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节前，江苏省金坛县书院巷4号屋内，一个会议通宵达旦地召开。会议由中共小组长、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生、上海地下学联宣传部的汪萍（又名汪文清）主持。中共中央上海局学委单线联系人王光华（代号小朱）传达学委指示。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医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朱逸民（原名朱镇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职、上海地下学联宣传部的王保鎏，复旦大学学生胡柏寿。会议形成三项决议：
　　1.办一所学校。不少学生从上海学运中“红了脸”（暴露了进步身份）退下来，多数都是学医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委的周克几次提到浙东游击队需要医生，就办一所卫校，训练3至6个月可派用场。
　　2.打入民社党。打进去的同志要掌握领导权。
　　3.建立中共金坛支部，领导全面工作。书记汪萍，支委朱逸民、王保鎏。胡柏寿搞统战，打入民社党，夺取金坛县民社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同时搞情报，争取与新四军茅山留守处取得联系，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角逐金坛政界
　　胡柏寿，1920年11月生，金坛人。先前在1947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学委委员、中共复旦大学小组的费瑛（后来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说：“党组织根据中共上海局指示的白区斗争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全国开辟第二条战线，决定派你回金壇家乡，开展地下斗争。一、你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你在法学院办的《文澜导报》就不错嘛；二、去年春，你去上海学联联系工作，遭特务盯梢，他们又画漫画，又出小报，诬陷你到苏联领事馆去拿卢布工资去了。你可能上了黑名单。考虑你个人安全，先离开上海。”胡柏寿表示服从革命需要。临行前，复旦党小组在吴承毅同学家聚集，为胡柏寿饯行。谢嘉霖语重心长地说：“柏寿同志，坚持到底呀，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国民党“戡乱建国”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中共茅山工委书记徐明于1946年4月17日牺牲，头颅被挂在句容县城门口。在丹阳火车站、常州市内的电线杆上，都有石灰水刷着“通匪者杀”“窝匪者杀”“知匪不报者杀”。看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
　　胡柏寿1947年回乡，组织上具体交代三项任务：
　　1.打进敌人营垒，争夺领导权，爬得地位越高越好。
　　2.建立基地，准备上海学运中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的退路，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3.新四军北撤时建了茅山留守处，现在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失联，要设法找到他们，与他们结合起来搞武装斗争。
　　在白色恐怖情况下，胡柏寿苦思冥想统战工作如何展开。自己家开过胡永丰银楼、裕泰绸布号，是个殷实人家，父亲是县商会副会长，这是工作的有利条件之一，但不是最基本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应当是政治背景。自己政治背景是什么呢？1946年，在上海搞到《神州日报》社挂名记者，印了一张名片，目前可以自称“不留上海，回乡服务”。还有，去年暑假，金坛籍数学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华罗庚从苏联讲学回到家乡，正准备出访美国，一批金坛大学生想请华罗庚讲讲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为此曾组织过一个金坛旅外大专院校学生联谊会，胡被推选为总干事，以这个组织名义去邀请华罗庚开过一次大会，从此扩大了社会影响。但与组织上交给的三大任务相比，这些分量实在太轻，担当不起。于是他把思路理了一下，脑子里跳出两个人，一个是贺公朴，一个是蔡志成，还有其他一些同学关系，他决定从这里闯出一条路来。
　　贺公朴与胡柏寿同住金坛县城思古街，胡家在街中心偏东，贺家在街西头，相距三四十米。贺公朴身兼国民党金坛县党部执行委员、社会服务处处长、农村干部训练所教育长，负责专门训练全县乡保长任务，大权在握。蔡志成是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从四川大后方归来，为人耿直，有正义感，现在金坛县立师范学校任职。曾因政府拖欠教师工资而带领师生罢课，到县政府索薪，在学校影响颇大，有一定话语权。胡柏寿凭借记者、联谊会总干事这两块牌子去找街坊邻里贺公朴，凭借自己是老同学、老朋友去找蔡志成，这恐怕都不成问题。
　　果然一拍即合。蔡志成先为他谋得金坛县立师范学校高中语文教师一职。胡柏寿有了合法身份，有了工资收入，为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贺公朴叫胡柏寿拿钱办一桌酒席，宴席就设在贺公朴家，以贺公朴私人名义请客，请哪些人由胡柏寿指定。胡柏寿一听这种“草船借箭”战术，觉得很够意思，何不利用。因而，他决定请金坛名店雅聚园名厨大洪保掌勺，跟国民党金坛县党部书记长于竞西、县长严悫男、县参议会议长倪良、金坛三青团头头王宗岳、省党部秘书徐远、县党部执行委员徐行敏（曾任过书记长）约定日期，以贺公朴的名义，一齐请到贺公朴的家里。
　　时间一到，“高朋”满坐，酒过三巡，兴奋不已。胡柏寿趁此时从口袋内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谋职书，交给县长严悫男，想弄个县教育科长位置。谁知他们早已内定从后方归来的老国民党员孙宗庆了。
　　县参议会成立在即，急需配备一名秘书，这个位置是穿梭于县党部与县政府之间的关节。胡柏寿获得信息后又抓紧活动，约老同学、三青团分队长袁文彬同去见三青团代表人物倪良，谁知倪良是典型的滑头小政客，表面满口承诺，实际上敷衍一下，他早已把他圈内那个南窑的戴仁报上去待批了。
　　于竞西与胡柏寿一来二往，被胡柏寿的才华所折服，肚子里一直盘算着拉他加盟，主动表示愿为胡柏寿挽救局势，陪同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于锡来。于锡来是金坛人士，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员、CC派的红人、金坛的太上皇、县党部的总后台，想争得县参议会秘书一职非找他不可。到了南京新街口附近，于家大门口简直车水马龙，十几辆轿车排列长长队伍。当时全国各地为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忙得不可开交，于锡来是这方面实力派人物，据说上门的都是为竞选前来烧香的。于锡来百忙中接见，问明来由，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们去找粮食厅某厅长。结果又不了了之。 　　但是这酒没有白喝，胡柏寿花五担稻钱，弄到个《金坛日报》总编辑头衔。从此，胡柏寿与他们打得更加热乎起来。
　　成立中共支部
　　1947年9、10月，朱逸民、汪萍两人先后来到金坛。胡柏寿在金坛是报社总编，又是师范学校教师，还弄了个房客联谊会副会长，门路已经打开了，有了诸多方便。租了包先生、王氏老夫妇的私宅，住在书院巷4号。朱逸民被安排在离县城5华里乡下的小丘小学任教，兼金坛县立中学英语补习班教师。后为联系方便，胡柏壽又请蔡志成把朱逸民介绍到臧洪岛私人诊所当医生。县卫生院院长唐尧发现朱逸民这样一位上海医学院高材生，觉得放在这儿大材小用，又挖到县卫生院当了医师。汪萍被安排到金坛县城西门外圩门小学任教。两人的饭碗又有着落了。
　　书院巷宽一米多，长二三十米，4号院子坐北朝南，三间两厢，正面围墙连着厢屋，大门在正中朝南敞开。院子里除一对老夫妇，别无他人。
　　不久，又陆续来了一批大学生：王保鎏、刘良（原名刘良芹，大德高级助产专科学校毕业生）、华惟德（上海圣约翰大学畜牧兽医系进步学生）、过文华（大同大学进步学生）、何方（原名何祚锦，云南大学进步学生，到上海参加全国地下学联会议，在上海受国民党特务追捕，转来金坛）。此时，中共金坛小组成立，组长汪萍，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学委领导，单线联系人王光华，代号小朱。
　　金坛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县三青团，四套班子之间矛盾重重，钩心斗角，一个不服一个。势力强的是县党部书记长于竞西，他与县长严悫男抱成一团，后台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于锡来。于、严之间也离心离德。县参议会议长倪良与三青团王宗岳划成一圈，对付于、严。团伙与圈圈之间就形成党团之间矛盾白热化。1947年9月，国民党员李雪庐当选为金坛县参议会副议长，11月三青团分队长袁文彬、袁希平等人埋伏在李雪庐回家必经之路边的土地庙内，一枪将他毙命。可见党团之间矛盾已经尖锐对立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于竞西自与胡柏寿结识以来，非常看中胡柏寿这个风度翩翩的才子，心里总是盘算如何使用。觉得上次发聘书给他，当个《金坛日报》总编辑还不到位。现在上面又来通知，民主社会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各地都要组建县级单位，并且各分派4名议员进入县参议会。何不透露给胡柏寿，让他去争取当民社党的头，这样，自己圈内就增添了4票，与三青团的斗争力量就大多了。这股力量若被三青团捞去，失去4票，加上三青团按规定分配的4票，8票之差，那还了得，金坛县的大权岂不是就落入他人的手中。于是把信息私下通报给了胡柏寿，建议他去上海民社党总部找找关系，活动活动。
　　胡柏寿觉得机不可失，接受下来，随即向中共金坛小组汇报。党小组及时报告上海局学委。1948年春节前，上海局学委派王光华（小朱）来金坛，在书院巷4号开了一个通宵的会，建立了中共金坛支部。
　　紧接着上海地下学联又陆续介绍一批学运中“红了脸”的同志。他们是吴合（上海医学院毕业生，在南洋医院供职，中共党员，朱逸民未婚妻）、尚秉慈（原名尚振纲，同济大学土木系学生，中共党员）、徐一峰（原名徐道冀，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学生，中共党员）、蒋秉圻（安薇大学政法系学生）、包惠珍（昆山县中共地下党员，小学教师）、李九经（复旦大学统计系学生，嘉定县中共地下党员），还有陈辉（男，医学院肄业，建党对象）。连同后发展的新党员赵仁毅、陈辉等，共计有党员19名。[1]
　　金坛支部非常重视党纪党规教育，执纪也决不手软。陈某入党后，告诉了妻子，这是严重违纪行为。支部果断采取措施，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立即取消陈某的候补党员资格。后来各个党员都警觉注意周边动静，终于安然无恙。支部分析，一方面此人已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危害性极大，另一方面他哥哥陈辉是中共党员，他不会干出害人害己的事情来，这才解除“警报”。


　　创办维文学校
　　民社党全称是中国民主社会党，1934年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党魁张君励。原来主张走中间路线，解放战争时期突向右转，投靠蒋介石。
　　按党组织决议，胡柏寿一人赴上海活动。他在上海读书时，有一些社会关系还能顶用，如有个女同学叫蒋友嬍，任某时报政治记者，非常走红。蒋友嬍建议胡柏寿到南京路新亚大酒店设宴请客，她帮助把民社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崔心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程辑之和江苏省党部主委江浩然都请到场，由她作媒介。胡柏寿大喜所望，照办不误。蒋大小姐没有食言，从旁着实为胡柏寿美言吹嘘一番。胡柏寿也趁机汇报今后金坛工作设想，他们听了非常满意，同意胡柏寿回金坛发展组织，筹建县党部。后来党魁张君励听说胡柏寿在金坛干得很出色，已发展党员300多名（虚报），还办了学校，建了医院，便在上海私人官邸约见了胡柏寿，当面对他进行了表扬和鼓励，还叫他办农场、养殖业。这样条件“成熟”了，民社党总部写了委任状发给他，任命胡柏寿为民社党金坛县筹委会主任委员。1948年初，胡柏寿拉了7名委员，在朝阳小学宣告民主社会党金坛县筹委会成立，胡柏寿俨然成为合法的反动党派在金坛的首领，与狼共舞，为掩护中共组织开展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柏寿还用战略眼光开辟了一条伏线。他拜西万墅村老农张洪庚为干爹，时而在他家吃，在他家住。上海来的大学生为避人耳目，有的一下汽车不进金坛城，在城外田间小道上直插西万墅村张老伯家。西万墅在维文学校以南约两三千米，村南钱资荡芦苇丛生，万一发生什么情况，转移便捷。
　　金坛县民社党大权到手，胡柏寿趁热打铁，积极筹办维文职业中学。
　　胡柏寿以民社党名义，邀请县长严悫男、县党部书记长于竞西、县议长倪良、三青团王宗岳、省参议会秘书徐远、县党部执行委员贺公朴、吴行敏及地方绅士、乡长等作为创建学校发起人。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时，议定三项议程：一、维文办学宗旨为造福故乡民众，培养中、初等医士、护理人才；二、胡柏寿任校长；三、资金来源自筹。 　　会议结束后，抓紧制造舆论。胡柏寿交代赵仁毅写招生广告，贴到城内醒目街头巷尾。朱逸民写稿，刊载《金坛日报》，大肆宣传。校址就选在金坛南郊丹金漕河边的愚池。
　　1948年3月维文职业中学开学，中、初级各招收学生40名。经费由上海局学委支持500元美金，中共地下党员设法从上海支援一批教学用具，胡柏寿从家中先后拿来200担稻钱。还从西万墅村干爹张洪庚处借40担稻钱，又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取一批医药卫生物资。[2]教职员工在低廉报酬中节省下来的钱捐赠一些。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只供吃饭，不取报酬。胡柏寿妻子陈辉（与一男党员同名）带着长女桃儿驻校，当义务性职员。
　　校务会议分工：朱逸民主持校务，王保鎏任教导，华惟德任总务，汪萍（后来是过文华）任女生指导，吴合、刘良等为专业课教师，朱逸民兼学生实习指导老师。
　　解放后，维文职业中学出了不少人才。沈逸华参加解放军成了军医，在1957年转业到地方，后在煤炭部镇江职业病医院获主任医师职称，1990年离休。韩益世任金坛罗村医院院长。丁兆年任苏州防疫站疾防科长。蔡荫任抗美援朝战地医师，曾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
　　当时，学校附设门诊部，为民众治病。只收成本费，交不起费的可予以减免。有一次，一位哺乳期妇女四肢痉挛，疼痛难忍，家人陪来门诊，花几角钱，打了一针氯化钙，就好了。她逢人便夸：花了小钱，救回我一条性命。
　　学生们反映，胡校长在他们眼里是一名很有气派的绅士。他们说：读了小学、初中，在维文是第十个年头了，进过好几所学校，从来没见过像胡校长这样，每次放学只要他在，都会把学生送出校门，微微点头，频频示礼。
　　学校对学生实行自治，学生领袖自己选，伙食自己管。有集会、结社自由，组织演剧队、宣传队下乡。在校培养学生民主、自由、奉献精神，将来定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栋梁。
　　教师、学生下乡，到西万墅、南洲、小丘、白塔，为孩子免费种牛痘、打防疫针。学生沈逸华回忆，下乡种牛痘时，还用金坛方言编了一首简单、通俗、易懂的歌：“我们不要出天花，快点来，快点来种牛痘，不种牛痘要出天花，变麻子，真难看。”出征时，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金坛维文医校防疫队”的横幅，穿着白大褂，胸前配戴着“夏令营卫生委员会”的胸章，阔步前进。
　　所有这些，都为建立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兄弟会”，展开抗丁、抗粮、抗税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庄乡地主汤铁民当过汪伪乡长，其妻带保安队王分队长下乡逼租，抓了十几个贫苦农民关押起来。“兄弟会”展开抗租活动，支部决定营救，由胡柏寿当晚找县长交涉：“保安队帮汉奸逼租，还非法抓人。”严悫男不得不打电话给保安队刘大队长让放人。斗争取得胜利。
　　國民党打内战、抽壮丁，谁也不愿去当炮灰。不去就出钱，拿钱买壮丁。无奈之下有钱人只好出几担稻钱免灾，无钱人只好拿几十担稻钱去卖命。谁知征兵的这帮家伙，吞吃了这笔可观的壮丁费，突然宣布一批人“中签”，动手把他们抓进去当壮丁。这些人都是穷职工，如开一天饭店职工柳小东、理发店职工陈雨庚等等，社会一片哗然。胡柏寿挺身而出，找严悫男县长责询：这种胡作非为，违背了上峰指示，应当立即停止，壮丁费去向必须查明，严厉惩罚贪官污吏。严悫男只得叫停。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教师生活很清苦。朱逸民为百姓治病，收费低微，感情朴素的老百姓为了表达谢意，时而送给鸡蛋，时而送些自产的时鲜蔬菜，苋菜、黄瓜、蚕豆之类，朱逸民也交食堂共享。为改善伙食，华惟德、孔士荣还到河里摸螺蛳、河蚌交食堂。有一次学校经费断档，教工工资发不出，学校膳费收不齐，遇上揭不开锅的日子，胡柏寿妻子陈辉还从家里拿来米、油，甚至连锅巴也拿来救急了。
　　中共地下组织出版的《群众》杂志在青年们手中传阅，“学运”“边区”歌曲在青年中传唱。解放前夕，赵仁毅组织青年站岗放哨，躲避抓壮丁，迎接大军渡江南下。
　　1948年6月，金坛支部被划给中共上海外县工委领导。上海外县工委王正（离休前任江苏省科委副主任）下来检查工作，步入裕泰绸布号，向店员招呼：“请通报小老板，上海来的陆先生找他。”胡柏寿家里店员带了“陆先生”步行到维文职业中学，与胡柏寿、汪萍见面。胡、汪带着王正视察校园，见板报宣扬民主、自由，反蒋情绪很浓，听歌声朗朗，《朱大嫂送鸡蛋》《古怪歌》等皆陕甘宁边区、国统区民运曲调。在食堂用餐时满目皆是共产党员。


　　当晚，在书院巷4号召开支部会，汪萍先汇报半年来全面情况。王正听完后，肯定支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站住了脚，办了学校，建立了合法阵地，胡柏寿个人有了社会地位，进入社会主流，纵横捭阖于上层活动之中，做敌工、搞统战、抓情报，滴水不漏。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不可多得的，胡柏寿同志功不可没。但有三点要注意改进：
　　1.在这里不能和大城市搞“学运”那样，否则易于被敌人发现，党的工作难以立足，建议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启发青年群众觉悟，尽快在本地青年中建党。
　　2.党员工作安排不宜过于集中在一起，要求支部把力量分散一部分到集镇、农村去。
　　3.维文校址地处绝境，三面环水，仅一条通道，敌人来犯，卡住道口就没有退路，要尽快搬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很好，要坚持下去，使学生尽快掌握技术，浙东游击队那里要医生啊。
　　王正回到上海向学委的周克汇报后，立即约汪萍到沪再交谈一次，向她传达周克决定，并认真研究具体执行办法和实施日程，然后珍重道别。
　　支部研究决定学校迁移。往哪里迁？由胡柏寿去实地考察。胡柏寿第一站先到直溪桥，找镇长巫荣浩。目的有二，选校址是一，从中寻找茅山留守处是二。巫荣浩见这位金坛政界新秀来临，如待上宾。从巫荣浩谈话中，获知春节期间，前亭庙会之夜，有新四军人员混在人群中用短枪射击国民党区长陈文杰，打了个瞎火，陈文杰趁人群混乱逃脱，新四军人员去向不明。为寻找茅山留守处，胡柏寿曾经西装革履，带着相机，五次深入薛埠山区，希望引人注目而引起茅山留守处注意，皆未奏效。 　　第二站下新河，找乡长于咏棣。于咏棣是民社党员，对新党首来此办学，想趁机拍拍马屁，当然积极配合，找到杨庄晚清秀才庄光卿。此人抗日战争时期对陈毅支持不小，如今一批大学生来办学，当鼎力相助，决定让出祠堂给维文职校。
　　暑期，学校迁下新河。凭维文学校原有实验室，在这基础上办一个区级卫生所，归县卫生院领导。县卫生院长唐尧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他为卫生所又争取到一笔资金，管理上纳入维文机制，卫生所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弥补当地离开县卫生院较远的缺陷。经乡政府和地方士绅商定，胡柏寿任卫生所董事长，吴合任卫生所所长。卫生所开业那天，县长严悫男剪彩，盛况空前。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朱逸民、吴合夫妇治好不少疑难杂症，收费低廉，一时颇受好评。
　　稳妥安全转移
　　1948年9月，周克接受王正建议，将中共金坛支部划归中共苏锡常工委，单线联系人高山。高山两次来金坛。不久，淮海战役结束，百万雄师下江南指日可待。
　　维文学校从诞生那天起，就在国民党鹰犬们的监视之下。他们接二连三要安插人进校任课，未得逞，就在县参议会上提出弹劾维文案，其理由是：该校未经省教育厅备案，教师均来自外地大学生，现在“奸匪”活动猖獗，可疑性很大，应予以取缔。蔡志成对弹劾立即予以反驳：金坛无人办学，外地来人帮助，花钱又不多，何乐不为？弹劾未成。
　　接着，县教育科派员前往维文学校突击检查。朱逸民把他们请进办公室，说：“胡校长事先不知道几位来校视察，未能亲自接待，请多多原谅。”顺便作了自我介绍。来人说：“既然朱老师是管校务的，那就请介绍介绍来历吧，是义务还是薪金？”朱逸民回答说：“各位都知道维文是胡老太爷和社会力量赞助创办的，教师都经过严格挑选的，更无尽义务之说。”边讲边从抽屉里捧出教职员工花名册和聘书存根，“请过目审查。”来人看后无话可说，只好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胡校长这个人很精明啊”。
　　胡柏寿拿起手里的盾，对付敌人的矛。凭自己能耐，进出于县政府、县党部，到于竞西办公室更是大摇大摆，报纸、杂志、文件可以随便翻阅，一次发现《防止奸匪利用民、青党在各地主办县党部活动的通知》，这样有价值的情报信手可得。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官员，他们在办公室开会，胡柏寿也可坐下来听听。他们研究国民党员登记、国民党与三青团争斗情况，也不回避胡柏寿。
　　1948年底，县党部官员预料国民党政权来日无多，行将灭亡了。大家端着藤椅出来晒太阳，待县党部主要人员到齐后，十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商讨应变问题。有的想逃往广东、福建，有的色厉内荏，有的有气无力，有的要上山打游击。于竞西一言不发，贺公朴也失去往日的神气劲。只有一个孙炳文慷慨激昂，声言要政府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说共产党、新四军来了就拼死到底。
　　面对豺狼环视、八面埋伏情况，中共金坛支部的同志们加倍提高警惕，更深入到群众之中，兼听各方面信息。团结在金坛支部周围的30多名积极分子，个个都是信息员。有的反映中学作文考试题就是“戡乱建国”；有的说各单位各学校都已发展特务外围组织，叫防敌小组，以监视共产党活动；有的说维文是赤色学校，学生是共产党信徒。
　　高山针对这一形势，向大家传达：解放大军就要渡江了，京沪线需要加派力量，茅山留守处一时又无法接上关系，你們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建设人才，已被敌人有所察觉，应当抓紧转移。
　　汪萍根据这一指示，按单线联系逐一迅速布置：对外宣布维文学校经费欠缺太多，需要减员，口径必须统一；对内抓紧，分五批出走。朱逸民、吴合以结婚名义去上海，绕道去了浙东游击队[3]；王保鎏打入国民党海军“昆仑号”策反；尚振刚到同济大学做青年军转业军人工作；有的以看病名义去了无锡；何方、刘良扮假夫妻（后来成真夫妻）回上海，在中途遇到麻烦，提前在苏州下车……留下赵仁毅、陈辉两人，分别单线联系胡柏寿、汪萍，坚持潜伏。胡柏寿安排最后一个走。
　　面对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和金坛蓬勃发展的工作，金坛支部的同志们舍不得离开这一方经营了一年多的土地和亲密的群众，舍不得同甘苦、共生死的同志马上分别。高山指挥金坛支部做了许多工作，他对汪萍说：“你要像反法西斯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做好全体同志大转移的思想工作。”高山临别时，还将身上仅有的五元金圆券丢给汪萍，以补充路费的不足。同志们离开时，还依依不舍地说：再见吧，同志们，我们在胜利的旗帜下再见。
　　1948年底，国民党军统特务雷霖、保安大队大队长刘雨生、内警总队大队长王金生等抱成一团，号称十三太保，当面指认胡柏寿是新四军金坛地下县长。胡柏寿严肃地把他们顶了回去，但也感到势态严重，立即返校交代停办学校事宜。高中班发结业证，初中班发转学证，由其弟胡舜寿办理。校产及债务由陈辉保管、清欠，1月底办完。胡柏寿自己携带妻儿回到家中，在妻子掩护下，演出了“金蝉脱壳”之计，离开了金坛。当日，金坛城防指挥部（即江苏省茅山清剿指挥部金坛县第三分区指挥部）贴出通缉令，捉拿胡柏寿，重金悬赏。
　　1949年4月23日金坛解放。过去中共地下党员不准横向联系，坚持到底的赵仁毅、陈辉两同志，互相不大了解。这一天，赵仁毅带领青年农民走上街头贴标语，陈辉带领青少年学生敲锣打鼓欢呼金坛解放。这时两人相遇，看待对方似乎才有点数。待胡柏寿由组织上指派回乡，向中共金坛县委汇报金坛敌、我、友情况，把赵、陈两同志党组织关系接转好。此时此刻赵、陈二人才算交底：大家都是共产党员。
　　对艰难中能合作共事，给予大力支持的老朋友蔡志成、庄光卿，胡柏寿也向县委作了交代。金坛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蔡志成当选为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庄光卿作为开明绅士代表特邀出席会议。胡柏寿又回到西万墅村拜访干爹张洪庚，张洪庚约了村上几位农民兄弟，为胡柏寿凯旋归来接风。
　　胡柏寿离休后，常回金坛访亲会友，每次回来都必去拜访干爹，还总要送一份红包给这位干爹。
　　注释
　　[1]因中共金坛支部主要领导人及其他党员已先后谢世，现仅联系上西安吴合、南京刘良两位。当年地下党组织纪律严明，只准由上而下单线联系，不准发生横向关系。所以，现在只查核到17名党员，还缺2名待查。
　　[2]国民政府卫生部派往南京的接收大员陈先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此人是金坛政界人物杨幼卿的女婿，金坛救济负责人陈松泉（后定居香港）是陈先奎的连襟，手上分派获得一批物资，经胡柏寿争取，医药卫生方面物资分了不少给维文职业中学。
　　[3]吴合在浙东游击区四明山竹林丛中，创建了战地医院，医治伤员。朱逸民深入战地，抢救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