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则卷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1200多年前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显示出唐律严处交通肇事案的态度。
　　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6月，在西域重镇高昌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有两个8岁的孩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被一辆高速奔驰的牛车撞成重伤，此事引出一场官司。
　　事发的高昌城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6月正是骄阳似火，天气闷热的时节。高昌人史拂8岁的儿子金儿和邻居曹没冒8岁的女儿想子正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一辆拉土坯的牛车飞驰而过，将两个孩子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30岁的年轻男子康失芬，他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行客”就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雇佣一年以上的长工。车祸发生后，史拂和曹没冒分别向官府提交了状子，除了陈述孩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还向官府提出了处理的要求，把康失芬的雇主靳嗔奴告上衙门。
　　史拂的状子这样写道：“男金儿8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碾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这起案件由一个叫“舒”的判官来处理。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询问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来的，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在牛奔跑的时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酿成大祸。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时，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按照现在的话来翻译就是说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自己。
　　要说这位肇事者态度还算可以。康失芬既然“请求准法科断”，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唐律如何来处罚这类交通肇事案。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劳动。此案中，判官舒最终判决肇事者康失芬“流放三千里”。
　　我们今天得以了解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卷宗于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被发现。该卷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该案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不仅揭开了1200多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也让今人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交通肇事的处理非常认真和严格。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视程度。与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肇事比起来，唐朝的牛车肇事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文/人民网 刘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