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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是第一个将西方现代医学体系完整带入近代天津的人，他对西方医学、医学教育与医事管理制度在天津的扎根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马根济与晚清权贵，如李鸿章等人的密切交往，天津上层士绅阶级对于西医的认识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西医在天津的发展从最初经费匮乏的尴尬境地中走出，踏上了一条由政府出资支持扶助的道路。
关键词 马根济，西医，医学教育，医事管理制度，天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64—05
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年8月25日生于苏格兰雅茅斯，1888年感恩节凌晨卒于天津寓所，终年38岁。马根济在整个医学传教士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关于他事业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马根济在华期间几乎没有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或译著传世。马根济生前除了给在华教会刊物撰写过几篇论述医学传教意义和方法的短文外，没有留下一部影响深远的医学著作或译著。文以载道，书以立身，在这一方面马根济并不成功，是无法和嘉约翰(John Kerr)或合信(Hobson)相比的，所以其影响也就很难超越其所活动的区域范围。
2．关于马根济的生平资料有限。在马根济死后，其生前好友兼同事的夫人布莱森曾经为其撰写了一部传记，名为《来华医学传教士－约翰·K·马根济传》(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但该书出版年代较早，而目前国内又没有译本，甚至原文版本也很难觅到，所以这也为研究马根济带来了一定困难。
但是，马根济在现代西方医疗体系传人天津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通过他的努力和当时清廷要员李鸿章等人的大力襄助，西医才在天津扎下了根并逐渐发展起来，并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开设官办医学院校的通商口岸。
一、马根济的医学教育背景及其早期经历
马根济出生于一个虔诚的苏格兰基督教家庭，其父曾经一度是苏格兰长老会的长老。马根济是这个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整个童年和求学时代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布雷斯顿度过的。马根济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英美青年一样深受基督教新教大觉醒运动的发起人穆迪的影响，在很早便在心中萌发了海外传教宣扬基督教福音的理想。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根济认识了杜坎上校(Col-Duncan)，正是此人促成了马根济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
马根济于1870年进入布雷斯顿医学院学习，1874年完成了学业，并于爱丁堡医学院取得了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师和皇家内科医学院医师资格。此时，通过返英传教士的介绍，马根济获悉在中国患眼病的人很多，所以为了使自己获得这方面的知识，马根济又进入英国伦敦皇家眼科医院学习。
为了实现其海外传教的理想，马根济在准备参加医生职业资格考试的时候，就向英国伦敦会的秘书长写信，要求加入该会，去中国汉口传教。他的申请最终获得批准。经伦敦会的安排，马根济于1875年4月10日由英国启程，同年6月8日抵达其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汉口。马根济和夫人在汉口生活居住了3年半，后因妻子无法适应湖北炎热的气候，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伦敦会最后在1878年12月初决定将马根济调往中国北方重镇天津。随即，马根济夫妇经上海乘船北上，最终在1879年3月中旬到达天津。
马根济来津以前，西医在天津并没有被社会各阶层认可。1860年，英国侵略军的随军医官曾在天津临时开办了一家随军医院，该医院是一所为英军服务的军医院，但也向天津市民开放。但随着英军的撤退，该随军医院也就关闭了，其存在时间很短，因此西医院对于天津的百姓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伦敦会在天津设立传教站之后，通过在津外籍人士的捐赠，天津传教站负责人在1869年开办了一家小型西医诊所，由一名白姓中国大夫管理。白大夫是从北京教会医院聘来的，他是医学传教士德贞(Dungeon)的学生，因此对于西医的诊疗方法颇为熟悉。但是，由于百姓的认可程度不够，再加上缺乏天津士绅的支持，所以该医院在马根济到达天津时已经因经费困难步履维艰了。马根济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白大夫没有资金再采购药品了，在津外籍人士的捐赠连1878年的医院欠债都无法偿清，更不用说1879年的费用了。我到达天津的时候，这所西医诊所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药品。”
面对这种情况，马根济和伦敦会的天津负责人协商决定写信给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希望得到这位清廷开明大员的支持。这封请求信是在1879年5月中旬呈递给李鸿章的，但是直到8月1日马根济才得到答复。
二、创立天津总督医院
1879年李鸿章的夫人重病缠身，虽几经中医调治，但总不见起色。最后，1879年8月1日，中医大夫通知李鸿章说其夫人的病已经无药可医了。恰好此时，一名英国公使馆的人员拜访李鸿章，这名英国人建议总督大人寻求在津西医的帮助。开始，李鸿章还坚持认为朝廷大员的夫人请洋人诊治不合天朝大统，但是犹豫再三，李鸿章还是答应了。于是，李鸿章便派人请当时的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和马根济到府为夫人治病。经过马根济和埃尔文的诊治，李鸿章夫人的病情被控制住了。这一成功无疑对直隶总督李鸿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于西医的笃信也从此时开始了。在此之前，李鸿章也间接接触过西医，然而那些经历是无法和这次感同身受的事件相提并论的。因此，当马根济提出希望请一名外国女医生为其夫人继续诊治时，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不但如此，李鸿章还派自己的汽船去通州迎接美国驻北京卫理公会女医医学博士郝维得(Howard M.D.)。郝维得医生到达后，李鸿章立刻将其接进了总督府，一住就是1个月，直到其夫人病愈。事后，马根济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如果你了解这些东方国家的情况，那么你就会清楚，如果一个要人成为了你的朋友，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
为了进一步赢得李鸿章对西医的信任和支持，马根济和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请求为李鸿章进行一次手术表演。李鸿章欣然同意，手术的地点就是总督衙门李鸿章会客大厅前面的庭院。参加这次观摩的除了李鸿章本人之外，还有天津的各级文武官员以及驻津外国使馆人员。马根济一共作了三例手术，两例是肿瘤切除手术，一例是兔唇修复手术。这三例手术都非常的成功，李鸿章对此的反应就是立即在总督衙门外安排了一间房屋供马根济使用以施医救人。
由于来院就诊的人太多，影响了总督衙门的日常公务，所以李鸿章又将曾公祠中一套四合院提供给马根济使用，并亲自将该院命名为“施医院”。同时，李鸿章还向施医院捐赠了白银200两，并正式委任马根济和天津海 关总医官埃尔文为其家庭医疗顾问。考虑到妇女来院就医在当时天津士绅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马根济又向卫理公会请求将女医郝维得调来天津。该申请得到批准后，郝维得立即来津，在李鸿章夫人的大力协助下，在曾公祠中又开设了一个专门接待女性患者的西医门诊。
施医院的建立，可以算是西医在近代天津产生影响的开始。马根济考虑到曾公祠和他住所相距太远，虽然李鸿章为他提供了马车并配备了专门的马夫，但是马根济还是认为有必要在天津建立一所专门的西医院。新医院于1879年秋天破土兴建，于同年11月30日竣工，被命名为天津总督医院(Tianjin Viceroy’s Hospital)。总督医院的院址选在天津大沽路的东端，因为该片土地属于伦敦会所有，离马根济的寓所非常近。
1879年12月2日，天津总督医院正式开放使用，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医院开幕仪式。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在津文武官员、外国驻津相关人员，以及全部在津传教士都参加了该仪式。仪式过后，李鸿章等文武官员又参观了医院的门诊部、病房和手术室。其中，李鸿章等人对手术室最感兴趣。对此，马根济写道：“外科手术室激起了参观者的最大兴趣。手术室的墙壁上挂着解剖图和人体生理图，手术台上摆满了成套崭新的手术器械，同时室内还有一具人体模型和一个心脏模型。”
天津总督医院并不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医院，但是它有两个与众不同特点，使其与其他性质相同的传教士医疗机构相区别。
1．建筑风格的独一无二
总督医院的建筑样式并没有西化，而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施工的。“……(总督医院)它按照中国建筑的典雅布局设计，外表雕梁画栋，极其富丽堂皇”。总督医院的水平地基高出路面7英尺，病人需拾级而上，进入医院。医院内部按照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由院落分隔，分为门诊部、药房、候诊室、手术室和病房。其中，病房分为两等：甲等病房共4间，每间可容纳病人3名；乙等病房为一个大间，可容纳病人24名。此外，考虑到北方冬季特有的严寒，甲、乙两等病房内都配备了火炕，而没有采用西方样式的病床。
2．建院资金来源完全本地化
天津总督医院的资金完全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廷官员、天津士绅以及患者捐赠。对此，马根济写道：“迄今为止，在华的教会医院基本都是靠当地的外籍侨民资助维持，中国人对这项事业的襄助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因此几乎可以将其忽略不计。然而在天津，情况则完全与此不同，因为无论是医院的建设经费，抑或是运作经费，都完全来自天津本地的士绅和病患的捐赠。”天津道官员、本地士绅和病患为总督医院的建立共计捐银8320两，合2496镑。其中，李鸿章个人捐银4000两，合1200镑；天津各界捐银3820两，合1146两；卖药诊费所得500两，合150镑。
三、西医在天津的发展
从1879年12月天津总督医院正式接待病人时起到1885上半年年止，马根济共诊疗3174个普通病例，患者就诊次数达10552次，其间并接收戒烟患者3405人。此外，根据马根济188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医疗报告，总督医院共接纳住院病人556人，治愈549人，死亡7人，每人平均住院治疗时间为21天。其中，普通疾病患者28人，神经系统疾病34人，代谢循环系统疾病9人，呼吸系统疾病38人，消化系统疾病78人，生殖泌尿系统疾病26人，骨科疾病41人，皮肤疾病33人，眼科疾病164人，外伤急救29人，其他各类疾病76人。马根济在1886年还作了589例手术，其中，眼科手术最多，共计212例，其次是脓肿切除，共计77例。
在施医治病的同时，马根济还将西方病院的病例制度带到了天津。为每一个病人建立一份病例档案的做法始于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但在天津应用这项医疗管理制度的第一个人是马根济。“我们有一个非常厚的册子，其中的每一页都被编了号码。每一个病人的情况都是分页记载的，然后将写有相应号码的纸条交给患者。因此，患者下次再来就医的时候，则需要出示这张带有号码的纸条”。
马根济在主持天津总督医院工作期间，他的诊疗活动可以分为门诊、住院和手术三个部分。在马根济经手的门诊病人中，我们应特别注意他对于鸦片患者所采用的治疗方案。根据相关材料记载，马根济对于鸦片患者的治愈疗程一般为10个月。此间，马根济采用逐步递减鸦片吸食量或吗啡摄取量并配以药物的方法控制鸦片患者的烟瘾。这种方法和断然切断鸦片患者对于毒品的依赖性的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其效果是相对较好的。但是，马根济却持相反的看法，所以不久其就放弃了这种治疗方案。这主要是因为马根济对“治愈”一词的理解所致，在马根济看来，“治愈”是指患者完全放弃对于鸦片等毒品的依赖，而不仅仅是逐步对毒品依赖性的降低。
与门诊病人相比，马根济似乎更加重视住院病人。因为，门诊病人大多数2至4天复诊一次，和医院接触的时间有限；而住院病人平均入院接受治疗的时间为3周，这样可以为马根济提供更多的和中国患者接触的机会，以便宣扬基督教义。在《马根济大夫医疗工作回顾》一文中，马根济的继任者F·C·罗伯茨(Fredrich Charles Roberts)医生写道：“住院病人中患眼疾的占很大比例，其中包括睑内翻、虹膜炎和角膜白斑。此外，(马根济)大夫还治愈过坏疽患者，并且还为患者做过肛门瘘管。”上文我们引用了1886年天津总督医院收治的病员统计，在该年度收治的各类病人共计556人中，7例死亡，占全部病人总数的1％，16例未愈，约占全部病人总数的3％。在7例死亡的病例中，心脏病1例，积脓症1例，尿路狭窄1例，肾炎1例，膝关节炎1例，烧伤1例和外伤1例。在16例未愈的病例中，截瘫2例，舞蹈症1例，局部痉挛症1例，动脉瘤1例，痢疾2例，冻疮1例，角膜白斑1例，白内障4例，视网膜炎1例和骨折2例。
根据以上的统计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两个事实：
1．天津总督医院其实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伯驾主持的新豆栏眼科医局虽然也收治各类病患，但是其主要定位还是以眼疾为主。
2．总督医院包括甲等病房4间在内，同时共可容纳患者36人。每一名患者入院治疗期间平均为21天，那么其病床的年利用率如果达100％，总督医院一年可以收治病患612人。但1886年实际入院治疗的患者人数为556人，这样我们即可推断出天津总督医院病床的利用率为91％。这个数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时的天津人民对于该新式医院的认可和接纳。
四、天津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马根济向李鸿章提出要建立一所附属于总督医院的医学校，很快得到允许。对于这所小型西医学校的设立，双方的初衷是完全不同的。马根济建校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助手，以便能在今后腾出时间去天津的周边地区传教；而李鸿章的目的则在于培养西医人才， 为北洋海军服务。但无论双方的想法有如何的不同，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官办的西医学校终于在1881年12月15日开学了。
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的第一批学生共有8人，但毕业时只剩下了6人。第一批学生全部是刚刚被清廷撤回国内的留美生。他们分别是第一批留美生何廷良，第三批留美生曹茂祥和第四批留美生林联辉、金大廷、李汝金与周传谔。马根济之所以选择这批学生为授课对象，首先是因为他们可以熟练使用英语，其次是由于他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和伦理。
天津医学馆的课程主要包括生理学、解剖学、药学等科目，实习医院则为总督医院。任课教师主要是马根济本人，同时还包括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和停泊在天津港口的英美海军军医官。学生每年要经过3次考试，主考人为1名与医学馆没有关系的西医担任，监考人则为李鸿章、津海关道台和一名由李鸿章指定的会讲英语的地方官员。经过4年的学习，1885年6名学生毕业，头名毕业生林联辉留校协助马根济工作。此外，马根济在1883年9月由英国返华途经香港时，按照天津道台的委托又在香港中心学校招收了11名学生。
天津医学馆的第一批毕业生都受到了李鸿章的保举，赏给九品衔。其中，第一名林联辉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李鸿章拟请朝廷为其加六品衔。第二和第三名分别派到陆军充当医官，而其余三人被派往海军充当舰上医官。然而，除第二名在新成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充当校医外，其余几名毕业生的工作并不顺利。首先，这些新式西医学堂培养出来的西医受到各部队原有中医的排挤。其次，清廷部队将领认识不到军医的重要性，因此资金投入不够，造成西药匮乏。再次，按清朝的体例，军医的薪俸太低，使毕业生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以前的留美同学有的已经当上北洋海军的管带甚至舰长时，这种情绪的表露则更加激烈。最后，在北洋充当海军军医的两名毕业生彻底放弃了医生工作，另谋高就，而留下的一名也非常不满其现状。至于被派往陆军充当军医的那名毕业生，由于受到原来军队中医的排挤，整天无事可做，也没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天津医学馆的第二批毕业生中，尹端模可以算为翘楚。尹氏毕业后也在北洋舰队充当军医，但由于受到排挤，所以不久便辞职，回到故乡广州，任职于当时由嘉约翰领导的博济医院。在博济医院期间，尹端模翻译了数种西医学著作，推动了西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尹氏所译之书里较为著名的是《胎产举要》和《儿科撮要》。此外，尹端模还自办了中国人自己主编的第一份介绍西医的报纸《医学报》。该报清光绪二十四年(1889年)创刊，虽不久即停刊，但此报实为国人自办自编西医报纸的开端。
总的来说，天津医学馆毕业生的命运多舛，但这并不能代表医学教育的失败，因为这是任何新生事物发展都必然会经历的阶段。李鸿章对于马根济在医学馆及总督医院的贡献也非常满意，所以在得到光绪帝的恩准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向马根济颁发了三等第三宝星。马根济死后，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扩建为天津海军医学校，一直开办到1933年，共计16届，毕业生218人。
马根济在天津积极建院施医的本质还是要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是他的原始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近代西方医学在天津扎根发芽，成长起来。传教士这种“种瓜得豆”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并不罕见。
责任编辑 柳文全
关键词 马根济，西医，医学教育，医事管理制度，天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64—05
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年8月25日生于苏格兰雅茅斯，1888年感恩节凌晨卒于天津寓所，终年38岁。马根济在整个医学传教士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关于他事业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马根济在华期间几乎没有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或译著传世。马根济生前除了给在华教会刊物撰写过几篇论述医学传教意义和方法的短文外，没有留下一部影响深远的医学著作或译著。文以载道，书以立身，在这一方面马根济并不成功，是无法和嘉约翰(John Kerr)或合信(Hobson)相比的，所以其影响也就很难超越其所活动的区域范围。
2．关于马根济的生平资料有限。在马根济死后，其生前好友兼同事的夫人布莱森曾经为其撰写了一部传记，名为《来华医学传教士－约翰·K·马根济传》(John Ken—neth Mackenzie-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但该书出版年代较早，而目前国内又没有译本，甚至原文版本也很难觅到，所以这也为研究马根济带来了一定困难。
但是，马根济在现代西方医疗体系传人天津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通过他的努力和当时清廷要员李鸿章等人的大力襄助，西医才在天津扎下了根并逐渐发展起来，并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开设官办医学院校的通商口岸。
一、马根济的医学教育背景及其早期经历
马根济出生于一个虔诚的苏格兰基督教家庭，其父曾经一度是苏格兰长老会的长老。马根济是这个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整个童年和求学时代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布雷斯顿度过的。马根济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英美青年一样深受基督教新教大觉醒运动的发起人穆迪的影响，在很早便在心中萌发了海外传教宣扬基督教福音的理想。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根济认识了杜坎上校(Col-Duncan)，正是此人促成了马根济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
马根济于1870年进入布雷斯顿医学院学习，1874年完成了学业，并于爱丁堡医学院取得了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师和皇家内科医学院医师资格。此时，通过返英传教士的介绍，马根济获悉在中国患眼病的人很多，所以为了使自己获得这方面的知识，马根济又进入英国伦敦皇家眼科医院学习。
为了实现其海外传教的理想，马根济在准备参加医生职业资格考试的时候，就向英国伦敦会的秘书长写信，要求加入该会，去中国汉口传教。他的申请最终获得批准。经伦敦会的安排，马根济于1875年4月10日由英国启程，同年6月8日抵达其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汉口。马根济和夫人在汉口生活居住了3年半，后因妻子无法适应湖北炎热的气候，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伦敦会最后在1878年12月初决定将马根济调往中国北方重镇天津。随即，马根济夫妇经上海乘船北上，最终在1879年3月中旬到达天津。
马根济来津以前，西医在天津并没有被社会各阶层认可。1860年，英国侵略军的随军医官曾在天津临时开办了一家随军医院，该医院是一所为英军服务的军医院，但也向天津市民开放。但随着英军的撤退，该随军医院也就关闭了，其存在时间很短，因此西医院对于天津的百姓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伦敦会在天津设立传教站之后，通过在津外籍人士的捐赠，天津传教站负责人在1869年开办了一家小型西医诊所，由一名白姓中国大夫管理。白大夫是从北京教会医院聘来的，他是医学传教士德贞(Dungeon)的学生，因此对于西医的诊疗方法颇为熟悉。但是，由于百姓的认可程度不够，再加上缺乏天津士绅的支持，所以该医院在马根济到达天津时已经因经费困难步履维艰了。马根济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白大夫没有资金再采购药品了，在津外籍人士的捐赠连1878年的医院欠债都无法偿清，更不用说1879年的费用了。我到达天津的时候，这所西医诊所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药品。”
面对这种情况，马根济和伦敦会的天津负责人协商决定写信给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希望得到这位清廷开明大员的支持。这封请求信是在1879年5月中旬呈递给李鸿章的，但是直到8月1日马根济才得到答复。
二、创立天津总督医院
1879年李鸿章的夫人重病缠身，虽几经中医调治，但总不见起色。最后，1879年8月1日，中医大夫通知李鸿章说其夫人的病已经无药可医了。恰好此时，一名英国公使馆的人员拜访李鸿章，这名英国人建议总督大人寻求在津西医的帮助。开始，李鸿章还坚持认为朝廷大员的夫人请洋人诊治不合天朝大统，但是犹豫再三，李鸿章还是答应了。于是，李鸿章便派人请当时的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和马根济到府为夫人治病。经过马根济和埃尔文的诊治，李鸿章夫人的病情被控制住了。这一成功无疑对直隶总督李鸿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于西医的笃信也从此时开始了。在此之前，李鸿章也间接接触过西医，然而那些经历是无法和这次感同身受的事件相提并论的。因此，当马根济提出希望请一名外国女医生为其夫人继续诊治时，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不但如此，李鸿章还派自己的汽船去通州迎接美国驻北京卫理公会女医医学博士郝维得(Howard M.D.)。郝维得医生到达后，李鸿章立刻将其接进了总督府，一住就是1个月，直到其夫人病愈。事后，马根济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如果你了解这些东方国家的情况，那么你就会清楚，如果一个要人成为了你的朋友，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
为了进一步赢得李鸿章对西医的信任和支持，马根济和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请求为李鸿章进行一次手术表演。李鸿章欣然同意，手术的地点就是总督衙门李鸿章会客大厅前面的庭院。参加这次观摩的除了李鸿章本人之外，还有天津的各级文武官员以及驻津外国使馆人员。马根济一共作了三例手术，两例是肿瘤切除手术，一例是兔唇修复手术。这三例手术都非常的成功，李鸿章对此的反应就是立即在总督衙门外安排了一间房屋供马根济使用以施医救人。
由于来院就诊的人太多，影响了总督衙门的日常公务，所以李鸿章又将曾公祠中一套四合院提供给马根济使用，并亲自将该院命名为“施医院”。同时，李鸿章还向施医院捐赠了白银200两，并正式委任马根济和天津海 关总医官埃尔文为其家庭医疗顾问。考虑到妇女来院就医在当时天津士绅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马根济又向卫理公会请求将女医郝维得调来天津。该申请得到批准后，郝维得立即来津，在李鸿章夫人的大力协助下，在曾公祠中又开设了一个专门接待女性患者的西医门诊。
施医院的建立，可以算是西医在近代天津产生影响的开始。马根济考虑到曾公祠和他住所相距太远，虽然李鸿章为他提供了马车并配备了专门的马夫，但是马根济还是认为有必要在天津建立一所专门的西医院。新医院于1879年秋天破土兴建，于同年11月30日竣工，被命名为天津总督医院(Tianjin Viceroy’s Hospital)。总督医院的院址选在天津大沽路的东端，因为该片土地属于伦敦会所有，离马根济的寓所非常近。
1879年12月2日，天津总督医院正式开放使用，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医院开幕仪式。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在津文武官员、外国驻津相关人员，以及全部在津传教士都参加了该仪式。仪式过后，李鸿章等文武官员又参观了医院的门诊部、病房和手术室。其中，李鸿章等人对手术室最感兴趣。对此，马根济写道：“外科手术室激起了参观者的最大兴趣。手术室的墙壁上挂着解剖图和人体生理图，手术台上摆满了成套崭新的手术器械，同时室内还有一具人体模型和一个心脏模型。”
天津总督医院并不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医院，但是它有两个与众不同特点，使其与其他性质相同的传教士医疗机构相区别。
1．建筑风格的独一无二
总督医院的建筑样式并没有西化，而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施工的。“……(总督医院)它按照中国建筑的典雅布局设计，外表雕梁画栋，极其富丽堂皇”。总督医院的水平地基高出路面7英尺，病人需拾级而上，进入医院。医院内部按照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由院落分隔，分为门诊部、药房、候诊室、手术室和病房。其中，病房分为两等：甲等病房共4间，每间可容纳病人3名；乙等病房为一个大间，可容纳病人24名。此外，考虑到北方冬季特有的严寒，甲、乙两等病房内都配备了火炕，而没有采用西方样式的病床。
2．建院资金来源完全本地化
天津总督医院的资金完全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廷官员、天津士绅以及患者捐赠。对此，马根济写道：“迄今为止，在华的教会医院基本都是靠当地的外籍侨民资助维持，中国人对这项事业的襄助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因此几乎可以将其忽略不计。然而在天津，情况则完全与此不同，因为无论是医院的建设经费，抑或是运作经费，都完全来自天津本地的士绅和病患的捐赠。”天津道官员、本地士绅和病患为总督医院的建立共计捐银8320两，合2496镑。其中，李鸿章个人捐银4000两，合1200镑；天津各界捐银3820两，合1146两；卖药诊费所得500两，合150镑。
三、西医在天津的发展
从1879年12月天津总督医院正式接待病人时起到1885上半年年止，马根济共诊疗3174个普通病例，患者就诊次数达10552次，其间并接收戒烟患者3405人。此外，根据马根济188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医疗报告，总督医院共接纳住院病人556人，治愈549人，死亡7人，每人平均住院治疗时间为21天。其中，普通疾病患者28人，神经系统疾病34人，代谢循环系统疾病9人，呼吸系统疾病38人，消化系统疾病78人，生殖泌尿系统疾病26人，骨科疾病41人，皮肤疾病33人，眼科疾病164人，外伤急救29人，其他各类疾病76人。马根济在1886年还作了589例手术，其中，眼科手术最多，共计212例，其次是脓肿切除，共计77例。
在施医治病的同时，马根济还将西方病院的病例制度带到了天津。为每一个病人建立一份病例档案的做法始于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但在天津应用这项医疗管理制度的第一个人是马根济。“我们有一个非常厚的册子，其中的每一页都被编了号码。每一个病人的情况都是分页记载的，然后将写有相应号码的纸条交给患者。因此，患者下次再来就医的时候，则需要出示这张带有号码的纸条”。
马根济在主持天津总督医院工作期间，他的诊疗活动可以分为门诊、住院和手术三个部分。在马根济经手的门诊病人中，我们应特别注意他对于鸦片患者所采用的治疗方案。根据相关材料记载，马根济对于鸦片患者的治愈疗程一般为10个月。此间，马根济采用逐步递减鸦片吸食量或吗啡摄取量并配以药物的方法控制鸦片患者的烟瘾。这种方法和断然切断鸦片患者对于毒品的依赖性的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其效果是相对较好的。但是，马根济却持相反的看法，所以不久其就放弃了这种治疗方案。这主要是因为马根济对“治愈”一词的理解所致，在马根济看来，“治愈”是指患者完全放弃对于鸦片等毒品的依赖，而不仅仅是逐步对毒品依赖性的降低。
与门诊病人相比，马根济似乎更加重视住院病人。因为，门诊病人大多数2至4天复诊一次，和医院接触的时间有限；而住院病人平均入院接受治疗的时间为3周，这样可以为马根济提供更多的和中国患者接触的机会，以便宣扬基督教义。在《马根济大夫医疗工作回顾》一文中，马根济的继任者F·C·罗伯茨(Fredrich Charles Roberts)医生写道：“住院病人中患眼疾的占很大比例，其中包括睑内翻、虹膜炎和角膜白斑。此外，(马根济)大夫还治愈过坏疽患者，并且还为患者做过肛门瘘管。”上文我们引用了1886年天津总督医院收治的病员统计，在该年度收治的各类病人共计556人中，7例死亡，占全部病人总数的1％，16例未愈，约占全部病人总数的3％。在7例死亡的病例中，心脏病1例，积脓症1例，尿路狭窄1例，肾炎1例，膝关节炎1例，烧伤1例和外伤1例。在16例未愈的病例中，截瘫2例，舞蹈症1例，局部痉挛症1例，动脉瘤1例，痢疾2例，冻疮1例，角膜白斑1例，白内障4例，视网膜炎1例和骨折2例。
根据以上的统计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两个事实：
1．天津总督医院其实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伯驾主持的新豆栏眼科医局虽然也收治各类病患，但是其主要定位还是以眼疾为主。
2．总督医院包括甲等病房4间在内，同时共可容纳患者36人。每一名患者入院治疗期间平均为21天，那么其病床的年利用率如果达100％，总督医院一年可以收治病患612人。但1886年实际入院治疗的患者人数为556人，这样我们即可推断出天津总督医院病床的利用率为91％。这个数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时的天津人民对于该新式医院的认可和接纳。
四、天津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马根济向李鸿章提出要建立一所附属于总督医院的医学校，很快得到允许。对于这所小型西医学校的设立，双方的初衷是完全不同的。马根济建校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助手，以便能在今后腾出时间去天津的周边地区传教；而李鸿章的目的则在于培养西医人才， 为北洋海军服务。但无论双方的想法有如何的不同，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官办的西医学校终于在1881年12月15日开学了。
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的第一批学生共有8人，但毕业时只剩下了6人。第一批学生全部是刚刚被清廷撤回国内的留美生。他们分别是第一批留美生何廷良，第三批留美生曹茂祥和第四批留美生林联辉、金大廷、李汝金与周传谔。马根济之所以选择这批学生为授课对象，首先是因为他们可以熟练使用英语，其次是由于他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和伦理。
天津医学馆的课程主要包括生理学、解剖学、药学等科目，实习医院则为总督医院。任课教师主要是马根济本人，同时还包括天津海关总医官埃尔文和停泊在天津港口的英美海军军医官。学生每年要经过3次考试，主考人为1名与医学馆没有关系的西医担任，监考人则为李鸿章、津海关道台和一名由李鸿章指定的会讲英语的地方官员。经过4年的学习，1885年6名学生毕业，头名毕业生林联辉留校协助马根济工作。此外，马根济在1883年9月由英国返华途经香港时，按照天津道台的委托又在香港中心学校招收了11名学生。
天津医学馆的第一批毕业生都受到了李鸿章的保举，赏给九品衔。其中，第一名林联辉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李鸿章拟请朝廷为其加六品衔。第二和第三名分别派到陆军充当医官，而其余三人被派往海军充当舰上医官。然而，除第二名在新成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充当校医外，其余几名毕业生的工作并不顺利。首先，这些新式西医学堂培养出来的西医受到各部队原有中医的排挤。其次，清廷部队将领认识不到军医的重要性，因此资金投入不够，造成西药匮乏。再次，按清朝的体例，军医的薪俸太低，使毕业生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以前的留美同学有的已经当上北洋海军的管带甚至舰长时，这种情绪的表露则更加激烈。最后，在北洋充当海军军医的两名毕业生彻底放弃了医生工作，另谋高就，而留下的一名也非常不满其现状。至于被派往陆军充当军医的那名毕业生，由于受到原来军队中医的排挤，整天无事可做，也没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天津医学馆的第二批毕业生中，尹端模可以算为翘楚。尹氏毕业后也在北洋舰队充当军医，但由于受到排挤，所以不久便辞职，回到故乡广州，任职于当时由嘉约翰领导的博济医院。在博济医院期间，尹端模翻译了数种西医学著作，推动了西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尹氏所译之书里较为著名的是《胎产举要》和《儿科撮要》。此外，尹端模还自办了中国人自己主编的第一份介绍西医的报纸《医学报》。该报清光绪二十四年(1889年)创刊，虽不久即停刊，但此报实为国人自办自编西医报纸的开端。
总的来说，天津医学馆毕业生的命运多舛，但这并不能代表医学教育的失败，因为这是任何新生事物发展都必然会经历的阶段。李鸿章对于马根济在医学馆及总督医院的贡献也非常满意，所以在得到光绪帝的恩准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向马根济颁发了三等第三宝星。马根济死后，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扩建为天津海军医学校，一直开办到1933年，共计16届，毕业生218人。
马根济在天津积极建院施医的本质还是要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是他的原始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近代西方医学在天津扎根发芽，成长起来。传教士这种“种瓜得豆”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并不罕见。
责任编辑 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