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一段拥有天然良港的黄金海岸，历史上曾多次被看好并列入开发议程，但总是由于各种原因，阴错阳差地一次次错过机会。
　　2007年9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洋浦成为中国第4个保税港区，它又一次肩负起领跑海南发展的历史重任。
　　
　　一波三折的洋浦
　　1997年，记者曾赴洋浦经济开发区采访，两幢寂寞的高楼、大片荒芜的土地、懒懒散散的羊群定格在记忆中。当时同行的记者给了一个形象的描述：“洋浦正在晒太阳。”
　　“那会儿应该是洋浦最萧条的时候”，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副秘书长程涛说。程涛1994年“一腔热血”从湖南应聘到洋浦，十多年里，经历了洋浦的起起落落。他告诉记者，与所有的洋浦人一样，他期盼过、失落过、失望过，而今对洋浦充满了信心：“虽然未来还是一张蓝图，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洋浦现在是走到了自己应该走的正确道路上来了，我们都讲是‘切对了脉’。”
　　“洋浦的起点很高，但‘时运不济’”，现任洋浦广播电视台台长的黄远舶，在洋浦工作了多年，也见证了洋浦的红火和低迷。
　　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谋划，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8年底，海南建省之时，海南省委和省政府正式向中央请示，将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成片开发，期限为70年。
　　一时间，洋浦被称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睛雨表”。 但很快，由于对这种开发模式认知的不同，引发了一场“洋浦风波”，洋浦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作为提出“把海南建成南海战略基地、建设洋浦自由工业港区”的学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院的执行院长迟福林对这场“风波”记忆犹新：1989年1月，5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的模式在5位饱经忧患的老科学工作者胸中激起了波澜。他们通过全国政协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紧急呼吁”，首次提出了洋浦“租界”内的“主权”、“民族尊严”等重大原则问题，一时引起巨大的波澜。
　　“最后邓小平拍了板，洋浦才起死回生，否则洋浦开发可能就是一句空谈了。”黄远舶感慨地说。至今，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入口，邓小平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批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的巨幅牌匾显得异常醒目而意味深远。
　　1992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并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政策，洋浦开发区成为国内唯一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不过洋浦很快被卷入到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由于急需大量开发资金，不得不依靠卖地来筹钱，1992年到1993年，熊谷组以每亩300万元左右的价钱卖出去900多亩地。随着1993年宏观调控，海南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洋浦开发开始走入低谷；其后，亚洲金融危机又来临，熊谷组陷入困境。
　　“后来，熊谷组撤出，由光大来接手。但也还是扯着地价的问题。地价还是居高不下，地攥在开发商的手里，政府着急也没办法。”黄远舶介绍说，当时政府没有招商的职能，只是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制订了很多优惠政策，想把洋浦激活，但出现的是“两张皮”的现象。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管天，一个管地”——政府管天，虚无缥缈；开发商管地，实实在在。
　　洋浦只能沉寂！
　　
　　政府主导洋浦的发展
　　2000年开始，由于对招商和土地政策开始调整，洋浦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黄远舶介绍说，2000年针对洋浦“久开不发”，海南省政府上报中央。经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开发模式由外商主导开发转变为政府主导开发，政府对于招商项目的选择、土地的开发利用，会按照洋浦长远的发展规划来做，而不会着眼于短期效益，或者靠出让土地来赚钱。
　　洋浦开始“活”起来。通过“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策略，“再造洋浦”的战略得以推进。仅中石化集团800万吨炼油项目、印尼金光集团100万吨制浆项目建成投产，每年销售收入就达380亿元，成为洋浦快速行进的火车头。而正在推进中的还包括150万吨的烯炔、100万吨乙烯、160万吨造纸、1000万吨石油商业储备等项目。这些大项目不仅能迅速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带动和形成系列产业落地。
　　蒋丽芬见证了这一变化。1995年，17岁的“川妹子”到洋浦打工，在餐厅做服务员。“洋浦遍地都是仙人掌，路一点都不平，连路灯都没有。”不过当时洋浦还在炒地皮“余热”期，人来人往地不少，但很快就消停了，打工也挣不到什么钱。蒋丽芬随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回到广东老家。1999年底，听说洋浦政策很优惠，要进大项目，他们就返回洋浦做生意，开了一个只有两间门面的小餐馆。后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餐厅已经有1000多平方米了。“大项目一开建，一下子会有1万多人进来，生意立刻火爆。项目建成后，工人一撤，我们的生意就淡下来。”所以她能根据就餐人数的多少和新面孔的变化，就知道新进的项目多了还是少了。蒋丽芬告诉记者，现在洋浦越来越红火，为了保证不流失客源，她正准备扩大餐厅的规模，新餐厅的面积会有到五六千平方米。
　　对于洋浦开发主体的变化，迟福林认为：过去是以外商身份开发，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性质，目前是政府主导下的开发，但不管是哪种形式，它都必须走开放之路。洋浦20年前所要走的路和今天要走的路是一样的，就是大开放之路。不管这种开放采取什么形式，其内在是洋浦生存和希望之所在。
　　
　　站在国家能源战略的楚河汉界上
　　大企业和大工业拉动效果虽然明显，但仅仅作为一个临港工业区并不是洋浦发展的使命。
　　2005年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洋浦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洋浦新的定位：洋浦地处中国与东盟的最前沿，是中国大陆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这些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洋浦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机遇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2007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洋浦成为继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之后的中国第4个保税港区，也是目前华南地区唯一的保税港区。
　　与其他3个保税港区相比，洋浦更多的是“海上腹地”的优势。 洋浦保税港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抢占东南亚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的制高点，率先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口岸，尤其是国际能源、资源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中转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程涛介绍说，洋浦半岛临海陆域平缓，深水岸线约50公里，可建1万-30万吨级码头泊位80多个，具有环北部湾地区建立枢纽港的最佳条件，现已建成中国南部唯一的30万吨级码头。同时也是距离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区域最近的深水良港和油气化工基地。
　　迟福林这样解读洋浦的新的定位：“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合作开发，洋浦走上了真正的开放的第一步。”
　　迟福林认为，现在从其“战略定位”考虑，洋浦的侧重点更清晰了：第一是要成为国家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生产、加工、储备、中转基地，这是其他保税区、开发区所扮演不了的角色；第二，在南海开发中，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第三，洋浦成为带动海南新兴工业的“火车头”。也就是说，无论从区域角度、国家能源战略角度还是地区的发展来看，洋浦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