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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20世纪初我国学者面对西方理论科学风靡之时提出的与之相对的概念：“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所谓国学，国外亦称“汉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总称，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在当前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信息化时代，传承和弘扬国学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霍松林先生（1921—2017）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宗师，不仅在古典文学、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及古典诗词和书法的创作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在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普及方面也是功勋卓伟。今年适逢先生百年华诞，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系列纪念活动。作为曾在母校连续受教十余年的学生及先生的及门弟子，特撰此小文，总结和回顾先生的国学成就、国学实践和教育理念，以缅怀师恩，并对当下的国学普及热潮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 霍松林先生的国学成就
霍松林先生生于天水福地，长于秀才之家，少闻经史，博闻强记，又叩学金陵，问道名儒，主治古典文学，兼擅诗词书法，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先后在重庆南林文法学院、天水师范学校、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及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在大西北师范教育的沃土耕耘播种七十载，撰著六百余万字学术成果，培养博硕士七十余名。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先生著有《西厢记简说》《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历代好诗诠评》《唐宋名篇品鉴》，同时致力于古典文学的今译今注，有《滹南诗话》（校注）、《瓯北诗话》（校点）、《原诗》（校注）、《诗说晬语》（校注）、《唐诗精选》等，特别是《唐音阁译诗集》将旧体诗词“翻译”成新体诗，令“耳熟能详”变为“耳目一新”，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理解与传播;在文艺理论方面，先生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之初，最早承担的就是文艺学课程，在教学的基础上，先生先后推出《文艺学概论》《诗的形象及其他》《文艺散论》《文艺学简论》等经典著作，并就此发表诸如《典型问题商榷》《关于典型问题的商榷》《试论形象思维》等多篇论文，立场鲜明地反驳了当时一些片面、刻板的观点;在文艺创作方面，先生擅长诗词、书法、散文，无所不通，无一不精，他的诗词文赋、楹联碑文、题字墨宝车载斗量，多收录于《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中，为我们留下丰富翔实的文学珍宝与文化痕迹。总的来看先生的国学造诣与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国学立根，重新解读古典文学作品。霍松林先生主张治学要博与专并行，博览与精读结合，但是“做学问也要建立根据地。不先建立根据地而满足于四处打游击，即使打了许多胜仗，仍无安身立命之处”（蒋鹏举、钟海波《博学鸿儒 一代宗师——霍松林先生访谈录》），如果说多领域、广范围的涉猎钻研是先生治学宏博的直观表现，那么古典文学则是他学问的根据地和立足点。霍松林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精研绝不仅限于某一朝代、某一文体，而是贯通先秦至近现代各个阶段。在充分占领根据地的同时，也重新解读古典文学作品，开阔新的研究视野。先生在任职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最早承担的是元明清文学史课程。在此期间，霍松林致力于元明清文学研究，先后发表了《略谈〈三国演义〉》《略读〈西游记〉》《谈〈儒林外史〉》等文章，较早地对经典小说进行解读。霍松林将文学研究扎根在社会发展的土壤中，注意到《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人民性”的概念是1944年传入中国，先生将新理论与古典作品结合，认为“《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也表现在它创造了不少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通过各个形象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思想情感和愿望”，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人民性”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的读者二次创作，我们会发现“在长期的人民创作中，人民更以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品质，补充了、丰富了刘备的品质，也补充了、丰富了辅佐刘备的许多正面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的品质，使他们成为人民理想中的英雄。”同时，先生也知人论世地去理解小说作者：“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只知学八股文，他（指吴敬梓）却‘好学诗古文辞杂体’;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只知求功名富贵，他却‘攻经史’，讲究‘文行出处’。虽然吴敬梓在一般知识分子只知学八股文、求功名富贵的时代，不可能一开始就仇视八股文，就鄙视功名富贵，但由于生活实践的不断启示和思想认识的逐渐提高，终于不仅仇视八股文，而且那样尖锐地讽刺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不仅鄙视功名富贵，而且那样尖辣地嘲笑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卑鄙无耻的人物。”霍松林用动态的思维剖析吴敬梓对科举制度态度转变的主客观因素，这既出于先生厚重的文学底蕴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也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此点将在后文详述。
先生的治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人民，始终扎根于他所处的时代，将所学所用紧密联系民族社会。先生曾发表《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对《西厢记》版本进行梳理的同时，也举例说明新版本的进步与不足，这让我们意识到古典文学作品校注的重要性与严谨性。此外，霍松林先生著成的《西厢记简说》在当时意义重大，既是霍先生对近几年西厢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升华，也为当时学界的戏曲研究增色不少，正如先生所说，《西厢记简说》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著，它也是建国后出现最早的戏曲研究优秀成果之一”。
当然，如果说古典文学是霍松林先生国学的根据地，那么唐宋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则是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主阵地，由程千帆先生题写的“唐音阁”书斋名即为明证。在西北男儿的豪爽气概与汉唐气象的双重浸润下，先生对唐诗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在众多唐代诗人中，先生最为青睐杜甫和白居易，先后发表《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从杜甫的〈北征〉看“以文为诗”》《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含蓄一例——说杜甫〈曲江〉二首》《杜甫與偃师》《杜甫卒年新说质疑》《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论白居易的田园诗》《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重估了杜甫、白居易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如谈及杜甫诗作“尺幅万里”的特点，霍先生指出，这“不等于说每一篇都真的包容‘万里’，而是说诗人反映了典型性强、普遍性大的事物，表现了爱祖国、爱万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诛求’‘割剥’的思想感情，而又写得神完气足峥嵘飞动，从而使得他的那些诗篇光芒四射。”又如在当时不再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有学者将白居易的诗歌贬为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否认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霍先生面对白诗研究的窠臼与困境，就诗歌形式提出“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并不是白居易诗歌的共性，而是助力于他的写作目的。尤其是白居易“在把诗歌创作的笔触伸向民间疾苦、伸向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为了使他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在诗歌形式上，已经朝通俗化、群众化的方向努力了”，就讽喻诗的理论及其创作实践而言，这类诗歌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推行暴政的”，尽管存在维护统治的政治意图，但这也是诗人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更重要的是，霍先生强调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绝不仅限于讽喻诗的理论，我们不能片面、局部地考察诗人、诗歌。 二是以国学引线，讨论形象思维问题，建立新的文艺理论体系。霍松林先生虽是治古典文学出身，但是先生博览文史哲，并通古今中外，迅速地进入文艺学领域，并以独到的眼光的扎实的论文引领形象思维的讨论。
首先，霍先生在资料单调、成果匮乏的艰难时期，率先完成了我国文艺研究领域第一部经典教科书《文艺学概论》及其修订本《文艺学简论》，加速了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在霍先生开始执教文艺学时，国内材料匮乏，因此，先生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心得，撰写的这本文艺巨著“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陈志明《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上]》），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霍先生对文学理论的构建，并非无的放矢，虚浮于空，而是在阐释理论时用例精当，广涉中外，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西方文论的主流观点，《文艺学概论》“对于主要流行于西方文论中的观点，在进行理论阐发与中外文学史实印证时，着重发掘传统文论中的精华并进行中西文论的比较”（同上）。而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先生在文学的种类划分中，于传统诗文、小说、戏曲体裁之外，特别增加了“人民口头创作”一节，从语言、句式、音韵等多个方面论述歌谣、故事、曲艺等民间文学。此外，霍先生还在书中认真思考了文学的任务，以孔子诗教、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等例证展开中外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任務”的讨论。
其次，霍松林先生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高屋建瓴，洞隐烛微，提出几个重要看法：一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具有共同性，主要表现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上和真实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上，两者并不存在对立和互斥;二是形象思维具有特殊性，形象思维离不开具体，是抽象化和具体化的统一，以具体来揭示本质，以特殊性来发现普遍性，因此，在这一思维中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尤其重要;三是世界观在形象思维中作用重大，艺术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他所观察的生活现象与评价标准，“把什么看成典型的东西，把什么看成非典型的东西;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削弱什么，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表现什么;把什么看成肯定的东西，概括成正面典型;把什么看成否定的东西，概括成反面典型：都是被艺术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因此，霍先生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长篇专论探讨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一人”（陈志明《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下]》）。此后，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虽然令先生卷入浩劫，但先生纠偏纠错、批谬批旧的精神始终如一，暂时的沉潜积淀酝酿着将来的学术回春与成果井喷。对此，先生始终坚持两点：“第一，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真理，既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第二，创新应以求真求是为前提，‘新见’必须是真知灼见。”（吴卫东《诗人气象，大家风范——霍松林先生访谈录》）
其三，霍松林先生对古代文论，特别是诗论进行专门梳理，与《文艺学概论》的研究路径一致的是，霍先生对古代文论的新探同样是基于所授课程。如果说唐宋文学研究中，霍先生是以子美、乐天为主要突破口，那么在古代文论的深入挖掘过程中，先生则以《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等几种重要的诗论专著为重点考察对象，出版了诗话校注专著，又先后发表了《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论〈滹南诗话〉》《论赵翼的〈瓯北诗话〉》《叶燮反复古主义的诗歌理论——论〈原诗〉》等文，其中《原诗》的校注，为学界提供了基本的参照范本，开启了我国《原诗》研究的热潮。在这些重要原典之外，霍先生继续发散思维，开阔视野，成果丰硕，既结合作品，从宏观上分析古典文论中的情感、题材、形式、风格等，也关注到某一特定话题，如《“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具体讨论《毛诗正义》诗歌理论中重在表达民情、揭露弊政、批判现实的可贵特点。更重要的是，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既是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全面的诗论史著作，也是先生同时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双重总结，这部著作“视野广阔、资料翔实、阐精发微、新见间出，不仅展现了中国诗歌批评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突出成就，更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典诗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借鉴与理论启示，堪称当今中国诗论史研究的杰出著作”（陶礼天、周蕾《体制宏大，富赡翔实——〈中国诗论史〉刍评》）。概言之，从学术观点的提供、文论名篇的详注到论著提要的撰写、诗论史的梳理，霍松林先生为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开辟了路径，丰富了思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以国学铸魂，研究与创作并重，拥有诗人型学者与学者型诗人双重身份。霍松林深厚的国学造诣不仅只见于他的学术研究中，更在他的文艺创作中表露无遗，他的创作作品结集出版为《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生古典诗词的底蕴。在先生看来，“对于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则在写好语体文的同时，还应该学会驾驭旧形式的本领，会作像样的文言文和诗词曲等”，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在自己人生许多重要节点以古典诗词记录心绪。抗战期间，先生关心时事，有《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喜闻台儿庄大捷》等，“挥刀横扫犬羊群，左砍右杀血染襟。以一当十十当百，有我无敌志凌云”“玉池金水污虾腥，琼殿瑶宫变贼窟”“倭贼冲锋怒潮涌，壮士杀贼如杀羊。倭贼轰楼开万炮，壮士凭窗发神枪。倭贼凌空掷巨弹，壮士穿云射天狼”等句如临其境，触目惊心，先生以笔从戎，奋勇无畏地发出抗争的呼号，承继杜甫以诗纪史的创作传统，获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奖牌。放逐期间，先生不改心志，甘于苦贫，虽然滞于窘困，吟诗只有腹稿，所存者数首，仍能带我们感受先生的坚韧品性：“横风吹雨打牛棚，黑地昏天岁几更！毒蝎螫人书屡废，贪狼呼类梦频惊。”“雪中抖擞松含翠，狱底沉埋剑有光。不信人妖竟颠倒，乾坤正气自堂堂。”（《劳改偶吟》）对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先生大笔如椽，一篇《香港回归赋》响彻全国：“盖自洪荒以降，驱虎罴，辟榛莽，战飓风，斗鲸浪，以猎以渔，以耕以纺，而垦此热土，建此良港者，皆华胄之勋劳，宜五洲之景仰者也。”浩浩荡荡，气势如潮，笔飞墨舞，壮采奇情。此外，霍先生大力推广新声新韵，以新声韵作《金婚谢妻》七首、《八十述怀》二十首、《九十思亲》七首等，前两组诗被读者誉为“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正因为霍先生兼擅诗词，容旧纳新，缘事而发，独抒性情，才力雄大，有金石声，故程千帆先生极力肯定霍先生的诗词：“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至其得意处，即事长吟，发扬蹈厉，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之工拙。”
书法是中国国粹之一，是国学的基本技能，也是国学素养的直观体现。霍先生为书，并非余事，在《〈书法教育报〉创刊》一诗中，分享了自己的书学见解：
六书造文字，八法创艺术。实用兼审美，神气贯骨肉。骨健血肉活，神完精气足。顾盼乃生情，飒爽若新沐。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浑厚异墨楮，雄强非武卒。或翩若惊鸿，或猛若霜鹘。虎啸助龙骧，风浪起尺幅。变化固在我，成家非一蹴。入门切须正，一笔不可忽。功到自然成，循序毋求速。文字本工具，诗文载以出。书写传情意，字随情起伏。情变字亦变，万变宜可读。
如果说诗词是霍先生情志心性的诗意凝结，那么书法则是先生豪迈气概的书面传达，因此，先生所书内容多为自己的神采情思，以原创诗词为主，骨气奇高，风神峭立，从容雍和，刚健清朗，一气呵成，气势如虹。李正峰先生尤其佩服霍先生书法的典雅与独特（李正峰《霍松林的书法艺术》），钱明锵先生赞赏先生的书法融合沁透了他的学养、才调、品貌、风度、言论、智慧、识鉴、情操，充满书卷之气，“这不仅是他诗文学养和道德情操的内蕴与外露，也是他情感与个性的内蕴与外露”（钱明锵《龙章凤彩，瞩目生辉——读〈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选〉》），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
霍松林先生对诗词与书法的钟情与兼擅，诗品与书品的通达，“正是由于他志行高远，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国学根基雄厚，其诗文辞赋意境雄阔，清新自然;而且他的书作以自作诗词为内容，有‘学问之气’做支撑，濡笔染翰之际，自能以书抒怀，心手合一，达情见性，卓尔不凡，更加彰显出书法文化之美，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书品”（杨皓《雄迈兼俊逸 国学培根基——霍松林先生书法管窥》）。从这个角度看，霍先生摒除了任何功利目的，从内心深处接纳与共情古典文学，无异乎钱仲联先生称赞：“松林之为人，能文、能书、能倚声、能研说部、能雕文心，而尤长于诗。”先生自觉将这些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以此来延续自己的文学生命，长时性地打动读者、观者的心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霍松林先生（1921—2017）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宗师，不仅在古典文学、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及古典诗词和书法的创作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在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普及方面也是功勋卓伟。今年适逢先生百年华诞，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系列纪念活动。作为曾在母校连续受教十余年的学生及先生的及门弟子，特撰此小文，总结和回顾先生的国学成就、国学实践和教育理念，以缅怀师恩，并对当下的国学普及热潮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 霍松林先生的国学成就
霍松林先生生于天水福地，长于秀才之家，少闻经史，博闻强记，又叩学金陵，问道名儒，主治古典文学，兼擅诗词书法，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先后在重庆南林文法学院、天水师范学校、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及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在大西北师范教育的沃土耕耘播种七十载，撰著六百余万字学术成果，培养博硕士七十余名。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先生著有《西厢记简说》《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历代好诗诠评》《唐宋名篇品鉴》，同时致力于古典文学的今译今注，有《滹南诗话》（校注）、《瓯北诗话》（校点）、《原诗》（校注）、《诗说晬语》（校注）、《唐诗精选》等，特别是《唐音阁译诗集》将旧体诗词“翻译”成新体诗，令“耳熟能详”变为“耳目一新”，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理解与传播;在文艺理论方面，先生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之初，最早承担的就是文艺学课程，在教学的基础上，先生先后推出《文艺学概论》《诗的形象及其他》《文艺散论》《文艺学简论》等经典著作，并就此发表诸如《典型问题商榷》《关于典型问题的商榷》《试论形象思维》等多篇论文，立场鲜明地反驳了当时一些片面、刻板的观点;在文艺创作方面，先生擅长诗词、书法、散文，无所不通，无一不精，他的诗词文赋、楹联碑文、题字墨宝车载斗量，多收录于《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中，为我们留下丰富翔实的文学珍宝与文化痕迹。总的来看先生的国学造诣与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国学立根，重新解读古典文学作品。霍松林先生主张治学要博与专并行，博览与精读结合，但是“做学问也要建立根据地。不先建立根据地而满足于四处打游击，即使打了许多胜仗，仍无安身立命之处”（蒋鹏举、钟海波《博学鸿儒 一代宗师——霍松林先生访谈录》），如果说多领域、广范围的涉猎钻研是先生治学宏博的直观表现，那么古典文学则是他学问的根据地和立足点。霍松林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精研绝不仅限于某一朝代、某一文体，而是贯通先秦至近现代各个阶段。在充分占领根据地的同时，也重新解读古典文学作品，开阔新的研究视野。先生在任职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最早承担的是元明清文学史课程。在此期间，霍松林致力于元明清文学研究，先后发表了《略谈〈三国演义〉》《略读〈西游记〉》《谈〈儒林外史〉》等文章，较早地对经典小说进行解读。霍松林将文学研究扎根在社会发展的土壤中，注意到《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人民性”的概念是1944年传入中国，先生将新理论与古典作品结合，认为“《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也表现在它创造了不少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通过各个形象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思想情感和愿望”，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人民性”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的读者二次创作，我们会发现“在长期的人民创作中，人民更以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品质，补充了、丰富了刘备的品质，也补充了、丰富了辅佐刘备的许多正面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的品质，使他们成为人民理想中的英雄。”同时，先生也知人论世地去理解小说作者：“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只知学八股文，他（指吴敬梓）却‘好学诗古文辞杂体’;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只知求功名富贵，他却‘攻经史’，讲究‘文行出处’。虽然吴敬梓在一般知识分子只知学八股文、求功名富贵的时代，不可能一开始就仇视八股文，就鄙视功名富贵，但由于生活实践的不断启示和思想认识的逐渐提高，终于不仅仇视八股文，而且那样尖锐地讽刺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不仅鄙视功名富贵，而且那样尖辣地嘲笑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卑鄙无耻的人物。”霍松林用动态的思维剖析吴敬梓对科举制度态度转变的主客观因素，这既出于先生厚重的文学底蕴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也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此点将在后文详述。
先生的治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人民，始终扎根于他所处的时代，将所学所用紧密联系民族社会。先生曾发表《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对《西厢记》版本进行梳理的同时，也举例说明新版本的进步与不足，这让我们意识到古典文学作品校注的重要性与严谨性。此外，霍松林先生著成的《西厢记简说》在当时意义重大，既是霍先生对近几年西厢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升华，也为当时学界的戏曲研究增色不少，正如先生所说，《西厢记简说》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著，它也是建国后出现最早的戏曲研究优秀成果之一”。
当然，如果说古典文学是霍松林先生国学的根据地，那么唐宋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则是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主阵地，由程千帆先生题写的“唐音阁”书斋名即为明证。在西北男儿的豪爽气概与汉唐气象的双重浸润下，先生对唐诗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在众多唐代诗人中，先生最为青睐杜甫和白居易，先后发表《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从杜甫的〈北征〉看“以文为诗”》《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含蓄一例——说杜甫〈曲江〉二首》《杜甫與偃师》《杜甫卒年新说质疑》《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论白居易的田园诗》《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重估了杜甫、白居易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如谈及杜甫诗作“尺幅万里”的特点，霍先生指出，这“不等于说每一篇都真的包容‘万里’，而是说诗人反映了典型性强、普遍性大的事物，表现了爱祖国、爱万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诛求’‘割剥’的思想感情，而又写得神完气足峥嵘飞动，从而使得他的那些诗篇光芒四射。”又如在当时不再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有学者将白居易的诗歌贬为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否认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霍先生面对白诗研究的窠臼与困境，就诗歌形式提出“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并不是白居易诗歌的共性，而是助力于他的写作目的。尤其是白居易“在把诗歌创作的笔触伸向民间疾苦、伸向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为了使他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在诗歌形式上，已经朝通俗化、群众化的方向努力了”，就讽喻诗的理论及其创作实践而言，这类诗歌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推行暴政的”，尽管存在维护统治的政治意图，但这也是诗人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更重要的是，霍先生强调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绝不仅限于讽喻诗的理论，我们不能片面、局部地考察诗人、诗歌。 二是以国学引线，讨论形象思维问题，建立新的文艺理论体系。霍松林先生虽是治古典文学出身，但是先生博览文史哲，并通古今中外，迅速地进入文艺学领域，并以独到的眼光的扎实的论文引领形象思维的讨论。
首先，霍先生在资料单调、成果匮乏的艰难时期，率先完成了我国文艺研究领域第一部经典教科书《文艺学概论》及其修订本《文艺学简论》，加速了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在霍先生开始执教文艺学时，国内材料匮乏，因此，先生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心得，撰写的这本文艺巨著“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陈志明《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上]》），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霍先生对文学理论的构建，并非无的放矢，虚浮于空，而是在阐释理论时用例精当，广涉中外，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西方文论的主流观点，《文艺学概论》“对于主要流行于西方文论中的观点，在进行理论阐发与中外文学史实印证时，着重发掘传统文论中的精华并进行中西文论的比较”（同上）。而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先生在文学的种类划分中，于传统诗文、小说、戏曲体裁之外，特别增加了“人民口头创作”一节，从语言、句式、音韵等多个方面论述歌谣、故事、曲艺等民间文学。此外，霍先生还在书中认真思考了文学的任务，以孔子诗教、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等例证展开中外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任務”的讨论。
其次，霍松林先生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高屋建瓴，洞隐烛微，提出几个重要看法：一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具有共同性，主要表现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上和真实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上，两者并不存在对立和互斥;二是形象思维具有特殊性，形象思维离不开具体，是抽象化和具体化的统一，以具体来揭示本质，以特殊性来发现普遍性，因此，在这一思维中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尤其重要;三是世界观在形象思维中作用重大，艺术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他所观察的生活现象与评价标准，“把什么看成典型的东西，把什么看成非典型的东西;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削弱什么，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表现什么;把什么看成肯定的东西，概括成正面典型;把什么看成否定的东西，概括成反面典型：都是被艺术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因此，霍先生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长篇专论探讨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一人”（陈志明《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下]》）。此后，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虽然令先生卷入浩劫，但先生纠偏纠错、批谬批旧的精神始终如一，暂时的沉潜积淀酝酿着将来的学术回春与成果井喷。对此，先生始终坚持两点：“第一，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真理，既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第二，创新应以求真求是为前提，‘新见’必须是真知灼见。”（吴卫东《诗人气象，大家风范——霍松林先生访谈录》）
其三，霍松林先生对古代文论，特别是诗论进行专门梳理，与《文艺学概论》的研究路径一致的是，霍先生对古代文论的新探同样是基于所授课程。如果说唐宋文学研究中，霍先生是以子美、乐天为主要突破口，那么在古代文论的深入挖掘过程中，先生则以《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等几种重要的诗论专著为重点考察对象，出版了诗话校注专著，又先后发表了《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论〈滹南诗话〉》《论赵翼的〈瓯北诗话〉》《叶燮反复古主义的诗歌理论——论〈原诗〉》等文，其中《原诗》的校注，为学界提供了基本的参照范本，开启了我国《原诗》研究的热潮。在这些重要原典之外，霍先生继续发散思维，开阔视野，成果丰硕，既结合作品，从宏观上分析古典文论中的情感、题材、形式、风格等，也关注到某一特定话题，如《“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具体讨论《毛诗正义》诗歌理论中重在表达民情、揭露弊政、批判现实的可贵特点。更重要的是，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既是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全面的诗论史著作，也是先生同时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双重总结，这部著作“视野广阔、资料翔实、阐精发微、新见间出，不仅展现了中国诗歌批评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突出成就，更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典诗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借鉴与理论启示，堪称当今中国诗论史研究的杰出著作”（陶礼天、周蕾《体制宏大，富赡翔实——〈中国诗论史〉刍评》）。概言之，从学术观点的提供、文论名篇的详注到论著提要的撰写、诗论史的梳理，霍松林先生为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开辟了路径，丰富了思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以国学铸魂，研究与创作并重，拥有诗人型学者与学者型诗人双重身份。霍松林深厚的国学造诣不仅只见于他的学术研究中，更在他的文艺创作中表露无遗，他的创作作品结集出版为《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生古典诗词的底蕴。在先生看来，“对于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则在写好语体文的同时，还应该学会驾驭旧形式的本领，会作像样的文言文和诗词曲等”，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在自己人生许多重要节点以古典诗词记录心绪。抗战期间，先生关心时事，有《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喜闻台儿庄大捷》等，“挥刀横扫犬羊群，左砍右杀血染襟。以一当十十当百，有我无敌志凌云”“玉池金水污虾腥，琼殿瑶宫变贼窟”“倭贼冲锋怒潮涌，壮士杀贼如杀羊。倭贼轰楼开万炮，壮士凭窗发神枪。倭贼凌空掷巨弹，壮士穿云射天狼”等句如临其境，触目惊心，先生以笔从戎，奋勇无畏地发出抗争的呼号，承继杜甫以诗纪史的创作传统，获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奖牌。放逐期间，先生不改心志，甘于苦贫，虽然滞于窘困，吟诗只有腹稿，所存者数首，仍能带我们感受先生的坚韧品性：“横风吹雨打牛棚，黑地昏天岁几更！毒蝎螫人书屡废，贪狼呼类梦频惊。”“雪中抖擞松含翠，狱底沉埋剑有光。不信人妖竟颠倒，乾坤正气自堂堂。”（《劳改偶吟》）对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先生大笔如椽，一篇《香港回归赋》响彻全国：“盖自洪荒以降，驱虎罴，辟榛莽，战飓风，斗鲸浪，以猎以渔，以耕以纺，而垦此热土，建此良港者，皆华胄之勋劳，宜五洲之景仰者也。”浩浩荡荡，气势如潮，笔飞墨舞，壮采奇情。此外，霍先生大力推广新声新韵，以新声韵作《金婚谢妻》七首、《八十述怀》二十首、《九十思亲》七首等，前两组诗被读者誉为“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正因为霍先生兼擅诗词，容旧纳新，缘事而发，独抒性情，才力雄大，有金石声，故程千帆先生极力肯定霍先生的诗词：“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至其得意处，即事长吟，发扬蹈厉，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之工拙。”
书法是中国国粹之一，是国学的基本技能，也是国学素养的直观体现。霍先生为书，并非余事，在《〈书法教育报〉创刊》一诗中，分享了自己的书学见解：
六书造文字，八法创艺术。实用兼审美，神气贯骨肉。骨健血肉活，神完精气足。顾盼乃生情，飒爽若新沐。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浑厚异墨楮，雄强非武卒。或翩若惊鸿，或猛若霜鹘。虎啸助龙骧，风浪起尺幅。变化固在我，成家非一蹴。入门切须正，一笔不可忽。功到自然成，循序毋求速。文字本工具，诗文载以出。书写传情意，字随情起伏。情变字亦变，万变宜可读。
如果说诗词是霍先生情志心性的诗意凝结，那么书法则是先生豪迈气概的书面传达，因此，先生所书内容多为自己的神采情思，以原创诗词为主，骨气奇高，风神峭立，从容雍和，刚健清朗，一气呵成，气势如虹。李正峰先生尤其佩服霍先生书法的典雅与独特（李正峰《霍松林的书法艺术》），钱明锵先生赞赏先生的书法融合沁透了他的学养、才调、品貌、风度、言论、智慧、识鉴、情操，充满书卷之气，“这不仅是他诗文学养和道德情操的内蕴与外露，也是他情感与个性的内蕴与外露”（钱明锵《龙章凤彩，瞩目生辉——读〈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选〉》），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
霍松林先生对诗词与书法的钟情与兼擅，诗品与书品的通达，“正是由于他志行高远，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国学根基雄厚，其诗文辞赋意境雄阔，清新自然;而且他的书作以自作诗词为内容，有‘学问之气’做支撑，濡笔染翰之际，自能以书抒怀，心手合一，达情见性，卓尔不凡，更加彰显出书法文化之美，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书品”（杨皓《雄迈兼俊逸 国学培根基——霍松林先生书法管窥》）。从这个角度看，霍先生摒除了任何功利目的，从内心深处接纳与共情古典文学，无异乎钱仲联先生称赞：“松林之为人，能文、能书、能倚声、能研说部、能雕文心，而尤长于诗。”先生自觉将这些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以此来延续自己的文学生命，长时性地打动读者、观者的心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