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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毕业不久，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日本，以机械工程师的身份入职一家加工公司。日语是我大学时的第二外语，还算不错，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从语言到工作我都很适应了，角色意识也建立起来。
一天，我从车间走过，发现日本工人在对铝板做切割，具体做法就是在铝板上打一排排的圆孔，打一个就得到一个圆片，这种圆片状的材料将用来冲压零件。一块方形的铝板，日本人一量，宽度够4个圆片，就打四排孔，剩下的，当边角料扔掉。
我停住脚，反复看，觉得不对头，说：“你们怎么这么浪费啊，如果把两排圆孔错开，这个宽度的材料，不就可以打5排了吗？”这点问题不光像我这样的中国工程师，只要是中国人，看一会儿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可日本人愣是这样干了20年。听我这么说，日本工人认认真真地察看，不禁向我竖起大拇指：“宋先生，您厉害啊！”
我也没谦虚，马上给他们写了一个操作规程，指出应该怎样做，工艺流程怎样改。他们接过来，一个劲地鞠躬，我很得意地离开了。不料没出一刻钟，车间主任找到我，劈头就说你这么做，是破坏生产秩序。
我操着还不完全熟练的日文辩解，但车间主任一口咬定我不守规则，一来二去我俩吵起来，各不相让，只好闹到老板办公室。
2
老板是个四十出头的日本男人，正眼都没看我，埋头听完主任的讲述，抬头瞟我一眼，随即又低下头，一边翻画册一边说：“宋君，你这样做不对，日本不比中国，规矩就是规矩，不能随便破坏。我们一直都是打4排孔，为什么只有你要打5排孔？你擅自改动，公司是不允许的。”
我正在气头上，见老板向着车间主任，还态度傲慢，火更大了，一点儿没客气，说：“你说你们的做法好，你给我讲讲好在哪里？”老板愣了一下，可能从未遇到过员工，尤其是中国员工这么跟他讲话，终于正眼看我了，半天才说：“既然我们20年都是这样干的，不用想也是有道理的。”我被气笑了，甩出一句“你这是混蛋的逻辑”。
在日本人心里，不管你有多大能耐，上下级的等级是不能逾越的。我居然敢骂老板是混蛋，他当面没说什么，过后一定会给小鞋穿。好在我技术不错，工作良好，又是新人加中国人，薪水是公司最低的。如此价廉物美，精明的老板估计也是舍不得。
周末下班后，车间主任请我去酒馆小酌，地点由我定。我有些意外，硬着头皮应下，选了出租屋附近中国人开的一家面馆。他皱了下眉，似乎不愿去，但没说什么，跟着我来了。
老板是沈阳人，跟我很熟，也姓宋，平日里没少照顾我。他跟我一样，在国内都是学机械的。16年前来日本，在工厂干了9年，攒了一些钱后，因妻子擅长做面食，就开了这家面馆。见我把顶头上司带来了，他十分重视，送上一瓶20世纪90年代的沈阳品牌“老龙口”酒。车间主任既吃惊又感激，诚惶诚恐地打开瓶盖，闻了闻，表情呈陶醉状。我知道这不是装的，因为打开的瞬间，满室酒香，我都要醉了。
“宋老弟，日本人酒量一般，‘老龙口’比清酒劲大，你们得悠着点儿。”宋老板跟我说。“宋桑，过来也喝两盅吧。”车间主任相邀。“好嘞，陪你们喝一盅。”宋老板坐过来，我们仨一起举起杯，两盅下肚，话题便扯到了我顶撞老板这事上。
“中国工程师和日本工程师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工程师思路活跃，头脑灵活，能跳出条条框框想问题。我们日本人认死理，习惯按照规则做事，这本没错，但过于刻板，就变成了循规蹈矩，极少有人琢磨变通之道。”车间主任说。
多亏了“老龙口”，酒醇加酒精度数高，让车间主任露出真性情，说出这样客观的肺腑之言。我很受触动，连连点头。宋老板没表态，自顾自地吃菜，然后抿了一口酒，像在自言自语，其实是说给我听——“这可不是中国思维的好处。”
3
宋老板讲的是中文，我刚想翻译给车间主任，他却摆手制止，继续用中文说：“中国的学生毕业以后，竞争压力比日本大。能够脱颖而出的，都要滚过社会的钉板，这个过程苦不堪言，但熬出来以后，不敢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起码也会变得胆大心细，成了半个‘人精’。还有就是，中国的生活环境不如日本，工作条件简陋，把中国人练得适应能力特别强，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解决问题，成了优良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劳动者，自然敢挑战规则，条条框框要少很多。所以，你能想到一块铝板打5排孔，日本人却20年来没人想过，更别说琢磨突破了。”
我来了兴致，仰脖又是一盅，接着说：“能够用新办法解决问题，是中国工程师的一大特点。在各大公司里面，往往别的国家工程師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中国人手里，七搞八搞就做通了，让老外们惊讶不已。日本工程师更极端一些，把老板当祖宗似的，绝对不敢冒犯。跟他们比，中国工程师在技术问题上有底气得多，该争的地方不含糊。”
“宋老弟，我给你泼点儿冷水。中国人的灵活性，也不是绝对的优点。没有条条框框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轻视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规程，或者说是细节。比方说吧，日本人在项目完成以后，特别善于提供完整又整洁的技术文档，中国工程师呢，你最清楚了，都是‘差不多先生’。对上级安排的工作，日本工程师如果觉得有问题，也会认真去做。中国工程师则会选择消极怠工，或者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哎，宋桑、宋桑。”车间主任凑过来，冲着我和宋老板，一口一个“桑”地说：“你们一定在说中国工程师和日本工程师的不同。听我说，不同归不同，没有好坏的分别。宋桑坚持己见，不惜顶撞老板，我就佩服，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请他喝酒。”他的脸有些红，看上去是微醉了。
“哈哈……”我和宋老板四目相视，会心大笑，用日文冲车间主任说：“您的话，高，实在是高！”
大学毕业不久，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日本，以机械工程师的身份入职一家加工公司。日语是我大学时的第二外语，还算不错，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从语言到工作我都很适应了，角色意识也建立起来。
一天，我从车间走过，发现日本工人在对铝板做切割，具体做法就是在铝板上打一排排的圆孔，打一个就得到一个圆片，这种圆片状的材料将用来冲压零件。一块方形的铝板，日本人一量，宽度够4个圆片，就打四排孔，剩下的，当边角料扔掉。
我停住脚，反复看，觉得不对头，说：“你们怎么这么浪费啊，如果把两排圆孔错开，这个宽度的材料，不就可以打5排了吗？”这点问题不光像我这样的中国工程师，只要是中国人，看一会儿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可日本人愣是这样干了20年。听我这么说，日本工人认认真真地察看，不禁向我竖起大拇指：“宋先生，您厉害啊！”
我也没谦虚，马上给他们写了一个操作规程，指出应该怎样做，工艺流程怎样改。他们接过来，一个劲地鞠躬，我很得意地离开了。不料没出一刻钟，车间主任找到我，劈头就说你这么做，是破坏生产秩序。
我操着还不完全熟练的日文辩解，但车间主任一口咬定我不守规则，一来二去我俩吵起来，各不相让，只好闹到老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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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是个四十出头的日本男人，正眼都没看我，埋头听完主任的讲述，抬头瞟我一眼，随即又低下头，一边翻画册一边说：“宋君，你这样做不对，日本不比中国，规矩就是规矩，不能随便破坏。我们一直都是打4排孔，为什么只有你要打5排孔？你擅自改动，公司是不允许的。”
我正在气头上，见老板向着车间主任，还态度傲慢，火更大了，一点儿没客气，说：“你说你们的做法好，你给我讲讲好在哪里？”老板愣了一下，可能从未遇到过员工，尤其是中国员工这么跟他讲话，终于正眼看我了，半天才说：“既然我们20年都是这样干的，不用想也是有道理的。”我被气笑了，甩出一句“你这是混蛋的逻辑”。
在日本人心里，不管你有多大能耐，上下级的等级是不能逾越的。我居然敢骂老板是混蛋，他当面没说什么，过后一定会给小鞋穿。好在我技术不错，工作良好，又是新人加中国人，薪水是公司最低的。如此价廉物美，精明的老板估计也是舍不得。
周末下班后，车间主任请我去酒馆小酌，地点由我定。我有些意外，硬着头皮应下，选了出租屋附近中国人开的一家面馆。他皱了下眉，似乎不愿去，但没说什么，跟着我来了。
老板是沈阳人，跟我很熟，也姓宋，平日里没少照顾我。他跟我一样，在国内都是学机械的。16年前来日本，在工厂干了9年，攒了一些钱后，因妻子擅长做面食，就开了这家面馆。见我把顶头上司带来了，他十分重视，送上一瓶20世纪90年代的沈阳品牌“老龙口”酒。车间主任既吃惊又感激，诚惶诚恐地打开瓶盖，闻了闻，表情呈陶醉状。我知道这不是装的，因为打开的瞬间，满室酒香，我都要醉了。
“宋老弟，日本人酒量一般，‘老龙口’比清酒劲大，你们得悠着点儿。”宋老板跟我说。“宋桑，过来也喝两盅吧。”车间主任相邀。“好嘞，陪你们喝一盅。”宋老板坐过来，我们仨一起举起杯，两盅下肚，话题便扯到了我顶撞老板这事上。
“中国工程师和日本工程师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工程师思路活跃，头脑灵活，能跳出条条框框想问题。我们日本人认死理，习惯按照规则做事，这本没错，但过于刻板，就变成了循规蹈矩，极少有人琢磨变通之道。”车间主任说。
多亏了“老龙口”，酒醇加酒精度数高，让车间主任露出真性情，说出这样客观的肺腑之言。我很受触动，连连点头。宋老板没表态，自顾自地吃菜，然后抿了一口酒，像在自言自语，其实是说给我听——“这可不是中国思维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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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板讲的是中文，我刚想翻译给车间主任，他却摆手制止，继续用中文说：“中国的学生毕业以后，竞争压力比日本大。能够脱颖而出的，都要滚过社会的钉板，这个过程苦不堪言，但熬出来以后，不敢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起码也会变得胆大心细，成了半个‘人精’。还有就是，中国的生活环境不如日本，工作条件简陋，把中国人练得适应能力特别强，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解决问题，成了优良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劳动者，自然敢挑战规则，条条框框要少很多。所以，你能想到一块铝板打5排孔，日本人却20年来没人想过，更别说琢磨突破了。”
我来了兴致，仰脖又是一盅，接着说：“能够用新办法解决问题，是中国工程师的一大特点。在各大公司里面，往往别的国家工程師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中国人手里，七搞八搞就做通了，让老外们惊讶不已。日本工程师更极端一些，把老板当祖宗似的，绝对不敢冒犯。跟他们比，中国工程师在技术问题上有底气得多，该争的地方不含糊。”
“宋老弟，我给你泼点儿冷水。中国人的灵活性，也不是绝对的优点。没有条条框框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轻视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规程，或者说是细节。比方说吧，日本人在项目完成以后，特别善于提供完整又整洁的技术文档，中国工程师呢，你最清楚了，都是‘差不多先生’。对上级安排的工作，日本工程师如果觉得有问题，也会认真去做。中国工程师则会选择消极怠工，或者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哎，宋桑、宋桑。”车间主任凑过来，冲着我和宋老板，一口一个“桑”地说：“你们一定在说中国工程师和日本工程师的不同。听我说，不同归不同，没有好坏的分别。宋桑坚持己见，不惜顶撞老板，我就佩服，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请他喝酒。”他的脸有些红，看上去是微醉了。
“哈哈……”我和宋老板四目相视，会心大笑，用日文冲车间主任说：“您的话，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