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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奇迹般的经济转型，不仅表现为持续的资本积累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还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取得了极大地成功，经济快速增长并由此推动了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Stigliz（1957）指出，经济增长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生产结构，这一结论得到了实证层面的检验。Denison（1967）基于美国1929年-1957年间数据的研究表明，产出增长的12%由结构优化引起；Kuznets（1966）分析了1948年-196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产出增长的10%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此外，Barro（1999）也强调了增长中结构变化的意义。近年来，很多学者致力于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探索，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增长奇迹的背后原因（Young，2003；Bosworth和Collins，2008；Perkins和Rawski，2008）。尽管学者们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均认为结构变化确实存在于经济增长之中，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应考虑结构变化这一变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入了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主要研究结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结构变化的文献回顾
Kuznets和Simon（1957，1973）注意到结构变化这一现象，他们运用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分析了经济增长中三次产业份额的变化趋势，从供求两方面解释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主流经济学认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是各国在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Echevarria（1997）、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Lucas（2004）等给出了结构变化更一般的解释：伴随着经济增长，要素在各部门间重新分配及各部门产值比重的持续变化。如何在已有文献基础上解释这一现象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对结构变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1.基于偏好的结构变化。这类研究假设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增长率相同，将结构变化归因于由偏好引起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不同。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模型分析了经济结构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和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Foellmi和Zweimuller（2002）研究了长期增长中生产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及增长的卡尔多事实，假设家庭沿多层次需求扩展消费且厂商不断开发新产品，均衡时扩展的产业和就业份额持续下降的产业共存，但经济总量仍以不变的增长率同步增长。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通过分析各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人均增长率与人均GDP水平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关系，并将此归因于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
Rui Gao和Yang Yao（2010）研究了开放经濟下的结构变化，模型包含两个可贸易的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及一个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下降和服务业部门就业份额上升，他们还通过两个相互抵消的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了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呈驼峰形变化。尽管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驼峰型的结构变化，但是从技术上来讲他们的模型仍然是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一种扩展，通过将不同的偏好考虑进来将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模型推广到更为一般的情形。
2.基于生产率差异的结构变化。这类研究主要强调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的差异。Baumol（1967）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另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以此来说明结构变化的理论机制，通过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来分析消费者对两部门产品的需求变化，进而得出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化。而Baumol，Blackman和wolff（1985）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为Baumol（1967）关于劳动力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之间再分配的结论提供了经验支持。Ngai和Pissarides（2007）通过多部门增长模型进一步发展了Baumol（1967）建立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研究他们认为如果消费品之间是替代的，那么技术水平高的生产部门在经济中占的比重就会较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会慢慢转移到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如果消费品之间是互补的，则劳动力转移到技术进步慢的部门。
陈体标（2007）从生产技术角度构建了一个技术增长率各不相同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并建立了一个同时包含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分析框架，模拟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陈体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终产品的技术增长率是由中间部门技术结构所决定的，而替代弹性不但影响要素流动方向和部门产值份额变动方向，而且会影响极限的均衡结果。陈体标（2007）建立的模型更加清楚地解释了Baumol（1967）的一些结论，比Ngai和Pissarides（2005）有更明确的结论，为进一步分析生产技术对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多部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准框架。
3.基于要素禀赋的结构变化。这类研究主要强调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受到禀赋结构的约束，最优产业选择由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决定。Acemoglu和Guerrieri（2008）基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资本深化提出了非平衡增长模型。研究认为结构变化是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结果，资本深化增加了更加资本密集部门的相对产出，同时引起资本和劳动从该部门流出的再配置。非均衡增长符合在国民收入中利率和资本份额固定不变的长期或渐近均衡，符合卡尔多事实。Ju，Lin和Wang（2010）发展了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封闭经济中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研究结论与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相似：当资本禀赋更加丰裕时，产业内生的提升为更加资本密集的产业，这种在资本品生产中内生的技术变化导致了在总商品消费中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最优的产业选择由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共同决定。 Natasha Xingyuan Che（2010）运用15个国家27个行业的数据检验了基于禀赋的结构变化理论（Acemoglu 和Guerrieri，2008；Ju，Lin和Wang，2009），探究了结构一致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认为，一国产业结构能较好地反映其要素禀赋基础。此外，通过检验更高的结构一致性是否与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表现相关，研究表明当产业结构符合一国禀赋水平时总产出增长更快，并且在所有资本类型中总产出增长和结构一致性的程度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国内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刘伟和李绍荣（2002）研究了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刘伟和张辉（2008）使用“转换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了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基于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通过构建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通过技术选择以及合理的资本深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技术选择需要考虑要素禀赋的实际情况。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经验
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路径存在很大差异，但各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结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从英国、日本、韩国经济结构长期变化趋势看，尽管各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不同（英国最早，日本次之，韩国最晚），但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经历了相似的結构变化：①伴随着产出增长，首先是农业部门产值份额的显著下降，其次是工业部门产值份额经历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过程，最后是各国服务业部门产值份额的持续上升。②在各部门产值份额变化的同时，劳动力也在各部门之间持续地流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首先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又开始向服务业部门转移。③通过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相对越大，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份额相对越小，反之亦然。
三、结论
本文在研究和总结英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②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显著，而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③第一产业不仅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而且还通过影响劳动效率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对总体经济的生产规模有正向影响，并且通过影响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但第三产业对总体经济的生产规模存在负向影响，并通过影响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影响资本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这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换言之，扩大第一产业比重能够增加劳动收入占比；扩大第二产业比重能够提高资本收入占比而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而扩大第三产业恰好相反，降低资本收入占比而增加劳动收入占比。这一实证结果很好地解释并支撑了很多国内学者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观点，并对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缩小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
一、结构变化的文献回顾
Kuznets和Simon（1957，1973）注意到结构变化这一现象，他们运用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分析了经济增长中三次产业份额的变化趋势，从供求两方面解释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主流经济学认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是各国在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Echevarria（1997）、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Lucas（2004）等给出了结构变化更一般的解释：伴随着经济增长，要素在各部门间重新分配及各部门产值比重的持续变化。如何在已有文献基础上解释这一现象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对结构变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1.基于偏好的结构变化。这类研究假设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增长率相同，将结构变化归因于由偏好引起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不同。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模型分析了经济结构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和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Foellmi和Zweimuller（2002）研究了长期增长中生产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及增长的卡尔多事实，假设家庭沿多层次需求扩展消费且厂商不断开发新产品，均衡时扩展的产业和就业份额持续下降的产业共存，但经济总量仍以不变的增长率同步增长。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通过分析各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人均增长率与人均GDP水平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关系，并将此归因于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
Rui Gao和Yang Yao（2010）研究了开放经濟下的结构变化，模型包含两个可贸易的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及一个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下降和服务业部门就业份额上升，他们还通过两个相互抵消的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了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呈驼峰形变化。尽管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驼峰型的结构变化，但是从技术上来讲他们的模型仍然是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一种扩展，通过将不同的偏好考虑进来将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模型推广到更为一般的情形。
2.基于生产率差异的结构变化。这类研究主要强调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的差异。Baumol（1967）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另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以此来说明结构变化的理论机制，通过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来分析消费者对两部门产品的需求变化，进而得出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化。而Baumol，Blackman和wolff（1985）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为Baumol（1967）关于劳动力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之间再分配的结论提供了经验支持。Ngai和Pissarides（2007）通过多部门增长模型进一步发展了Baumol（1967）建立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研究他们认为如果消费品之间是替代的，那么技术水平高的生产部门在经济中占的比重就会较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会慢慢转移到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如果消费品之间是互补的，则劳动力转移到技术进步慢的部门。
陈体标（2007）从生产技术角度构建了一个技术增长率各不相同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并建立了一个同时包含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分析框架，模拟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陈体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终产品的技术增长率是由中间部门技术结构所决定的，而替代弹性不但影响要素流动方向和部门产值份额变动方向，而且会影响极限的均衡结果。陈体标（2007）建立的模型更加清楚地解释了Baumol（1967）的一些结论，比Ngai和Pissarides（2005）有更明确的结论，为进一步分析生产技术对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多部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准框架。
3.基于要素禀赋的结构变化。这类研究主要强调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受到禀赋结构的约束，最优产业选择由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决定。Acemoglu和Guerrieri（2008）基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资本深化提出了非平衡增长模型。研究认为结构变化是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结果，资本深化增加了更加资本密集部门的相对产出，同时引起资本和劳动从该部门流出的再配置。非均衡增长符合在国民收入中利率和资本份额固定不变的长期或渐近均衡，符合卡尔多事实。Ju，Lin和Wang（2010）发展了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封闭经济中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研究结论与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相似：当资本禀赋更加丰裕时，产业内生的提升为更加资本密集的产业，这种在资本品生产中内生的技术变化导致了在总商品消费中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最优的产业选择由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共同决定。 Natasha Xingyuan Che（2010）运用15个国家27个行业的数据检验了基于禀赋的结构变化理论（Acemoglu 和Guerrieri，2008；Ju，Lin和Wang，2009），探究了结构一致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认为，一国产业结构能较好地反映其要素禀赋基础。此外，通过检验更高的结构一致性是否与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表现相关，研究表明当产业结构符合一国禀赋水平时总产出增长更快，并且在所有资本类型中总产出增长和结构一致性的程度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国内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刘伟和李绍荣（2002）研究了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刘伟和张辉（2008）使用“转换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了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基于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通过构建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通过技术选择以及合理的资本深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技术选择需要考虑要素禀赋的实际情况。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经验
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路径存在很大差异，但各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结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从英国、日本、韩国经济结构长期变化趋势看，尽管各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不同（英国最早，日本次之，韩国最晚），但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经历了相似的結构变化：①伴随着产出增长，首先是农业部门产值份额的显著下降，其次是工业部门产值份额经历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过程，最后是各国服务业部门产值份额的持续上升。②在各部门产值份额变化的同时，劳动力也在各部门之间持续地流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首先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又开始向服务业部门转移。③通过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相对越大，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份额相对越小，反之亦然。
三、结论
本文在研究和总结英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②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显著，而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③第一产业不仅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而且还通过影响劳动效率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对总体经济的生产规模有正向影响，并且通过影响劳动效率和资本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但第三产业对总体经济的生产规模存在负向影响，并通过影响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影响资本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这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换言之，扩大第一产业比重能够增加劳动收入占比；扩大第二产业比重能够提高资本收入占比而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而扩大第三产业恰好相反，降低资本收入占比而增加劳动收入占比。这一实证结果很好地解释并支撑了很多国内学者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观点，并对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缩小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