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汉画中的佛教造像就是佛教反映在汉代绘画、雕刻领域的产物，对后世石窟造像普及的奠定了基础。本文把这些汉画佛教图像分为三类：汉画中的佛像图、汉画中的佛教故事图、汉画中的驯象和乘象图，并对此略加探讨分析。
关键词：汉画像石 佛像图 佛教故事图 驯象 乘象
一、佛教的传播及现存的佛教题材汉画像石
自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印度佛教始由西域传人中土。“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1）。景卢等对佛教有了浓重的兴趣，并开始学习佛经。由此可知，佛教传人中国的时期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佛教已有了一定的传布范围，而且还得到东汉皇室成员楚王刘英的信奉。刘英把释迦牟尼捧上了中国的神坛，汉明帝褒奖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2）。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公元67年，印度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驭载佛经来到洛阳，第二年。东汉王朝在洛阳建成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此时，汉明帝还派遣蔡惜等18人为使者，去印度访求佛法。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汉桓帝竟然也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从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3）。佛教在东汉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下，已经传播开来，而且还传入民间，被平民百姓逐渐接受，成为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
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汉文化和印度文化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交流。汉画中的佛教造像就是印度佛教反映在汉代绘画、雕刻领域的产物。现在出土的汉画佛教图像大致分为三类：汉画中的佛像图、汉画中的佛教故事图、汉画中的驯象和乘象图。
二、汉画中的佛像图
在山东、四川、新疆等地的汉代画像，以及江苏省连云港台市孔望山的汉代摩崖造像中，发现一批佛像图。这些图像中佛教人物所具有的高肉髻、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都带有十分鲜明的佛教艺术造型特征，而且還具有一定的佛教涵义。如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面所刻的立佛像，头带圆形项光（5）；四川乐山县柿子湾汉崖墓刻有结跏跌坐的图像（6）。
三、汉代佛教故事图
汉画中的佛教故事图，目前所能断定的不多。据我们粗略统计，全国目前可能只有三幅。江苏二幅，山东一幅。山东佛教汉画的内容是宣传佛教教义的，本文把它列入佛教故事类。
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的摩崖造像，历来被看作汉代的文化遗存，其手法主要都是以汉代画像石的减地平级和剔地隐起的浅浮雕的形式表现的。其中的“佛祖涅槃”图和“舍身饲虎”图为佛教故事。“佛祖涅槃”图是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中较为完整的一幅，其造像为佛祖涅槃像，在与其相邻的岩石上，雕造了五、六十个头像和跪像。佛祖涅槃所描绘的情景与《佛本行赞》中所记载有佛祖涅槃情形极其相似。
“舍身饲虎”图在“佛祖涅槃”图之右，其内容为：一人卧于地上，在人身上有虎头，若欲吞状。关于舍身饲虎故事在《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有记载：“乾越陀国太子梅檀摩提，在国内施舍贫苦，独、老、羸之人，于大路中施舍贫人，四方来者皆得如意。后至山中大岩窟，修禅道求菩提度众生苦，因见山中虎产七子，而不得食，太子投身饲虎，骨肉狼籍。后为起七宝塔。”舍身饲虎佛教故事所宣扬的是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转生来世”思想。
在《山东汉画像石选集》著录的图322，是出土于滕县汉画像石的图像，该石画面漫漶，共四层：一层为西王母两侧有蛇尾侍者和伏羲、女娲等；二层为牛马食草；三层为人物相会；四层为牛车、鹿车、羊车各一辆（7）。这组画像很可能与佛教《法华经》中所宣扬的“三乘”教义有关。《法华经》载云：“初以三车，诱引诸子，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稳第一。”进而指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也即所谓的三乘为方便，一佛乘为真实，会三乘而归一乘的思想，用佛家的话来说，即“三乘归一”。
四、汉画中的驯象乘象图
驯象活动，商时已有。《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东汉时期，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一定的传播，佛家教义已经为一些人所信仰。汉画中的驯象图和乘象图表明汉代先民已经掌握了驯象之法和骑象乘象之术，这也可能与佛教的“行象”活动有关。但是这一说法缺乏文献记载。用钩驯象之法，最早才见于晋朝法炬译的佛经；“行象”活动，文献中较早的见于北魏时杨衔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普及，我国古代的“舞象”活动与佛教的“行象”活动结合起来，并且长久地被保存下来。
在河南南阳、登封少室汉阙（9），江苏省徐州洪楼（10），山东省滕县宏道院、嘉祥吕村、南武阳功曹阙、南武阳室圣卿阙等地都发现有象奴驯象的图像。其中南阳汉画馆所藏 “驯象”汉画像内容为：大象长鼻上卷，齿前伸； 象奴头戴尖顶冠，手中持钩，钩末端置于象后右肢部。徐州市洪楼“驯象”图像的内容为：象奴手持长钩，骑于象背之上，正在驯象。用钩驯象，文物中最早见于汉画，文献中最详细见于佛经。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论以小胜大时说：“长仞之象，为越僮所钩。”晋代法炬译的《法句譬喻经》对此描述得很详细：“佛问居士：调象之法有几事乎？’答：‘常以三事用调大象，何谓为三？’曰：‘刚钩钩口以制口强。”由此可知，东汉先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钢钩钩口驯象的方法。这也许与佛经所载的驯象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能与佛教活动有一定联系。
佛教徒常在每年四月八日释迦牟尼诞辰日，举行大规模的“行象”活动，扩大佛教的影响。常以驯成的大象驭着佛像或佛牙沿街串巷，通过演出百戏的形式，向群众展出佛象，以此来宣传佛教思想。
在汉画中也有骑象画像，如山东省邹县黄路屯、济宁城南张等地出土有“乘象”汉画像石（11），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中发现有“骑象”图像（12）。这些画像有可能是汉代百戏中的一种“舞象”活动，也有可能就是东汉佛教徒所举行的“行象”活动。虽然至东汉明帝水平十年（67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赵朴初），《佛教史略》但是对于当时佛教徒是否举行“行象”活动，汉代文献缺少这方面的记载，故而不能确认，只能推测这些画像很可能为佛教的“行象”活动。
在南阳唐河郁平大尹冯孺人墓北侧室，有一幅“乘象”图（13）。其内容为：画中刻一象，体硕壮作缓行状，后肢及臀部未刻出，象背之上有二人，一人面向右，跽坐，一人仰卧，两腿上翘，悠然自得。
从江苏、山东、四川、新疆等地发现的这些汉画像教图像表明，至迟在东汉末年，佛教已在东到海边，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范围，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汉画中的佛教画像，是我国古代用石刻画来表现宣传佛教的开始阶段。伴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与普及，到南北朝隋唐之时，宣传佛教的石窟摩崖造像到处出现，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宗教文化遗存。
注释：
（1）《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注引《魏略》。
（2）《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
（3）《后汉书·西域传》。
（4）《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5）曾照橘、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26、27页，图
版65---68页。
（6）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图59。
（7）（1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322、26、13.9。齐鲁书社，1981年。
（9）吕品《中岳汉三阙》。
（10）徐州汉画像石》图8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12）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图68，文物出版社，1978年。
（13）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会编：《南阳汉画像石》图版433、103。文物出版社，1985年。
关键词：汉画像石 佛像图 佛教故事图 驯象 乘象
一、佛教的传播及现存的佛教题材汉画像石
自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印度佛教始由西域传人中土。“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1）。景卢等对佛教有了浓重的兴趣，并开始学习佛经。由此可知，佛教传人中国的时期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佛教已有了一定的传布范围，而且还得到东汉皇室成员楚王刘英的信奉。刘英把释迦牟尼捧上了中国的神坛，汉明帝褒奖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2）。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公元67年，印度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驭载佛经来到洛阳，第二年。东汉王朝在洛阳建成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此时，汉明帝还派遣蔡惜等18人为使者，去印度访求佛法。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汉桓帝竟然也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从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3）。佛教在东汉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下，已经传播开来，而且还传入民间，被平民百姓逐渐接受，成为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
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汉文化和印度文化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交流。汉画中的佛教造像就是印度佛教反映在汉代绘画、雕刻领域的产物。现在出土的汉画佛教图像大致分为三类：汉画中的佛像图、汉画中的佛教故事图、汉画中的驯象和乘象图。
二、汉画中的佛像图
在山东、四川、新疆等地的汉代画像，以及江苏省连云港台市孔望山的汉代摩崖造像中，发现一批佛像图。这些图像中佛教人物所具有的高肉髻、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都带有十分鲜明的佛教艺术造型特征，而且還具有一定的佛教涵义。如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面所刻的立佛像，头带圆形项光（5）；四川乐山县柿子湾汉崖墓刻有结跏跌坐的图像（6）。
三、汉代佛教故事图
汉画中的佛教故事图，目前所能断定的不多。据我们粗略统计，全国目前可能只有三幅。江苏二幅，山东一幅。山东佛教汉画的内容是宣传佛教教义的，本文把它列入佛教故事类。
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的摩崖造像，历来被看作汉代的文化遗存，其手法主要都是以汉代画像石的减地平级和剔地隐起的浅浮雕的形式表现的。其中的“佛祖涅槃”图和“舍身饲虎”图为佛教故事。“佛祖涅槃”图是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中较为完整的一幅，其造像为佛祖涅槃像，在与其相邻的岩石上，雕造了五、六十个头像和跪像。佛祖涅槃所描绘的情景与《佛本行赞》中所记载有佛祖涅槃情形极其相似。
“舍身饲虎”图在“佛祖涅槃”图之右，其内容为：一人卧于地上，在人身上有虎头，若欲吞状。关于舍身饲虎故事在《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有记载：“乾越陀国太子梅檀摩提，在国内施舍贫苦，独、老、羸之人，于大路中施舍贫人，四方来者皆得如意。后至山中大岩窟，修禅道求菩提度众生苦，因见山中虎产七子，而不得食，太子投身饲虎，骨肉狼籍。后为起七宝塔。”舍身饲虎佛教故事所宣扬的是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转生来世”思想。
在《山东汉画像石选集》著录的图322，是出土于滕县汉画像石的图像，该石画面漫漶，共四层：一层为西王母两侧有蛇尾侍者和伏羲、女娲等；二层为牛马食草；三层为人物相会；四层为牛车、鹿车、羊车各一辆（7）。这组画像很可能与佛教《法华经》中所宣扬的“三乘”教义有关。《法华经》载云：“初以三车，诱引诸子，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稳第一。”进而指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也即所谓的三乘为方便，一佛乘为真实，会三乘而归一乘的思想，用佛家的话来说，即“三乘归一”。
四、汉画中的驯象乘象图
驯象活动，商时已有。《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东汉时期，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一定的传播，佛家教义已经为一些人所信仰。汉画中的驯象图和乘象图表明汉代先民已经掌握了驯象之法和骑象乘象之术，这也可能与佛教的“行象”活动有关。但是这一说法缺乏文献记载。用钩驯象之法，最早才见于晋朝法炬译的佛经；“行象”活动，文献中较早的见于北魏时杨衔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普及，我国古代的“舞象”活动与佛教的“行象”活动结合起来，并且长久地被保存下来。
在河南南阳、登封少室汉阙（9），江苏省徐州洪楼（10），山东省滕县宏道院、嘉祥吕村、南武阳功曹阙、南武阳室圣卿阙等地都发现有象奴驯象的图像。其中南阳汉画馆所藏 “驯象”汉画像内容为：大象长鼻上卷，齿前伸； 象奴头戴尖顶冠，手中持钩，钩末端置于象后右肢部。徐州市洪楼“驯象”图像的内容为：象奴手持长钩，骑于象背之上，正在驯象。用钩驯象，文物中最早见于汉画，文献中最详细见于佛经。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论以小胜大时说：“长仞之象，为越僮所钩。”晋代法炬译的《法句譬喻经》对此描述得很详细：“佛问居士：调象之法有几事乎？’答：‘常以三事用调大象，何谓为三？’曰：‘刚钩钩口以制口强。”由此可知，东汉先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钢钩钩口驯象的方法。这也许与佛经所载的驯象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能与佛教活动有一定联系。
佛教徒常在每年四月八日释迦牟尼诞辰日，举行大规模的“行象”活动，扩大佛教的影响。常以驯成的大象驭着佛像或佛牙沿街串巷，通过演出百戏的形式，向群众展出佛象，以此来宣传佛教思想。
在汉画中也有骑象画像，如山东省邹县黄路屯、济宁城南张等地出土有“乘象”汉画像石（11），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中发现有“骑象”图像（12）。这些画像有可能是汉代百戏中的一种“舞象”活动，也有可能就是东汉佛教徒所举行的“行象”活动。虽然至东汉明帝水平十年（67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赵朴初），《佛教史略》但是对于当时佛教徒是否举行“行象”活动，汉代文献缺少这方面的记载，故而不能确认，只能推测这些画像很可能为佛教的“行象”活动。
在南阳唐河郁平大尹冯孺人墓北侧室，有一幅“乘象”图（13）。其内容为：画中刻一象，体硕壮作缓行状，后肢及臀部未刻出，象背之上有二人，一人面向右，跽坐，一人仰卧，两腿上翘，悠然自得。
从江苏、山东、四川、新疆等地发现的这些汉画像教图像表明，至迟在东汉末年，佛教已在东到海边，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范围，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汉画中的佛教画像，是我国古代用石刻画来表现宣传佛教的开始阶段。伴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与普及，到南北朝隋唐之时，宣传佛教的石窟摩崖造像到处出现，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宗教文化遗存。
注释：
（1）《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注引《魏略》。
（2）《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
（3）《后汉书·西域传》。
（4）《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5）曾照橘、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26、27页，图
版65---68页。
（6）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图59。
（7）（1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322、26、13.9。齐鲁书社，1981年。
（9）吕品《中岳汉三阙》。
（10）徐州汉画像石》图8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12）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图68，文物出版社，1978年。
（13）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会编：《南阳汉画像石》图版433、103。文物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