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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经过元明的低谷，在清代又重新繁荣复兴起来。纵观整个清代，虽然有清初的云间、阳羡二派，清朝中期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风靡一时，不断出现有关词学理论的著作，但是直到清末，谭献、陈廷焯、况周颐、刘熙载、谢章铤等大家出现，才完成对历代词学理论的总结。如果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对传统词学理论的终结、吸取西方美学后的新变，那么，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则是对中国传统词学理论的全面总结。
1 刘熙载的词论
刘熙载在《词曲概》论述词时，除了词的具体的创作方法之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尊词体、“余谓论词莫先于品”、“词有阴阳”并抑阴重阳。
(1)尊词体。清以前，词体以婉约为正宗，以苏辛为变调。然而清代，尊词体成为词论的突出特点，清初阳羡一派至浙、常两派，明确提出提高词的地位、尊词体的理论主张。
刘熙载继承发展了这种观点，对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观点颇有异议，他在《词曲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虽然《忆秦娥》是否为李白所作，自古争议颇多，但《忆秦娥》确为中唐之作并无异议，刘熙载引用豪放之作《忆秦娥》，重点在于其产生时间，而非李白所作，旨在说明先有豪放词，而婉约词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才基本确定，苏辛词只是对《忆秦娥》磁体风格的继承和发扬，故苏辛词为正体，而非变体。
(2)“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甜‘品”在此为人品、品格之意。他认为要考察判断作品好坏优劣，首先要考察作者的思想道德品格，要把二者联系起来，作者思想道德品格的好坏决定了作品的高低等次，因此，他主张词要表现作者的思想道德、感情志向，并且必须真实深刻，若隔靴搔痒，不舒胸臆。仅有辞采是不足道的。
刘熙载品评词作时的基本原则是以人品定词品，词品和人品紧密结合，作者思想品格的高低决定了词作的优劣。这也是他评价诗、赋、曲的基本原则，是《艺概》一以贯之的基本观点。
(3)“词有阴阳”，抑阴重阳。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有阴阳，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本此以等诸家之词，莫能之外。”刘氏这一说法。概括了词的两种风格，即阴阳。对于两种词风的特点—“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即阴性词作含蓄柔美，阳性词作开阔壮美，这两种词风又被称为婉约、豪放。
在说到词的好坏优劣时，刘熙载提到“词三品”：“‘没些儿媻珊勃牢，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余欲借其语以判词品。词以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珊勃牢，则沦于侧媚矣。”根据词的风格，判断词的高低，认为最理想的词作是符合“温柔敦厚”词学观的作品；“峥嵘突兀”者“不失为奇杰”为其次，虽不能阴阳中和，但仍为“奇杰”之作，由此可见，刘氏对于此次等词作虽不如上等，但也颇为赞赏：“媻珊勃窣”者“沦于侧媚”为最下。由此可见，刘氏认为“词有阴阳”，各有偏倚，但以阳者为贵，阴者为轻，抑阴重阳的观点十分明显。
2 理论溯源
刘熙载之所以形成尊词体、“余谓论词莫先于品”、抑阴重阳的词论，除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之外，也有清代朴学的学术环境方面的原因，同时他也受到儒家“温柔敦厚”、“知人论世”正统思想的影响。
2.1 以汉儒经说为宗的学术环境
明末清初，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并且随着清代汉学的兴起，传统的学术研究从追求实、理，开始注重考据、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之风。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不注重文采。
虽然，刘熙载在词学理论方面不从属于任何一派，但如此浓厚的朴学的社会环境，使他很难不受影响。在其“尊词体”观念的论述方面，有很深的朴学痕迹。刘氏从历史的角度，以证据为准，对词体的发展流变进行研究，得出词非以婉约为正宗。苏辛词亦不是变调的结论。
2.2 “温柔敦厚”正统思想的影响
朴学以汉儒经说为宗，加之刘氏的一生大部分为人师经历，造就了其清代著名经学家的地位。在刘氏的词论中体现出明显的儒家经典的痕迹。刘氏“词三品”论认为“元分人物”为词之最上，纵观刘氏对众多词作家的评论中，为刘氏所推崇者无出苏、辛之右者，因此，刘氏对苏辛词的评价，也就成为判断是否是“元分人物”者的标准。刘氏对于“元分人物”、“峥蝾突兀”和“媻珊勃窣”三者，从道德品格的角度入手进行批评，其主要区别在其是否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刘氏儒学思想在其词论中的表现。但仅以“温柔敦厚”作为词的评判标准，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苏、辛者，尤以辛者为甚，其词中多有剑拔弩张、激昂慷慨之作，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评判标准。
2.3 “知人论世”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
“知人论世”是“亚圣”孟子首先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准则和方法。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时代背景均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深受其影响。因而只有知其人、才能论其世，即只有了解了作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和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评判作品。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遵循。
稍早于刘熙载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必须对“人”有所了解，才能进行文学批评，也只有以“知人论世”为准则和方法，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刘氏也继承了孟子的这一观点，和孟子不同的是。刘氏提出“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只强调作者的思想道德品格对词作优劣的决定作用，但是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其思想道德品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的思想道德品格是其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的集中体现。因此，和孟子的‘伽人论世”相比，刘氏只说“品”，理论的全面性不足，但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2.4 特殊的时代背景
刘氏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可谓纯粹儒者。《艺概》成书于刘氏人生的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生活于即将分崩离析、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刘氏亲眼目睹了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加之太平天国起义等动乱，面对此内忧外患，一个怀揣正统思想的儒者义愤填膺、忧世忧民；此时最需要铁肩担道义、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义勇之士，作为一介儒生，能做的不过是将自己的一腔热血述诸笔端，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书法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提倡思想道德品格高昂者，“词有阴阳”，贵阳轻阴，以“品”论词的词论思想可谓因“时”、“境”而生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对于正统儒者的刘氏，同时面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西学东渐的现实，过重的传统包袱使他显示出明显的排斥态度。当丰富广博的传统学识，面对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时，刘氏的词学思想亦体现出传统与现实碰撞的矛盾痕迹，既有总结传统理论的集大成性，又有深受时代影响却又似乎游离于时代之外的社会性。
《词曲概》讲述了词曲的发展流变、词作特征、创作手法等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只对刘熙载基本的词观简要概述，对其词学理论的形成原因做梗概梳理，对其有关词的创作论和表现手法部分，未予涉及，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钻研。
注释
1,2,3,4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8.109.122.122.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251.
6 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1.
1 刘熙载的词论
刘熙载在《词曲概》论述词时，除了词的具体的创作方法之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尊词体、“余谓论词莫先于品”、“词有阴阳”并抑阴重阳。
(1)尊词体。清以前，词体以婉约为正宗，以苏辛为变调。然而清代，尊词体成为词论的突出特点，清初阳羡一派至浙、常两派，明确提出提高词的地位、尊词体的理论主张。
刘熙载继承发展了这种观点，对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观点颇有异议，他在《词曲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虽然《忆秦娥》是否为李白所作，自古争议颇多，但《忆秦娥》确为中唐之作并无异议，刘熙载引用豪放之作《忆秦娥》，重点在于其产生时间，而非李白所作，旨在说明先有豪放词，而婉约词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才基本确定，苏辛词只是对《忆秦娥》磁体风格的继承和发扬，故苏辛词为正体，而非变体。
(2)“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甜‘品”在此为人品、品格之意。他认为要考察判断作品好坏优劣，首先要考察作者的思想道德品格，要把二者联系起来，作者思想道德品格的好坏决定了作品的高低等次，因此，他主张词要表现作者的思想道德、感情志向，并且必须真实深刻，若隔靴搔痒，不舒胸臆。仅有辞采是不足道的。
刘熙载品评词作时的基本原则是以人品定词品，词品和人品紧密结合，作者思想品格的高低决定了词作的优劣。这也是他评价诗、赋、曲的基本原则，是《艺概》一以贯之的基本观点。
(3)“词有阴阳”，抑阴重阳。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有阴阳，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本此以等诸家之词，莫能之外。”刘氏这一说法。概括了词的两种风格，即阴阳。对于两种词风的特点—“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即阴性词作含蓄柔美，阳性词作开阔壮美，这两种词风又被称为婉约、豪放。
在说到词的好坏优劣时，刘熙载提到“词三品”：“‘没些儿媻珊勃牢，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余欲借其语以判词品。词以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珊勃牢，则沦于侧媚矣。”根据词的风格，判断词的高低，认为最理想的词作是符合“温柔敦厚”词学观的作品；“峥嵘突兀”者“不失为奇杰”为其次，虽不能阴阳中和，但仍为“奇杰”之作，由此可见，刘氏对于此次等词作虽不如上等，但也颇为赞赏：“媻珊勃窣”者“沦于侧媚”为最下。由此可见，刘氏认为“词有阴阳”，各有偏倚，但以阳者为贵，阴者为轻，抑阴重阳的观点十分明显。
2 理论溯源
刘熙载之所以形成尊词体、“余谓论词莫先于品”、抑阴重阳的词论，除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之外，也有清代朴学的学术环境方面的原因，同时他也受到儒家“温柔敦厚”、“知人论世”正统思想的影响。
2.1 以汉儒经说为宗的学术环境
明末清初，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并且随着清代汉学的兴起，传统的学术研究从追求实、理，开始注重考据、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之风。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不注重文采。
虽然，刘熙载在词学理论方面不从属于任何一派，但如此浓厚的朴学的社会环境，使他很难不受影响。在其“尊词体”观念的论述方面，有很深的朴学痕迹。刘氏从历史的角度，以证据为准，对词体的发展流变进行研究，得出词非以婉约为正宗。苏辛词亦不是变调的结论。
2.2 “温柔敦厚”正统思想的影响
朴学以汉儒经说为宗，加之刘氏的一生大部分为人师经历，造就了其清代著名经学家的地位。在刘氏的词论中体现出明显的儒家经典的痕迹。刘氏“词三品”论认为“元分人物”为词之最上，纵观刘氏对众多词作家的评论中，为刘氏所推崇者无出苏、辛之右者，因此，刘氏对苏辛词的评价，也就成为判断是否是“元分人物”者的标准。刘氏对于“元分人物”、“峥蝾突兀”和“媻珊勃窣”三者，从道德品格的角度入手进行批评，其主要区别在其是否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刘氏儒学思想在其词论中的表现。但仅以“温柔敦厚”作为词的评判标准，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苏、辛者，尤以辛者为甚，其词中多有剑拔弩张、激昂慷慨之作，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评判标准。
2.3 “知人论世”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
“知人论世”是“亚圣”孟子首先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准则和方法。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时代背景均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深受其影响。因而只有知其人、才能论其世，即只有了解了作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和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评判作品。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遵循。
稍早于刘熙载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必须对“人”有所了解，才能进行文学批评，也只有以“知人论世”为准则和方法，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刘氏也继承了孟子的这一观点，和孟子不同的是。刘氏提出“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只强调作者的思想道德品格对词作优劣的决定作用，但是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其思想道德品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的思想道德品格是其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的集中体现。因此，和孟子的‘伽人论世”相比，刘氏只说“品”，理论的全面性不足，但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2.4 特殊的时代背景
刘氏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可谓纯粹儒者。《艺概》成书于刘氏人生的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生活于即将分崩离析、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刘氏亲眼目睹了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加之太平天国起义等动乱，面对此内忧外患，一个怀揣正统思想的儒者义愤填膺、忧世忧民；此时最需要铁肩担道义、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义勇之士，作为一介儒生，能做的不过是将自己的一腔热血述诸笔端，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书法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提倡思想道德品格高昂者，“词有阴阳”，贵阳轻阴，以“品”论词的词论思想可谓因“时”、“境”而生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对于正统儒者的刘氏，同时面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西学东渐的现实，过重的传统包袱使他显示出明显的排斥态度。当丰富广博的传统学识，面对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时，刘氏的词学思想亦体现出传统与现实碰撞的矛盾痕迹，既有总结传统理论的集大成性，又有深受时代影响却又似乎游离于时代之外的社会性。
《词曲概》讲述了词曲的发展流变、词作特征、创作手法等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只对刘熙载基本的词观简要概述，对其词学理论的形成原因做梗概梳理，对其有关词的创作论和表现手法部分，未予涉及，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钻研。
注释
1,2,3,4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8.109.122.122.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251.
6 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