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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白与“电绿”
陶铸在广东重视绿化，全国出名，也造福千秋。目前，在南粤大地，还传颂着很多佳话。
先说上世纪50年代中，一次，听说越秀山的广播电视塔已建起来了，陶铸带领大家去检查。这个塔修建得真好呀。陶铸站在高高的越秀山上往下望，啧啧称赞着。但是，他的眉头又紧锁了：他见到对面的山坡，开的七上八下、零落不齐的梯田，山脚下的马路也不整洁，马路边上也没有绿化。他叫住身边的广州市长曾生，说：“曾生同志，你这个市长看看，这边是雄伟壮观的铁塔，对面和脚下是零乱无章的一堆，太不雅观了。”曾生说：“我们正在计划整修！”他以为这一应付就可以过关了。没想到陶铸来个逼宫：“我不听你的计划，我要你半个月之内把路边栽上水竹，把对面的梯田整理成高级水平梯田。有什么困难？”曾生说：“那要给我10台拖拉机和10台翻斗运输车！” 陶铸爽快说：“好！我给你！半个月后，我来检查。”
陶铸说到做到，半个月后，他又登上越秀山，看到路边水竹翠绿欲滴，远处的梯田错落有致，心里十分高兴，对曾生赞不绝口。
有一次，在广州开辟一条新马路，路上有一棵榕树。为了调直马路，需要除掉这棵树。可是这棵百年大树，枝叶扶疏，已是自成一景。除掉又觉得不好，在广州市委领导犹豫不定的时候，陶铸听知了，一个电话挂到市委，他说：“这么一棵树，百年方能长成，从别处搬也搬不来。不要动他，把两边展宽就是了。”可见，陶铸对于美化环境，真是无微不至。目前，广州成为一个美丽之城，可说陶铸功不可没。
又有一次，他到粤东某县检查工作，白天下乡，回到县城吃饭后，与县委书记数人上街散步。陶铸看到马路两旁新种了树苗，因怕行人攀折，用竹子编成疏筐，倒笼树苗，但竹筐只放在地面，不少筐歪歪斜斜，有的倒了，把树苗也压倒。陶铸一见，很恼火，对县委书记说：“种树，不能马马虎虎。你们就是不认真，连马路的树都种不好，荒山荒地种的树更不用说了。种下树苗，必须围好，保护好。竹木护栏，必须插入地中。要有人专管，旱时还要浇水。”
那位县委书记被批得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陶铸接着又问：“这种的是什么树？”
当时公路旁大多种的是大叶桉，干部大多都懂。不知这位县委书记是真不懂，还是被批懵了，一时回答不出来。
陶铸更火了：“你连桉树都不懂，还当什么县委书记？你知道桉树有多少种么！桉树有数百种。现在南方就有大叶桉、细叶桉、柠檬桉、蓝桉、白皮桉、千层桉数种。你连最普通的大叶桉都不懂！”
陶铸一路上又见到树苗歪歪斜斜，保护好的很少，他越见越火，越气越批，越批越气。这位县委书记被批怕了，放慢了脚步，跟在后头，不敢同行了。
回到汕头时，陶铸对当时的地委书记罗天说：“你们那位县委书记不行吧！不懂桉树，工作马马虎虎，请地委去了解考察，不行就调换！”
可是，他对知识面广的干部常常称赞不已。他对电白的王占鳌就赞不绝口。
有一次，陶铸到电白视察，对王占鳌他们说：“你们电白有一首民谣：‘天雨未晴土先干，十日太阳旱煞人，风来沙尘遮天日，大好良田变沙滩。’就是灾害多嘛！你们一定要注重造林，兴修水利，防风防旱。”
他又问王占鳌：“你们电白县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呀？”
王占鳌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电白多灾多难，一穷二白，所以叫电白；另一种是传说电白有一大山，叫浮山岭，山中有一龙潭，水深莫测，投石潭中，电闪雷鸣，一片光白，故叫电白。”
陶铸说：“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植树造林，实现大地园林化，下决心把电白变电绿呀！我见你们的《电白县志》有这么的记载，清初，电白沿海刮了一场台风，因沿海一带是一片海滩，没有树林，因此暴风一来，飞沙走石，淹没了房屋和农田，过后，清朝皇帝派了一个钦差大臣来，强令沿海居民搬迁，后撤40里，而群众就是不听，他们恋故土，就是不搬。我们共产党人一贯主张改造世界，要思变，不能思迁呀！”
在陶铸的引导和支持下，电白的绿化终于搞起来了。没几年电白处处绿树成荫，沙滩上都种上防风林带，成为海滨上的绿色长城。陶铸一见，满心高兴，当即作诗。
诗曰：
电白竟成绿化城，
何处植树不成荫；
沧海也教精卫塞，
只在无心与有心。
二、还乡自省
1958年底，陶铸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祈阳县调查研究。
这几年，他常常感到：反右、“大跃进”之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统治力量，敢讲真话，讲心里话的人不多了。他在广东下去摸情况，已不像从前那样，能随时随地听到下面的心声了。于是，他决定回自己的老家看一看家乡的实际情况。
这时，正值隆冬，山野阳光明媚，白云缭绕。他一行人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四生产队，去看他们的公共食堂。
陶铸笑着说：“怎么？你们对我这个祈阳老乡，还不敢讲真话？”他坦率地和乡亲们拉起了家常：“吃公共食堂，男女老少，人这么多，有的要吃干的，有的要吃稀的，口味也不一样。再说，家家养个猪还要馊水，到底方便不方便？现今政策哪些好，哪些不好，你们怎么想就怎么讲。”
社员一看，陶铸这么亲近随和，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
有的说：“好吆事啊，早先敞开肚皮吃，吃饱了，睡懒觉。现在公共食堂连清汤稀饭也喝不上了，哪还想到馊水喂猪喽！”
他们一行又来到归阳公社。陶铸看到几个过路的农民，便亲切地与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一位农民回答说：“祈阳潘阳埠的。”
陶铸自我介绍说：“我们是老乡啊，你认得我吗？”
“没见过，不认得。”那个农民回答说。
陶铸又说：“我叫陶铸。”
农民听说是陶铸回来了，就放下挑子，坐下聊开了。当陶铸发现他们有的得了水肿病，他亲手去一个个摸着，按着他们发肿的腿脚，心情沉重地说：“潘家埠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说着，他浓眉紧锁，焦虑不安，好像有块石头压在心窝上。
家乡这一行，让陶铸深深自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他首先想到的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铺天盖地地卷来时，他脑子发过热。记得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农业协作会上，各兄弟省之间互相攀比增产指标的情况相当严重，其中尤以河南提出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相比明显“落后”了。陶铸顶不住了，回到广东对省委其他负责人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于是浮夸风就在广东开始泛滥了。为了实现高指标，广东盲目提出水稻高度密植。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庄放了一颗“卫星”，把60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集中在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秤，放了一颗亩产30218公斤的所谓“特大卫星”。这些不可置信的“奇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他头脑一时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全省干部大会上，号召农民“放开肚皮吃三年干饭不要钱”，他还说过“现在我们手上的粮食，已经多的没地方放了”。就这次大会后，全省大办公共食堂，有的地方还搞了“吃饭比赛”，高用粮，高估产，高征购和随之而来的取消自留地和农民家庭副业，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使刚刚吃上饱饭的广大农民，又陷入人为的灾祸之中……
家乡的冬日西斜了，晚风凛冽，吹得陶铸一个打颤。他头脑清醒了：真的，我们共产党员再也不能干傻事了！
回到广东，他亲自向党和毛泽东主席作了书面检讨，认为他在1958年领导的广东工作中“估计高了，用粮多了，战线长了”。
后来，毛泽东作了批示说：“早在1959年初，就有两个省向中央作了检讨，这两个省就是广东、湖北。”表扬陶铸、王任重敢于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说真话，勇于承担责任。对于大跃进、浮夸风的错误，在1959年潮州万人大会上，陶铸就首先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在这之后，他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自我批评。
三、培育“洲心经验”
1953年，中央调叶剑英主持中南局工作后，陶铸就接任主持广东省工作，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建设上。为了抓好农村，抓好农业，他十分注重培育农村先进典型。像清远的洲心、阳江的海陵岛、潮安枫溪的陈桥、东莞的虎门、花县的花东和花山、南海的大沥、中山的圣狮、万宁的华侨农场、兴宁的合水水库、乐昌的九峰山、新会的圭峰山、澄海的外砂大桥、肇庆的西江林场、湛江的雷州林业局、电白的博贺等。
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产量责任制的经验，就是陶铸一手扶植和推广起来的，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里面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上世纪60年代的洲心公社是广东省清远县的一个粮产区，是先进公社之一。这个公社为了寻求解决生产责任制的途径，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探索。从1961年早造开始实行“田间管理到户的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之后，过去管理工作“打大捞”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还不能彻底改变农活的质量问题。田间管理的质量要求虽然规定了一套详尽的标准，可是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为了进一步改进生产责任制，1961年晚造，洲心公社部分大队在“田间管理到户”的基础上，订出了“到户田”的产量指标，交给社员管理，每一个社员对自己所管理的农活都要负起产量的责任，并且规定了超产奖励，只奖不罚。这样一来，社员积极性甚高，纷纷为“到户田”加工加肥，争取超产。群众普遍欢迎这种做法，说这才是真正的责任制。于是该公社各生产队都相继实行，到1962年早造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产量责任制。即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基础上，实行水稻田间管理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量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1962年，洲心公社上造在遭受严重洪水灾害的情况下，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产二成一，社员超产粮食55万斤。1963年虽然遭受到近百年罕见的大旱，全社早、晚两造仍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1962年增加19.6%；亩产平均852斤，比1962年增加12%，亩产提前跨“纲要”。
1962年6月，夏日炎炎，陶铸身着衬衣，大汗涔涔地带着工作组来到洲心公社调研。他十分赞赏他们的做法，将这种做法誉为“洲心经验”。陶铸在深入各大队、生产队调研时就满心欢喜地说：“‘洲心经验’就是把私人的积极性和集体的积极性高度结合起来。”于是1962年7月27日，广东省委发出[62]粤发（八）字第62号文件《介绍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产量责任制——批转省委工作组的一个调查报告》。文件指出：“洲心公社实行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由于每年生产者都对产量负责，因而生产者就把对工作数量负责与对农田产量（质量）负责联系起来，纠正了生产者只争工分而忽视农活质量的现象。”“这种制度是当前生产队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值得重视的经验。”于是“洲心经验”就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起来。
1962年6月6日至7日，陶铸、王任重又来到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进行调研，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这是一个深山区，中岭生产队有七户，实际为两大户：一户原为富裕中农，全家分为五户；另一户是兄弟俩，原为中农，兄弟俩分家，各立一户。因为土地分散经营，没有受到“大帮哄”的冲击，除了交粮纳税，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未遭受饥饿之苦。陶铸从这个生产队的经验中更深深感到“洲心经验”的成功之处，他决心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广西龙胜调研后，陶铸返回广东。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王任重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调查的情况和与陶铸商定的意见。
毛泽东就住在停在铁道线的专列上。听完王任重的汇报后，便问：“陶铸的意见呢？”
王任重说：“陶铸主张实行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个人。他们那里的清远洲心公社就是这样干的。”
毛泽东说：“对，是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
毛泽东接着阐述他的观点：“什么叫所有制呀？既然是自留地，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既然归农民所有，他烧掉也可以。所有属于农民的东西归农民。”
毛泽东又问：“有些山区，居住分散，你估计单干户有多少？”
王任重答：“也可能是10%，也可能低于这个数。单干，也是像广东那样，采取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毛泽东“哦”了一声，点头同意。
王任重连夜给陶铸打电话：“主席赞成你的意见。”
陶铸接电话后，第二天就找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记者李普向中央写龙胜县的调查报告。李普以座谈记录的形式，以《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为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在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后，很为重视，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讨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中发（62）409号]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把陶铸和王任重找去谈话，并交代陶铸、王任重：“你们代中央起草一个包产到户的决定。”说罢，毛泽东又补充说：“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
陶铸和王任重回到住处，对《决定》的内容交换意见后，即由王任重执笔起草。《决定》第一节，王任重就这样写道：“‘共产风’的危险已经过去，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分田单干。解决分田单干的一种好的办法，是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这时，有一个大区的负责人向毛泽东进言：“可不能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两极分化。我们那个地区，搞了单干，两极分化很厉害。”
毛泽东听后，对陶铸、王任重主张的包产到户又犹豫了。陶铸、王任重把《决定》的草稿送呈毛泽东后，也就再没有下文了。
陶铸本来还将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田间管理到户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的典型材料，带去北戴河会议。然而，随着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刚刚提出的要纠正“左”的思想，突然发生政治方向逆转，陶铸带去的“洲心经验”也就“死于腹中”了。
料不到，二十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千树万树梨花开，全国农村改革成功了，而改革的成功所在还是土地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即是陶铸培育推广的“洲心经验”的再生，而且是更加发展和成功的形式，是适应和促进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四、白色甬道
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广州珠江畔的中山大学美丽校园，有一条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白色甬道。著名教授陈寅恪常常在清晨或黄昏的时候，在这里散步，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沿着白色甬道，来来去去，显得十分悠闲和自在……
这条白色甬道，就是陶铸指示中山大学专门为陈寅恪教授修的。陶铸为什么这么关心陈教授呢？说来话长。
陈寅恪教授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抵广州后就不想再往台湾。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屡次电催他赴台，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去香港，他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于是陈寅恪先生便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
当时，陈寅恪教授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派专人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言谢绝。这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当时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杂语。如何看待这样的老专家，是疏远他还是亲近他？而且有些人并不了解他，几次运动的锋芒几乎就要朝着这位学者而来。但是政务缠身的陶铸却把这事挂在心上。
1956年，在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会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知识分子，我看他是好人！”大概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心直的老知识分子为此深受感动，隔不多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接受。”
从此，陶铸常常去看望陈寅恪。听说他因用脑过度，常为眼疾所苦，陶铸即嘱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交主管文教的王匡亲自送去。1962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得悉这一消息后，便指示给他派专职护士，轮班照顾。住院的第三天，他亲自到医院探望，并让专职护士长期照顾他。当时有人对此提出非议，陶铸义正辞严道：“陈教授双目失明，要不要配备一名护士？双目失明又摔断了腿，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瞎了眼晴还著书立说，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我看护士派少了，而不是不应派。”此后，为了老教授工作生活上的方便，陶铸还吩咐有关方面为他配备了助手，解决了抄录文稿之事。
不久，陈寅恪教授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陶铸知道后，便指示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建了这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这虽然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但它在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关爱陈寅恪教授，只是陶铸关心知识分子的一个生动例子。其实陶铸在广东工作，对知识分子的关爱，真是不胜枚举。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例如世界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杜国庠、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都是他的知己，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促膝谈心。刚调入广州时，他住在北京路东四四条一座小院，他就请著名作家刘白羽、华山跟他一起住；他一家在汉口洞庭湖街100号住了一年多，也把作家陈荒煤、王阑西请来一起住，经常推心置腹、谈理想、谈人生、谈文学，无所不谈。在60年代经济生活困难的日子，他亲自提出一份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每人每月一斤油、两斤猪肉，要广州市委负责保证供应。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研究创作的关照，可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他到北京开会，还利用在会议的间隙，抽空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画家关山月。他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归国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字幕的幻灯机。当听知粤剧香港著名演员红线女要求从事电影事业时，他亲自做她的工作，劝她从事表演，还在广州妥善安排她，在生活上关心她，从而使她在粤剧界发挥突出的作用，成为一代“皇后”。
五、“罢宴”与修宅
1960年秋日，南粤大地仍是艳阳高照。陶铸来到花县了解农村情况。吃早餐时，便发生了陶铸“罢宴事件”。
陶铸一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地、县委领导当然早就知道，不敢给他大盘大碗的筵席。今天的早餐，是一盘肉包子和白粥。可是，陶铸都很生气道：“眼下农民生活很困难，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吃这个！”说罢，拂袖而去。
这一来，弄得县委的同志十分尴尬，向秘书老丁“诉苦”：“我们又没准备什么，领导同志来，怎么难也得让大伙吃饭呀！这怎么是好？”并嘱随行的同志把准备了的早餐吃掉。陶铸都罢吃了，随行的同志虽然已好长时间缺油水，馋得厉害，但谁也不敢碰一下。老丁给县委同志出了个主意，弄点番薯、芋头来。
陶铸一见，便高兴起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大家和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呢。
尽管不是经济困难时期，陶铸也反对大吃大喝，最多就给个“四菜一汤”，多了就要挨批评、甚至“罢吃”，在陶铸周边工作的人，大都知道他这一脾气。有一次，他到梅县下乡，发现跟在他车后面的车子，带有肉类和汽水，他十分恼火。
他对县委书记说：“难道我们不能跟基层干部吃同样东西吗？为什么要带食品下乡？！”
县委书记赶忙把东西送回县。
在经济困难时期，陶铸为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肉！”
陶铸对自己操守极严，真像他的名作《松树的风格》所说的一样，给别人的极多，要求别人的极少。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三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当他晓得一些作家、画家、音乐家连工作室都没有时，便指示广州市领导划出有十几幢房子的湖边新村分配给作家、艺术家。
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军区大院19号一所并不宽敞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相当陈旧，碰上阴天，白天进屋还要开电灯，更很少见阳光。
有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找陶斯亮。她一进亮亮的房间里就说：“亮亮，你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黑？”
晚饭时，亮亮把这话告诉了爸爸。
陶铸笑着说：“我们这房子蛮好嘛！”
其实，机关同志都知道这房子真的不行，因年久失修，早已属危房，曾多次提出要为他维修或换房，他都不答应。他常安慰家人道：“这已经很不错了。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过意不去，群众也不答应。”
直到1965年春，曾志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坚持要她多晒太阳，陶铸才同意对这所住了近15年的旧房子进行维修。这也是陶铸40多年来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同意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也是人生的最后一次。
房子维修完了，陶铸外出开会回来，就把他和曾志多年节省下来的15000元全部上交组织，作为维修费。机关觉得公家维修房子，要私人出钱，不符合收支规定，表示很为难。
陶铸说：“这房子既是给我个人修的，我就该自己出钱嘛！”
房子维修好后，他一天也没住过，就奉令上调北京去了。
主要参考书目：
①陈俊凤、蒋斌主编：《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②《陶铸文集》编辑组：《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
③郑笑枫、舒玲著：《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
陶铸在广东重视绿化，全国出名，也造福千秋。目前，在南粤大地，还传颂着很多佳话。
先说上世纪50年代中，一次，听说越秀山的广播电视塔已建起来了，陶铸带领大家去检查。这个塔修建得真好呀。陶铸站在高高的越秀山上往下望，啧啧称赞着。但是，他的眉头又紧锁了：他见到对面的山坡，开的七上八下、零落不齐的梯田，山脚下的马路也不整洁，马路边上也没有绿化。他叫住身边的广州市长曾生，说：“曾生同志，你这个市长看看，这边是雄伟壮观的铁塔，对面和脚下是零乱无章的一堆，太不雅观了。”曾生说：“我们正在计划整修！”他以为这一应付就可以过关了。没想到陶铸来个逼宫：“我不听你的计划，我要你半个月之内把路边栽上水竹，把对面的梯田整理成高级水平梯田。有什么困难？”曾生说：“那要给我10台拖拉机和10台翻斗运输车！” 陶铸爽快说：“好！我给你！半个月后，我来检查。”
陶铸说到做到，半个月后，他又登上越秀山，看到路边水竹翠绿欲滴，远处的梯田错落有致，心里十分高兴，对曾生赞不绝口。
有一次，在广州开辟一条新马路，路上有一棵榕树。为了调直马路，需要除掉这棵树。可是这棵百年大树，枝叶扶疏，已是自成一景。除掉又觉得不好，在广州市委领导犹豫不定的时候，陶铸听知了，一个电话挂到市委，他说：“这么一棵树，百年方能长成，从别处搬也搬不来。不要动他，把两边展宽就是了。”可见，陶铸对于美化环境，真是无微不至。目前，广州成为一个美丽之城，可说陶铸功不可没。
又有一次，他到粤东某县检查工作，白天下乡，回到县城吃饭后，与县委书记数人上街散步。陶铸看到马路两旁新种了树苗，因怕行人攀折，用竹子编成疏筐，倒笼树苗，但竹筐只放在地面，不少筐歪歪斜斜，有的倒了，把树苗也压倒。陶铸一见，很恼火，对县委书记说：“种树，不能马马虎虎。你们就是不认真，连马路的树都种不好，荒山荒地种的树更不用说了。种下树苗，必须围好，保护好。竹木护栏，必须插入地中。要有人专管，旱时还要浇水。”
那位县委书记被批得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陶铸接着又问：“这种的是什么树？”
当时公路旁大多种的是大叶桉，干部大多都懂。不知这位县委书记是真不懂，还是被批懵了，一时回答不出来。
陶铸更火了：“你连桉树都不懂，还当什么县委书记？你知道桉树有多少种么！桉树有数百种。现在南方就有大叶桉、细叶桉、柠檬桉、蓝桉、白皮桉、千层桉数种。你连最普通的大叶桉都不懂！”
陶铸一路上又见到树苗歪歪斜斜，保护好的很少，他越见越火，越气越批，越批越气。这位县委书记被批怕了，放慢了脚步，跟在后头，不敢同行了。
回到汕头时，陶铸对当时的地委书记罗天说：“你们那位县委书记不行吧！不懂桉树，工作马马虎虎，请地委去了解考察，不行就调换！”
可是，他对知识面广的干部常常称赞不已。他对电白的王占鳌就赞不绝口。
有一次，陶铸到电白视察，对王占鳌他们说：“你们电白有一首民谣：‘天雨未晴土先干，十日太阳旱煞人，风来沙尘遮天日，大好良田变沙滩。’就是灾害多嘛！你们一定要注重造林，兴修水利，防风防旱。”
他又问王占鳌：“你们电白县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呀？”
王占鳌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电白多灾多难，一穷二白，所以叫电白；另一种是传说电白有一大山，叫浮山岭，山中有一龙潭，水深莫测，投石潭中，电闪雷鸣，一片光白，故叫电白。”
陶铸说：“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植树造林，实现大地园林化，下决心把电白变电绿呀！我见你们的《电白县志》有这么的记载，清初，电白沿海刮了一场台风，因沿海一带是一片海滩，没有树林，因此暴风一来，飞沙走石，淹没了房屋和农田，过后，清朝皇帝派了一个钦差大臣来，强令沿海居民搬迁，后撤40里，而群众就是不听，他们恋故土，就是不搬。我们共产党人一贯主张改造世界，要思变，不能思迁呀！”
在陶铸的引导和支持下，电白的绿化终于搞起来了。没几年电白处处绿树成荫，沙滩上都种上防风林带，成为海滨上的绿色长城。陶铸一见，满心高兴，当即作诗。
诗曰：
电白竟成绿化城，
何处植树不成荫；
沧海也教精卫塞，
只在无心与有心。
二、还乡自省
1958年底，陶铸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祈阳县调查研究。
这几年，他常常感到：反右、“大跃进”之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统治力量，敢讲真话，讲心里话的人不多了。他在广东下去摸情况，已不像从前那样，能随时随地听到下面的心声了。于是，他决定回自己的老家看一看家乡的实际情况。
这时，正值隆冬，山野阳光明媚，白云缭绕。他一行人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四生产队，去看他们的公共食堂。
陶铸笑着说：“怎么？你们对我这个祈阳老乡，还不敢讲真话？”他坦率地和乡亲们拉起了家常：“吃公共食堂，男女老少，人这么多，有的要吃干的，有的要吃稀的，口味也不一样。再说，家家养个猪还要馊水，到底方便不方便？现今政策哪些好，哪些不好，你们怎么想就怎么讲。”
社员一看，陶铸这么亲近随和，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
有的说：“好吆事啊，早先敞开肚皮吃，吃饱了，睡懒觉。现在公共食堂连清汤稀饭也喝不上了，哪还想到馊水喂猪喽！”
他们一行又来到归阳公社。陶铸看到几个过路的农民，便亲切地与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一位农民回答说：“祈阳潘阳埠的。”
陶铸自我介绍说：“我们是老乡啊，你认得我吗？”
“没见过，不认得。”那个农民回答说。
陶铸又说：“我叫陶铸。”
农民听说是陶铸回来了，就放下挑子，坐下聊开了。当陶铸发现他们有的得了水肿病，他亲手去一个个摸着，按着他们发肿的腿脚，心情沉重地说：“潘家埠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说着，他浓眉紧锁，焦虑不安，好像有块石头压在心窝上。
家乡这一行，让陶铸深深自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他首先想到的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铺天盖地地卷来时，他脑子发过热。记得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农业协作会上，各兄弟省之间互相攀比增产指标的情况相当严重，其中尤以河南提出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相比明显“落后”了。陶铸顶不住了，回到广东对省委其他负责人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于是浮夸风就在广东开始泛滥了。为了实现高指标，广东盲目提出水稻高度密植。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庄放了一颗“卫星”，把60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集中在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秤，放了一颗亩产30218公斤的所谓“特大卫星”。这些不可置信的“奇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他头脑一时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全省干部大会上，号召农民“放开肚皮吃三年干饭不要钱”，他还说过“现在我们手上的粮食，已经多的没地方放了”。就这次大会后，全省大办公共食堂，有的地方还搞了“吃饭比赛”，高用粮，高估产，高征购和随之而来的取消自留地和农民家庭副业，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使刚刚吃上饱饭的广大农民，又陷入人为的灾祸之中……
家乡的冬日西斜了，晚风凛冽，吹得陶铸一个打颤。他头脑清醒了：真的，我们共产党员再也不能干傻事了！
回到广东，他亲自向党和毛泽东主席作了书面检讨，认为他在1958年领导的广东工作中“估计高了，用粮多了，战线长了”。
后来，毛泽东作了批示说：“早在1959年初，就有两个省向中央作了检讨，这两个省就是广东、湖北。”表扬陶铸、王任重敢于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说真话，勇于承担责任。对于大跃进、浮夸风的错误，在1959年潮州万人大会上，陶铸就首先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在这之后，他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自我批评。
三、培育“洲心经验”
1953年，中央调叶剑英主持中南局工作后，陶铸就接任主持广东省工作，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建设上。为了抓好农村，抓好农业，他十分注重培育农村先进典型。像清远的洲心、阳江的海陵岛、潮安枫溪的陈桥、东莞的虎门、花县的花东和花山、南海的大沥、中山的圣狮、万宁的华侨农场、兴宁的合水水库、乐昌的九峰山、新会的圭峰山、澄海的外砂大桥、肇庆的西江林场、湛江的雷州林业局、电白的博贺等。
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产量责任制的经验，就是陶铸一手扶植和推广起来的，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里面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上世纪60年代的洲心公社是广东省清远县的一个粮产区，是先进公社之一。这个公社为了寻求解决生产责任制的途径，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探索。从1961年早造开始实行“田间管理到户的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之后，过去管理工作“打大捞”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还不能彻底改变农活的质量问题。田间管理的质量要求虽然规定了一套详尽的标准，可是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为了进一步改进生产责任制，1961年晚造，洲心公社部分大队在“田间管理到户”的基础上，订出了“到户田”的产量指标，交给社员管理，每一个社员对自己所管理的农活都要负起产量的责任，并且规定了超产奖励，只奖不罚。这样一来，社员积极性甚高，纷纷为“到户田”加工加肥，争取超产。群众普遍欢迎这种做法，说这才是真正的责任制。于是该公社各生产队都相继实行，到1962年早造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产量责任制。即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基础上，实行水稻田间管理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量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1962年，洲心公社上造在遭受严重洪水灾害的情况下，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产二成一，社员超产粮食55万斤。1963年虽然遭受到近百年罕见的大旱，全社早、晚两造仍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1962年增加19.6%；亩产平均852斤，比1962年增加12%，亩产提前跨“纲要”。
1962年6月，夏日炎炎，陶铸身着衬衣，大汗涔涔地带着工作组来到洲心公社调研。他十分赞赏他们的做法，将这种做法誉为“洲心经验”。陶铸在深入各大队、生产队调研时就满心欢喜地说：“‘洲心经验’就是把私人的积极性和集体的积极性高度结合起来。”于是1962年7月27日，广东省委发出[62]粤发（八）字第62号文件《介绍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产量责任制——批转省委工作组的一个调查报告》。文件指出：“洲心公社实行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由于每年生产者都对产量负责，因而生产者就把对工作数量负责与对农田产量（质量）负责联系起来，纠正了生产者只争工分而忽视农活质量的现象。”“这种制度是当前生产队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值得重视的经验。”于是“洲心经验”就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起来。
1962年6月6日至7日，陶铸、王任重又来到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进行调研，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这是一个深山区，中岭生产队有七户，实际为两大户：一户原为富裕中农，全家分为五户；另一户是兄弟俩，原为中农，兄弟俩分家，各立一户。因为土地分散经营，没有受到“大帮哄”的冲击，除了交粮纳税，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未遭受饥饿之苦。陶铸从这个生产队的经验中更深深感到“洲心经验”的成功之处，他决心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广西龙胜调研后，陶铸返回广东。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王任重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调查的情况和与陶铸商定的意见。
毛泽东就住在停在铁道线的专列上。听完王任重的汇报后，便问：“陶铸的意见呢？”
王任重说：“陶铸主张实行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个人。他们那里的清远洲心公社就是这样干的。”
毛泽东说：“对，是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
毛泽东接着阐述他的观点：“什么叫所有制呀？既然是自留地，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既然归农民所有，他烧掉也可以。所有属于农民的东西归农民。”
毛泽东又问：“有些山区，居住分散，你估计单干户有多少？”
王任重答：“也可能是10%，也可能低于这个数。单干，也是像广东那样，采取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毛泽东“哦”了一声，点头同意。
王任重连夜给陶铸打电话：“主席赞成你的意见。”
陶铸接电话后，第二天就找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记者李普向中央写龙胜县的调查报告。李普以座谈记录的形式，以《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为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在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后，很为重视，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讨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中发（62）409号]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把陶铸和王任重找去谈话，并交代陶铸、王任重：“你们代中央起草一个包产到户的决定。”说罢，毛泽东又补充说：“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
陶铸和王任重回到住处，对《决定》的内容交换意见后，即由王任重执笔起草。《决定》第一节，王任重就这样写道：“‘共产风’的危险已经过去，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分田单干。解决分田单干的一种好的办法，是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这时，有一个大区的负责人向毛泽东进言：“可不能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两极分化。我们那个地区，搞了单干，两极分化很厉害。”
毛泽东听后，对陶铸、王任重主张的包产到户又犹豫了。陶铸、王任重把《决定》的草稿送呈毛泽东后，也就再没有下文了。
陶铸本来还将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田间管理到户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的典型材料，带去北戴河会议。然而，随着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刚刚提出的要纠正“左”的思想，突然发生政治方向逆转，陶铸带去的“洲心经验”也就“死于腹中”了。
料不到，二十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千树万树梨花开，全国农村改革成功了，而改革的成功所在还是土地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即是陶铸培育推广的“洲心经验”的再生，而且是更加发展和成功的形式，是适应和促进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四、白色甬道
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广州珠江畔的中山大学美丽校园，有一条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白色甬道。著名教授陈寅恪常常在清晨或黄昏的时候，在这里散步，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沿着白色甬道，来来去去，显得十分悠闲和自在……
这条白色甬道，就是陶铸指示中山大学专门为陈寅恪教授修的。陶铸为什么这么关心陈教授呢？说来话长。
陈寅恪教授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抵广州后就不想再往台湾。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屡次电催他赴台，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去香港，他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于是陈寅恪先生便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
当时，陈寅恪教授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派专人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言谢绝。这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当时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杂语。如何看待这样的老专家，是疏远他还是亲近他？而且有些人并不了解他，几次运动的锋芒几乎就要朝着这位学者而来。但是政务缠身的陶铸却把这事挂在心上。
1956年，在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会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知识分子，我看他是好人！”大概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心直的老知识分子为此深受感动，隔不多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接受。”
从此，陶铸常常去看望陈寅恪。听说他因用脑过度，常为眼疾所苦，陶铸即嘱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交主管文教的王匡亲自送去。1962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得悉这一消息后，便指示给他派专职护士，轮班照顾。住院的第三天，他亲自到医院探望，并让专职护士长期照顾他。当时有人对此提出非议，陶铸义正辞严道：“陈教授双目失明，要不要配备一名护士？双目失明又摔断了腿，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瞎了眼晴还著书立说，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我看护士派少了，而不是不应派。”此后，为了老教授工作生活上的方便，陶铸还吩咐有关方面为他配备了助手，解决了抄录文稿之事。
不久，陈寅恪教授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陶铸知道后，便指示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建了这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这虽然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但它在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关爱陈寅恪教授，只是陶铸关心知识分子的一个生动例子。其实陶铸在广东工作，对知识分子的关爱，真是不胜枚举。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例如世界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杜国庠、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都是他的知己，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促膝谈心。刚调入广州时，他住在北京路东四四条一座小院，他就请著名作家刘白羽、华山跟他一起住；他一家在汉口洞庭湖街100号住了一年多，也把作家陈荒煤、王阑西请来一起住，经常推心置腹、谈理想、谈人生、谈文学，无所不谈。在60年代经济生活困难的日子，他亲自提出一份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每人每月一斤油、两斤猪肉，要广州市委负责保证供应。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研究创作的关照，可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他到北京开会，还利用在会议的间隙，抽空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画家关山月。他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归国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字幕的幻灯机。当听知粤剧香港著名演员红线女要求从事电影事业时，他亲自做她的工作，劝她从事表演，还在广州妥善安排她，在生活上关心她，从而使她在粤剧界发挥突出的作用，成为一代“皇后”。
五、“罢宴”与修宅
1960年秋日，南粤大地仍是艳阳高照。陶铸来到花县了解农村情况。吃早餐时，便发生了陶铸“罢宴事件”。
陶铸一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地、县委领导当然早就知道，不敢给他大盘大碗的筵席。今天的早餐，是一盘肉包子和白粥。可是，陶铸都很生气道：“眼下农民生活很困难，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吃这个！”说罢，拂袖而去。
这一来，弄得县委的同志十分尴尬，向秘书老丁“诉苦”：“我们又没准备什么，领导同志来，怎么难也得让大伙吃饭呀！这怎么是好？”并嘱随行的同志把准备了的早餐吃掉。陶铸都罢吃了，随行的同志虽然已好长时间缺油水，馋得厉害，但谁也不敢碰一下。老丁给县委同志出了个主意，弄点番薯、芋头来。
陶铸一见，便高兴起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大家和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呢。
尽管不是经济困难时期，陶铸也反对大吃大喝，最多就给个“四菜一汤”，多了就要挨批评、甚至“罢吃”，在陶铸周边工作的人，大都知道他这一脾气。有一次，他到梅县下乡，发现跟在他车后面的车子，带有肉类和汽水，他十分恼火。
他对县委书记说：“难道我们不能跟基层干部吃同样东西吗？为什么要带食品下乡？！”
县委书记赶忙把东西送回县。
在经济困难时期，陶铸为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肉！”
陶铸对自己操守极严，真像他的名作《松树的风格》所说的一样，给别人的极多，要求别人的极少。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三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当他晓得一些作家、画家、音乐家连工作室都没有时，便指示广州市领导划出有十几幢房子的湖边新村分配给作家、艺术家。
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军区大院19号一所并不宽敞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相当陈旧，碰上阴天，白天进屋还要开电灯，更很少见阳光。
有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找陶斯亮。她一进亮亮的房间里就说：“亮亮，你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黑？”
晚饭时，亮亮把这话告诉了爸爸。
陶铸笑着说：“我们这房子蛮好嘛！”
其实，机关同志都知道这房子真的不行，因年久失修，早已属危房，曾多次提出要为他维修或换房，他都不答应。他常安慰家人道：“这已经很不错了。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过意不去，群众也不答应。”
直到1965年春，曾志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坚持要她多晒太阳，陶铸才同意对这所住了近15年的旧房子进行维修。这也是陶铸40多年来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同意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也是人生的最后一次。
房子维修完了，陶铸外出开会回来，就把他和曾志多年节省下来的15000元全部上交组织，作为维修费。机关觉得公家维修房子，要私人出钱，不符合收支规定，表示很为难。
陶铸说：“这房子既是给我个人修的，我就该自己出钱嘛！”
房子维修好后，他一天也没住过，就奉令上调北京去了。
主要参考书目：
①陈俊凤、蒋斌主编：《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②《陶铸文集》编辑组：《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
③郑笑枫、舒玲著：《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