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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６～７日，《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即《珠海宣言》）系列活动在珠海拉开帷幕。这是首次由中国倡导、组织、发表的世界性经济发展宣言，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而言，所蕴含的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本次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主串稿人（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下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正式开始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是在２００１年。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人类都怀着许许多多的憧憬与希冀：新千年到来了，人类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行动？２０００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了联合国新千年首脑峰会，由１４０多个国家政府的首脑参加的联合国新千年首脑会议共同通过“千年宣言”，该“宣言”强调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实现世界的和平等政治问题。可是，对于实现和平的经济手段，“宣言”中则没有触及。由此引发出了我们的一个设想，就是要对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没有涉及的部分进行补充，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创意随之也就诞生了。
可是要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并且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其面临的难度也是巨大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也不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订权也不掌握在我们手中。由中国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其权威性和代表性会受到怀疑，这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问题。要使宣言具有权威性，就必须得到联合国的认同———《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行动，是“千年宣言”的继续。我们的提议立刻得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支持。安南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草稿）写了序言，并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向《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致贺辞。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宣言起草的准备工作以及最后的定稿工作。但是，如何使“宣言”具有理论权威性呢？《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应该反映人类的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必须站得住脚，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中国经济学家单独参与起草的“宣言”，还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其理论权威性和被世界认同。于是，我们想到邀请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块来共同参与“宣言”的起草。这个创意立刻得到了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支持。后来，大家都知道，“宣言”最后是由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六位中国经济学家经过两年多时间共同完成的。其中，１９８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策划了“宣言”的主要框架，“宣言”最后落实成文字只有１１５４个字（英文７６３个字）。
在这短短的一千多字里，难以将每一位参与“宣言”起草的经济学家的意见都反映出来。因此，在定稿的过程中，具体采纳谁的意见、不采纳谁的意见，如何遣词造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往往都会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例如，“欧元之父”蒙代尔坚持要将“在全世界范围建立单一货币体系”这一条纳入宣言，后来我们经过反复商榷，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最终还是未将它纳入“宣言”中去。但是，我们还是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建议他把个人的观点在大会上作陈述，使“宣言”力求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增同减异”。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活动又与以往由中国政府出面主办的活动有明显不同。《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最初是由民间社团（中国跨国公司研究会）和中国学者倡议发起，最后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从性质上来讲，它更接近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学者论坛，但又比它具有更大的世界性和包容性。本此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充分交流、发表意见的平台，与会各方借此机会共同讨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与官方论坛相比，它更具有灵活性。
作为宣言的主执笔人之一，我深深地感到，本次活动在中国成功举办，并得到世界的认同，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在上升。本次会议吸引了全球近千名政要人物、世界级经济学家、跨国公司的巨头。除了对“宣言”所提出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予以认同外，他们到来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心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期盼：跨国公司寄望于中国今后更加开放，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与经济合作谋取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寄望于中国经济更加强大，从而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更多地代表他们的声音。
对于西方国家着手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深感不平！与会期间，印尼学者愤然而言，“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中国却没有向西方收取一分钱的知识产权费用。现在西方发展了，却要向发展中国家索取苛刻的知识产权费用，这是不合理的！”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克里斯托夫在印尼学者发言的过程中，给我写了一个便条说：“这是事实，中国清朝对津巴布韦的投资就没有收取任何知识产权费用。”
对于各方对“宣言”寄予的各种期盼，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如何将“宣言”的各项原则落实为行动，我们还需得到更多的支持，还需要做更加艰苦的后续工作。“宣言”倡导的是一种理念和基本原则，如果仅有“宣言”，而没有行动，“宣言”将会丧失其生命力。发表“宣言”要比具体实现它所倡导的理念和原则要容易，我们不能够希望通过一次活动就马上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但这毕竟是好的开始。
正式开始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是在２００１年。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人类都怀着许许多多的憧憬与希冀：新千年到来了，人类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行动？２０００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了联合国新千年首脑峰会，由１４０多个国家政府的首脑参加的联合国新千年首脑会议共同通过“千年宣言”，该“宣言”强调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实现世界的和平等政治问题。可是，对于实现和平的经济手段，“宣言”中则没有触及。由此引发出了我们的一个设想，就是要对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没有涉及的部分进行补充，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创意随之也就诞生了。
可是要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并且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其面临的难度也是巨大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也不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订权也不掌握在我们手中。由中国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其权威性和代表性会受到怀疑，这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问题。要使宣言具有权威性，就必须得到联合国的认同———《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行动，是“千年宣言”的继续。我们的提议立刻得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支持。安南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草稿）写了序言，并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向《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致贺辞。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宣言起草的准备工作以及最后的定稿工作。但是，如何使“宣言”具有理论权威性呢？《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应该反映人类的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必须站得住脚，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中国经济学家单独参与起草的“宣言”，还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其理论权威性和被世界认同。于是，我们想到邀请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块来共同参与“宣言”的起草。这个创意立刻得到了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支持。后来，大家都知道，“宣言”最后是由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六位中国经济学家经过两年多时间共同完成的。其中，１９８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策划了“宣言”的主要框架，“宣言”最后落实成文字只有１１５４个字（英文７６３个字）。
在这短短的一千多字里，难以将每一位参与“宣言”起草的经济学家的意见都反映出来。因此，在定稿的过程中，具体采纳谁的意见、不采纳谁的意见，如何遣词造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往往都会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例如，“欧元之父”蒙代尔坚持要将“在全世界范围建立单一货币体系”这一条纳入宣言，后来我们经过反复商榷，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最终还是未将它纳入“宣言”中去。但是，我们还是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建议他把个人的观点在大会上作陈述，使“宣言”力求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增同减异”。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活动又与以往由中国政府出面主办的活动有明显不同。《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最初是由民间社团（中国跨国公司研究会）和中国学者倡议发起，最后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从性质上来讲，它更接近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学者论坛，但又比它具有更大的世界性和包容性。本此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充分交流、发表意见的平台，与会各方借此机会共同讨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与官方论坛相比，它更具有灵活性。
作为宣言的主执笔人之一，我深深地感到，本次活动在中国成功举办，并得到世界的认同，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在上升。本次会议吸引了全球近千名政要人物、世界级经济学家、跨国公司的巨头。除了对“宣言”所提出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予以认同外，他们到来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心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期盼：跨国公司寄望于中国今后更加开放，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与经济合作谋取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寄望于中国经济更加强大，从而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更多地代表他们的声音。
对于西方国家着手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深感不平！与会期间，印尼学者愤然而言，“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中国却没有向西方收取一分钱的知识产权费用。现在西方发展了，却要向发展中国家索取苛刻的知识产权费用，这是不合理的！”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克里斯托夫在印尼学者发言的过程中，给我写了一个便条说：“这是事实，中国清朝对津巴布韦的投资就没有收取任何知识产权费用。”
对于各方对“宣言”寄予的各种期盼，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如何将“宣言”的各项原则落实为行动，我们还需得到更多的支持，还需要做更加艰苦的后续工作。“宣言”倡导的是一种理念和基本原则，如果仅有“宣言”，而没有行动，“宣言”将会丧失其生命力。发表“宣言”要比具体实现它所倡导的理念和原则要容易，我们不能够希望通过一次活动就马上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但这毕竟是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