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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没有童话,所有的童话、神话什么的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小朋友有福气,他们可以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早逝,我爸我妈知道一点老故事,但他们是有革命理想的人,不给我讲这些封资修的老东西。所以,我的童年很无趣。
上学以后,认得了几个字,我开始看小人书。小人书也叫连环画,我们那儿叫“图书”,有图的书。图书几分钱一本,厚一点的要一两毛钱,但我爸我妈不给我零花钱,也不给我买图书,大部分时候,我只能蹭图书看。家境好一点的孩子,书包里装着新图书,下课了就掏出来看,身后围着一大群孩子,我就是围观的孩子之一。我读书快,掠一眼就读完了图画底下的字,他们还在吭吭吭地读,还常常读错字,让我很是得意,哼,有图书有什么了不起,看那么慢。
新中国的连环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繁荣过一阵子,出过几个大师级连环画家,拿过国际大奖。如今,收藏市场上,文革前的一些连环画,一册能卖到几万甚至十多万元。到我到处找图书看的七十年代,从前很风光的连环画基本上都成了“毒草”,新华书店卖的连环画都是清一色的英雄故事。
一种是真实存在过的英雄,如《董存瑞》《邱少云》《黃继光》《罗盛教》《雷锋》《王二小》《刘文学》等,现在的孩子,可能不怎么知道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四川合川人(现属重庆),1959年他14岁的时候,发现地主偷队里的辣椒,要拿他去见官,地主偷辣椒,可能会被整死,地主很害怕,就把刘文学整死了。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故事上了当时的小学课本,七八十年代上小学的孩子都因此学会了一句四川话:“我整死你。”
真实英雄故事往往不够刺激不够好玩,最惊心动魄的还是虚构的故事虚构的英雄,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两个小八路》《小兵张嘎》《鸡毛信》《闪闪的红星》等,这些让全中国孩子激动过的英雄故事,如今看动画片的孩子闻所未闻,有点印象的可能是改编成电影的《闪闪的红星》,因为唱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的艺术家李双江,现在还在唱,还常常弄出一些大动静,让新闻媒体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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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蹭图书看,不过瘾,我就想方设法去买图书,爸妈不给我零花钱,但家里的鸡毛、鸭毛、牙膏皮什么的,我可以拿去卖,卖了我就去买图书。但那时候,我们家很少杀鸡杀鸭,牙膏也是一两个月才用一支,因此,我还是很难得到一本新图书。
后来我发现,破铜烂铁也能卖钱,就盯上了家里锁大门的老式铜挂锁,在所有破烂当中,铜最值钱。但铜挂锁还能用,不是烂铜,不能卖。我想了个办法。我妈出工的时候,嫌钥匙带在身上碍事,就把钥匙塞在大门边上的一个墙洞里,方便我和弟弟妹妹随时出入。有一天,我故意把钥匙塞到另外一个墙洞里,想我妈回家找不到钥匙,只能把锁砸了,砸成废铜我就可以拿去卖了。可是,我妈回家找不到钥匙,拿根棍子一捅,铜挂锁就开了。我这才知道,铜挂锁早就坏了,挂在门上只是个摆设。
既然是摆设,有没有锁也就无所谓了。第二天是个星期天,等我妈出工去了,我就把铜锁拿去供销社卖了,得了五毛钱。拿了钱,我就直奔白地市新华书店而去。
白地市新华书店和城里不一样,所有的书都摆在玻璃柜台里,读者不能自由挑选,你看中了哪本书,得客客气气请售货员拿出来。售货员是吃国家粮的工人,都有点脾气,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支使的,他拿出一本书来,你要是不买,你就会像反革命一样令他生气。所以,你叫他拿书之前,一定得先看清楚想清楚。我很少买书,但我常来新华书店,脸贴在玻璃柜台上,就像色鬼看美女一样,把里面的图书封面一本一本看一遍,甚至连大人书我也会看一遍。白地市新华书店不大,书也不多,加起来还没有我现在书房里的书多,我记住了书店里每一本图书的模样,在揣着家里的铜锁去供销社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了要买哪几本图书。
来到新华书店,我先对售货员叔叔笑一笑,就像现在我见了领导要笑一笑一样,然后,我又一次把脸贴在玻璃柜台上,把里面的图书再扫一遍,看有没有新上架的书。
果然上了不少新图书,我重新制定了购买计划,又对叔叔笑一笑,说:“叔叔,麻烦您,我想买这三本图书。”
叔叔过来了,一声不响拿出了我指定的三本图书。很遗憾,现在我已想不起那是三本什么书,但一定是三本打仗的书,我不能先翻看图书内容简介,只能从封面来确定自己要买的书,哪本封面上的画面打得猛买哪本。
拿到书我先看价钱,三本相加,五角二分钱,我很是羞愧,我的钱不够买我指定的三本图书。我挑出最贵最厚的那本书,脸红了又红,对叔叔说:“叔叔,对不起,我还差两分钱,能不能麻烦您换一本?”
白地市新华书店的售货员,是世界上最帅的叔叔,最可爱的人,我常去新华书店,没怎么和他说过话,但他已经认识我了,他说:“没事,下次你来补我两分钱就行了。”然后,叔叔接过我的五角钱,啪、啪、啪,给三本图书盖上销售章,递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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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三本图书,我没有立刻回家,而去了白地市火车站。
新华书店是我第一爱去的地方,火车站是我第二爱去的地方。白地市是四等小站,一天只停靠四趟绿皮旅客列车,南下两趟,北上两趟,南下去南宁,北上去衡阳。
那一年我九岁,正读三年级,还没有坐过火车。我向往火车和远方,没事我就去火车站,看南来北往的火车,那些不停靠白地市站呼啸而过的直快和特快列车,更让我充满敬意,因为那上面可能坐着毛主席。
那些拉着煤炭、石头、木头、钢材什么的南来北往的货运列车,也值得期待。因为,运气好的话,会看到货车拉着坦克、大炮奔跑,对于一个常常看战争电影和图书的男孩来说,亲眼看到真正的大炮和坦克,那不是一般的激动。通过白地市的湘桂铁路是单线,不停靠白地市站的火车有时候也会停下来,避让对面过来的火车,有几回,拉着大炮、坦克的货车也停了下来,跟车的解放军叔叔和蔼可亲,甚至允许孩子们爬上火车摸一摸大炮、坦克,我就摸过好几回,感觉自己很幸福。 候车室也值得一看,我不坐火车不候车,也常常去候车室,看用宋体字写在墙上的旅客火车时刻表,那些陌生的地名像外来的和尚一样透出几分神秘,在电影和图书中出现的地名,于我则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那一天,我没看火车,也没看列车时刻表,我走进火车站候车室,只想立刻把我新买的三本图书看完。
我在长椅上坐下来,正看第一本书,过来了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我以为不坐车的人不能坐在候车室,他要赶我走,他却拿起我放在椅子上的另外两本图书,说:“小鬼,这两本图书借我看看好啵,我就在车站上班,看完我马上还给你。”
那时候,工人阶级很风光,铁路工人尤其威风,他们制服上的铜纽扣就像金子一样,焕发出高贵的光芒,铁路工人叔叔要借我的图书看,我覺得自己很有面子,就高兴地答应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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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剩下的这本图书,叔叔还没有把我的书送回来。我没有太在意,我看书速度快,那叔叔看书速度可能不如我,何况他要看两本书。
我又把墙上的列车时刻表看了一遍,从乌鲁木齐看到广州,叔叔还是没有把我的书送回来。我还是没有慌张,叔叔可能有点忙,等一会儿应该就送回来了。我只是略略有点不安,我太晚回家,上午就不能去打猪草了,我妈会骂我偷懒。
等了两个小时,吃中午饭了,四处传来饭菜香,叔叔依然没有把书送回来。我着急,急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两本新图书,自己还没来得及翻一翻,就给人骗走了,我还很惭愧,读了许多少年英雄如何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我的书被人骗走了,我却不知道如何拿回来。
我不甘心,在车站值班室和宿舍区转来转去,朝每一扇门探头探脑,希望能碰到那个叔叔。
正是夏天,正午,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晒化的柏油路黏着我的凉鞋,一步一撕扯。
找了几个来回,找了一个多小时,我突然发现,根本找不到那个叔叔,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说不清他的长相,铁路工人叔叔都穿着同样的制服,拿了我书的人站在我面前,我都不一定认得出来。
找回图书的唯一可能是,叔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嗨,小鬼,还你书。”
他一定认识我,我在车站转来转去大半天,他一定在某一扇窗户后面看到了我,可他并没有走出来叫我“小鬼”。
我的两本新图书,不可能再回来了。
一列拉着大炮、坦克的火车,呼啸通过白地市站。
我木然看着,一点儿也不觉得激动。
突然,一阵无比舒服的战栗掠过全身,我快乐得似乎要飘起来,赶紧抱住身边的电线杆。
舒服过后,我没再找我的图书,回家了。只怕妈妈骂我死到哪里偷懒去了,我饭也没吃,赶紧拎了篮子去打猪草。
铜挂锁丢了,我妈并没有太在乎,出门的时候,就用一根树枝插在门扣上当锁。我家也没有因此进贼,除了我的图书,家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偷的。
后来,我用一颗糖骗取我弟的两分钱,还给了新华书店的叔叔。
有一天,我在邻居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本没头没尾的大人书《水浒传》,我试着读了读,发现太有意思了。从此,我不再买小人书,也不再看,觉得那些太没劲了,我只看从头到尾都是字的大人书。
我的童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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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有了男欢女爱的体验,我才知道,九岁那年,在白地市火车站掠过我全身的舒服感觉,居然是做爱高潮时的快感。
几十年过去,我没有跟人说过这个丢人的故事,也不知道一个九岁的孩子,在痛苦绝望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种不要脸的感觉。
我揣测,这可能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当负面情绪把你压迫得忍无可忍之时,身体就会打开一个释放口,让你苦尽甘来。
每个人的身上一定都会有这么一个释放口,你若找不到,不妨自己造一个,如此,就没有什么苦难可以压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