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清末庙产兴学的有关史实，特别是泰山的庙产兴学有关情况，认为通过中外学者对泰山进行气象、地质研究，博物馆在泰山创建，借助泰山神庙办学，现代科技文化融入泰山，促使科学信仰与传统信仰在泰山碰撞交融。这一现象反映了古老民族步履维艰的近代史，具有极大的隐喻色彩，标志着现代科学取代传统宗教信仰成为新的国家民族合法性的来源，成为国家民族动员和建构最有力的符号表征。

关键词：庙产兴学;科学信仰;传统信仰;泰山神祠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3-0105-03
　　在晚清民族主义的社会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社会”“国家”等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被不断地传播给华夏社会。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涉及社会动员，科学与教育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与利器。晚清改良派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民众在文明程度和道德方面存在的严重問题，因此，清政府试图从教育入手，移风易俗，以提振民众素质修养。而传统的科举教育、书院教学在他们看来已经很难实现这一目的，迫于当时国力不足，利用旧有教育与礼仪场所兴办新式教育就成为重要选择，于是庙产兴学顿起。
　　一、清末的庙产兴学
　　据统计，从1904年至1909年，学堂数量增加了12倍之多。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着惊人的发展。当伴随西方物质文明而来的科学思潮扑面而来时，以科学审视中国各种宗教行为的新批判标准汇合清末兴起的反迷信思潮，给庙产兴学提供了有力的合理性支助。所谓庙产兴学，就是利用各地的庙产来兴建现代化新式学堂。在有志兴学者的眼中看来，国家危亡需要兴学育才来拯救，而祭神赛会多属于迷信，以庙产来兴学，正是化无用为有用。清末庙产兴学始于康有为及其所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鉴于清廷此时财力衰弱，无力支撑如此大改革。迫于无奈，只能旧瓶装新酒，利用传统的宗教礼仪场所，实现兴新学的目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建议“除旧布新”，亦即改革旧有的大量书院、文庙乃至民间寺院，将其旧貌换新颜，兴办新式学堂教育。光绪皇帝采纳了他的废庙办学主张，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颁布诏书：“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1]422
　　二十世纪初，继康有为、孙中山之后，中国文化界精英继续打着反封建反迷信的旗号，开始了一场声势更浩大、规模更广泛的“打破偶像”活动。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起了有关破坏偶像的讨论。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中声称：“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2]胡汉民、朱执信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习惯的打破》与《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等文，长篇大论破旧立新、改造社会的新主张。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哲学上宣扬破除偶像、消灭宗教的做法，为当时打击宗教活动创造了理论依据。此后政府对道教及其他宗教的限制，又给予了法律上的认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与此同时，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社会改良会，发表了宣言及章程，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在章程中更把它具体化为三十六条：……二十六、戒除迎神、建醮、拜经及诸迷信鬼神之习;二十七、戒除供奉偶像牌位;二十八、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这三十六条涉及‘旧染污俗’的各个方面，概而言之，就是用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去替代那些相沿成习的非人道的、迷信的陋俗。就其本质而言，旧染污俗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人道和科学则体现了人性的解放。”[3]323
　　庙的范围从康有为、张之洞建议的“淫祠”，到后来南京、北洋政府所认定的所有佛、道及民间信仰的寺庙道观。后来南京、北洋到国民政府的作为，完全不考虑各宗教组织、制度对民众的影响力与意义，执意征收庙产。但各地的庙宇通过祭拜的各项仪式活动将民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融入民众的生活里面，成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国家施行庙产兴学政策，为了兴学而将庙宇改建校地和将神像毁坏或迁走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抗争。[4]98
　　二、泰山的庙产兴学
　　只是宗教影响力终究是微了，不再享有过去尊崇的地位，终究不能阻挡这股洪流。具体到泰山区域来看，泰安最初的新式教育肇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此后“泰安各州县相继创立学堂……泰安知县毛澂在天书观旧址创办县立第一学校……并在岱麓五贤祠设师范学堂……还在全县设立小学一百八十五所”。[5]226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五《政教志·教育表》载，这些学校几乎全部建立在传统宗教礼仪场所，如火神庙、白衣阁、普慈庵、五圣堂、关帝庙、观音堂、玄帝庙、清真寺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泰城赵家琳、夏象吉等人于泰城东隅关帝庙筹办县立初等小学堂，为县内第一所学堂。[6]513关帝庙，据清《泰山志》卷第十《祠庙志》记载：“关帝庙，故会真宫也，在龙王庙东，即古奉高宫……后即故址改建关帝庙，岁时致祭焉。”[7]
　　1902年，杨玉成、钱奉祥在万寿宫西宅创办县立岱麓小学校，为境内第一所高级小学校。[6]513万寿宫，清金棨《泰山志》卷第十《祠庙志》载：“万寿殿……万历四十二年建，祀九莲菩萨，并造大铜钟一，上有御制钟赞。崇祯十四年，复增祀智上菩萨。”[7]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泰安知县毛蜀云在天书观故址，创建高等小学校，延揽教员，分门授课。[5]226天书观，据清《泰山志》卷第十《祠庙志》记载：“天书观，在汶阳桥北。《宋史》：大中祥符元年，封祀制置使王钦若得天书于泰山西南垂刀山下灵液亭北，因建观于此。”[7] 　　光绪三十年（1904年），泰安府改岱麓书院为泰安府官立中学堂。[6]516“不数年间，蓄道德、裕经济，蔚为国家之大器，踵相接也！且其地近圣人居，圣门素重科学，德行、政事、言语、文字析而为四。今学堂分科教授，上仿《王制》《周官》遗意;旁采东西各国成法，俾就学者由普通以入专门，循序而渐臻于极。”可知科学等现代化的术语进入了泰山的教育系统，而国家的概念是这一系统动员的源头之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泰安县立师范讲习所（初名传习所）在泰山龙泉观（斗母宫）成立。[6]523龙泉观，据明《泰山志》卷之二《灵宇》载：“龙泉观：又曰斗母宫，在岳之小龙口。嘉靖二十一年，德府重建。”[8]
　　到宣统三年（1911年），泰安县已有包括县立、区立、乡村立和私立在内两等小学堂（相当于高小）和初等小学堂（相当于初小）共61处，班级87个，在校学生总数2533人[9]621。
　　1925年，泰安兴办新学，累计占用道教庙宇162处，佛教寺庵66处、清真寺11处;征用道教庙田5401.6亩、佛教寺田2212.4亩、清真寺田235.2亩[10]146。
　　三、现代科技文化融入泰山
　　这一时期，以科学话语对泰山进行阐释的行为大量出现。
　　据民国《泰安县志》卷五《政教志》载：“泰安博物馆，清光緖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普通毕业生肥城人徐树人等，捐款在岱庙门楼创设，故名曰‘东安博物馆’。购置动物学标本七十四种，矿物学标本百种，生理学标本十种，植物画图全部、天文图全部、世界十杰图、地球仪、世界人种模形、人体解剖图全部等件。一时览者耳目为之一新。宣统元年（1909年），被知县张学宽取销，所有图物并入中学学校通俗敎育社。”[11]413
　　从目前资料显示，泰山地质研究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泰山研究之先声。即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对泰山地质的考察，其考察成果在《中国》（China，五卷）一书的第二卷（1882年出版）中有所体现[12]20。1902年，德国地质学家洛伦兹至山东进行地质调查，于长清县张夏一带之石灰岩中发现奥陶纪化石。1909年6月，地理学家张相文至泰山考察，后又曾与章太炎通信讨论泰山山脉之起。1912年，泰山设雨量观测站，观测降雨量。1914年5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学生17人，在地质教员章演群、植物教员彭型伯等率领下赴泰安修学旅行，考察泰山地质，测得泰山高度为1509米。考察结束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刊布《泰山地质报告》一册。《地学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又相继刊出报告全文和考察图片。
　　1929年，国际气象会议决定组织第二届国际极年观测。气象研究所在1931年12月3日的所务会议上决定接受邀请，担任中国部分的极年观测工作。在中国众多名山中，选址泰山玉皇顶建泰山测候所，经过不断努力，泰山观候所成为永久性的高山气象台。1935年4月1日，“泰山气象台在日观峰破土动工，蔡元培撰书奠基碑，年底完成主体工程。至1936年6月泰山气象台全部竣工。同时测得泰山海拔高度为1541.5米[5]301。
　　西方的科学约在17世纪明末的时候，经由耶稣会的传教士带进中国。19世纪西方以武力敲开闭锁的中国大门，也引来了一批充满热忱传福音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将西方科学再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精神，才是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当进一步走向科学原理的学习时，也正是科学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开始。科学的精神、科学的世界观，正一步步地走进中国人的思想中，让他们开始用科学的观念去审视中国旧有的一切事物。科学似乎有成为新的文化教条的态势。20世纪初，一批批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将科学的概念透过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些受过西方科学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所学的西方科学概念对中国进行批判，并不断地透过各种媒介向大众传播这种新思想。在20世纪的前半期，科学在中国可以说取得最高的地位。
　　可以说，传统社会开始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逐渐兴盛，传统文化不断接受挑战，而且屡屡败退。直至西方科技文化侵入到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并被接受，中国文化发展大变局臻于完成。从现代科技象征的气象台与表征传统信仰的玉皇庙并立在泰山极顶，标志着现代科学文化与传统信仰并存交融于五岳独尊的泰山。
　　博物馆进入泰山神庙，科学话语在泰山空间出现，现代学堂进入神祠，并且是依据国家的法令名正言顺地进入华夏民族信仰的神圣空间，科学话语借助进入泰山神圣空间的现代教育进行现代知识的传播，具有极大的隐喻色彩。科学精神取代儒学精神，被当作新的教条指导人们，神秘宗教祭祀场所的空间出现了解构这一神秘与神圣的科学共同体。正如传统社会中神的信仰是传统社会合法性的来源，这时，科学则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成为新的国家民族合法性的来源，也就成为国家民族动员和建构的最有力的符号表征。
　　四、结语
　　泰山是华夏传统社会中的圣山，这一区域布满了传统的宗教祭祀礼仪场所，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处。随着清末民初以庙产兴学为标志的现代科技思想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亦不断响应配合，逐渐接受现代文化，改造旧有之面貌，纳入新式的教育、科技等西方文化。于是在五岳独尊的泰山极顶，出现了现代科技象征的气象台，与玉皇阁、东岳庙、碧霞祠、青帝观并立。这种现象，实在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标志。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陈独秀.偶像破坏论[N].新青年，19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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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曲進贤.泰山通鉴[M].济南：齐鲁书社，2005.

[6]泰安市泰山区，郊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泰安市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6.

[7]（清）金棨.泰山志[M].嘉庆原刻本，1808.

[8]（明）汪子卿.泰山志[M].嘉靖原刻本，1555.

[9]刘秀池.泰山大全[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

[10]于庆明，郑新道.泰安五千年大事记[M].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

[11]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4[M].香港：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4.
　　[12]朱俭.泰山研究资料索引[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