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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诺斯等人的制度演化理论使人们从“制度移植”的误区中走出来，认识到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对于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作为“世界客都”的梅州地区，通过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活动，可以有效地引导社会成员由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市场经济理念进行转变，从而构建出一条非正式制度变迁驱动下的工业化路径，尽快地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变迁。
关键词：崇文重教；崇商重企；非正式制度变迁；工业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80-04
被誉为“世界客都”的梅州是当前客家文化的代表地区，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为9976元，相当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30.09%。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提出了该地区的发展目标：到2012年，力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万元；到2020年，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目前梅州地区已成为广东省实施“双转移”战略、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之一。面对着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远远落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现实，梅州地方政府认为梅州地区落后的根源是客家文化，梅州必须创新和丰富客家文化的内涵，要像崇文重教一样去崇商重企，由此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
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观点可以引发一个深层次理论问题，即如何看待和解决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在同一个制度变迁活动中经济绩效差异的问题。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关于非正式制度驱动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虽然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中很重要，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忽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容易使人们陷入制度移植的误区，从而降低变迁的经济绩效。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时期，以非正式制度为切入点来研究欠发达地区的制度变迁，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梅州地区、广东省乃至我国的广大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根源，而且还有利于寻找出这些区域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路径。
一、客家文化与非正式制度
（一）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
最早提出非正式制度概念的诺斯把“制度”界定为社会游戏规则的同时，将其分为正式制度（成文法、普通法、规章）和非正式制度（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两种形式[2](P4)。于是，作为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领域，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伦理、态度、信仰等被统一称为非正式制度进入了制度演化理论研究者的视野。
随着研究的深入，诺斯、曼特扎维诺斯、沙里克等人逐步解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套套逻辑”——制度是如何产生及演变的难题[3](P58)。他们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社会成员的知识载体，它来自于个体成员的心智模式，即人们用来帮助自己解决在现实中所遇到问题的一种知识结构，而心智模式是通过个体成员的学习来形成的。当外部的环境反馈被社会成员的同一个共享心智模式反复认可时，它就会趋于稳定并逐渐固化为大家共同的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人们在现实世界约束自己行为的制度。从动态上来看，社会成员集体心智模式世代相传、逐渐变化的过程——知识的传递过程，也就是制度的演化过程。因此，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是充分解释制度生成、演化及其影响的关键，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4](P106)。
诺斯等人的研究开辟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全新领域，使人们从片面强调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重要性的误区中走出来。诺斯多次提醒准备和正在实施制度变迁的各国政府：“虽然正式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它们的非正式准则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5](P10)。因此，非正式制度对于制度变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完整的制度变迁应该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二者实施机制的共同作用，单一的正式制度变迁很难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
（二）客家文化与非正式制度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含义比较宽泛，学者们在研究中通常将文化视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P138)。文化在制度演化理论中可以理解为反映由人类知识的符号传达的、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规则的总和[7]1(P29)。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民系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客家人自身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８](P284)。它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框架来构建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人们之间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并且作为长期制度演进背后的根源性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客家地区制度变迁的进程。
历史上的中原汉民能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辗转南迁，逐渐在山多田少、交通不便的荒山僻岭中定居下来并繁衍成长，是与客家文化中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崇文重教等特点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精通种植业的中原汉民身上共有的传统农业文化，他们根本无法在环境恶劣的南越地区生存、发展直至形成今天的客家地区。因此，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实现的经济发展是与客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促进分不开的。
当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对制度变迁的制约也很明显，尤其是对人们变迁路径的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诺斯构造了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路径依赖的作用过程是以认知为起始、通过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假定社会成员连续存在于两个时期T１和T２，T２时的共享心智模式是以T１时的模式为基础，当成员集体学习的内容长期没变化时，共享心智模式就会相对僵化，与之相对应的成员集体信念体系无法更新，认知性路径依赖必然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中形成并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共有认知，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固定性将会导致变迁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难伴随着正式制度的改变立即发生变化，因此，它往往成为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
客家文化形成并发展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本质上属于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工业社会所要求的非正式制度并不吻合，它对客家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作用非常明显。“客家文化，就是读书文化、做官文化，不太重视赚钱，有点轻商”[９]，而“从梅州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来看，崇企重商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与全省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解决梅州一切问题的根本举措”[９]。因此，由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转变，表面上看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变迁活动。如果忽视了这种变迁，将无法完成梅州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进程，实现经济发展。
二、崇文重教与传统农业社会
“千年的崇文重教，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延续，是客家优良传统的承继”[1０](P137)。崇文重教作为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研究中已取得共识，学者们采用了民谚童谣、文献引用以及文物考证等方法论述了它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儒家文化的典型表现，“儒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1１](P72)。由于儒家文化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传统农业经济时代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而“客家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的山区农耕文化”[1２](Ｐ５)，所以，崇文重教自然也是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相对应的非正式制度——农耕文化的重要体现。提倡崇文重教的客家文化在我国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随着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进步，它的不适应性逐渐凸显出来：首先，重义轻利的道德信仰培植了客家人泯灭物欲追求、否弃个体利益的价值观念。其次，墨守陈规、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念体系使客家人对外来的挑战和应有的创新缺乏敏锐。再次，平均主义的均等观严重地阻碍了客家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客家人群体本位价值观造成的人治与帮派文化不利于市场竞争。
由于非正式制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固定性和稳定性导致它的变迁过程相当长，因此，对于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来说，崇文重教的理念作为客家文化中传统农业经济时代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并不会随着正式制度的变迁而立即改变，其中的那些与社会化大生产格格不入的因素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成为制约该区域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变迁的重要羁绊。
三、崇商重企与现代工业社会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1３](P11)。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为基础的，与崇文重教不同，崇商重企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现代工业社会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特征，它有着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是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价值理性，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市场目标、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能动精神如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等。其次是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规范理性，主要体现在伦理规范、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等方面。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规范意识，则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再次是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工具理性，它意味着市场主体在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过程中的意识和技巧。
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工业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称作“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西方国家走向了现代化[1４](P18-22)。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1５](P261)。儒家文化则缺乏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机制，尤其是缺乏能使人们完全献身于去改造世界为职业的动力机制、理性工具以及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而客家文化“其中的主导面是中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其主导作用体现于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并引领着客家文化的发展方向”[1２](P9)。因此，对于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来讲，要想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变迁、顺利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仅仅依靠正式制度的转变很难从根本上取得相应的经济绩效，作为该地区非正式制度集中体现的农耕文化必须向现代工业社会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理念转变。
四、非正式制度驱动下的梅州地区工业化路径
由于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一个远比正式制度变迁复杂和漫长得多的过程[15]。因此，对于梅州的客家地区来讲，如何促使社会成员逐步摆脱小农意识的束缚、认识与学习现代工业社会所需的价值理念、实现由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转变是该区域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关键，同时也是加快工业化的有效路径。
（一）制定制度变迁的整体推进计划
非正式制度变迁要求必须得到正式制度的尊重和支持，否则，这种缓慢的演进过程将会延长、甚至中断。因此，梅州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好整体的变迁计划：首先要制定变迁的目标。对于梅州地区来讲，变迁的最终目标是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当前现实可行的目标则是让剩余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其次要明确变迁的主体，应把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都视为变迁的主体，共同推动变迁进程。这样既减少了政府实施正式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困难，也能避免非正式制度自发变迁的无序与低效。此外，要充分认识变迁的阶段性。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由此而带来的经济绩效并非一蹴而就，地方官员任何急功近利的思想将会使变迁过程半途而废。
（二）有效引导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
为加快梅州地区社会成员消除崇文重教负面影响的进程，地方政府应营造出有利的变迁环境，有效引导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首先要坚持“工业梅州”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各种措施让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强烈感受到崇商重企理念的震撼，以加快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其次要营造浓厚的崇商重企市场人文情怀，目前各地招商引资政策正在趋同化，梅州地区必须通过大力宣传等手段，使崇商重企的理念在客家之都成为客家文化崭新的时尚内涵，凭借梅州遍布全球的客家人网络来吸引大量企业家投资创业。
（三）增强制度供给能力
首先要充分利用客家文化崇文重教的积极因素，及时调整教育制度的供给。因为制度被视为知识的载体，而制度变迁过程也是知识的更新与传递过程，因此，教育在变迁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有效增强教育制度供给可以加快梅州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进程。其次，梅州地区在推进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变迁进程中，政府应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活动。因为当经济发展中出现制度瓶颈时，制度创新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绩效。为此，梅州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在诸如农村土地的使用、人口外出流动手续的管理、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等方面制定一些有效的政策来积极鼓励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的束缚，特别是对返乡投资贡献突出者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奖励等。
五、结语
对于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工业化所要求的生产要素条件并不具备的梅州地区来讲，通过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引导社会成员逐步由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市场经济理念转变、适时调整正式制度的供给、建立二者有机结合的实施机制，可以有效培育该区域的市场主体，从而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绝不是简单而轻率地全部否定崇文重教作为客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客观地说，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无法离开教育，确立崇商重企理念是为了根除崇文重教思想中排斥市场经济的农耕文化陈腐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和丰富客家文化，使之成为推动梅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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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晓平.客家文化特质探析［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2）：72-75.
［1２］谢重光.客家文化性质与类型新说——客家文化属于移民文化说质疑［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11.
［1３］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４］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５］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校对：王岩云
关键词：崇文重教；崇商重企；非正式制度变迁；工业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80-04
被誉为“世界客都”的梅州是当前客家文化的代表地区，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为9976元，相当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30.09%。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提出了该地区的发展目标：到2012年，力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万元；到2020年，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目前梅州地区已成为广东省实施“双转移”战略、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之一。面对着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远远落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现实，梅州地方政府认为梅州地区落后的根源是客家文化，梅州必须创新和丰富客家文化的内涵，要像崇文重教一样去崇商重企，由此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
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观点可以引发一个深层次理论问题，即如何看待和解决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在同一个制度变迁活动中经济绩效差异的问题。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关于非正式制度驱动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虽然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中很重要，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忽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容易使人们陷入制度移植的误区，从而降低变迁的经济绩效。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时期，以非正式制度为切入点来研究欠发达地区的制度变迁，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梅州地区、广东省乃至我国的广大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根源，而且还有利于寻找出这些区域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路径。
一、客家文化与非正式制度
（一）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
最早提出非正式制度概念的诺斯把“制度”界定为社会游戏规则的同时，将其分为正式制度（成文法、普通法、规章）和非正式制度（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两种形式[2](P4)。于是，作为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领域，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伦理、态度、信仰等被统一称为非正式制度进入了制度演化理论研究者的视野。
随着研究的深入，诺斯、曼特扎维诺斯、沙里克等人逐步解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套套逻辑”——制度是如何产生及演变的难题[3](P58)。他们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社会成员的知识载体，它来自于个体成员的心智模式，即人们用来帮助自己解决在现实中所遇到问题的一种知识结构，而心智模式是通过个体成员的学习来形成的。当外部的环境反馈被社会成员的同一个共享心智模式反复认可时，它就会趋于稳定并逐渐固化为大家共同的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人们在现实世界约束自己行为的制度。从动态上来看，社会成员集体心智模式世代相传、逐渐变化的过程——知识的传递过程，也就是制度的演化过程。因此，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是充分解释制度生成、演化及其影响的关键，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4](P106)。
诺斯等人的研究开辟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全新领域，使人们从片面强调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重要性的误区中走出来。诺斯多次提醒准备和正在实施制度变迁的各国政府：“虽然正式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它们的非正式准则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5](P10)。因此，非正式制度对于制度变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完整的制度变迁应该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二者实施机制的共同作用，单一的正式制度变迁很难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
（二）客家文化与非正式制度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含义比较宽泛，学者们在研究中通常将文化视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P138)。文化在制度演化理论中可以理解为反映由人类知识的符号传达的、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规则的总和[7]1(P29)。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民系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客家人自身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８](P284)。它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框架来构建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人们之间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并且作为长期制度演进背后的根源性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客家地区制度变迁的进程。
历史上的中原汉民能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辗转南迁，逐渐在山多田少、交通不便的荒山僻岭中定居下来并繁衍成长，是与客家文化中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崇文重教等特点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精通种植业的中原汉民身上共有的传统农业文化，他们根本无法在环境恶劣的南越地区生存、发展直至形成今天的客家地区。因此，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实现的经济发展是与客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促进分不开的。
当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对制度变迁的制约也很明显，尤其是对人们变迁路径的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诺斯构造了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路径依赖的作用过程是以认知为起始、通过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假定社会成员连续存在于两个时期T１和T２，T２时的共享心智模式是以T１时的模式为基础，当成员集体学习的内容长期没变化时，共享心智模式就会相对僵化，与之相对应的成员集体信念体系无法更新，认知性路径依赖必然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中形成并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共有认知，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固定性将会导致变迁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难伴随着正式制度的改变立即发生变化，因此，它往往成为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
客家文化形成并发展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本质上属于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工业社会所要求的非正式制度并不吻合，它对客家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作用非常明显。“客家文化，就是读书文化、做官文化，不太重视赚钱，有点轻商”[９]，而“从梅州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来看，崇企重商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与全省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解决梅州一切问题的根本举措”[９]。因此，由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转变，表面上看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变迁活动。如果忽视了这种变迁，将无法完成梅州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进程，实现经济发展。
二、崇文重教与传统农业社会
“千年的崇文重教，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延续，是客家优良传统的承继”[1０](P137)。崇文重教作为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研究中已取得共识，学者们采用了民谚童谣、文献引用以及文物考证等方法论述了它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儒家文化的典型表现，“儒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1１](P72)。由于儒家文化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传统农业经济时代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而“客家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的山区农耕文化”[1２](Ｐ５)，所以，崇文重教自然也是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相对应的非正式制度——农耕文化的重要体现。提倡崇文重教的客家文化在我国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随着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进步，它的不适应性逐渐凸显出来：首先，重义轻利的道德信仰培植了客家人泯灭物欲追求、否弃个体利益的价值观念。其次，墨守陈规、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念体系使客家人对外来的挑战和应有的创新缺乏敏锐。再次，平均主义的均等观严重地阻碍了客家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客家人群体本位价值观造成的人治与帮派文化不利于市场竞争。
由于非正式制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固定性和稳定性导致它的变迁过程相当长，因此，对于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来说，崇文重教的理念作为客家文化中传统农业经济时代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并不会随着正式制度的变迁而立即改变，其中的那些与社会化大生产格格不入的因素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成为制约该区域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变迁的重要羁绊。
三、崇商重企与现代工业社会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1３](P11)。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为基础的，与崇文重教不同，崇商重企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现代工业社会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特征，它有着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是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价值理性，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市场目标、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能动精神如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等。其次是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规范理性，主要体现在伦理规范、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等方面。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规范意识，则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再次是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工具理性，它意味着市场主体在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过程中的意识和技巧。
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工业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称作“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西方国家走向了现代化[1４](P18-22)。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1５](P261)。儒家文化则缺乏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机制，尤其是缺乏能使人们完全献身于去改造世界为职业的动力机制、理性工具以及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而客家文化“其中的主导面是中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其主导作用体现于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并引领着客家文化的发展方向”[1２](P9)。因此，对于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地区来讲，要想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变迁、顺利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仅仅依靠正式制度的转变很难从根本上取得相应的经济绩效，作为该地区非正式制度集中体现的农耕文化必须向现代工业社会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理念转变。
四、非正式制度驱动下的梅州地区工业化路径
由于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一个远比正式制度变迁复杂和漫长得多的过程[15]。因此，对于梅州的客家地区来讲，如何促使社会成员逐步摆脱小农意识的束缚、认识与学习现代工业社会所需的价值理念、实现由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转变是该区域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关键，同时也是加快工业化的有效路径。
（一）制定制度变迁的整体推进计划
非正式制度变迁要求必须得到正式制度的尊重和支持，否则，这种缓慢的演进过程将会延长、甚至中断。因此，梅州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好整体的变迁计划：首先要制定变迁的目标。对于梅州地区来讲，变迁的最终目标是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当前现实可行的目标则是让剩余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其次要明确变迁的主体，应把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都视为变迁的主体，共同推动变迁进程。这样既减少了政府实施正式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困难，也能避免非正式制度自发变迁的无序与低效。此外，要充分认识变迁的阶段性。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由此而带来的经济绩效并非一蹴而就，地方官员任何急功近利的思想将会使变迁过程半途而废。
（二）有效引导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
为加快梅州地区社会成员消除崇文重教负面影响的进程，地方政府应营造出有利的变迁环境，有效引导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首先要坚持“工业梅州”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各种措施让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强烈感受到崇商重企理念的震撼，以加快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其次要营造浓厚的崇商重企市场人文情怀，目前各地招商引资政策正在趋同化，梅州地区必须通过大力宣传等手段，使崇商重企的理念在客家之都成为客家文化崭新的时尚内涵，凭借梅州遍布全球的客家人网络来吸引大量企业家投资创业。
（三）增强制度供给能力
首先要充分利用客家文化崇文重教的积极因素，及时调整教育制度的供给。因为制度被视为知识的载体，而制度变迁过程也是知识的更新与传递过程，因此，教育在变迁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有效增强教育制度供给可以加快梅州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进程。其次，梅州地区在推进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变迁进程中，政府应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活动。因为当经济发展中出现制度瓶颈时，制度创新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绩效。为此，梅州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在诸如农村土地的使用、人口外出流动手续的管理、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等方面制定一些有效的政策来积极鼓励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的束缚，特别是对返乡投资贡献突出者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奖励等。
五、结语
对于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工业化所要求的生产要素条件并不具备的梅州地区来讲，通过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引导社会成员逐步由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市场经济理念转变、适时调整正式制度的供给、建立二者有机结合的实施机制，可以有效培育该区域的市场主体，从而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从崇文重教到崇商重企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绝不是简单而轻率地全部否定崇文重教作为客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客观地说，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无法离开教育，确立崇商重企理念是为了根除崇文重教思想中排斥市场经济的农耕文化陈腐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和丰富客家文化，使之成为推动梅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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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王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