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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处于欧亚交界之地，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千年来见证了拜占庭、奥斯曼两大帝国的兴衰变幻，拥有过三个名字。伊斯坦布尔不只是一个城市，更是城市本身，它造就了一个时代，是世界曾经停靠过的港湾，也是伊斯坦布尔人心中挥不去的哀愁。
实习文字编辑：冉梦欢
迁都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迁都。
当时的罗马帝国一方面遭受着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君权被拥有共和传统的元老院掣肘的局面，为了摆脱内外束缚，君士坦丁的目光看向了远方，那是一个既能抵御蛮族进攻、又远离陈旧罗马的小海港——拜占庭。
他花费了六年时间将一座“小渔村”打造成为“新罗马”，无数宏伟建筑拔地而起，并引入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礼仪，建立起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君士坦丁成为了罗马史上第一个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因此欧洲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拜占庭称作“君士坦丁堡”。
而在此之前，早在公元前675年，希腊人就在拜占庭建立了军事城市，在希腊人眼中，它是一座神赐之城。
作为众神之神的宙斯留情女神官伊俄，赫拉怀着嫉妒将伊俄变成了母牛，她横渡海峡之处就是博斯普鲁斯（意为牛涉水而过），后来伊俄的外孙、体内流淌着海神波塞冬血液的拜占斯在博斯普鲁斯旁建立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让他的选择符合特殊性，同样赋予过这座城市传说，不过君士坦丁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才是最符合“神赐”之意。
这里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两块陆地在此分隔，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还拥有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土耳其海峡，所以只要占据这座城市，就能够阻断东西，并且易守难攻。君士坦丁堡成为新首都后，借此优势发展贸易，千年来商船往来，这片土地变得繁荣又富庶，但是也正因此，罗马帝国的资源开始向东方倾斜，大量的贵族、精英都前往君士坦丁堡。
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被蛮族将领废黜，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却一直延续至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才终结了历史。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伊斯坦布尔“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兰教代替东正教成为新帝国的宗教，拜占庭帝国从此不复存在。
斜阳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宗教取代事件。
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告罗马帝国公民拥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承认了原本受迫害的“地下宗教”的合法地位，虽然他直到临终才肯接受基督教受洗，所谓的世界上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名号可能更多是顺应政治需要，但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君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才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从少数人信奉变成地球上最大帝国中具有政治势力的宗教。
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以罗马为根据地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总部的东方教会也逐渐分道扬镳，东正教成为千年拜占庭帝国的国教，直至土耳其人入侵君士坦丁堡，原本属于东正教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硬生生加上四根宣礼塔，改建成为清真寺，这座城市从此成为伊斯兰教之心。
奥斯曼帝国本质上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神权国家，但是它的米利特制度所体现的宗教宽容，让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保持了自己的宗教权威，甚至被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权，“奥斯曼人未曾犯下若干现代大国试图重构东地中海与中东的错误;他们知道，‘清白’、从零开始的历史无疑是痴心妄想。他们将帝国多种族、多信仰的本质视为既有的现实，而非天外飞来之物，并依此明智地立法......让伊斯坦布尔每个族群都能依据自己的宗教律法进行审理和判决”，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它接过了君士坦丁堡的繁盛富饶，也保有了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多元特质。
1500年，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有18.5万人，伊斯坦布尔已有20万人;1700年，伦敦以55万人口超越了巴黎，但离伊斯坦布尔的70万仍相距遥远。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汇集于此，当你在基督教堂听完圣歌，出门却会看到宏伟的蓝色清真寺，街道两旁矗立着拥有奥斯曼新巴洛克特点的建筑，也有弥留的罗马风格、地中海式白墙，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烈撞击了上千年，一切事物都因为混杂而充满神秘。
但可惜的是，伊斯坦布尔如同拜占庭一般，“继承”了罗马的命运，在传统与变化之间，找不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它从众人瞩目的帝国象征，变成了“欲壑难填”。
20世纪初，以“世俗改革型”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凯末尔主义找到了自己土壤，凯末尔努力让土耳其摆脱了帝国身份，以民族国家、共和国的名义存活下来，在急迫追求世俗化的同時，也试图将伊斯坦布尔构建成一个属于单一“土耳其民族”的城市，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时代正在过去。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怀着忧伤“呼愁”，他说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告别
奥斯曼帝国的学者福阿德帕夏曾说：“帝国缺一不可的四项原则是宗教、国家、苏丹，以及伊斯坦布尔这座首都本身。”百年后，伊斯坦布尔在帕慕克的童年记忆中变得败落、衰朽、暗淡，不值得夸耀，人们“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却也是在抹去光辉的过往，寸砖寸瓦都是典故的地方，变成了一座被雨水冲刷后的晦暗城池。
1923年10月，安卡拉成为土耳其的新首都。1930年，君士坦丁堡的称呼被土耳其正式废除。这座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
的神赐之城，似乎就此终结了它的神秘色彩，只余赤裸直接的要塞位置，踞伏在地图之上。它变得难以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中立足，因为它本质上并不“属于”某个特定国家，就像在拿破仑眼中，伊斯坦布尔会是世界的首都。
它是神明选定的城市，而不仅仅只是土耳其的一个地标，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像它一样，把欧亚大桥踩在脚下，教堂的钟声和清真寺的宣礼声此起彼伏，历史枯荣，成为不可替代的旅行美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它不再是“世界之都”，神赐之城堕入平凡，少了权力与财富的争夺，却也仿佛摆脱了以往所遭受的苦难。1700多年的荣耀伴随着战争、杀伐，珠宝和血液共存于王座之上，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试图找寻过往的踪迹，历史同那些伟大的建筑一样，因为承载的记忆而熠熠生辉。
伊斯坦布尔变得人人可触摸，船如离弦之箭远去，以它命名的时代像是留在原地的港湾，过往荣光成为挂在天边的月亮，就如帕慕克所说：“也许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片大海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它的边界、形象甚至它的存在毫无所知。最好的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记得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
实习文字编辑：冉梦欢
迁都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迁都。
当时的罗马帝国一方面遭受着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君权被拥有共和传统的元老院掣肘的局面，为了摆脱内外束缚，君士坦丁的目光看向了远方，那是一个既能抵御蛮族进攻、又远离陈旧罗马的小海港——拜占庭。
他花费了六年时间将一座“小渔村”打造成为“新罗马”，无数宏伟建筑拔地而起，并引入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礼仪，建立起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君士坦丁成为了罗马史上第一个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因此欧洲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拜占庭称作“君士坦丁堡”。
而在此之前，早在公元前675年，希腊人就在拜占庭建立了军事城市，在希腊人眼中，它是一座神赐之城。
作为众神之神的宙斯留情女神官伊俄，赫拉怀着嫉妒将伊俄变成了母牛，她横渡海峡之处就是博斯普鲁斯（意为牛涉水而过），后来伊俄的外孙、体内流淌着海神波塞冬血液的拜占斯在博斯普鲁斯旁建立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让他的选择符合特殊性，同样赋予过这座城市传说，不过君士坦丁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才是最符合“神赐”之意。
这里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两块陆地在此分隔，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还拥有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土耳其海峡，所以只要占据这座城市，就能够阻断东西，并且易守难攻。君士坦丁堡成为新首都后，借此优势发展贸易，千年来商船往来，这片土地变得繁荣又富庶，但是也正因此，罗马帝国的资源开始向东方倾斜，大量的贵族、精英都前往君士坦丁堡。
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被蛮族将领废黜，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却一直延续至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才终结了历史。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伊斯坦布尔“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兰教代替东正教成为新帝国的宗教，拜占庭帝国从此不复存在。
斜阳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宗教取代事件。
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告罗马帝国公民拥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承认了原本受迫害的“地下宗教”的合法地位，虽然他直到临终才肯接受基督教受洗，所谓的世界上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名号可能更多是顺应政治需要，但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君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才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从少数人信奉变成地球上最大帝国中具有政治势力的宗教。
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以罗马为根据地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总部的东方教会也逐渐分道扬镳，东正教成为千年拜占庭帝国的国教，直至土耳其人入侵君士坦丁堡，原本属于东正教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硬生生加上四根宣礼塔，改建成为清真寺，这座城市从此成为伊斯兰教之心。
奥斯曼帝国本质上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神权国家，但是它的米利特制度所体现的宗教宽容，让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保持了自己的宗教权威，甚至被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权，“奥斯曼人未曾犯下若干现代大国试图重构东地中海与中东的错误;他们知道，‘清白’、从零开始的历史无疑是痴心妄想。他们将帝国多种族、多信仰的本质视为既有的现实，而非天外飞来之物，并依此明智地立法......让伊斯坦布尔每个族群都能依据自己的宗教律法进行审理和判决”，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它接过了君士坦丁堡的繁盛富饶，也保有了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多元特质。
1500年，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有18.5万人，伊斯坦布尔已有20万人;1700年，伦敦以55万人口超越了巴黎，但离伊斯坦布尔的70万仍相距遥远。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汇集于此，当你在基督教堂听完圣歌，出门却会看到宏伟的蓝色清真寺，街道两旁矗立着拥有奥斯曼新巴洛克特点的建筑，也有弥留的罗马风格、地中海式白墙，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烈撞击了上千年，一切事物都因为混杂而充满神秘。
但可惜的是，伊斯坦布尔如同拜占庭一般，“继承”了罗马的命运，在传统与变化之间，找不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它从众人瞩目的帝国象征，变成了“欲壑难填”。
20世纪初，以“世俗改革型”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凯末尔主义找到了自己土壤，凯末尔努力让土耳其摆脱了帝国身份，以民族国家、共和国的名义存活下来，在急迫追求世俗化的同時，也试图将伊斯坦布尔构建成一个属于单一“土耳其民族”的城市，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时代正在过去。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怀着忧伤“呼愁”，他说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告别
奥斯曼帝国的学者福阿德帕夏曾说：“帝国缺一不可的四项原则是宗教、国家、苏丹，以及伊斯坦布尔这座首都本身。”百年后，伊斯坦布尔在帕慕克的童年记忆中变得败落、衰朽、暗淡，不值得夸耀，人们“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却也是在抹去光辉的过往，寸砖寸瓦都是典故的地方，变成了一座被雨水冲刷后的晦暗城池。
1923年10月，安卡拉成为土耳其的新首都。1930年，君士坦丁堡的称呼被土耳其正式废除。这座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
的神赐之城，似乎就此终结了它的神秘色彩，只余赤裸直接的要塞位置，踞伏在地图之上。它变得难以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中立足，因为它本质上并不“属于”某个特定国家，就像在拿破仑眼中，伊斯坦布尔会是世界的首都。
它是神明选定的城市，而不仅仅只是土耳其的一个地标，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像它一样，把欧亚大桥踩在脚下，教堂的钟声和清真寺的宣礼声此起彼伏，历史枯荣，成为不可替代的旅行美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它不再是“世界之都”，神赐之城堕入平凡，少了权力与财富的争夺，却也仿佛摆脱了以往所遭受的苦难。1700多年的荣耀伴随着战争、杀伐，珠宝和血液共存于王座之上，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试图找寻过往的踪迹，历史同那些伟大的建筑一样，因为承载的记忆而熠熠生辉。
伊斯坦布尔变得人人可触摸，船如离弦之箭远去，以它命名的时代像是留在原地的港湾，过往荣光成为挂在天边的月亮，就如帕慕克所说：“也许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片大海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它的边界、形象甚至它的存在毫无所知。最好的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记得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