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体

　　整整3年，李静犹如被鲁迅附体。
　　读《死火》会哭，念《故乡》和《社戏》会哭，翻《写于深夜里》会哭，看他给曹白、萧军、山本初枝的信，更会哭……“当然也笑，他的杂文和信，常常是很逗的，但我感到不如哭来劲，不哭不足以发泄我对这性感小老头痛到骨头里的爱恋。”
　　李静本是《北京日报》副刊编辑，因为常写剧评，与话剧导演林兆华相熟。2009年初，林兆华忽然打电话给她：“想做个话剧鲁迅，你就给写了呗。”他说得慢悠悠无所谓，仿佛这事跟买大白菜一个性质，却勾起了她的满腹心思。
　　大学时读《野草》，李静知道了作者是个伟大的天才，以前的杂文只是皮毛。“这是个账，以后迟早要还。啥时候？没决心。”再读到《故事新编》，鲁迅还是个轻松幽默的人哪，《病后杂谈》那样的杂文也不是那么凌厉。“原来他不太好的那些文章才是那样的。啥时能扫完（全集）呢？”直到读到《中国小说史略》，“我靠，全面得厉害。”碰上了要给这位“大先生”写戏的机会，终于为通读他找到了“伟大的借口”。
　　不写的时候，她脑子里出现的往往是悲伤的声音。比如看完《故乡》，会想到闰土这个形象，有时候她真会像鲁迅附体，想念一个中年衰老破败成这个样子的少年朋友，然后体会那种面对一个弱者、旧友，无法帮他、但对他的痛苦状况感同身受的感觉。看到鲁迅给人的信里留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有时候半夜她也会想：我是不是应该试着拨拨这个号码？没准儿就拨通了呢？要是拨通了他接起来的话，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李静想象着他的声音，并且想到，会对他说出自己最难过的心事。
　　沉溺很美好，但戏的结构形式却快把她逼疯了。“我告诉所有熟人我在写一个叫《鲁迅》的话剧，最后人家说这人都死了还没写出来，多可笑啊！太丢人了。我怕这个，三年一直灰溜溜的，直到写完了，觉得终于可以死了——它终于不必成为一个永没完成的笑柄了。”
　　“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很平实，也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而一部戏如果不表现主人公复杂深刻的内在世界，只表现他表层的性格与人格，有啥意思呢？”
　　她试着写过鲁迅和儿子海婴一起的场景，但最终受到斯特林堡和海纳·米勒的启发，放弃了将人物立体化的努力，着重表现一种抽象的处境。
　　直到成稿之前的半年，主要的人物关系才得以确定，那也是鲁迅平生的“三大伤心”：早年与朱安不幸的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
　　轮到审视“大先生”的短板，她也会跳出来冷眼观察：“对待朱安，他那是典型的家庭冷暴力吧？周作人跟他决裂，除了‘经济原因还是男女原因’的谜案无解，恐怕也因为受不了他的‘道德强迫症’吧？选择向左转，认为可以牺牲知识分子及其贵族文化以成全底层人的正义，起码表明他的‘个体意识’不彻底，受到了整体主义政治哲学的蛊惑吧？……”
　　不像我们惯常熟悉的、撷取人物生活中的重点片段来写实描绘，《大先生》这个剧本用意识流的手法，从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来自“天堂”（也是地狱）的一胖一瘦两个影子回收专家专程前来要把鲁迅和他的影子分开，于是鲁迅和原配朱安、母亲鲁瑞、周作人及其妻子羽太信子、胡适、许广平、左翼作家们在梦境里发生了种种对话、自白和冲突，并让鲁迅看到了他死后，世界和自己如何被颠覆和戏弄，由此陷入更深的痛苦与自省……
　　曾“笑谈”过“大先生”的学者陈丹青一年前就说过，“这个戏最有意思的在于，从前是鲁迅专家在谈，永远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谈，现在总算可以随便给年轻人去谈了。”

　　在他的记忆里，此前也从未有人会用梦境和意识流的方式来写鲁迅，并且写得如此“黑暗”。就像“把鲁迅的肉剥了看骨头”。李静的好友、影评人张敞的读剧感受更加复杂：“脑子一直在联想，非常累，也可见作者前期筹备之扎实。李静非常敢说，非常痛苦。她将鲁迅设置在将死的场景，恍恍惚惚地让他经历情感与道义纠葛，从头到尾充满思辨，最后在矛盾和绝望中死去。下笔如此凄厉，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耐心看下去。”

冒犯

　　素来言行无忌的陈丹青，好奇地问李静，“要不要考虑忠实于鲁迅，或者说，至少要为观众着想，为作品的影响着想，不要离鲁迅太远？——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这才是症结。”
　　李静的回答是，作者可能被鲁迅附体，但这个鲁迅也要被作者附体，且这种“附体”要尽最大的真诚。而她最不顾虑的，是观众说这不像鲁迅。
　　如果你打开剧本，或者来日直面舞台，还会发现《大先生》里充满了各种意象，例如椅子象征权力，是鲁迅极力希望挣脱而未果的禁锢;伞取自羽太信子爱买昂贵的纸伞，代表着周作人审美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追求;胡适是不小心把自己关进笼子里的人;血绳和骨环也是李静的原创，但前者来自对鲁迅的爱与道德强迫症的体会，后者来自鲁迅小说和杂文里关于“吃人”的写法。在这些充满象征味道的意象和大段台词的冲击下，读者无疑受到了阅历、智力和审美上的多重挑战。
　　“必须冒犯观众”，读书会上不止一位读者提到了李静的剧评集书名。这是李静素来毫不含混的观点：“文字具有开启性，如果你具备器官接受这个信息，那就能感受到，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剧本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剧中“大量的投射”，不囿于鲁迅个人史、作品角色和生活年代，更涉及到上世纪后半程乃至当下。“我试图让他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同时照照我们的历史和现在。”《大先生》的导演王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点：“里边很多地方是历史循环往复，这很刺激我的想象。它绝不是个民国戏。”
　　学者崔卫平赞赏李静褪去了加在鲁迅身上的“龙袍”，构成了与官方鲁迅的有力对话和质疑。但她对好朋友李静也毫不讳言：“这是一个鲁迅视野中的鲁迅，一个鲁迅所认可的鲁迅，仍然有封闭性。剧中缺乏能与鲁迅构成对话和平衡的声音。”
　　李静表示同意。她也一直在找这个人，但鲁迅生命里与他具备同等能量的抗衡者都是精神上的抽象存在，无法用实体外化。“于是我最后选定的主题，是依据心里最强的冲动定下的，就是鲁迅与强权的紧张关系。”
　　“写一个彻底陌生新鲜的鲁迅，还是写一个我想写的鲁迅，以浇心中块垒？俺选择了后者。”在和崔卫平深夜微信交谈时，李静带着顽皮的口气写道。
　　这一次，她的确把鲁迅当成了自己的“代言人”。“当我如此强烈地要对当下说话，他就几乎成了我自我表达的工具，呼吁人们在强权面前挺直自己。这样说来似乎把戏剧也工具化了。但想到迪伦·马特、海纳·米勒们也都这么干过，也就放过自己啦。”

磨难

　　戴着眼镜，爱穿布衫长裙，清汤挂面的长直发一留便是快二十年。谁想到这个外表不张不扬的女子90年代还剃过板寸儿，“上厕所大妈都不让我进女厕所。”
　　不去报社时，李静最好的陪伴便是客厅书架上的几千本书，还有一只老爱缩在角落里的花猫“缝缝”。在沙龙上，她说其实很羡慕像梁鸿和庄秋水为了写作，会深入到村野大漠，触摸到一线的温度。而不爱交际的她，只能待在斗室里，在文字的世界里冒险。
　　因为文学和智识上的殊途同归，她安静的生活里出没着几位有料又有趣的朋友。在一个叫“书女”的微信群里，梁鸿、崔卫平、庄秋水等常会串门子，谈天说地。比如聊着聊着契诃夫，崔卫平就放起了《红高粱》主题曲，接着书女们便在迪斯科或者爵士、街舞的伴奏下，“群魔乱舞”。李静总是动得最少的那个。
　　陈丹青曾说：“都说鲁迅黑暗，可李静的内心也很黑暗，而且这种黑暗想象力好像货源很足，不知怎么会是这样的。”她笑笑，眼角、鼻子乃至嘴边的线条都往下走，声调也是懒懒的。“也许因为童年不快乐，恐惧感强，性格抑郁，加上我是双鱼座的？只能说，我对痛苦、禁锢和爱特别敏感，对罪孽的想象力比较发达。”
　　生长在东北的海滨小城，李静说自己的童年是在老人的控制和父母的冷战中度过的。她的父母亲是小城有名的大学生，有名的孝子。他们是如此孝顺，以至于为了各自的母亲，夫妻俩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妈妈带着她和姥姥过，爸爸带着哥哥和奶奶过，因为姥姥和奶奶都只想和自己的小孩过。
　　长大后，她在理性上对孝道有着深深的质疑和抵触，可同时，她自己也挺孝顺的。她因此能感同身受鲁迅对母亲的矛盾心情——他不愿违逆母亲的意思，娶了朱安;同时，他写信给青年：“你不要太过感激，感激于你是有害的。”
　　每周一两次，爸爸出现在“她的”家里。他陌生，威严，脾气大。在他面前，她觉得自己随时是错的，愚蠢的。父亲不在家时，姥姥是她的另一位审查官——随时呵斥她不要玩土，不要到小朋友家串门，同时，她爱她。
　　极度的禁锢终于在青春期发酵。从初三到高三，李静就这样长成了自己眼中的“怪物”。灰突突，没活力也没魅力，言语无趣，成绩还很优秀——这却让她更讨厌自己。
　　“于是从小我就觉得自己受到‘心灵磨难’，对弱者和被遗弃者充满同情。”三十多年过去，她承认“磨难”这词略有些重，但黑暗的青春期就这般持续到大学。继续地寡淡，孤僻，和同学疏离，早早地谈恋爱。
　　她开始接触和喜爱上尼采、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要么是她的药，要么是她的镜像。王小鲁感觉，李静的文字好像在悬崖峭壁上行走，不是常见的俗字俗词。“她试图营造一个新的文字天地。我挺担心她掉下来，但她没落下来。”而在阅读贡布罗维奇的剧本《伊沃娜，柏甘达的公主》后，李静看到了一幅丑陋的、沉默的、不知所措的画像。“那就是我。我的写作推动力就是为了摆脱这一最初的咒语，最初的心理画像。”

冒险

　　24岁，李静碰上了改变她一生的人。
　　“那年，开始读王小波。那也是感受最丰富、最容易受影响的年纪。他对我的影响可比鲁迅大多了。” 在《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里，李静读到的主人公都是智力超群、求知若渴，内心叛逆而与世无争，只想在平淡的人生中得做自己想做之事。作品中欢快的节奏和滂沛的想象令她沉醉不已。
　　在《中华读书报》实习时，她第一次见到了王小波本人，“高高的个子，声音很低沉。”采访中她请王小波说说自己，谁知人家几句话就把自己的经历打发掉，没什么好谈的。“他说要是谈卡尔维诺、莎士比亚这几个作家，还可以好好谈。我的经历、思考都不值一提。”她见识到一颗对真正伟大作家的敬畏和虔诚之心，这和作品里那个充满黑色幽默、挑衅、各种不正经的王小波有着极大的反差——反而更可信了。
　　因为王小波，她才知道卡尔维诺这么重要。“那时港台出了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他会问，自己达到了其中提到的几种文学特性？那本《万寿寺》是不是就太繁复了？有点走火入魔。”卡尔维诺那种面对千年文学的写作态度，给了王小波很大刺激。“好作家就要面对无尽的时间，竭尽所能写好，才是负责任的。这对我影响也很大。”李静回忆。
　　生活里的王小波很朴实，是个热心肠。“心脏不好，还愣蹬三轮，给朋友搬家具，一点不吝惜自己。精神上却追求精英主义，喜欢那些最挑战智力的东西。”曾经李静觉得“难以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如今却在一个人的文字和人格中找到肯定的力量。她说王小波把她从虚无和自我否定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到一个关心他人的世界。她因此对他充满感激。 　　说起来，她算是国内最早认识到王小波的文学和思想价值并刊发其作品的“推手”之一，然而至今对他充满愧疚。“当时他的《红拂夜奔》我想发，领导让压缩3万字，他也删节了。结果还是没发成。”
　　一位“80后”记者曾忧心忡忡地问李静，“如果总是讲述王小波生前的不如意，那谁还敢继续走他的路呢？”
　　她感慨，年轻人既爱王小波式的智慧，又怕这种智慧给自己带来苦恼。如果前方有一个油水大大的保险，那么他们都愿意做他。问题是，王小波不是这样炼成的。王小波的同义词，就是不计利害的“冒险”二字。她引用哲学家怀特海的话：“没有冒险，文明便会全然衰败。”

摩诘

　　9月底的798艺术区的某个空间里，《大先生》进入第二轮排练。头发微卷、面色黝黑的主演赵立新正努力进入这个孤独而复杂的角色。有过瑞典国家剧院演出经历的他告诉我，要不是李静，他本不会对鲁迅产生兴趣。
　　“一张冷脸，没有人间烟火。像一个被贴上‘防潮易碎’的箱子，那么多年我就当他（鲁迅）是个高贵的水晶玻璃，内部是什么，不知道。”但因为很早就认识写剧评的李静，感觉到这个作者有很重的逆反心，“她不愿意从众。喜欢挑一些偏冷、少人光顾的东西。人也较真。”就因为这种认同感，他接下了这个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戏。
　　在剧本已经“冒犯”观众的基础上，导演王翀的二度创作又加入了无数个傀儡面具，并以实时拍摄的戏剧电影的形式，投放在舞台的幕布上。这让习惯了自然派风格的赵立新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他向来不拒斥任何新尝试。“这就是一次不知道去往何处的行程。刺激吧。”
　　李静的不循常规早有伏笔。25岁时，她就动笔写下了剖析王安忆的文学批评《不冒险的旅程》。到今天，她也坚持王安忆的部分作品圆融而世故，它们体现出对历史的忍耐力而非创造力，欠缺了最可贵的批判性，以及激动人的深层意识的能力。“世故写作、饭碗写作和趋时写作是因为得到了发表机制和批评机制旷日持久的庇护鼓励才发展壮大，而文学批评的乏善可陈，则是由于文学创作的才华短缺与精神贫乏。”她的观点像死水里的波澜，被惊乍过，继而又被漠然。
　　“李静不是为了否定别人而写批评，她有犀利的审美能力和独特的文学认知。她是很平和的。”梁鸿说。
　　“那么这些年，文学界的冒险旅程，可有进展？”我问李静。
　　“还是有的。”她踱着步子，数出长串的名字：“薛忆沩、宁肯、李浩、路内、苗炜，还有王小妮、李洁非、耿占春，还有那些非虚构的……既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又有饱满的才华和生命体验。”她忽然定住了，头抬了起来，眼睛发亮，“你看我们其实到了一个丰收期，应该好好地助力和珍惜这些成果。”
　　2002年，李静受花城出版社委托开始主编《中国随笔年选》。她感觉当时文学的现状像患了软骨病，希望能往里头增加一点钙质的东西，把文字平实、漂亮，又有学者批判立场的文章收进来。素来被认为和清新美好划等号的文体，由此被打上了深重的李静烙印：陈丹青、秦晖、何怀宏、韩寒、李大卫、刀尔登等人的文章陆续收入，甚至也把网络上的文字收入其中。
　　有人觉得太“硬”，不美。现任《中国随笔年选》主编朱航满说，“李静所选的都是‘无平滑’的文章，绝不选那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文字，反对道学气、媒体气、网络气、自恋、唐突的文字。但她也在做思想性和诗性的平衡。”
　　名字像人性格和命运的映射。微博问世那年，李静为自己起了“摩诘”的笔名，因她偶然翻看《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有句“不断烦恼而证菩提”，正合她意。她说只要对众生有念想和关心，便会有烦恼。但她一直觉得，人不是靠斩断对世界的关心，来进入菩提，“而是要有所承担，才能进入悟的状态。总是要在污泥浊水中，背负一些东西，才能领悟道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