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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种蔗制糖业的发展，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已经形成。总的流通趋向是以梧州为集散中心，然后再运销广州、香港和上海等地。同时，广西各地也存在区域性的并同周边省份进行贸易的蔗糖运销小市场。各区域小市场与蔗糖运销网络相连，加强了广西与周边省区市场网络及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有利于甘蔗糖业的发展和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关键词】晚清民国；城镇；食糖运销网络；民族经济开发
【作 者】唐咸明，四川大学城市所2006级博士生。成都，61006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153-011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sucrose cities and towns in Guangx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Tang Xianming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and the Minguo，as planting sug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Guangxi to cities and towns based on sucrose distribution network has been formed.The overall trend i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Wuzhou，and then imported to Guangzhou，Hong Kong and Shanghai，and other places.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also around the Guangxi regional and trade with theneighboring provinces of sucrose distribution small market.Small market and theregional market sucrose distribution connected to strengthen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of Guangxi and market net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conomic 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ne sugar industry，and promote the Guangx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nGuo；towns；sugar distribution networks；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缘起
广西为甘蔗的原生地之一。有学者考证，壮侗语族先民是我国最早掌握种蔗制糖的民族之一。①然而自秦汉以来，由于广西地处岭南偏僻的西部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开发起步较晚，经济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进入明清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入桂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的西向涌入，加速了广西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有了新的进步，蔗糖产量有了一定增长。蔗糖产品随着城镇商业流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由基本圩镇巾场、中心市镇市场、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流通网络逐步进入国内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晚清民国时期，广西食糖对外流通总的流向是趋东运销，即以梧州为集散转运总中心，再运销广州和香港以及中国北方市场。以往学术界侧重于从生产和技术的层面对广西蔗糖业进行研究，而未专门涉及蔗糖运销网络问题的探索。本文拟对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业运销网络的构成运营、动力及特点等作一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构成和运营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的进步，蔗糖产量的增加，广西的蔗糖流通，逐步形成了从基本圩镇市场、中心市镇市场、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网络蔗糖流通体系。具体来说，蔗糖生产地的周围基本圩市或圩镇市场构成了蔗糖流通的初级集散地，与产糖地区构成直接的产、供、销联系，成为连接整个蔗糖运销网络的基本关节点。平乐、宜山、融县、百色、贵县等构成蔗糖运销中心市镇市场，即三级集散地。区域性中心城市桂林、柳州、南宁等为二级蔗糖集散市场。梧州成为广西趋东城镇商业运销网络的总中心，是蔗糖集散总中心，构成一级蔗糖市场。
基本圩镇集散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桂东北，桂东和桂东南发展水平高于桂西，而且这些地区的农村圩市规模、数量和服务半径等都大于桂西地区。这一时期蔗糖业以柳州以南地区发展较快，蔗糖交易以桂南农村基本圩镇市场最为繁盛。例如贵县，蔗农在冬季榨制熬糖之后，在苏湾、横岭、八塘、桥圩、西山、石卡和新塘等圩市交易卖给糖商，商人再将蔗糖运销贵县县城集散。②《宁明州志》载：“城东门外江干另有一墟，系一四七墟期，此墟菜蔬各物略有，而以米为大宗。缘上龙土司所辖之窑头各乡民，多种蔗造糖为业，米出不敷，所食皆赖宁明州米为之接济。”③宁明州城外专业米市的形成，促进了窑头各乡甘蔗专业化生产。在平南县，各蔗区都设糖寮，多数糖寮为集资合股经营，自种自榨自卖，也承接来料加工。所得加工费，除工资、牛租外，按股分红。也有种蔗多的富户独资经营的糖寮，除自种和收购甘蔗榨糖外，也兼办来料加工，或以糖换蔗。④在县内33处圩市当中，以大安、思旺、丹竹、六陈等处为最大。大安圩是平南最大的圩市，贸易以油、糖、菸、猪、鸡、布匹等为大宗，全年贸易额约二百万元。⑤桂平县，1934年有糖榨33家，产黄糖4990担，白糖2700担。⑥恭城县解放前，各地蔗农历来自集股金开办水榨(以水车为动力)，早榨(以牛拖为动力)榨取蔗汁，用铁锅烧煮制成黄片糖。民国时期有水早榨108乘。民国28年产糖2945吨。交易黄糖的圩市，除县城圩外，还有莲花圩、嘉会圩、龙虎圩、西岭圩、栗木圩和六岭堡圩等6个基层圩市。⑦黄糖销售，县南一部分产糖区，商人用民帆船装载黄糖运出平乐抚河或溯漓江上桂林销售；或由抚河下梧州，运销广东市场；县中、北、东、西产糖地区，大多数蔗农都是肩挑至龙虎关市场交易，商人再将蔗糖转销湖广地区。⑧灵川县“蔗糖，惟三四段有出。销途：桂林，兴安，湖南。”⑨阳朔“县属沿桂江一带，皆有糖榨，约三四十家，以白蔗榨水制成黄糖。每年出产约三干担。销途多在荔浦，平乐次之，桂林又次之。”⑩隆安县“为右江门户，并为镇结、万承、果德交通孔道。凡土货国货洋货轮运及挑运过境者，为数甚巨。国货以布匹为大宗，洋货以洋纱、洋油、火柴等为大宗，土货以谷、豆、糖、生油、纱纸等为大宗。”[11]民国时期的忻城县“制糖榨坊，多为露天两辊畜力木榨取汁，灶锅煮炼成糖。为方便集市交易，蔗农们用竹片制成方型糖模，将煮好搅砂的糖浆倒入模内，冷固成块。商人收购的这些蔗糖除县内销售外，还销往邻县乃至柳州、梧州、港澳。”[12]
我们以阳朔县蔗糖运销为例，将上述基本圩镇市场蔗糖运销，图示如下：
可见，基本圩镇市场通过糖商与蔗农的购销活动，将蔗糖产区的产、供、销连为一体，构成蔗糖运销网络的最基层环节。它们既是洋杂百货等商品销售的终点，又是蔗糖和农林土特产向外运销的起点。
中心市镇集散地。在市场销售网络中，中心市镇是联结城市和基本圩镇的网点，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近代广西的蔗糖运销网络中，平乐、融县长安、宜山、贵县和百色等构成了中心市镇市场。
平乐县城位居桂江西岸，为桂梧间惟一的重要商埠。水路北通桂林、全州，东至恭城，西达荔浦。春夏水盛期，有电船与梧州往来，是抚河流域的交通枢纽。由于水运地理位冒较好，自古以来是平乐、阳朔、荔浦、蒙山、钟山、恭城等县物资集散、旅客中转地。市场繁荣运输忙，有“小梧州”之美称。[13]民国时期，平乐的蔗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县志载：“本邑每凡糖榨一间，大都合数人所种之糖蔗。轮流施工。如届砍某人之糖蔗归某人榨时，即为榨主……”“榨糖水者三人，以榨足二十桶糖水计工，合共资桂钞四元。煮糖者正司务一人，助手一人，以煮足二十桶为定额，计工资正司务桂钞二元四角，助手桂钞一元六角。烧火者一人，亦以二十桶糖水为度，工资桂钞一元二角。”[14]榨糖分工细密，实行计件工资制，反映了平乐县制糖技术的提高。当时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根据1936年调查统计，1935年平乐县城出口黄糖122520斤，进口白糖252446斤。在14处乡镇圩街当中，以黄糖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有沙子圩、陈家榨圩、张家圩。均为3日一集。[15]在平乐集散的蔗糖流向有二：下至梧州，上达桂林。“入口货物以生盐、洋纱、布匹等为大宗，洋麦、白糖等次之。出口货物以白米、花生油等为大宗，黄糖、柿饼等次之。”[16]商人运载蔗糖的帆船“溯江而上以达桂林省会，下达梧州，往来运输货品，四季不绝。”[17]平乐成为区域性进出口蔗糖的集散地。
贵县，是桂东南蔗糖生产和集散中心。“糖蔗主产地苏湾附近，冬季糖厂林立，每年糖之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五百万斤。”“县属糖蔗运销颇盛，苏湾所产者最为著名，以县城为集散地。糖榨业凡二百四十户，每户每年平均约制糖二万余斤，工人共约四千人以上。”[18]贵县县城外东区，当时有福亨、德丰、英记、钜昌、隆恒、发东、恒记等七家糖商，[19]成为蔗糖交易集中区，“每逢秋冬榨季产量甚巨。每天从苏湾、横岭、八塘、桥圩等地运来，约有10余万斤。从西山、石卡、新塘，从竹枝埠雇船运来，约三、四万斤。另从大岭泥湾八村用船运来亦有两三万斤，总共每天出售数量达二十余万斤。除本市零售商购少量黄糖销售外，其余由水面行运销商数十家收购，运载穗梧等地。这些运销商有些是自营的，大部分是代客收购，有极少部分是代桂林、湖南客收的。”[20]由于贵县是邻县货物集散中心，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玉林、兴业等有部分蔗糖产品都在贵县集散。后来，随着轮船和公路的兴起，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等县蔗糖直走梧州或出口广州湾，对贵县蔗糖集散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本县产量巨大，蔗糖交易仍然繁盛。
融县长安镇，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沿江北上经古宜、龙胜可直通湖南。沿榕江经良门、富禄进入贵州省。沿江南下，经融水、柳州、梧州，流入粤港澳。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长安小柳州”之美称。晚清民国时期，融县蔗糖业集中在长安沿河两岸以及大洲、鹭鸶洲、大巷、白虎寨、竹子、太平、崩冲、大坡一带，这些村庄的蔗农都设有土榨糖房，用牛拉两圆石滚将甘蔗压榨出水，经过熬煮加工成片糖运到市场交易。长安片糖质地好，色泽黄，味清甜，成为市场上糖商争购的名牌产品。长安片糖远销湖南、贵州等地。[21]民国《融县志》记载：“出口以杉木、桐茶油、柳安片糖、谷米等为大宗。清同光间，商场恢复，……布则阳罗布、葛仙布、湖南大布为大宗。长安布庄专以黄片糖易洪江布匹……”[22]洪江镇曾经是湘西的一个小圩市，在清末民国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经济重镇，有“七省通衢”之称。[23]抗战时期，洪江百货业发展到58户，商人多从柳州等地进货，转销贵州、云南、四川等地。[24]蔗糖易洪江布，原因在于长安片糖质量好，受到顾客青睐，湖南、湖北商人乐于采购。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本境仅制米糖，其白糖、片糖、冰糖，由廣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改陆运三十里至坪坦，仍由水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会同、洪江、武冈及黎平销行者约五千石。”[25]长安蔗糖由湖南、湖北等省商人长途运销湘黔两省数额为一万石左右，流通范围较广。长安镇平时输出之产品有茶油、桐油、木材、米、黄糖等；输入商品有食盐、棉纱、布匹、煤油、火柴等，多由此转输县属各圩镇及邻近各县。[26]成为广西北部的蔗糖集散地和输出湘、黔市场的转运中心。
宜山地处广西西北。水路由龙江至柳州顺水三日可达，陆路沿着黔桂公路，宜柳之间5小时可达。为黔省鸦片运桂的要道。黔省商人售卖鸦片后，就地购买洋纱、洋布而回，商业颇为繁盛。腹地宜北、天峨、南丹、河池等县的黄豆、糖类、桐油、牛皮等农林矿产，多集中于宜山然后运销柳州、梧州等地。出口以桐油、牛皮、黄豆、黄糖等为大宗。1936年出口桐油五千担，牛皮四千担，黄豆一万担，米七千担，黄糖三千担。[27]宜山县1939年产蔗8.412万担，1941年产蔗糖共2.256万担。县志卷一《纪地》载：“阡远圩距县城四十里，逢子、午、卯、酉日为圩期，油、米、白糖所聚，纸炮、丝烟驰名。下青里境西南有石山，东北皆土岭。白糖、黄豆居民恃以为利，其产于顺安、上青各里者，亦售于怀远。盖地据形胜，百货所聚也。”怀远镇周围农村小糖榨星罗棋布。仅谭村福洞屯就有4处。大户压榨1个月，小户压榨10天半个月。聚集怀远街的各地富商巨贾，每年收购大批蔗糖外销。一部分上销川、黔，更多的是销往湘、鄂、赣、苏、浙等省。[28]1912年至1920年间，仅经怀远码头运出的黄豆、黄糖，每年分别达到1000万斤以上。[29]
百色，是桂西及云贵两省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港口。早在百色建城以前，就有外地商人沿水路到此经商。清末民初，更是商旅云集。通过百色港出口南宁、梧州的货物以八角、茴油、桐油、药材、黄片糖、米和豆类等为大宗；进口输入云贵边区的货物以棉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等为大宗。清道光年间，百色县民间已用甘蔗煮水熬糖。《百色厅志》记载：“果品有蔗”“果属甘蔗，亦榨汁煎炼为糖。”[30]民国时期百色的毕禄、皈乐、凤都诸乡，糖制品除自用外，已成为外销商品。1944年，土糖出口额3231.5万元国币，1945年百色全县产黄糖110.5万公斤，白糖27.13万公斤，黄糖出口额3271.4万元，为土特产品之冠。1947年有榨糖作坊116个，占全县手工业及农村副业总户的34.6%。[31]产品有黄片糖、红片糖、白砂糖、冰糖等，仍以皈乐白糖为上乘。糖制品畅销本地及南宁、云南、贵州等地。
我们将上述通过商人运作的中心市镇市场蔗糖流通的主要去向，简要图示如下：
(1)桂林←平乐市场→梧州
(2)湖南、桂林←贵县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3)湖南洪江，贵州←融县长安市场→柳州→梧州
(4)四川、贵州←宜山市场→湘，鄂、赣、苏、浙等省
(5)贵州、云南←百色市场→南宁→梧州
区域性中心城市集散地。南宁、柳州、桂林三市是广西蔗糖运销的二级市场。南宁是左右江流域的蔗糖集散中心。柳州是广西中部蔗糖集散中心。桂林是桂东北蔗糖集散中心。
南宁集散地。南宁据郁江上游，上接左、右两江交汇点，下与梧、粤港各埠自清末以来就有电船四季可以通航，是左右流域及红水河流域出入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广西与云、贵两省交易的重要市场。商业地位仅次于梧州。据1936年调查，出口桐油250万市斤；纱纸200万市斤；八角、白糖、谷、牛皮、牲畜等各值40余万元。[32]南宁总关下属的龙州区，进口安南土产，以砂仁、木耳、生胶、枯木为大宗，其中以小枯木制的榨蔗器械等物品，供应各地榨糖需要。出口的土货以乳猪为大宗，土特产黄糖、黄豆、八角、茴油则运到南宁再转销各地。[33]清代，邕宁以县治(今南宁市)为中心的城乡商业网络已形成。购销以百货、花纱、五金等日用工业品和粮、糖、油等农副产品为主。[34]邕宁的蔗糖生产和运销十分旺盛。《邕宁县志》记载：“蜡蔗皮黄或红，质松味甜，宜作果品生啖。竹蔗皮坚，含糖质尤富，专以榨汁取糖。吾县南路蒲津乡下南一带，所有田亩，十分之八九，改为蔗畲，所产糖额，动以万计。其糖之种类，有黄糖、白糖、冰糖等。”[35]民国年间，邕宁蒲庙圩开设有彭百记、莫均安、韦全兴、时年丰、联记、福诚、祥和等七家糖庄，专门经营蔗糖收购和销售。还有甘源发、谦和、商泰3间食杂铺号，用优质白砂糖精制云片糕和白糖饼。这些上等糕饼，香甜软滑，为顾客所喜爱。香港、澳门、广州各埠商人也有轮船来蒲庙购买白砂糖、云片糕和白糖饼，运往各地转售。县内苏圩、吴圩、良庆等乡镇生产的蔗糖都运来蒲庙销售。蒲庙圩的蔗糖市场，年销售蔗糖在一万吨以上。[36]
柳州集散地。柳州市控柳江上游，为龙、融两江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贵州省部分商品，也以柳州为出入的孔道。商业颇为繁盛，是广西中部的主要蔗糖产区和蔗糖集散地。晚清以来，在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各方商人匯于柳州经商者络绎不绝。输出货物有牛皮、木材、桐油、米谷、茶油、蔗糖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煤油、洋布、五金等日用品。[37]据柳州商会1917年调查，该年柳州输出砂糖、片糖4万担。其中2.5万担来自柳城、雒容、怀远、融县，其余为本地所产。这些糖大部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共计销往天津、宁波、上海、青岛等处2.2万担；广州8000担，湖南6000担；梧州4000担。4万担总值20.4万元大洋，占该年柳州出口总值452.58万元大洋的4.5%，居柳州12种主要出口货物的第五位。[38]1936年，柳州出口货值以桐油居首位，大米次之，出口赤砂糖和片糖共三干担，值72万元。[39]民国时期的柳州，经营糖业的老字号有广安隆、昌隆和西和店，它们在乾隆和光绪年间已开始经营蔗糖业生意。[40]在清末民国豪商巨富中，唐培初、曾全盛、秦远斋号称“柳州三巨头”。曾全盛不仅在西门铁局街等拥有大量房产，而且在城外基隆村、磨滩、黄村等地开设糖厂、油厂，几乎垄断了整个柳州的糖油业。秦远斋继曾全盘之后开设“广隆安”，也以经营糖业出名。他不仅在柳州开行营业，还到梧州、广州等地设立庄口。[41]
桂林集散地。民国纪元以前桂林一直为广西省会，居桂江上游。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桂林的水面业，专靠抚河与省内、省外沟通。而抚河以河窄、水浅、滩多著称，在省内比不上水深的梧州、南宁和柳州。本地区各县城镇商业贸易，主要靠肩挑。桂林在现在的解放桥下，架设永济浮桥。以该桥划分，桂林至全州为上河，桂林至梧州为下河，都用木船载运物资。上河顺水，以运糙米、生油、桐油、茶油、棉花等为主。下河顺水以运粮、油、山货、土纸及各种农产品，还承担客运。上、下两河的逆水，多运食盐、洋杂、布匹、白糖和煤油等。[42]桂林市是桂北八县土特产的集散地。由于气候寒冷等原因，生产蔗糖的县份不多。1910年，桂林府产糖47200石，其中临桂县30000石，灵川县1900石，阳朔县6300石，永福6000石，全州3000石。”[43]1937年，桂林市(包括临桂县)仅产糖4956担；全州产糖2292担；灵川产糖3074担；永福产糖18242担；阳朔产糖7176担，总计35740担。同期，柳州市产糖20649担，邕宁产糖57263担。[44]上述桂北5县的蔗糖由商人运往桂林集散的不多。如1932年，永福县的私商往桂林销售黄糖6万斤。[45]据1945年12月统计，桂林市当年销售白糖52000市担，约55000市斤，黄糖27333市斤。[46]值得注意的是，自平乐县以下，蔗糖均由平乐直接买卖归于梧州。湘江流域的商品，则自全州以下者多与湘江下游各埠交易。在桂林3个主要商帮中，江西帮以经营大、小湘纸、官堆纸等为主；广东帮以经营粮、油、糖、纱、布为主；湖南帮则兼而营之。桂林东洲后街行是当时水面行业的中心，在15家商号中，没有专门经营食糖的商号，只有“怡义顺”以经营各种土制纸张为主，兼营白糖、盐、纱、布为辅。派专人深入桂北产地山区坐购老仄纸、桂花纸、大小湘纸，供应本市，并大量运销梧州、南宁。就地购回黄尖白糖、八角、胡椒、生盐、棉纱布运回桂供应。[47]综上所述，由于商业腹地及市场的分割，桂林蔗糖集散功能在3个中心城市中是最弱小的一个。
故而有学者说，桂林在进入清末民国以来，“输入货值远超于输出货值，可说在经济上为一消费城市，在广西贸易上的地位，非特不及梧州，也远逊邕、柳二市。”[48]
因此，在桂东北的蔗糖运销网络中，桂林只是在城市规模和地位上高于平乐。随着民国以来灵渠运输地位的下降，[49]桂林市区腹地蔗糖产量的局限，在蔗糖趋东流通的商业地位上，平乐要高于桂林。又如桂北重镇全州，为湘桂边境之商务区，“所有必须由外地运入之货物，如煤油、白糖、瓷器、铁货等，多数由湖南方面运来。这是因为，湘江下游河道深且宽，运行较快，而且物价也较桂林方面便宜些。”[50]“桂林抚河上河逆水，一年只在涨水期运三、四次，顺水每月都有小船和竹、木排来桂林。”[51]“1927年，全桂公路建成通车，由于运费过高，一般大宗物资及土特产等，仍须由水路运输。直至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运输量大，运费低，速度快，才将过去货物专仰水路运输的秩序打乱，经纪业从此衰落。”[52]可见，明清以来掠桂林经灵渠顺湘江到湖南的蔗糖北运路线仍然存在，[53]有学者认为此路线是明清时期广东蔗糖北运的三条路线之一。[54]但是，进入民国以后，食糖经灵渠北运的数量已经是大大地减少了。
我们将上述三座二级中心城市通过商人运作的蔗糖运销网络市场，图示如下：
(1)百色←→南宁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2)融县、柳城、雒容、怀远←→柳州市场←→梧州，穗港，中国北方
(3)湖南←—全州、兴安、灵川←→桂林市场←→平乐←→梧州，穗港
梧州市一级中心集散地。梧州居西江上游，当浔桂二江之交汇点，是广西的东南门户。水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号称“水都”。1897年根据《中英缅甸条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于同年5月初设梧州关。梧州开关后，对外贸易发达，成为广西、云、贵、川等省对外贸易最大口岸，贸易之盛居全省之首。各省商人来梧州买外国货，内地米谷、木材由此出口。光绪二十八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一千五百万关两。梧州关税收入额大，宣统二年收关税六十二万关两，占广西全部财政收入60%。[55]进口货物以棉纱、棉布、燃料、面粉、白糖、纸烟、海产、火柴等为大宗。出口货物以香菌、木耳、瓜子、油类、菸草、赤糖、木材、牲畜等为大宗。[56]据《广西年鉴》第一回统计，1912年广西出口亦糖57523担，1920年为87233担，1925年为17640担，1931年为4190担。[57]而同期经梧州等三关进口洋糖货殖349699海关两，出口土糖货殖78125海关两，入超271574海关两。洋糖占进口货物总值的1.51%，黄糖仅占出口货物总值的0.91%。[58]在广西同期输出的赤糖当中，柳河占三成，大河占六成，抚河占一成。销售地点，港粤占五成，上海以北占五成。[59]这清楚地表明了经梧州等海关出口蔗糖的序位，以南宁为第一，柳州第二，桂林居末。
故而，明清以来，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量粤省经济性移民的入桂开发，梧州经济贸易逐步走向繁荣，并取代桂林的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以梧州为总中心的、与克里斯塔勒体系悖异的商品趋东流通的城鎮商业网络。梧州不仅是全广西进出口蔗糖的总中心，也成为黔、滇、川等大西南诸省进出口货物的要道。同时，在梧州开关以后，西方列强倾销的大量洋糖(荷兰的白糖和车糖，香港的冰糖)[60]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广西和大西南内地市场，给广西蔗糖业以沉重打击，使得洋糖逐步挤占土糖的市场。[61]
通过商人运作的、以梧州为总中心的广西蔗糖流通网络的运销，构成了以黄糖出口和洋糖进口的双向流通渠道，图示如下：
三、解读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成因和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畅通和运营，除了入桂客商与本地小商的主体作用外，与明清以来广西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以及制糖技术的进步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人少地多、开发相对滞后的广西，吸引了众多的外省农业移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而在清代形成了一个经济型移民进入广西的高潮。[62]全省耕地面积增加，甘蔗的种植有了进一步扩展。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钅共等纂《广西通志》记载，浔州府“甘蔗各县出”。《郁林州志》载，郁林州以“产甘蔗糖为大宗，岁得厚利。”[63]综合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广西许多地方的甘蔗糖业是明末清初以来，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本地少数民族、中原汉族移民等共同开拓种植的。如恭城，“清嘉庆年间，福建人黄、陈、郑、江等五姓人家流入恭城县落户后，目睹恭城沿东河、西河河谷冲积的小平原，土地肥沃，适宜于种植甘蔗发展糖业。遂返回原籍，引进甘蔗种植开建糖榨。自此，恭城开始有蔗、黄糖特产。”[64]昭平的蔗糖业，“发端于清同治初年。今昭平镇大壮村黄屋80岁老人黄瑞新的曾祖父黄作金三兄弟，从广东罗定县贩运鱼花来昭平，发现县城北面练滩村一带土地平坦宽阔，柴草充足，适宜种蔗制糖，遂于同治六年举家迁来现住地，把广东的制糖技术引进昭平。”[65]柳城县东泉镇，“从清代、民国直至今日，多产甘蔗。全镇40多个村街，户口近万户，客家居民占80%。他们主要在清代来自广东嘉应州各县。全镇耕地6万余亩，主要种植水稻和甘蔗，为桂中地区出产大米和蔗糖的重要产区之一。”[66]
民国9年编纂的《桂平县志》记载，“蔗，有竹蔗、腊蔗两种。竹蔗叶长如苇，茎小而韧，春栽冬刈，绞汁熬之成糖。此种产于贵县为多，邑内少有。”[67]但是，到民国22年，桂平县种蔗450多亩；民国25年，江口银竹村人陈汉生与广东人联合兴办种蔗专业农场，建立小型机糖厂；民国30年，桂平种蔗4000多亩，有14家小糖厂，年产红片糖共600吨。[68]贵县，清朝雍正年间，甘蔗已大量种植，“1935年，广西省政府于罗泊湾建成日榨蔗300吨的小型糖厂1间，促进了甘蔗生产的发展。种蔗区域由苏湾扩展至横岭、三塘、八塘、新塘、瓦塘、西山等地。面积由5000多亩增加到6万多亩，产糖20多万担。”[69]宋元以来迁移到邕宁附近的中原汉族移民，康熙雍正年间，逐步向左江和右江流域移民。在两岸河谷地区开垦土地，种蔗制糖，他们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蔗园人”。[70]
可见，广西的蔗糖业是壮、瑶等少数民族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以及中原汉族移民，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末民初共同开拓种植的结果。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制糖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在贵县投资121.7万元国币建设的糖厂，是广西制糖技术采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嚆矢。同期，桂平、玉林、平南等县还有少数半机器生产的小糖厂。从1937年到1941年，广西的黄糖产量分别为616524市担，543367市担，851743市担，862994市担和915501市担；1937至1940年，广西的白糖产量分别为48926市担，71290市担，46272市担和137745市担。[71]可见，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蔗糖产量的增加，为蔗糖集散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促进了广西城镇商业的繁盛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发展。
综观上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进入流通领域的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糖为辅。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生产虽然采用了一些新的现代技术，但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手工阶段。正如千家驹等经济专家在考察后总结说：“惟桂省产糖虽多，而以制造方法，墨守古昔，所产糖块，色质粗劣，致销路大受影响，即省内市场，亦大部分为洋糖所侵占。”[72]大部分蔗区长期种植的是含糖量和产量都低的传统品种竹蔗，缺乏品种的更新换代。民国时期，新桂系曾从国外和广东引进部分新品种，由于各种原因，推广面积不大，绩效不显著。这一时期广西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砂糖仅占8%～13%。[73]糖商将广西大部分蔗糖运销到粤港销售，当然也有部分蔗糖流向周边省区市场。原因在于：一是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大江大河的趋东树状布局，水路运输仍然是该时段主要的运载方式。二是晚清民国时期，桂东南受广东经济发达区域的强烈辐射和拉动，经济发展超过桂北，经济重心由桂林位移到梧州。三是周边省区有相对繁荣发达的城镇市场。如民国时期贵州省安龙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向为云贵通广西必经地。由于交通便利，市场兴盛，税源丰富，是贵州的商业重镇之一。[74]安龙是清代贵州省兴义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贸易繁盛。安龙也盛产蔗糖，除主要销往安顺换取川盐外，还有部分蔗糖运销百色。[75]百色田西县旧州山楂糕，用白糖和山楂做原料，质量好，曾经畅销贵州安龙和百色市场。[76]又如洪江镇，是明木清初至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商埠，被誉为湘西“小南京”、“小上海”。[77]洪江与融县长安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两地商人长期地进行了长安片糖与洪江布匹的“物物贸易”。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白糖、片糖、冰糖，由广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洪江、黎平等销行者约五千石。”[78]这清楚地表明了由于盛产蔗糖，广西与周边省份长期地进行了蔗糖贸易，一直存在着蔗糖运销的小市场。商人通过蔗糖运销获取利润，但在客观上又不自觉地将两广市场与周边省区市场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与周边省份的经济联系，而且将这些省区纳入粤港澳市场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第二，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主体是以粤商等外省商人为主、本地小商为辅。两广山水相连，商业向来联系密切。明末清初，就不断有广东商人入桂经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来广西经商的广东商人更多。粤商主要在西江两岸的县城和圩镇从事商业活动。如道光年间，桂平江口圩多是广东人做生意，当时流传两句话：“无东不成市，有烟则有东”，其他如梧州、平南、贵县、郁林等地圩市交易都操粤语，并且都流传有类似谚语。[79]南宁、柳州、桂林的商业帮派，主要是广东、湖南和江西帮，而以广东商帮实力最强。[80]外省商人凭借资本雄厚和商业网络，主要经营蔗糖的长途贩运，而省内小商以短途运销和小额零售为主，故而广西糖业市场和营销利润自然为这些外省商人所操纵。因此，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城镇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同时，广西近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便利了糖商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供求信息，促进了蔗糖运销的畅通。[81]但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糖商热衷于将商业资本投资放贷领域，虽然有助于蔗糖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是历史的进步，但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造成农村的极度贫困，加之商人忽略对种植、制糖等生产领域的投资营造，使蔗农深受高利贷盘剥，导致蔗糖业生产萎缩，不利于广西蔗糖业的发展和进步。[82]
第三，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双向流通性。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江树状分布的特点也为洋糖倾销内地市场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决定了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蔗糖的双向流通性特征。洋糖泛滥给广西蔗糖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给两广蔗糖业以警醒和奋起，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同时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几乎同时进行了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陈济棠政府进行了蔗糖业的改革，投入巨资兴建了东莞、顺德、市头等六家现代化机制糖厂，并进行蔗糖品种实验改革和推广，促进了民国时期广东蔗糖业的复兴和发展。[83]与此同时，广西的新桂系在柳州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从广东和国外引进爪哇等新品种推广种植，1934年在贵县建立现代化的广西糖厂，开广西制糖业现代化之嚆矢，为广西蔗糖业进步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新桂系把建设重点放在军事方面，而对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蔗糖业缺乏长远规划和巨额投资，加上1930年代晚期中日战争的影响，蔗糖业现代化的绩效不大。[84]
第四，进入流通市场的蔗糖数量有限。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业由于受社会动荡、外来侵略、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本质上说，蔗糖生产还比较落后，进入流通领域的食糖数量还非常有限。如前述黄糖仅占广西出口货物总值0.91%即为例证。[85]而同一时期，尽管在邕宁和贵县两地出现了糖庄专门经营蔗糖购销，但是，还没有出现如广东那样以广州和汕头为代表的全省和全国性的蔗糖集散批发总中心。蔗糖流通依附城镇谷米、农林土特产等商品流通网络而发展非常明显。食糖运销网络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五，蔗糖运销网络是连接蔗区和外部市场、促进民族经济开发的纽带。广西城镇蔗糖流通网络的运营，通过糖商的运作使各族蔗农通过基层圩市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并被纳入国际市场流通网络，从而使广西蔗糖生产受国际糖业市场的影响和推动，促进了甘蔗糖业的发展，有利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蔗农将黄糖挑运到基层圩市与商人进行交易，换回所需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基层圩市是联系蔗农与外部市场的纽带。圩市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成为广西的壮、汉、瑶等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中介场所。外来商品通过中心市镇运往各基层圩市，然后销往少数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蔗糖等土特产品则通过这一渠道沿着相反方向流向经济发达区。这样就以省内外经济发达区和少数民族蔗糖产区为两头，以城镇圩市作为交易中介，在广西各蔗糖产区初步形成一批贸易圈。这批贸易圈随着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外资加入，特别是省际、国际贸易的运作，与国内其他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相衔接。广西近代蔗糖贸易网络的趋东运营以及以圩市为中介的多边贸易圈的发展，对广西汉、壮、瑶等各民族蔗农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四、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商业网络的运营和发展，是以广东等外省商人为网络经营主体的。蔗糖网络的运营宣示了明显的趋东流向的轨迹，彰显了两广蔗糖业发展的一脉相承以及两省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展望新世纪广西蔗糖业的发展，特别是蔗糖流通网络的构建和运营，应该从沿边、沿海、多民族聚居和市场流通规律出发，从构筑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战略出发，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规律的、灵活、畅通、高效，多渠道、多层次的蔗糖流通网络，自觉融入西江水系经济贸易圈。依托广东和周边经济发达省区的辐射和带动，加快广西经济融入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步伐，促进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注释：
①覃乃昌.蔗，糖考——兼论壮侗语民族对我国蔗糖业的贡献[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3).
②政协贵港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Z].1992，(1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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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黎民兴.广西蔗糖业的问题及其初步改进计划的研讨[J].西大农讯，1937，柳州沙塘农林试验基地资料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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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487.
[49]“灵犀联接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从秦代至清代，一直是岭南同中原水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每天通过的船只有三、四十艘.”(参见莫杰主编.广西风物志[M].兴安·灵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153)；《桂林轶事》则说，“根据宿昌定(62岁，是目前健在的最后一位渠目)回忆，在他统领陡军的清末民初，管渠工饷例由兴安官府发给。原先规定，每季一发，每次白银七十五两、稻谷三十五石四斗，当时的航运还很繁忙，工饷也较高。民国后，航运逐渐减少，陡军也改为陡夫了。每月去县府领饷一次，月发银币二十四圆，不再配米。再到后期，每月只发给铜元五十五吊(合桂钞20圆左右)。”可见，在清代以前，灵渠的水运地位比较重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轮船海运业的发展以及铁路公路的兴建和运营，水运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赵平著.桂林轶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23-225.
[50]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1]桂林市土产业筒史[J].桂林文史资料，1988，(13)：188-190.
[52]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3]以生盐为例，民国时期每年从梧州运抵桂林市城乡及往北八县不下二、三百万担，其中后街行各店约占一百万担以上。主要售与盐街各零售店与各县民食，也有自运兴(安)全(州)等地，抗战时期还做大量济湘盐生意。其他如棉纱、布匹、糖类、食杂百货等，数量巨大，无法翔实统计。可见，经过灵渠北运的货物以生盐为主，也包含有糖类等商品，灵渠仍然为蔗糖北运的水路运输渠道。参见.桂林东洲后街行兴衰概况[J].桂林文史，1988，(13)：196-197.
[54]冼剑民，谭棣华.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J].广东社会科学，1994，(4).
[55]旧梧州海关五十年[J].梧州文史资料选辑，年代不详，(17)：187-193.
[56]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对外贸易概况，1934：383.
[57]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0-401.
[58]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8-409.
[59]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2.
[60]从1927年至1931年，白糖及车糖主要来自荷兰，年均进口广西价值800000毫币，从香港进口冰糖年均进口值50000毫币，请参阅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4.
[61]例如《融县志》记载：“海通之后，洋纱洋布逐渐充斥，……长安布庄当然歇业，因之蔗糖销路亦不如前。”(民国龙泰任纂.融县志[Z].物产，民国25年铅印本：165)；《信都县志》载：“近年因种蔗利微，读业日渐衰落。”(民国玉昆山纂.信都县志[Z].民国25年铅印本，工业：569)；《邕宁县志》记载：“……当此外来之糖充斥，诚有改良蔗糖业，以挽回利权之必要，亦复兴农村之良策也.”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民国26年铅印本，食货六，物产：715.
[6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一)：518-519.
[63]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265.
[64]政协恭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恭城文史资料[Z].1988，(3)：36-38.
[65]政协昭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昭平文史[Z].2000：282.
[66]钟文典主编.广西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0.
[67]民国程大璋纂.桂平县志[Z].卷十九，纪地·物产下，民国9年铅印本.
[68]桂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桂平县志[Z].轻工业·制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285.
[69]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蔗糖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569-570.
[70]例如“住在百色市那毕，永乐、四塘的汉族，因多种植甘蔗，故自称蔗园人，由于与当地壮族交往频繁，风俗习惯亦大多和壮族相似，文化融合现象在民间故事中亦多有表现。”参见百色市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817；《同正县志》记载：“另有一种人(俗谓蔗园人)，多系宣化县属之桥板村来。徭耕者散居各处，自成村落，男女面貌服装则均与汉人无异，此种人勘于农功，凡所驻地以糖蔗为出产大宗。”参见杨北岑等编纂.同正县志[Z].民国22年铅印本；《凌云县志》记载：“凌俗汉瑶殊风，汉区本籍外籍亦别客土，此外有少数壮侬之属或称‘蔗园佬’”参见罗增麟纂.凌云县志[Z].民国31年油印本；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曾对“汉族平话与蔗园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和考证，最后总结说：“无论有没有很多甘蔗，左右江流域都用‘蔗园人’的名称，那么，为什么在左右讧流域都用‘蔗园人’这个称呼呢?‘蔗园人’这个名字的意思简单地说成是种甘蔗而得，这大概是在同壮族相比而反映出其先进性，才用这个名称称谓的缘故吧。”参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323-329.
[71]广西省统计处编.广西年鉴[Z]，第三回上册，1944：345，349.
[72]参见千家驹等着.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
[73]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74]贵州安龙县解放前商业概况回忆[J].安龙文史资料选辑，1981，(4)：41-48.
[75]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Z].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46-349.
[76]民国岑启沃纂.田西县志[Z].第五篇，经济·物产，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77]朱柏林.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M].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申请硕士论文，摘要：1.
[78](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Z].卷四·商务，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79]侥任坤，陈江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Z].城乡经济状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5-31.
[80]如《邕宁县志》载：“民国22年，据统计局调查，南宁有商店979家，……资本为外省商人投资者，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占他省商人总数百分之八十六。”(参见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食货三·商业，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728)；柳州蔗糖也多为粤商经营.如民国24年前，柳州尚未引进爪哇、台湾甘蔗良种，所植之品种均系本地竹蔗，当时，榨糖全部采用落后的手工加畜力的方式，出糖率只达含糖率的6.5%左右，且为水糖，需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白糖，为此，经营糖业的广帮商人集资白镶5万两，在柳州城内开设“和隆号”作坊，专门收购城厢和各都的水糖，然后将其精炼成砂糖出口。民初，“和隆号”雇有常年工20名，日制砂糖5000斤，月产约1300市担，大部分蔗糖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參见.柳郊文史[Z].1996，(1)：68-70)；《临桂县志》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胡虔总纂.临桂县志[Z].风俗，光绪三十一年重刊，桂林市档案馆，1963年春翻印).
[81]民国时期平乐县“长途电话通达荔浦县城，阳朔县城，桂林县城，榴江县城，柳州县城，鹿寨墟，源头墟(平乐县属)，八步(贺县属)。”(参见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交通，民国29年铅印本)；在贵县，民国17年，城区设长途电话，可通邕宁、宾阳、迁江、怀远(今三江县)柳州、桂平等地。”(参见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邮电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642-643)；宾阳县“一九○八年芦墟开始有邮政代办所；1928年县设立电话局，芦墟可与县城及繁华地方通电话.电讯的设立，为商业的发晨，传递讯息提供了方便。”(参见宾阳文史资料[Z].1987，(3)：51-55)；融县长安镇“当时如广隆兴、兴记隆、裕生、建成等四家大商号(广东人所经营)，上联榕江、从江、富禄、古宜，下联柳州、梧州、广州，澳门，香港.各处均设有分号和庄口，长期就地买卖货物，探听行情，还雇有专人和设有长途电话传送信息。”(参见融安文史[Z].1990，(3)：28-34)；“广西近代邮政开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北海海关兼办邮递事务。光绪十年三月，梧州府创办广西第一个官电分局.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龙州设立广西第一个国家办的大清邮政分局。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西全省设邮政分局、邮政代办所共226处，官电总局。分局、报房、巡房共61处。民国时期，广西内地城镇设立各等邮政局、代办所；主要城镇设立电报局。民国14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为适应其政治、军事需要，增设邮政局所和电报局；这一年，广西共有邮政局所342处，电报局50处。民国32年，全省邮政局所537处，电信局所76处。”参见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邮电志[Z].通信机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9.
[82]例如，193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等在考察广西的蔗糖生产之后，总结说：“在榨糖业中，高利贷资本之活跃，亦不减于他处，其残酷程度或且倍之。据吾人之计算，蔗农于今年四五月份向糖房借洋一百元，至次年二三月间约须还洋一百八十余元，利息之高，令人咋舌。”“蔗农所受高利贷之压迫，则为绝无可争之事实.故广西之蔗糖生产，不仅为如何增进生产，兼应为如何免除蔗农后顾之忧。”(千家驹等著，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张先辰也认为：“蔗农资金缺乏，曼高利贷资本及商人资本之层层榨取，其仅有之微小利润亦为其艫剥无余。”(张先辰著.广西经济地理[M].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60)故而，1930年代的广西，糖商的商业资本以高利贷形式投资蔗糖生产，这本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投资的嗜好，却造成了蔗农的日益贫困，竭泽而渔，是广西蔗糖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83]如陈济棠政府最初制定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中并没有发展蔗糖业的内容，后来省府主席林云陔向陈推荐了农业专家冯锐，冯对《三年施政计划》进行修改，补充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可见，两广地方实力派都想利用适宜发展甘蔗种植的区位优势，增强经济实力，以之作为维持一省地方统治、对抗中央政府的目的。故而，两广蔗糖业现代化必然缺乏通盘考虑和合理规划，加之两广地方政府在进行蔗糖业现代化改革后，制定相应规则，实行蔗糖统制运销，排斥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不利于蔗糖业的流通和发展.参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Z].1963，(11)：107，122-123.
[84]例如，在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历年经济建设费只占总支出的6%—7%之间，1935年仅有4.6%，而同期军事建设费却占总支出的40%以上.参见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编.广西地方经济建设费各年度支出比较[Z].1943：5；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Z].1943，(五)：93.
[85]《广西年鉴》这一统计数字仅仅是指黄糖经海关(梧州，南宁，龙州)出口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包括广西同周围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区交易的蔗糖数量以及部分走私出口的蔗糖数量.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总产量不高，进入市场流通并出口的蔗糖数量不多却是客观事实.例如《广西通志·商业志》载，民国时期，广西通常年产蔗糖3万吨左右，最高年产量4.9万余吨.全省每年内销糖2至3万吨，外销3至5千吨，参见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商业志[Z].南宁：广西人出版社，2000：77.
〔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晚清民国；城镇；食糖运销网络；民族经济开发
【作 者】唐咸明，四川大学城市所2006级博士生。成都，61006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153-011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sucrose cities and towns in Guangx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Tang Xianming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and the Minguo，as planting sug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Guangxi to cities and towns based on sucrose distribution network has been formed.The overall trend i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Wuzhou，and then imported to Guangzhou，Hong Kong and Shanghai，and other places.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also around the Guangxi regional and trade with theneighboring provinces of sucrose distribution small market.Small market and theregional market sucrose distribution connected to strengthen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of Guangxi and market net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conomic 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ne sugar industry，and promote the Guangx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nGuo；towns；sugar distribution networks；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缘起
广西为甘蔗的原生地之一。有学者考证，壮侗语族先民是我国最早掌握种蔗制糖的民族之一。①然而自秦汉以来，由于广西地处岭南偏僻的西部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开发起步较晚，经济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进入明清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入桂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的西向涌入，加速了广西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有了新的进步，蔗糖产量有了一定增长。蔗糖产品随着城镇商业流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由基本圩镇巾场、中心市镇市场、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流通网络逐步进入国内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晚清民国时期，广西食糖对外流通总的流向是趋东运销，即以梧州为集散转运总中心，再运销广州和香港以及中国北方市场。以往学术界侧重于从生产和技术的层面对广西蔗糖业进行研究，而未专门涉及蔗糖运销网络问题的探索。本文拟对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业运销网络的构成运营、动力及特点等作一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构成和运营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的进步，蔗糖产量的增加，广西的蔗糖流通，逐步形成了从基本圩镇市场、中心市镇市场、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网络蔗糖流通体系。具体来说，蔗糖生产地的周围基本圩市或圩镇市场构成了蔗糖流通的初级集散地，与产糖地区构成直接的产、供、销联系，成为连接整个蔗糖运销网络的基本关节点。平乐、宜山、融县、百色、贵县等构成蔗糖运销中心市镇市场，即三级集散地。区域性中心城市桂林、柳州、南宁等为二级蔗糖集散市场。梧州成为广西趋东城镇商业运销网络的总中心，是蔗糖集散总中心，构成一级蔗糖市场。
基本圩镇集散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桂东北，桂东和桂东南发展水平高于桂西，而且这些地区的农村圩市规模、数量和服务半径等都大于桂西地区。这一时期蔗糖业以柳州以南地区发展较快，蔗糖交易以桂南农村基本圩镇市场最为繁盛。例如贵县，蔗农在冬季榨制熬糖之后，在苏湾、横岭、八塘、桥圩、西山、石卡和新塘等圩市交易卖给糖商，商人再将蔗糖运销贵县县城集散。②《宁明州志》载：“城东门外江干另有一墟，系一四七墟期，此墟菜蔬各物略有，而以米为大宗。缘上龙土司所辖之窑头各乡民，多种蔗造糖为业，米出不敷，所食皆赖宁明州米为之接济。”③宁明州城外专业米市的形成，促进了窑头各乡甘蔗专业化生产。在平南县，各蔗区都设糖寮，多数糖寮为集资合股经营，自种自榨自卖，也承接来料加工。所得加工费，除工资、牛租外，按股分红。也有种蔗多的富户独资经营的糖寮，除自种和收购甘蔗榨糖外，也兼办来料加工，或以糖换蔗。④在县内33处圩市当中，以大安、思旺、丹竹、六陈等处为最大。大安圩是平南最大的圩市，贸易以油、糖、菸、猪、鸡、布匹等为大宗，全年贸易额约二百万元。⑤桂平县，1934年有糖榨33家，产黄糖4990担，白糖2700担。⑥恭城县解放前，各地蔗农历来自集股金开办水榨(以水车为动力)，早榨(以牛拖为动力)榨取蔗汁，用铁锅烧煮制成黄片糖。民国时期有水早榨108乘。民国28年产糖2945吨。交易黄糖的圩市，除县城圩外，还有莲花圩、嘉会圩、龙虎圩、西岭圩、栗木圩和六岭堡圩等6个基层圩市。⑦黄糖销售，县南一部分产糖区，商人用民帆船装载黄糖运出平乐抚河或溯漓江上桂林销售；或由抚河下梧州，运销广东市场；县中、北、东、西产糖地区，大多数蔗农都是肩挑至龙虎关市场交易，商人再将蔗糖转销湖广地区。⑧灵川县“蔗糖，惟三四段有出。销途：桂林，兴安，湖南。”⑨阳朔“县属沿桂江一带，皆有糖榨，约三四十家，以白蔗榨水制成黄糖。每年出产约三干担。销途多在荔浦，平乐次之，桂林又次之。”⑩隆安县“为右江门户，并为镇结、万承、果德交通孔道。凡土货国货洋货轮运及挑运过境者，为数甚巨。国货以布匹为大宗，洋货以洋纱、洋油、火柴等为大宗，土货以谷、豆、糖、生油、纱纸等为大宗。”[11]民国时期的忻城县“制糖榨坊，多为露天两辊畜力木榨取汁，灶锅煮炼成糖。为方便集市交易，蔗农们用竹片制成方型糖模，将煮好搅砂的糖浆倒入模内，冷固成块。商人收购的这些蔗糖除县内销售外，还销往邻县乃至柳州、梧州、港澳。”[12]
我们以阳朔县蔗糖运销为例，将上述基本圩镇市场蔗糖运销，图示如下：
可见，基本圩镇市场通过糖商与蔗农的购销活动，将蔗糖产区的产、供、销连为一体，构成蔗糖运销网络的最基层环节。它们既是洋杂百货等商品销售的终点，又是蔗糖和农林土特产向外运销的起点。
中心市镇集散地。在市场销售网络中，中心市镇是联结城市和基本圩镇的网点，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近代广西的蔗糖运销网络中，平乐、融县长安、宜山、贵县和百色等构成了中心市镇市场。
平乐县城位居桂江西岸，为桂梧间惟一的重要商埠。水路北通桂林、全州，东至恭城，西达荔浦。春夏水盛期，有电船与梧州往来，是抚河流域的交通枢纽。由于水运地理位冒较好，自古以来是平乐、阳朔、荔浦、蒙山、钟山、恭城等县物资集散、旅客中转地。市场繁荣运输忙，有“小梧州”之美称。[13]民国时期，平乐的蔗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县志载：“本邑每凡糖榨一间，大都合数人所种之糖蔗。轮流施工。如届砍某人之糖蔗归某人榨时，即为榨主……”“榨糖水者三人，以榨足二十桶糖水计工，合共资桂钞四元。煮糖者正司务一人，助手一人，以煮足二十桶为定额，计工资正司务桂钞二元四角，助手桂钞一元六角。烧火者一人，亦以二十桶糖水为度，工资桂钞一元二角。”[14]榨糖分工细密，实行计件工资制，反映了平乐县制糖技术的提高。当时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根据1936年调查统计，1935年平乐县城出口黄糖122520斤，进口白糖252446斤。在14处乡镇圩街当中，以黄糖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有沙子圩、陈家榨圩、张家圩。均为3日一集。[15]在平乐集散的蔗糖流向有二：下至梧州，上达桂林。“入口货物以生盐、洋纱、布匹等为大宗，洋麦、白糖等次之。出口货物以白米、花生油等为大宗，黄糖、柿饼等次之。”[16]商人运载蔗糖的帆船“溯江而上以达桂林省会，下达梧州，往来运输货品，四季不绝。”[17]平乐成为区域性进出口蔗糖的集散地。
贵县，是桂东南蔗糖生产和集散中心。“糖蔗主产地苏湾附近，冬季糖厂林立，每年糖之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五百万斤。”“县属糖蔗运销颇盛，苏湾所产者最为著名，以县城为集散地。糖榨业凡二百四十户，每户每年平均约制糖二万余斤，工人共约四千人以上。”[18]贵县县城外东区，当时有福亨、德丰、英记、钜昌、隆恒、发东、恒记等七家糖商，[19]成为蔗糖交易集中区，“每逢秋冬榨季产量甚巨。每天从苏湾、横岭、八塘、桥圩等地运来，约有10余万斤。从西山、石卡、新塘，从竹枝埠雇船运来，约三、四万斤。另从大岭泥湾八村用船运来亦有两三万斤，总共每天出售数量达二十余万斤。除本市零售商购少量黄糖销售外，其余由水面行运销商数十家收购，运载穗梧等地。这些运销商有些是自营的，大部分是代客收购，有极少部分是代桂林、湖南客收的。”[20]由于贵县是邻县货物集散中心，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玉林、兴业等有部分蔗糖产品都在贵县集散。后来，随着轮船和公路的兴起，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等县蔗糖直走梧州或出口广州湾，对贵县蔗糖集散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本县产量巨大，蔗糖交易仍然繁盛。
融县长安镇，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沿江北上经古宜、龙胜可直通湖南。沿榕江经良门、富禄进入贵州省。沿江南下，经融水、柳州、梧州，流入粤港澳。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长安小柳州”之美称。晚清民国时期，融县蔗糖业集中在长安沿河两岸以及大洲、鹭鸶洲、大巷、白虎寨、竹子、太平、崩冲、大坡一带，这些村庄的蔗农都设有土榨糖房，用牛拉两圆石滚将甘蔗压榨出水，经过熬煮加工成片糖运到市场交易。长安片糖质地好，色泽黄，味清甜，成为市场上糖商争购的名牌产品。长安片糖远销湖南、贵州等地。[21]民国《融县志》记载：“出口以杉木、桐茶油、柳安片糖、谷米等为大宗。清同光间，商场恢复，……布则阳罗布、葛仙布、湖南大布为大宗。长安布庄专以黄片糖易洪江布匹……”[22]洪江镇曾经是湘西的一个小圩市，在清末民国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经济重镇，有“七省通衢”之称。[23]抗战时期，洪江百货业发展到58户，商人多从柳州等地进货，转销贵州、云南、四川等地。[24]蔗糖易洪江布，原因在于长安片糖质量好，受到顾客青睐，湖南、湖北商人乐于采购。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本境仅制米糖，其白糖、片糖、冰糖，由廣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改陆运三十里至坪坦，仍由水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会同、洪江、武冈及黎平销行者约五千石。”[25]长安蔗糖由湖南、湖北等省商人长途运销湘黔两省数额为一万石左右，流通范围较广。长安镇平时输出之产品有茶油、桐油、木材、米、黄糖等；输入商品有食盐、棉纱、布匹、煤油、火柴等，多由此转输县属各圩镇及邻近各县。[26]成为广西北部的蔗糖集散地和输出湘、黔市场的转运中心。
宜山地处广西西北。水路由龙江至柳州顺水三日可达，陆路沿着黔桂公路，宜柳之间5小时可达。为黔省鸦片运桂的要道。黔省商人售卖鸦片后，就地购买洋纱、洋布而回，商业颇为繁盛。腹地宜北、天峨、南丹、河池等县的黄豆、糖类、桐油、牛皮等农林矿产，多集中于宜山然后运销柳州、梧州等地。出口以桐油、牛皮、黄豆、黄糖等为大宗。1936年出口桐油五千担，牛皮四千担，黄豆一万担，米七千担，黄糖三千担。[27]宜山县1939年产蔗8.412万担，1941年产蔗糖共2.256万担。县志卷一《纪地》载：“阡远圩距县城四十里，逢子、午、卯、酉日为圩期，油、米、白糖所聚，纸炮、丝烟驰名。下青里境西南有石山，东北皆土岭。白糖、黄豆居民恃以为利，其产于顺安、上青各里者，亦售于怀远。盖地据形胜，百货所聚也。”怀远镇周围农村小糖榨星罗棋布。仅谭村福洞屯就有4处。大户压榨1个月，小户压榨10天半个月。聚集怀远街的各地富商巨贾，每年收购大批蔗糖外销。一部分上销川、黔，更多的是销往湘、鄂、赣、苏、浙等省。[28]1912年至1920年间，仅经怀远码头运出的黄豆、黄糖，每年分别达到1000万斤以上。[29]
百色，是桂西及云贵两省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港口。早在百色建城以前，就有外地商人沿水路到此经商。清末民初，更是商旅云集。通过百色港出口南宁、梧州的货物以八角、茴油、桐油、药材、黄片糖、米和豆类等为大宗；进口输入云贵边区的货物以棉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等为大宗。清道光年间，百色县民间已用甘蔗煮水熬糖。《百色厅志》记载：“果品有蔗”“果属甘蔗，亦榨汁煎炼为糖。”[30]民国时期百色的毕禄、皈乐、凤都诸乡，糖制品除自用外，已成为外销商品。1944年，土糖出口额3231.5万元国币，1945年百色全县产黄糖110.5万公斤，白糖27.13万公斤，黄糖出口额3271.4万元，为土特产品之冠。1947年有榨糖作坊116个，占全县手工业及农村副业总户的34.6%。[31]产品有黄片糖、红片糖、白砂糖、冰糖等，仍以皈乐白糖为上乘。糖制品畅销本地及南宁、云南、贵州等地。
我们将上述通过商人运作的中心市镇市场蔗糖流通的主要去向，简要图示如下：
(1)桂林←平乐市场→梧州
(2)湖南、桂林←贵县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3)湖南洪江，贵州←融县长安市场→柳州→梧州
(4)四川、贵州←宜山市场→湘，鄂、赣、苏、浙等省
(5)贵州、云南←百色市场→南宁→梧州
区域性中心城市集散地。南宁、柳州、桂林三市是广西蔗糖运销的二级市场。南宁是左右江流域的蔗糖集散中心。柳州是广西中部蔗糖集散中心。桂林是桂东北蔗糖集散中心。
南宁集散地。南宁据郁江上游，上接左、右两江交汇点，下与梧、粤港各埠自清末以来就有电船四季可以通航，是左右流域及红水河流域出入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广西与云、贵两省交易的重要市场。商业地位仅次于梧州。据1936年调查，出口桐油250万市斤；纱纸200万市斤；八角、白糖、谷、牛皮、牲畜等各值40余万元。[32]南宁总关下属的龙州区，进口安南土产，以砂仁、木耳、生胶、枯木为大宗，其中以小枯木制的榨蔗器械等物品，供应各地榨糖需要。出口的土货以乳猪为大宗，土特产黄糖、黄豆、八角、茴油则运到南宁再转销各地。[33]清代，邕宁以县治(今南宁市)为中心的城乡商业网络已形成。购销以百货、花纱、五金等日用工业品和粮、糖、油等农副产品为主。[34]邕宁的蔗糖生产和运销十分旺盛。《邕宁县志》记载：“蜡蔗皮黄或红，质松味甜，宜作果品生啖。竹蔗皮坚，含糖质尤富，专以榨汁取糖。吾县南路蒲津乡下南一带，所有田亩，十分之八九，改为蔗畲，所产糖额，动以万计。其糖之种类，有黄糖、白糖、冰糖等。”[35]民国年间，邕宁蒲庙圩开设有彭百记、莫均安、韦全兴、时年丰、联记、福诚、祥和等七家糖庄，专门经营蔗糖收购和销售。还有甘源发、谦和、商泰3间食杂铺号，用优质白砂糖精制云片糕和白糖饼。这些上等糕饼，香甜软滑，为顾客所喜爱。香港、澳门、广州各埠商人也有轮船来蒲庙购买白砂糖、云片糕和白糖饼，运往各地转售。县内苏圩、吴圩、良庆等乡镇生产的蔗糖都运来蒲庙销售。蒲庙圩的蔗糖市场，年销售蔗糖在一万吨以上。[36]
柳州集散地。柳州市控柳江上游，为龙、融两江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贵州省部分商品，也以柳州为出入的孔道。商业颇为繁盛，是广西中部的主要蔗糖产区和蔗糖集散地。晚清以来，在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各方商人匯于柳州经商者络绎不绝。输出货物有牛皮、木材、桐油、米谷、茶油、蔗糖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煤油、洋布、五金等日用品。[37]据柳州商会1917年调查，该年柳州输出砂糖、片糖4万担。其中2.5万担来自柳城、雒容、怀远、融县，其余为本地所产。这些糖大部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共计销往天津、宁波、上海、青岛等处2.2万担；广州8000担，湖南6000担；梧州4000担。4万担总值20.4万元大洋，占该年柳州出口总值452.58万元大洋的4.5%，居柳州12种主要出口货物的第五位。[38]1936年，柳州出口货值以桐油居首位，大米次之，出口赤砂糖和片糖共三干担，值72万元。[39]民国时期的柳州，经营糖业的老字号有广安隆、昌隆和西和店，它们在乾隆和光绪年间已开始经营蔗糖业生意。[40]在清末民国豪商巨富中，唐培初、曾全盛、秦远斋号称“柳州三巨头”。曾全盛不仅在西门铁局街等拥有大量房产，而且在城外基隆村、磨滩、黄村等地开设糖厂、油厂，几乎垄断了整个柳州的糖油业。秦远斋继曾全盘之后开设“广隆安”，也以经营糖业出名。他不仅在柳州开行营业，还到梧州、广州等地设立庄口。[41]
桂林集散地。民国纪元以前桂林一直为广西省会，居桂江上游。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桂林的水面业，专靠抚河与省内、省外沟通。而抚河以河窄、水浅、滩多著称，在省内比不上水深的梧州、南宁和柳州。本地区各县城镇商业贸易，主要靠肩挑。桂林在现在的解放桥下，架设永济浮桥。以该桥划分，桂林至全州为上河，桂林至梧州为下河，都用木船载运物资。上河顺水，以运糙米、生油、桐油、茶油、棉花等为主。下河顺水以运粮、油、山货、土纸及各种农产品，还承担客运。上、下两河的逆水，多运食盐、洋杂、布匹、白糖和煤油等。[42]桂林市是桂北八县土特产的集散地。由于气候寒冷等原因，生产蔗糖的县份不多。1910年，桂林府产糖47200石，其中临桂县30000石，灵川县1900石，阳朔县6300石，永福6000石，全州3000石。”[43]1937年，桂林市(包括临桂县)仅产糖4956担；全州产糖2292担；灵川产糖3074担；永福产糖18242担；阳朔产糖7176担，总计35740担。同期，柳州市产糖20649担，邕宁产糖57263担。[44]上述桂北5县的蔗糖由商人运往桂林集散的不多。如1932年，永福县的私商往桂林销售黄糖6万斤。[45]据1945年12月统计，桂林市当年销售白糖52000市担，约55000市斤，黄糖27333市斤。[46]值得注意的是，自平乐县以下，蔗糖均由平乐直接买卖归于梧州。湘江流域的商品，则自全州以下者多与湘江下游各埠交易。在桂林3个主要商帮中，江西帮以经营大、小湘纸、官堆纸等为主；广东帮以经营粮、油、糖、纱、布为主；湖南帮则兼而营之。桂林东洲后街行是当时水面行业的中心，在15家商号中，没有专门经营食糖的商号，只有“怡义顺”以经营各种土制纸张为主，兼营白糖、盐、纱、布为辅。派专人深入桂北产地山区坐购老仄纸、桂花纸、大小湘纸，供应本市，并大量运销梧州、南宁。就地购回黄尖白糖、八角、胡椒、生盐、棉纱布运回桂供应。[47]综上所述，由于商业腹地及市场的分割，桂林蔗糖集散功能在3个中心城市中是最弱小的一个。
故而有学者说，桂林在进入清末民国以来，“输入货值远超于输出货值，可说在经济上为一消费城市，在广西贸易上的地位，非特不及梧州，也远逊邕、柳二市。”[48]
因此，在桂东北的蔗糖运销网络中，桂林只是在城市规模和地位上高于平乐。随着民国以来灵渠运输地位的下降，[49]桂林市区腹地蔗糖产量的局限，在蔗糖趋东流通的商业地位上，平乐要高于桂林。又如桂北重镇全州，为湘桂边境之商务区，“所有必须由外地运入之货物，如煤油、白糖、瓷器、铁货等，多数由湖南方面运来。这是因为，湘江下游河道深且宽，运行较快，而且物价也较桂林方面便宜些。”[50]“桂林抚河上河逆水，一年只在涨水期运三、四次，顺水每月都有小船和竹、木排来桂林。”[51]“1927年，全桂公路建成通车，由于运费过高，一般大宗物资及土特产等，仍须由水路运输。直至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运输量大，运费低，速度快，才将过去货物专仰水路运输的秩序打乱，经纪业从此衰落。”[52]可见，明清以来掠桂林经灵渠顺湘江到湖南的蔗糖北运路线仍然存在，[53]有学者认为此路线是明清时期广东蔗糖北运的三条路线之一。[54]但是，进入民国以后，食糖经灵渠北运的数量已经是大大地减少了。
我们将上述三座二级中心城市通过商人运作的蔗糖运销网络市场，图示如下：
(1)百色←→南宁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2)融县、柳城、雒容、怀远←→柳州市场←→梧州，穗港，中国北方
(3)湖南←—全州、兴安、灵川←→桂林市场←→平乐←→梧州，穗港
梧州市一级中心集散地。梧州居西江上游，当浔桂二江之交汇点，是广西的东南门户。水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号称“水都”。1897年根据《中英缅甸条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于同年5月初设梧州关。梧州开关后，对外贸易发达，成为广西、云、贵、川等省对外贸易最大口岸，贸易之盛居全省之首。各省商人来梧州买外国货，内地米谷、木材由此出口。光绪二十八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一千五百万关两。梧州关税收入额大，宣统二年收关税六十二万关两，占广西全部财政收入60%。[55]进口货物以棉纱、棉布、燃料、面粉、白糖、纸烟、海产、火柴等为大宗。出口货物以香菌、木耳、瓜子、油类、菸草、赤糖、木材、牲畜等为大宗。[56]据《广西年鉴》第一回统计，1912年广西出口亦糖57523担，1920年为87233担，1925年为17640担，1931年为4190担。[57]而同期经梧州等三关进口洋糖货殖349699海关两，出口土糖货殖78125海关两，入超271574海关两。洋糖占进口货物总值的1.51%，黄糖仅占出口货物总值的0.91%。[58]在广西同期输出的赤糖当中，柳河占三成，大河占六成，抚河占一成。销售地点，港粤占五成，上海以北占五成。[59]这清楚地表明了经梧州等海关出口蔗糖的序位，以南宁为第一，柳州第二，桂林居末。
故而，明清以来，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量粤省经济性移民的入桂开发，梧州经济贸易逐步走向繁荣，并取代桂林的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以梧州为总中心的、与克里斯塔勒体系悖异的商品趋东流通的城鎮商业网络。梧州不仅是全广西进出口蔗糖的总中心，也成为黔、滇、川等大西南诸省进出口货物的要道。同时，在梧州开关以后，西方列强倾销的大量洋糖(荷兰的白糖和车糖，香港的冰糖)[60]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广西和大西南内地市场，给广西蔗糖业以沉重打击，使得洋糖逐步挤占土糖的市场。[61]
通过商人运作的、以梧州为总中心的广西蔗糖流通网络的运销，构成了以黄糖出口和洋糖进口的双向流通渠道，图示如下：
三、解读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成因和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畅通和运营，除了入桂客商与本地小商的主体作用外，与明清以来广西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以及制糖技术的进步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人少地多、开发相对滞后的广西，吸引了众多的外省农业移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而在清代形成了一个经济型移民进入广西的高潮。[62]全省耕地面积增加，甘蔗的种植有了进一步扩展。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钅共等纂《广西通志》记载，浔州府“甘蔗各县出”。《郁林州志》载，郁林州以“产甘蔗糖为大宗，岁得厚利。”[63]综合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广西许多地方的甘蔗糖业是明末清初以来，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本地少数民族、中原汉族移民等共同开拓种植的。如恭城，“清嘉庆年间，福建人黄、陈、郑、江等五姓人家流入恭城县落户后，目睹恭城沿东河、西河河谷冲积的小平原，土地肥沃，适宜于种植甘蔗发展糖业。遂返回原籍，引进甘蔗种植开建糖榨。自此，恭城开始有蔗、黄糖特产。”[64]昭平的蔗糖业，“发端于清同治初年。今昭平镇大壮村黄屋80岁老人黄瑞新的曾祖父黄作金三兄弟，从广东罗定县贩运鱼花来昭平，发现县城北面练滩村一带土地平坦宽阔，柴草充足，适宜种蔗制糖，遂于同治六年举家迁来现住地，把广东的制糖技术引进昭平。”[65]柳城县东泉镇，“从清代、民国直至今日，多产甘蔗。全镇40多个村街，户口近万户，客家居民占80%。他们主要在清代来自广东嘉应州各县。全镇耕地6万余亩，主要种植水稻和甘蔗，为桂中地区出产大米和蔗糖的重要产区之一。”[66]
民国9年编纂的《桂平县志》记载，“蔗，有竹蔗、腊蔗两种。竹蔗叶长如苇，茎小而韧，春栽冬刈，绞汁熬之成糖。此种产于贵县为多，邑内少有。”[67]但是，到民国22年，桂平县种蔗450多亩；民国25年，江口银竹村人陈汉生与广东人联合兴办种蔗专业农场，建立小型机糖厂；民国30年，桂平种蔗4000多亩，有14家小糖厂，年产红片糖共600吨。[68]贵县，清朝雍正年间，甘蔗已大量种植，“1935年，广西省政府于罗泊湾建成日榨蔗300吨的小型糖厂1间，促进了甘蔗生产的发展。种蔗区域由苏湾扩展至横岭、三塘、八塘、新塘、瓦塘、西山等地。面积由5000多亩增加到6万多亩，产糖20多万担。”[69]宋元以来迁移到邕宁附近的中原汉族移民，康熙雍正年间，逐步向左江和右江流域移民。在两岸河谷地区开垦土地，种蔗制糖，他们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蔗园人”。[70]
可见，广西的蔗糖业是壮、瑶等少数民族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以及中原汉族移民，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末民初共同开拓种植的结果。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制糖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在贵县投资121.7万元国币建设的糖厂，是广西制糖技术采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嚆矢。同期，桂平、玉林、平南等县还有少数半机器生产的小糖厂。从1937年到1941年，广西的黄糖产量分别为616524市担，543367市担，851743市担，862994市担和915501市担；1937至1940年，广西的白糖产量分别为48926市担，71290市担，46272市担和137745市担。[71]可见，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蔗糖产量的增加，为蔗糖集散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促进了广西城镇商业的繁盛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发展。
综观上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进入流通领域的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糖为辅。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生产虽然采用了一些新的现代技术，但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手工阶段。正如千家驹等经济专家在考察后总结说：“惟桂省产糖虽多，而以制造方法，墨守古昔，所产糖块，色质粗劣，致销路大受影响，即省内市场，亦大部分为洋糖所侵占。”[72]大部分蔗区长期种植的是含糖量和产量都低的传统品种竹蔗，缺乏品种的更新换代。民国时期，新桂系曾从国外和广东引进部分新品种，由于各种原因，推广面积不大，绩效不显著。这一时期广西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砂糖仅占8%～13%。[73]糖商将广西大部分蔗糖运销到粤港销售，当然也有部分蔗糖流向周边省区市场。原因在于：一是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大江大河的趋东树状布局，水路运输仍然是该时段主要的运载方式。二是晚清民国时期，桂东南受广东经济发达区域的强烈辐射和拉动，经济发展超过桂北，经济重心由桂林位移到梧州。三是周边省区有相对繁荣发达的城镇市场。如民国时期贵州省安龙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向为云贵通广西必经地。由于交通便利，市场兴盛，税源丰富，是贵州的商业重镇之一。[74]安龙是清代贵州省兴义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贸易繁盛。安龙也盛产蔗糖，除主要销往安顺换取川盐外，还有部分蔗糖运销百色。[75]百色田西县旧州山楂糕，用白糖和山楂做原料，质量好，曾经畅销贵州安龙和百色市场。[76]又如洪江镇，是明木清初至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商埠，被誉为湘西“小南京”、“小上海”。[77]洪江与融县长安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两地商人长期地进行了长安片糖与洪江布匹的“物物贸易”。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白糖、片糖、冰糖，由广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洪江、黎平等销行者约五千石。”[78]这清楚地表明了由于盛产蔗糖，广西与周边省份长期地进行了蔗糖贸易，一直存在着蔗糖运销的小市场。商人通过蔗糖运销获取利润，但在客观上又不自觉地将两广市场与周边省区市场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与周边省份的经济联系，而且将这些省区纳入粤港澳市场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第二，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主体是以粤商等外省商人为主、本地小商为辅。两广山水相连，商业向来联系密切。明末清初，就不断有广东商人入桂经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来广西经商的广东商人更多。粤商主要在西江两岸的县城和圩镇从事商业活动。如道光年间，桂平江口圩多是广东人做生意，当时流传两句话：“无东不成市，有烟则有东”，其他如梧州、平南、贵县、郁林等地圩市交易都操粤语，并且都流传有类似谚语。[79]南宁、柳州、桂林的商业帮派，主要是广东、湖南和江西帮，而以广东商帮实力最强。[80]外省商人凭借资本雄厚和商业网络，主要经营蔗糖的长途贩运，而省内小商以短途运销和小额零售为主，故而广西糖业市场和营销利润自然为这些外省商人所操纵。因此，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城镇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同时，广西近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便利了糖商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供求信息，促进了蔗糖运销的畅通。[81]但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糖商热衷于将商业资本投资放贷领域，虽然有助于蔗糖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是历史的进步，但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造成农村的极度贫困，加之商人忽略对种植、制糖等生产领域的投资营造，使蔗农深受高利贷盘剥，导致蔗糖业生产萎缩，不利于广西蔗糖业的发展和进步。[82]
第三，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双向流通性。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江树状分布的特点也为洋糖倾销内地市场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决定了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蔗糖的双向流通性特征。洋糖泛滥给广西蔗糖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给两广蔗糖业以警醒和奋起，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同时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几乎同时进行了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陈济棠政府进行了蔗糖业的改革，投入巨资兴建了东莞、顺德、市头等六家现代化机制糖厂，并进行蔗糖品种实验改革和推广，促进了民国时期广东蔗糖业的复兴和发展。[83]与此同时，广西的新桂系在柳州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从广东和国外引进爪哇等新品种推广种植，1934年在贵县建立现代化的广西糖厂，开广西制糖业现代化之嚆矢，为广西蔗糖业进步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新桂系把建设重点放在军事方面，而对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蔗糖业缺乏长远规划和巨额投资，加上1930年代晚期中日战争的影响，蔗糖业现代化的绩效不大。[84]
第四，进入流通市场的蔗糖数量有限。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业由于受社会动荡、外来侵略、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本质上说，蔗糖生产还比较落后，进入流通领域的食糖数量还非常有限。如前述黄糖仅占广西出口货物总值0.91%即为例证。[85]而同一时期，尽管在邕宁和贵县两地出现了糖庄专门经营蔗糖购销，但是，还没有出现如广东那样以广州和汕头为代表的全省和全国性的蔗糖集散批发总中心。蔗糖流通依附城镇谷米、农林土特产等商品流通网络而发展非常明显。食糖运销网络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五，蔗糖运销网络是连接蔗区和外部市场、促进民族经济开发的纽带。广西城镇蔗糖流通网络的运营，通过糖商的运作使各族蔗农通过基层圩市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并被纳入国际市场流通网络，从而使广西蔗糖生产受国际糖业市场的影响和推动，促进了甘蔗糖业的发展，有利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蔗农将黄糖挑运到基层圩市与商人进行交易，换回所需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基层圩市是联系蔗农与外部市场的纽带。圩市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成为广西的壮、汉、瑶等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中介场所。外来商品通过中心市镇运往各基层圩市，然后销往少数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蔗糖等土特产品则通过这一渠道沿着相反方向流向经济发达区。这样就以省内外经济发达区和少数民族蔗糖产区为两头，以城镇圩市作为交易中介，在广西各蔗糖产区初步形成一批贸易圈。这批贸易圈随着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外资加入，特别是省际、国际贸易的运作，与国内其他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相衔接。广西近代蔗糖贸易网络的趋东运营以及以圩市为中介的多边贸易圈的发展，对广西汉、壮、瑶等各民族蔗农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四、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商业网络的运营和发展，是以广东等外省商人为网络经营主体的。蔗糖网络的运营宣示了明显的趋东流向的轨迹，彰显了两广蔗糖业发展的一脉相承以及两省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展望新世纪广西蔗糖业的发展，特别是蔗糖流通网络的构建和运营，应该从沿边、沿海、多民族聚居和市场流通规律出发，从构筑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战略出发，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规律的、灵活、畅通、高效，多渠道、多层次的蔗糖流通网络，自觉融入西江水系经济贸易圈。依托广东和周边经济发达省区的辐射和带动，加快广西经济融入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步伐，促进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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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桂林市土产业筒史[J].桂林文史资料，1988，(13)：188-190.
[52]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3]以生盐为例，民国时期每年从梧州运抵桂林市城乡及往北八县不下二、三百万担，其中后街行各店约占一百万担以上。主要售与盐街各零售店与各县民食，也有自运兴(安)全(州)等地，抗战时期还做大量济湘盐生意。其他如棉纱、布匹、糖类、食杂百货等，数量巨大，无法翔实统计。可见，经过灵渠北运的货物以生盐为主，也包含有糖类等商品，灵渠仍然为蔗糖北运的水路运输渠道。参见.桂林东洲后街行兴衰概况[J].桂林文史，1988，(13)：196-197.
[54]冼剑民，谭棣华.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J].广东社会科学，1994，(4).
[55]旧梧州海关五十年[J].梧州文史资料选辑，年代不详，(17)：187-193.
[56]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对外贸易概况，1934：383.
[57]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0-401.
[58]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8-409.
[59]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2.
[60]从1927年至1931年，白糖及车糖主要来自荷兰，年均进口广西价值800000毫币，从香港进口冰糖年均进口值50000毫币，请参阅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4.
[61]例如《融县志》记载：“海通之后，洋纱洋布逐渐充斥，……长安布庄当然歇业，因之蔗糖销路亦不如前。”(民国龙泰任纂.融县志[Z].物产，民国25年铅印本：165)；《信都县志》载：“近年因种蔗利微，读业日渐衰落。”(民国玉昆山纂.信都县志[Z].民国25年铅印本，工业：569)；《邕宁县志》记载：“……当此外来之糖充斥，诚有改良蔗糖业，以挽回利权之必要，亦复兴农村之良策也.”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民国26年铅印本，食货六，物产：715.
[6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一)：518-519.
[63]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265.
[64]政协恭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恭城文史资料[Z].1988，(3)：36-38.
[65]政协昭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昭平文史[Z].2000：282.
[66]钟文典主编.广西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0.
[67]民国程大璋纂.桂平县志[Z].卷十九，纪地·物产下，民国9年铅印本.
[68]桂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桂平县志[Z].轻工业·制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285.
[69]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蔗糖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569-570.
[70]例如“住在百色市那毕，永乐、四塘的汉族，因多种植甘蔗，故自称蔗园人，由于与当地壮族交往频繁，风俗习惯亦大多和壮族相似，文化融合现象在民间故事中亦多有表现。”参见百色市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817；《同正县志》记载：“另有一种人(俗谓蔗园人)，多系宣化县属之桥板村来。徭耕者散居各处，自成村落，男女面貌服装则均与汉人无异，此种人勘于农功，凡所驻地以糖蔗为出产大宗。”参见杨北岑等编纂.同正县志[Z].民国22年铅印本；《凌云县志》记载：“凌俗汉瑶殊风，汉区本籍外籍亦别客土，此外有少数壮侬之属或称‘蔗园佬’”参见罗增麟纂.凌云县志[Z].民国31年油印本；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曾对“汉族平话与蔗园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和考证，最后总结说：“无论有没有很多甘蔗，左右江流域都用‘蔗园人’的名称，那么，为什么在左右讧流域都用‘蔗园人’这个称呼呢?‘蔗园人’这个名字的意思简单地说成是种甘蔗而得，这大概是在同壮族相比而反映出其先进性，才用这个名称称谓的缘故吧。”参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323-329.
[71]广西省统计处编.广西年鉴[Z]，第三回上册，1944：345，349.
[72]参见千家驹等着.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
[73]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74]贵州安龙县解放前商业概况回忆[J].安龙文史资料选辑，1981，(4)：41-48.
[75]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Z].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46-349.
[76]民国岑启沃纂.田西县志[Z].第五篇，经济·物产，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77]朱柏林.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M].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申请硕士论文，摘要：1.
[78](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Z].卷四·商务，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79]侥任坤，陈江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Z].城乡经济状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5-31.
[80]如《邕宁县志》载：“民国22年，据统计局调查，南宁有商店979家，……资本为外省商人投资者，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占他省商人总数百分之八十六。”(参见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食货三·商业，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728)；柳州蔗糖也多为粤商经营.如民国24年前，柳州尚未引进爪哇、台湾甘蔗良种，所植之品种均系本地竹蔗，当时，榨糖全部采用落后的手工加畜力的方式，出糖率只达含糖率的6.5%左右，且为水糖，需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白糖，为此，经营糖业的广帮商人集资白镶5万两，在柳州城内开设“和隆号”作坊，专门收购城厢和各都的水糖，然后将其精炼成砂糖出口。民初，“和隆号”雇有常年工20名，日制砂糖5000斤，月产约1300市担，大部分蔗糖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參见.柳郊文史[Z].1996，(1)：68-70)；《临桂县志》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胡虔总纂.临桂县志[Z].风俗，光绪三十一年重刊，桂林市档案馆，1963年春翻印).
[81]民国时期平乐县“长途电话通达荔浦县城，阳朔县城，桂林县城，榴江县城，柳州县城，鹿寨墟，源头墟(平乐县属)，八步(贺县属)。”(参见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交通，民国29年铅印本)；在贵县，民国17年，城区设长途电话，可通邕宁、宾阳、迁江、怀远(今三江县)柳州、桂平等地。”(参见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邮电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642-643)；宾阳县“一九○八年芦墟开始有邮政代办所；1928年县设立电话局，芦墟可与县城及繁华地方通电话.电讯的设立，为商业的发晨，传递讯息提供了方便。”(参见宾阳文史资料[Z].1987，(3)：51-55)；融县长安镇“当时如广隆兴、兴记隆、裕生、建成等四家大商号(广东人所经营)，上联榕江、从江、富禄、古宜，下联柳州、梧州、广州，澳门，香港.各处均设有分号和庄口，长期就地买卖货物，探听行情，还雇有专人和设有长途电话传送信息。”(参见融安文史[Z].1990，(3)：28-34)；“广西近代邮政开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北海海关兼办邮递事务。光绪十年三月，梧州府创办广西第一个官电分局.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龙州设立广西第一个国家办的大清邮政分局。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西全省设邮政分局、邮政代办所共226处，官电总局。分局、报房、巡房共61处。民国时期，广西内地城镇设立各等邮政局、代办所；主要城镇设立电报局。民国14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为适应其政治、军事需要，增设邮政局所和电报局；这一年，广西共有邮政局所342处，电报局50处。民国32年，全省邮政局所537处，电信局所76处。”参见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邮电志[Z].通信机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9.
[82]例如，193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等在考察广西的蔗糖生产之后，总结说：“在榨糖业中，高利贷资本之活跃，亦不减于他处，其残酷程度或且倍之。据吾人之计算，蔗农于今年四五月份向糖房借洋一百元，至次年二三月间约须还洋一百八十余元，利息之高，令人咋舌。”“蔗农所受高利贷之压迫，则为绝无可争之事实.故广西之蔗糖生产，不仅为如何增进生产，兼应为如何免除蔗农后顾之忧。”(千家驹等著，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张先辰也认为：“蔗农资金缺乏，曼高利贷资本及商人资本之层层榨取，其仅有之微小利润亦为其艫剥无余。”(张先辰著.广西经济地理[M].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60)故而，1930年代的广西，糖商的商业资本以高利贷形式投资蔗糖生产，这本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投资的嗜好，却造成了蔗农的日益贫困，竭泽而渔，是广西蔗糖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83]如陈济棠政府最初制定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中并没有发展蔗糖业的内容，后来省府主席林云陔向陈推荐了农业专家冯锐，冯对《三年施政计划》进行修改，补充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可见，两广地方实力派都想利用适宜发展甘蔗种植的区位优势，增强经济实力，以之作为维持一省地方统治、对抗中央政府的目的。故而，两广蔗糖业现代化必然缺乏通盘考虑和合理规划，加之两广地方政府在进行蔗糖业现代化改革后，制定相应规则，实行蔗糖统制运销，排斥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不利于蔗糖业的流通和发展.参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Z].1963，(11)：107，122-123.
[84]例如，在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历年经济建设费只占总支出的6%—7%之间，1935年仅有4.6%，而同期军事建设费却占总支出的40%以上.参见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编.广西地方经济建设费各年度支出比较[Z].1943：5；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Z].1943，(五)：93.
[85]《广西年鉴》这一统计数字仅仅是指黄糖经海关(梧州，南宁，龙州)出口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包括广西同周围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区交易的蔗糖数量以及部分走私出口的蔗糖数量.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总产量不高，进入市场流通并出口的蔗糖数量不多却是客观事实.例如《广西通志·商业志》载，民国时期，广西通常年产蔗糖3万吨左右，最高年产量4.9万余吨.全省每年内销糖2至3万吨，外销3至5千吨，参见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商业志[Z].南宁：广西人出版社，2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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