居海外之后不但没有停止运用，反而与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单位一一字母发生了关系，从而反映出很多超越国界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问题。以下以徐冰部分作品为例，解读在全球化语境中他的作品中中国身份的凸显。
徐冰1994年創作的《文化动物》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猪场里实施的，徐冰选择了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让农场主算好它们交配的日期，等到发情期的时候让两头猪在猪圈里交配，在此之前，徐冰将猪麻醉、剃毛，然后在母猪的身上印上类似“天书”中的“伪汉字”，在公猪身上印上与之相对应的“伪英文”，印制的方式是采用了中国活字印刷的模子逐个印上去的。徐冰在猪圈里铺满了印刷书籍，两头猪随意地奔跑追逐在 铺满书的展厅中，在被它们践踏得狼藉不堪的书页纸张上进行交配。这是徐冰有了海外游学经历之后的一件作品。比较直观的通俗的解释是说：“印有“汉字”的母猪代表中国文化，印有“英文”单词的公猪所代表的是西方文化，两猪的交配行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暴力强奸，是一种文化入侵的表现。”但对于自己作品的各类阐释，徐冰从来都是不置可否。人刻意安排猪的环境改变，却使人处在了一个尴尬的环境中。其实，环境的错置暴露的不是猪的不适应，而是人的不适应。人们想象他们正在把猪的“私生活”带入“公共”空间，于是人的自以为是使观众在欣赏猪交配时面露尴尬，而猪则专注于本身的“利益”，目中无人。这件作品尽管是徐冰在出国之后在中西方文化相碰撞的语境之中所做的，其中也表现出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和碰撞，但以文字为核心的文化对人们思想所形成的禁锢和规训是不分东方西方的，它属于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全人类。
《文化动物》是对于中国一次极富深意的言说。徐冰曾自述“创作之初，希望将这个作品命名为《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当时的他喜欢思索深刻的问题，并一心认为他的作品需要比较重的文化准备与负担，比如像《天书》这样的。但后来他发现美国人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关注其实很低，即便徐冰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文化意义，美国人也并不一定能了解与认可。他认为《文化动物》是一种尝试”。他说：“我很希望我在表述方式上是特别国际化的，所以我就想尝试一种直接的视觉、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语言来创作，来和国际的艺术语境对接。”
文字是一种语言性质的符号，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整理语言的规律，犹如捉鬼魂”，可见，文字所隐喻和代指的内涵并不同它的简单形体那般浅而易懂。中国的汉字和西方的英文字母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是否可以通过在字形上做出某种形式的整合而達到某种“融会贯通”呢？徐冰的“新英文书法”便是出于这种愿望的一种尝试。徐冰对文字、 语言和书籍的使用，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与国际背景的中国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间的对话和沟通。比如英文书法作品《生活中可以逃避，但在艺术中是不可能的》（In life you can hide， but in art it's impossible ）是利用中国书法形式，英文字母与字义构成中西方文字的互溶。“新英文书法系列”模糊了中西方文化的界限，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互交融，让懂中文的人和不懂中文的人同样感到惊异，引起了东、西方的极大兴趣。荒诞赋以严肃，诡秘藏于平易。“新英文书法系列”创作，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单位文字入手，对其做出改变，以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同时，作用于人们思维中最顽固和己经习惯于规训的那一部分。文字作为文化的表征符号和基本单位，与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多维的复杂性关系，关于徐冰“新英文书法”的争议和质疑也多集中于此，对于“新英文书法”的理解和评价在文字的历史追溯中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意象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象征或名牌，是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标志。对于受传统文化哺育的艺术家而言，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意象的挪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甚至全盘西化的八五时期，艺术家对于传统意象的挪用则成为具有挑战性的选择。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对话。艺术家对中国观念的挪用，传达了中国经验与东方精神。正如徐冰说的：“西方人都对书法有兴趣，但是没法真正进入书法的欣赏境界。不认识字就只能当做图画来理解。我通过这种方式把书法艺术真正带到西方去。”如果艺术家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方法论和智慧，本土和国际，中国和西方文化、社会性因素都可以互相转换，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西方的观众逐渐了解并认同这种身份。
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85美术思潮运动之后，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家迁居海外，这些迁居海外的这些艺术家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元素，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与国际大展的频频碰撞，使当代艺术交织在本土化语境和全球化语境中。1992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都市文化、商业社会、流行文化的兴起，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艺术语境的转变。艺术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敏感自身当下的生存经验，注重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回归现实”，并在追求自由创作的同时，逐步地与国际语境接轨。
20世纪的最后十年（1990-2000），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日趋成熟，一方面，它不再局限于对文革历史的反省和日常生活的热衷，而是力图从本质上找到艺术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应；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实验艺术之旅，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积淀，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在与西方艺术思潮的关系上，它已经游离开早期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简单模仿、复制，转而进入一个东、西方互为参照的体系中去完善自身。伴随着国际大展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等这样一些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家抛出的橄榄枝，同时，部分中国艺术家开始了他们的西方游学和生活……这样的近距离接触，也迫使中国当代艺术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找到自身的立足点。
如果差异性仍然是对抗全球巨大化影响的有效方式，那么，如何在自己的艺术中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以此来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当代艺术拉开距离，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的迫切使命。而事实证明：此时活跃在国际上的中国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中国的经验作为一个切入国际的立足点。在他们的艺术表现中，中国身份的强调与中国符号的突出，清晰可见。
在身处东西方文化之中时，这些艺术家非常智慧的“以西打东”或者称“打中国牌”，展开了新一轮的的艺术与智慧的游戏。例如：徐冰、艾未未、蔡国强、谷文达等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量使用中国的汉字、书法等传统文化元素，或者从更古老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去寻找借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进行文化角度的反思、批判、挪用和再解读。
艺术家徐冰的作品总是以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单位——汉字作为媒介进行创作，以此来反映社会文化中最基本也是最深切的问题。并且，对汉字这种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在他移居海外之后不但没有停止运用，反而与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单位一一字母发生了关系，从而反映出很多超越国界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问题。以下以徐冰部分作品为例，解读在全球化语境中他的作品中中国身份的凸显。
徐冰1994年創作的《文化动物》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猪场里实施的，徐冰选择了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让农场主算好它们交配的日期，等到发情期的时候让两头猪在猪圈里交配，在此之前，徐冰将猪麻醉、剃毛，然后在母猪的身上印上类似“天书”中的“伪汉字”，在公猪身上印上与之相对应的“伪英文”，印制的方式是采用了中国活字印刷的模子逐个印上去的。徐冰在猪圈里铺满了印刷书籍，两头猪随意地奔跑追逐在 铺满书的展厅中，在被它们践踏得狼藉不堪的书页纸张上进行交配。这是徐冰有了海外游学经历之后的一件作品。比较直观的通俗的解释是说：“印有“汉字”的母猪代表中国文化，印有“英文”单词的公猪所代表的是西方文化，两猪的交配行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暴力强奸，是一种文化入侵的表现。”但对于自己作品的各类阐释，徐冰从来都是不置可否。人刻意安排猪的环境改变，却使人处在了一个尴尬的环境中。其实，环境的错置暴露的不是猪的不适应，而是人的不适应。人们想象他们正在把猪的“私生活”带入“公共”空间，于是人的自以为是使观众在欣赏猪交配时面露尴尬，而猪则专注于本身的“利益”，目中无人。这件作品尽管是徐冰在出国之后在中西方文化相碰撞的语境之中所做的，其中也表现出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和碰撞，但以文字为核心的文化对人们思想所形成的禁锢和规训是不分东方西方的，它属于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全人类。
《文化动物》是对于中国一次极富深意的言说。徐冰曾自述“创作之初，希望将这个作品命名为《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当时的他喜欢思索深刻的问题，并一心认为他的作品需要比较重的文化准备与负担，比如像《天书》这样的。但后来他发现美国人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关注其实很低，即便徐冰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文化意义，美国人也并不一定能了解与认可。他认为《文化动物》是一种尝试”。他说：“我很希望我在表述方式上是特别国际化的，所以我就想尝试一种直接的视觉、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语言来创作，来和国际的艺术语境对接。”
文字是一种语言性质的符号，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整理语言的规律，犹如捉鬼魂”，可见，文字所隐喻和代指的内涵并不同它的简单形体那般浅而易懂。中国的汉字和西方的英文字母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是否可以通过在字形上做出某种形式的整合而達到某种“融会贯通”呢？徐冰的“新英文书法”便是出于这种愿望的一种尝试。徐冰对文字、 语言和书籍的使用，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与国际背景的中国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间的对话和沟通。比如英文书法作品《生活中可以逃避，但在艺术中是不可能的》（In life you can hide， but in art it's impossible ）是利用中国书法形式，英文字母与字义构成中西方文字的互溶。“新英文书法系列”模糊了中西方文化的界限，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互交融，让懂中文的人和不懂中文的人同样感到惊异，引起了东、西方的极大兴趣。荒诞赋以严肃，诡秘藏于平易。“新英文书法系列”创作，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单位文字入手，对其做出改变，以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同时，作用于人们思维中最顽固和己经习惯于规训的那一部分。文字作为文化的表征符号和基本单位，与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有着多维的复杂性关系，关于徐冰“新英文书法”的争议和质疑也多集中于此，对于“新英文书法”的理解和评价在文字的历史追溯中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意象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象征或名牌，是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标志。对于受传统文化哺育的艺术家而言，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意象的挪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甚至全盘西化的八五时期，艺术家对于传统意象的挪用则成为具有挑战性的选择。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对话。艺术家对中国观念的挪用，传达了中国经验与东方精神。正如徐冰说的：“西方人都对书法有兴趣，但是没法真正进入书法的欣赏境界。不认识字就只能当做图画来理解。我通过这种方式把书法艺术真正带到西方去。”如果艺术家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方法论和智慧，本土和国际，中国和西方文化、社会性因素都可以互相转换，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西方的观众逐渐了解并认同这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