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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汉语词典》单音节同形词
分立字头的理据和目的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对单音节同音同形词分立字头的做法是首创。在20世纪50年代初编《现汉》时就确立了这一编写条例。《〈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条目”（C）规定：
没有形和音的分歧，但所含多项意义中有彼此不相联系的情况，就把这一条分成几条，每条包含一个意义或互有联系的几个意义。
后来《现汉》历经修订，此条例一直沿用。第6版“凡例”规定：
（a）关于单字条目……形同音同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也分立条目。
根据以上描述，《现汉》将单音节同音同形词分立字头的依据是“意义联系”，在意义上“彼此不相联系的”“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是决定同音同形词是否分立字头的重要理据。
干5： ①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跟“湿”相对）。②不用水的。③加工制成的干的食品。④空虚；空无所有。⑤只具形式的。⑥属性词。指拜认的（亲属关系）。⑦徒然；白。⑧形容说话太直太粗（不委婉）。⑨当面说气话或抱怨的话使人难堪。⑩慢待；置之不理。
如上所见，“干”字的5个字头分为5个意义系列，每个系列之内或为比较单一的义项，或为各义项间存在引申关系；而各系列之间没有引申关系，是历史上5次借用同一个字形和字音的偶然巧合。字形是用以表达意义的符号，与字音结合便形成语言，形、音、义三位一体构成汉字的三要素（某些无独立意义的单纯词词素除外）。意义产生在先，有了需要表达的意义后，字音随之产生。音、义具备了，最后才会选择一个字形来记录。文字只是一种书写符号，词才具有意义内容。文字只有被赋予了意义才成为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偶然选择了同样的字形去表达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字便成为同形词。
古汉语中单音节词为多，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导致读者难以区分字和词。《现汉》将单音节同形词分立字头，可以提示读者注意字与词的区别。在辞书中分立单音节同形词是形象区分字与词的有益尝试。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单音节同形词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词选择了同样的字形。
这一辞书编纂实践引起过很多的争议，赞同和批评之声不绝。因为“意义联系”是一个无限复杂的问题，鉴于汉字形义发展的复杂性，在这一笼统而抽象的理论指导下，对单个词各义项进行具体而微的切分，将不可避免地陷于无休止的考据之中。另一方面，“意义联系”还有一个历史时段问题，即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问题。同一个词，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某些义项之间有内在的引申关系，应处理成同一字头之下的多义词；从共时的角度考察，应处理成彼此无意义联系的应分立字头的同形词。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完全相左的。如黄晓伟（2011）分析了《现汉》第5版中“刻”和“管”两个字： 《现汉》中“刻”字有6个义项，没有分立字头，即将“刻”视为多义词。黄文认为此为《现汉》之误，因为“雕刻”义与“时间”义“在现时语感上看不出联系”，应分立为“刻1”和“刻2”。另一个“管”字《现汉》将其分立成“管1”和“管2”，“管1”的主要义项为“管子”，“管2”的主要义项为“管理”，这是两种“在现时语感上看不出联系”的义项，分立是应该的。
《现汉》第6版对“刻”和“管”两字的处理与黄文的观点完全相反： 黄文认为应该分立的“刻”字仍是单字头，黄文认为分立正确的“管”字却被合并为一个字头，不再分立。说明《现汉》追寻词义历史联系的倾向非常明显。
同形词按意义是否有联系分立字头，其目的在于区分“字”与“词”，梳理词义，将字形相同但不同来源的义项各归其类，不相杂厕，使读者明了，有些字虽然同音同形，好像是同一个字，但其实它们不是同一个词，彼此在意义上没有瓜葛联系，只是偶然借用了同一个字形、同一个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
二、 同形词下多字条目的安排
《现汉》按意义联系分立同形字字头的出发点是提醒读者区分多义词和同形词。但同形词下多字条目的安排却没有像区分字头那样按义归类，以义类相从，这显然与其区分同形词意义的愿望是矛盾的。《现汉》第6版在“凡例”中说：
多字条目按首字排在领头的单字条目之下，多字条目不止一条的，按第二个字的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同音字按笔画排列）。第二个字相同的，按第三个字排列，以下类推。
凡例规定多字条目的编排原则有二： 一是所有多字条目置于同一领头的单字条目之下，二是多条多字条目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以《现汉》第6版“别”（bié）为例：
将多字条目按意义编排在相应的字头之下，与义项可形成呼应关系。多字条目其实可视为单字条目各义项下的例词，义例相符是语文词典的基本要求。按意义类属编排多字条目，可提醒读者某字在多字条目中的意义类属，加深对条目的理解。如“别裁”一词，常见于明清时书名，现代读者理解有一定困难。“别”在此处是区分、鉴别义，将此条目置于别1之下，对读者理解辨识有一定帮助作用。再如“别字”一词，指写错和读错的字，也说“白字”，大家都知道，但“别”在此处作何解，并非人人皆知。将该条目置于别1下，可提醒读者将其与“另外”义建立联系。
有的辞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做法更科学、明晰、合理一些。如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古汉》）就值得借鉴。以上文所说的“干”字为例如前文所述，《现汉》的“干”（gān）字分立5个字头，共收多字条目69个，全部按拼音顺
如此编排，则条分缕析，所有多字条目的本字在条目中的词素义与其字头义项均呈对应关系，即都可以在字头所列义项中找到与之相关的义项，可帮助读者理解词义与词素义。
还有一种可参考的编排方法，即将单音节同形词各字头右肩上的序号带入条目本字，也在其右肩上做相应标注，如“干碍”的“干”义为“牵连”，应属干2的义项，则可标注为“干2碍”。这样既可保留多字条目的原排序，又可标明其所属字头。不过，这样编排毕竟不如各字头直接领属词条看上去直观。
《现汉》是一部高要求的规范型语文词典，在形、音、义、例、体例等各方面都应追求尽善尽美，各种细节都应力求规范。将多字条目按词素意义与相应的字头对应编排，是不难做到的事情，是规范化的基本体现。
三、 结语
同音同形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词汇现象，来源复杂，数量庞大，引申线索不明，体系相当繁杂。《现汉》将单音节同音同形词分立字头，体现了对词汇形义之间复杂关系进行考察的努力。根据意义联系分立字头是异常复杂的工作，《现汉》编纂者不避繁难，力行此事，对区别多义词与同形词有很大作用。但相应的多字条目却没有按义类编排，而是混排一起，不能不说是影响《现汉》规范化和实际使用效果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 黄晓伟.《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单音节同形词例析.辞书研究，2011（1）.
2.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分立字头的理据和目的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对单音节同音同形词分立字头的做法是首创。在20世纪50年代初编《现汉》时就确立了这一编写条例。《〈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条目”（C）规定：
没有形和音的分歧，但所含多项意义中有彼此不相联系的情况，就把这一条分成几条，每条包含一个意义或互有联系的几个意义。
后来《现汉》历经修订，此条例一直沿用。第6版“凡例”规定：
（a）关于单字条目……形同音同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也分立条目。
根据以上描述，《现汉》将单音节同音同形词分立字头的依据是“意义联系”，在意义上“彼此不相联系的”“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是决定同音同形词是否分立字头的重要理据。
干5： ①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跟“湿”相对）。②不用水的。③加工制成的干的食品。④空虚；空无所有。⑤只具形式的。⑥属性词。指拜认的（亲属关系）。⑦徒然；白。⑧形容说话太直太粗（不委婉）。⑨当面说气话或抱怨的话使人难堪。⑩慢待；置之不理。
如上所见，“干”字的5个字头分为5个意义系列，每个系列之内或为比较单一的义项，或为各义项间存在引申关系；而各系列之间没有引申关系，是历史上5次借用同一个字形和字音的偶然巧合。字形是用以表达意义的符号，与字音结合便形成语言，形、音、义三位一体构成汉字的三要素（某些无独立意义的单纯词词素除外）。意义产生在先，有了需要表达的意义后，字音随之产生。音、义具备了，最后才会选择一个字形来记录。文字只是一种书写符号，词才具有意义内容。文字只有被赋予了意义才成为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偶然选择了同样的字形去表达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字便成为同形词。
古汉语中单音节词为多，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导致读者难以区分字和词。《现汉》将单音节同形词分立字头，可以提示读者注意字与词的区别。在辞书中分立单音节同形词是形象区分字与词的有益尝试。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单音节同形词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词选择了同样的字形。
这一辞书编纂实践引起过很多的争议，赞同和批评之声不绝。因为“意义联系”是一个无限复杂的问题，鉴于汉字形义发展的复杂性，在这一笼统而抽象的理论指导下，对单个词各义项进行具体而微的切分，将不可避免地陷于无休止的考据之中。另一方面，“意义联系”还有一个历史时段问题，即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问题。同一个词，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某些义项之间有内在的引申关系，应处理成同一字头之下的多义词；从共时的角度考察，应处理成彼此无意义联系的应分立字头的同形词。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完全相左的。如黄晓伟（2011）分析了《现汉》第5版中“刻”和“管”两个字： 《现汉》中“刻”字有6个义项，没有分立字头，即将“刻”视为多义词。黄文认为此为《现汉》之误，因为“雕刻”义与“时间”义“在现时语感上看不出联系”，应分立为“刻1”和“刻2”。另一个“管”字《现汉》将其分立成“管1”和“管2”，“管1”的主要义项为“管子”，“管2”的主要义项为“管理”，这是两种“在现时语感上看不出联系”的义项，分立是应该的。
《现汉》第6版对“刻”和“管”两字的处理与黄文的观点完全相反： 黄文认为应该分立的“刻”字仍是单字头，黄文认为分立正确的“管”字却被合并为一个字头，不再分立。说明《现汉》追寻词义历史联系的倾向非常明显。
同形词按意义是否有联系分立字头，其目的在于区分“字”与“词”，梳理词义，将字形相同但不同来源的义项各归其类，不相杂厕，使读者明了，有些字虽然同音同形，好像是同一个字，但其实它们不是同一个词，彼此在意义上没有瓜葛联系，只是偶然借用了同一个字形、同一个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
二、 同形词下多字条目的安排
《现汉》按意义联系分立同形字字头的出发点是提醒读者区分多义词和同形词。但同形词下多字条目的安排却没有像区分字头那样按义归类，以义类相从，这显然与其区分同形词意义的愿望是矛盾的。《现汉》第6版在“凡例”中说：
多字条目按首字排在领头的单字条目之下，多字条目不止一条的，按第二个字的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同音字按笔画排列）。第二个字相同的，按第三个字排列，以下类推。
凡例规定多字条目的编排原则有二： 一是所有多字条目置于同一领头的单字条目之下，二是多条多字条目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以《现汉》第6版“别”（bié）为例：
将多字条目按意义编排在相应的字头之下，与义项可形成呼应关系。多字条目其实可视为单字条目各义项下的例词，义例相符是语文词典的基本要求。按意义类属编排多字条目，可提醒读者某字在多字条目中的意义类属，加深对条目的理解。如“别裁”一词，常见于明清时书名，现代读者理解有一定困难。“别”在此处是区分、鉴别义，将此条目置于别1之下，对读者理解辨识有一定帮助作用。再如“别字”一词，指写错和读错的字，也说“白字”，大家都知道，但“别”在此处作何解，并非人人皆知。将该条目置于别1下，可提醒读者将其与“另外”义建立联系。
有的辞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做法更科学、明晰、合理一些。如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古汉》）就值得借鉴。以上文所说的“干”字为例如前文所述，《现汉》的“干”（gān）字分立5个字头，共收多字条目69个，全部按拼音顺
如此编排，则条分缕析，所有多字条目的本字在条目中的词素义与其字头义项均呈对应关系，即都可以在字头所列义项中找到与之相关的义项，可帮助读者理解词义与词素义。
还有一种可参考的编排方法，即将单音节同形词各字头右肩上的序号带入条目本字，也在其右肩上做相应标注，如“干碍”的“干”义为“牵连”，应属干2的义项，则可标注为“干2碍”。这样既可保留多字条目的原排序，又可标明其所属字头。不过，这样编排毕竟不如各字头直接领属词条看上去直观。
《现汉》是一部高要求的规范型语文词典，在形、音、义、例、体例等各方面都应追求尽善尽美，各种细节都应力求规范。将多字条目按词素意义与相应的字头对应编排，是不难做到的事情，是规范化的基本体现。
三、 结语
同音同形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词汇现象，来源复杂，数量庞大，引申线索不明，体系相当繁杂。《现汉》将单音节同音同形词分立字头，体现了对词汇形义之间复杂关系进行考察的努力。根据意义联系分立字头是异常复杂的工作，《现汉》编纂者不避繁难，力行此事，对区别多义词与同形词有很大作用。但相应的多字条目却没有按义类编排，而是混排一起，不能不说是影响《现汉》规范化和实际使用效果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 黄晓伟.《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单音节同形词例析.辞书研究，2011（1）.
2.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