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从新疆兵团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他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文心雕龙》迄今还被他视为他的学养之根。八十年代末美学之风兴盛，他的研究又转向了美学。《艺术人类学》等著作，便是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作。
　　1987年易中天与邓晓芒合作完成了《走出美学的迷惘》。书稿在不同出版社和不同编辑们的手中兜兜转转，两年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印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知晓。1999年和2007年，《走出美学的迷惘》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上万，颇受好评。十多年前还颇为超前的学术观点，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时代。
　　但这个时候的易中天，打算不玩了。

将三千七百年化整为零

　　就在那几年，易中天发现自己已经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大量的学術著作和论文，从一出生就被送进库房，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这样的学术著作，还写它做甚？
　　最初路金波找到易中天的时候，他的设想不过是做一套中国经典典籍的释读本，比如《大学》、《中庸》，但是易中天觉得这种注释经典的活计对他来说完全不过瘾。
　　在出版业浸淫多年的路金波谙熟市场运作之道，他的一个理念打动了易中天。
　　“现代生活节奏下普通读者很难有整块的阅读时间，除了在交通工具和封闭空间内，适合阅读的书应该在10万字以内，在一次飞机航行或一次高铁的途中就可以读完。” 　　早 在写《帝国的终结》时，易中天就萌生了书写中华史的念头，但始终找不到实际操作的路径。路金波这招“化整为零”法，似乎提出了某种可能性。他们商量，是不 是可以用五到八年的时间，陆续推出三十六卷，把中华史拆分成若干个轻松好读的单元？每季出版一卷，这样，无论是书写、购买还是阅读，都不至于负担过重。
　　岂止是不重。这套中华史也许刷新了史书不可承受之轻的最新记录：
　　“梦中惊醒后，女娲开始造人。
　　“说不清那是早晨还是黄昏。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秋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另一边是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二者之间，是忽明忽灭的星星，和来历不明的浮云。
　　……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这是《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卷《祖先》：第一章《夏娃造反》：第一节《创世》。做惯严肃阅读的知识分子读者，读了这样的开头，估计会倒吸一口凉气。瞥开那个宏大的标题，此等开场白的文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仙侠或玄幻。张鸣那个“90后”他都嫌不够劲，“总有一天，我会写得像个00后。”

在历史的深處相见

　　但是，如果忍过前面几章，一些隐蔽在浅俗台词里的思想，便开始露出锋芒。尤其到了第二卷《国家》，要对华夏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做一次总梳理、借历史对当下发言的欲望几乎按捺不住。书封上的导读提供了相似的线索：
　　《国家》：三千年前，从部落到国家，文明开始了。
　　罗马共和、希腊城邦民主、西周受命于天，为什么制度迥然不同？

回到历史现场，探寻国家起源与机密

　　他对国家制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时已埋下伏笔。《费城风云》就是这种兴趣的向外延伸，《费城风云》故事从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开始说起，副标题即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200多年前，蛮荒大陆上的一群乡巴佬齐聚费城，为了制定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吵得不可开交。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阴云与曙光同在，妥协与原则共存，谁都没有想到，最后磕磕绊绊通过的《联邦宪法》，日后会成为美国人的世俗《圣经》，影响遍及世界。
　　美国宪法之父、费城制宪会议发起人，时年36岁的詹姆斯·麦迪逊认为，组成一个好的政府，关键是控制好权力。“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根本没有必要。……在构筑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困难的是：你先得让政府有能力控制百姓；接下来，你还得让它能控制住自己。”这就是一国必得有宪的土壤。
　　民主法治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远称不上孟德斯鸠的门徒，亦非为了追求完美理性。但是，多方利益不断的冲突妥协，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谁也灭不了谁。长达116天的制宪会议开得结结巴巴、状况百出，跌宕起伏的拉锯战如一场大戏，反倒催生出一种尽可能无漏洞和彼此制衡的社会契约精神。

著史何必“官家授权”？

　　近代知识分子以个人身份修通史，自梁启超、夏曾佑起已有先例。
　　翦伯赞以一己之力写《中国史纲》是在1943年，据说积累用作修订的原始资料达百万字以上。但1961年后，他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其个人化的《中国史纲》只有两卷，终未能完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说，易中天以个人之力写通史，最积极的作用在于，“他的明星效应激活了大众对古典的兴趣，这是正面贡献。错批的东西可以有其他的学者慢慢给他修补，但本身还是值得鼓励，在现代传媒条件下，你不去利用这个工具，就太没意思了。”
　　同样计划在未来以个人身份书写中国通史的马勇认为，“1949年后，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写通史，转而去集体编书。集体写作，无论是写通史还是断代史，如果你不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知识，多一本、少一本有什么意义呢？易中天个人去写通史，最值得鼓励。集体写史应该终结了。”
　　易中天读的第一部通史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那是“文革”期间，这个版本易中天至今还保留着，“其中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话还要变成黑体字”。这一版本是 在延安写就的，因为是写给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工农读者看的，除了在思想上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之外，倒是“非常浅显好读”。
　　1925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在天津新懋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学术著作，梁启超为之作序，当时，范文澜刚刚32岁。1940年范文澜接到毛泽东直接委派的任务，要求他编一本篇幅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在写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后，范文澜这样描述：“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
　　知识分子这样检讨式的谦逊，在那个年头不足为奇。40年后的1980年，以桀骜著称的易中天33岁，其硕士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初稿被著名美学家刘纲纪评为优秀，在论著后记里也依然需要谦恭地表态，“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怎么能够把刘勰思想中那宝贵的精神财富开掘出来？”
　　中国自50年代以来所修的通史，都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写作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段被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关注 的重点始终在于国家制度，易中天放弃了这种五段式的社会分段法。他按照国家政体的不同，把从夏开始到现代的历史，划分为三段：邦国时期、帝国时期、共和国时期。从邦国到帝国，其分界点是“秦兼天下”，而从帝国到共和国，其分野是“辛亥革命”。 　　易中天并不希望自己的《中华史》被贴上“通史”的标签，但他也不认同果麦文化为他定义的“轻松好玩的中华正史”。因为“正史”常常让人联想到官方修史，这恰恰是他所希望摆脱的气息。

由雅典和费城的天空俯瞰

　　在易中天看来，翦伯赞当年写《中国史纲》的时候，已经有了“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但是翦伯赞没有写出比较的结果。“他只是罗列。而我把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放在一起对比是讲为什么这样？我要问为什么！”
　　易中天认为自己的中华史有更明显的“现代史观”，“人类历史分两节，一段是史前史，第二段是文明史，这个界限就是国家的诞生。到了国家阶段，各文明开始分道扬镳”。
　　另一个体现他的史观的，是对书中历史事实的选取。三千七百年，不可能什么都写，而写什么，不写什么，就变了一种态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观在他这里行不通， 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史观也不是他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换言之，事关命运和选择的历史关键性节点，我就写，反之则不写。”“农民起义我一个不写，什么黄巢起义、黄巾起义、张献忠、赤眉军、绿林军起义我统统不写，只有李自成可能会提到。”
　　选择即眼光。既然他的关注点是制度建设，“周公建制，井田制、宗法制，封建制、礼乐制，四大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肯定离不开，大讲特讲。但是比方说王莽，可能就没有。汉光武帝可能提都不提，也许连周武王都一笔带过。”
　　正 是为了贯彻体现全球视野和史观，《易中天中华史·国家》里，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章節，是在写其他国家：古希腊人如何，古埃及人如何，以及雅典的“转世灵童”美国如何如何。既然文明史开端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探讨各种文明的差异，就不得不谈各种国家制度。国家的逻辑与秘密，就是文明的逻辑与秘密。他毫不吝啬 笔墨，试图厘清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衍生出了不同的文明，从而发展出不同的国家制度。
　　“民主是一个意外”。《国家》一卷中，晋国大夫赵恒子去世后，其子被族人谋杀，理由是赵恒子的继位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易中天笔锋一转，描写了同一年在雅典上演的喜剧《骑士》中的情节：雅典街头一位卖香肠的小贩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 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骑士》的剧情能够最有力地说明，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上演讽刺民主的剧，还得头奖”。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在 易中天的史学系统里，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可以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里的前三甲分别是：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三者次第辉煌。第二世界的综 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则属于第三世界。“在当今天下的文明圈中，前三甲是大鳄，第三世界是散户。”第一梯队的第三名，这就是易中天所定位的当今中华文明的位置。
　　“公元前200年，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统一大中华，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两个世界级的文明圈。此前，中华文明有一个鼎盛期，这就是春秋战国，此后又有一个鼎盛期，就是汉唐盛世。到中唐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逐渐退出世界舞台，分界点在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以后的安史之乱。”从这个分界点开始，中华文明盛极而衰。他在《南方周末》上登载的《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上，毫不客气地说：“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中唐以后的中华文明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文明的轨迹是这样的：从夏开始，到商开始上升，到周、到春秋战国达到一个顶峰，然后掉下来，到汉唐又爬上去，又是顶峰，又掉下来。再下来以后，就是一点点地回升，然后掉下去，再回升，再掉下去，这叫做起伏跌宕的盛极而衰。为什么会这样呢？与国家制度有关系：周分权，秦集权，明专制，清独裁，越来越差！汉唐宋元这些文明回升的阶段，都是在集权和民权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简单的发展线索。”
　　易中天说，中华文明有一些特性，比方说，无宗教信仰（或者说，信而不仰，仰而不信）。没有信仰，也许有可能让中华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开放平台，但若既无信仰，又无制度建设，价值观便难以恒定。“结果就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既然是“下坡车上没人刹得住车”，再多写一本《中华史》，意欲何为？区区一本史书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易中天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任何时代史，首先都是观念史，写书也无非是冀望为未来之变局提前准备好民众基础：未来向何处去？答案要向历史的纵深处寻找。

历史的价值与价格

　　在筹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易中天以及他的编辑小组观摩过一部美国版的“建国大业”，这部命为《美国：我们的故事》的历史纪录片一共12集，完成于2010年，故事从“五月花号”一直到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大陆会议、《独立宣言》是有的，但并不是重点，联邦宪法则完全一笔带过，而很多小人物浓墨重彩。”
　　这种“修史”方法让易中天击节赞赏不已，但同时也暂时打消了他和他的运作团队未来用《易中天中华史》拍摄纪录片的念头。“人家那个片子，投资5个亿，场面，剧本，细节，演员，根本无法超越。我们肯定不会做。我们也不会做《百家讲坛》式的现场讲课录制。如果要开发相关产品的话，有可能会是有声读物，或者用动画的方式做一些尝试。”路金波说。
　　在易中天的首发演讲上，暖场宣传片就用了这样的动画形式，成本是每秒种几百块。为了在北大百年讲堂举办的这场首发式，果麦花了约50万，“但我们对未来的营收的预估是2个亿”。路金波说，有的作者会要求预付部分版税，但易老师从来没提过钱，就跟果麦签了字。“我要钱干什么？我一本《品三国》的版税收入就够我用一辈子，我只要写得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同时也表达了对易中天的担心，在他看来，受限于知识背景，易的三十六卷可能会越到后来越难写。“到魏晋之后，特别是隋唐以后史料量太大。如果他早年没有史料的准备，你往哪查都不知道，浩如烟海。”“如果你不能建构总体看法，只描述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至少你无法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你的发行量再大，在学术史的脉络上可能都没有地位。”
　　易中天却不以为然，他承认，自己最得心应手的部分是先秦两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写向近代史的漫长征程中，一定会有需要补课的地方。但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一定不会求全责备，也一定不会面面俱到。只要有洞见，就会有贡献”
　　成为学术史脉络中的经典，未必是易先生的目标，但他确实十分介意发行量这回事儿，著书立说总是想影响更多的人。“我的《帝国的终结》那本书，其实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一个大纲，但是那是高度浓缩版——那本书也算畅销了，卖了30万本。可我觉得读者还是少，30万本，才多少读者？太少了、太少了！”
　　历史书要卖到多少才算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一本《国史概要》，本是教材，因为写法别开生面，广受学生欢迎，自1998年首次出版后，十余年中四度修订，前三版累计发行了7万册，并“输出”到香港成为大学教材。生生把教科书写成了畅销书，在史学界也算奇迹，但依然远远拼不过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超500万的销量。
　　而此次帮易中天担纲出版营销事宜的果麦文化，其代理出版的热门作家里，韩寒的书籍单行本销量在150万册左右，冯唐则在50萬册左右。在《易中天中华史》首发的几天宣传期中，随着宣传的层层递进，路金波对外的销售预期越说越高，从50万套一路涨过100万套。“我们万没想到首先扑过来的是老干部们，都打听这本书。对这样的书，老干部是真有需求。”路少那标志性的笑容，让人一时难以定性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调侃。易中天亦用半认真半调侃的口吻，斥路金波“你这个坏人”。

把这六个字变成专有名词

　　路金波身上确实具备“寻欢”的天赋。他曾经像玩儿一样地写作，现在像玩儿一样做出版，像玩儿一样地赚钱，又像玩儿一样地获得了成功。玩儿背后，是情商和江湖人品。有人说他俩的这次联手，“人精遇到了人精”。
　　一个通过电视大红，一个通过网络大红，知道最大化的人群之最大化的需求，是这一老一少的共同属性，也是大众媒介递到他们手中的一把钥匙。
　　为什么叫《易中天中华史》而不是老老实实在《中华史》下方写上“易中天著”？路金波说，其实一开始的设计是《易中天·中华史》，“但是只要有中间这个点儿， 怎么看怎么不对，总觉得有口气断了。“我们特别希望‘易中天中华史’这六个字能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在搜索引擎上一搜，头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它，如果只是中 华，那搜出来的可就多了，第一个肯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易中天自己的说法：“我不是口气大，我是被迫无奈。我就是告诉大家，这不是社科院中华史，不是什么集体创作，是一部有自己看法的中华史，是一家之言。集体创 作靠不住，集体创作只要大家观点不同，你也让让、我也让让，让出来的东西肯定平庸，肯定没有个性，甚至有没有一个能贯穿到底的恒定价值观都不一定。”
　　除 了出版社配给的编辑之外，《易中天中华史》有一个五人编辑委员会，他们是这本书最核心的内脑，除了易中天自己，其余四人分别是：首席顾问曹永正、学术顾问 陈勤、出品人李蕾、路金波。两位顾问都并不具备大众知名度。因此，网络上有人攻击，说易中天已经供认，幕后有一个草台班子，路金波代笔。“他们说韩寒起码 还找个有文化的人代笔，我找路金波这样不靠谱的代笔，我比韩寒还不如。”他当面调侃路金波。
　　其实，在这么庞大的写史计划背后，确有高人存在。易中天在演讲会上说，一切都由电脑存档在案，待三十六卷写完，若能征得对方同意，他才会考虑将之公开。

史家是不该受宫刑的

　　“中国知识分子远不是没有个人写通史的能力，长期以来他们只是被精神阉割了，以为自己丧失了这种能力。”
　　他 倒是鲁莽而大胆，里比多写在脸上。这种旺盛的创造欲，旺盛的“折腾欲”，也许来自成功之后逐渐膨胀的自信，也许来自长期杂学旁收的积累和发酵（他摸着发福 的肚子说这就叫满腹经纶啊），也许来自岁月深处的催促。“越老越要折腾，因为再不折腾就来不及了。”“不但越老越想做事了，而且越老越想做爱了。”
　　在他六十六岁生日的自况诗里，他写：六十六，非不寿。祸与福，都曾受。从今后，皆天佑。人生事，思量透。病要医，心照旧。多读书，少做秀。
　　需要读的书很多。他甚至承认，关于中华史，很多没有写到的章节，他还没想好要怎么写，有些观点还不是非常成型，他得一边写，一边解决，把写作当给自己出的课题。他拒绝透露具体方法，只反复强调，“你要相信我。”
　　——“你要从女娲写到邓小平？你可知道，女娲好写，邓小平难写！”
　　——“为黄帝炎帝打打口水仗事小，反正谁也没见过！越到近代史越难表态，如果你和当下的历史教科书发生冲突怎么办？”
　　——“中国历史学家古已有一套自保的智慧，你要怎么避开风险？是曲笔还是避而不谈？”
　　——“你会怎么写抗日战争？怎么写文化大革命？怎么写“三年自然灾害”？又怎么写无比复杂的八十年代？”
　　对我劈里啪啦扔过去的这些问题，他的回答一律是：“你要相信我。” “写 到那里的时候，书出来你就等着看吧！”“你绝对要相信我有这样的本事，这对我根本不是问题。”“你说的这些我统统会写，统统会有自己的态度，而且统统挑不 出毛病，我有办法！你一定要对我有信心。”在他用几乎差不多的回答应付完几十家媒体几乎差不多的问题之后，他又用一半外交发言人一半朋友的姿态化解掉我 的。 　　也许他就像某些推理小说作者，不透露凶手和真相并不是因为害怕剧透，而是没有写到最后一页之前，作家自己也还没想清楚谜底。

这是靠谱的治史态度吗？

　　“如果非要说知识储备的话，我的一生都是在为这本书做准备。我写过的所有的书，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卷书，只是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1988年，易中天筹备四年后出版《艺术人类学》。一开篇，他描写了1768年 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前往南半球探险的故事，库克见到南太平洋荒岛上的塔希提人，著实吃了一惊。后来，库克考察了当地土人的文身，易中天由此引出“人类学诞生”这一命题。正是在此书的筹备期间，易中天“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25年前积累下的心得，用在了今天的《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卷中。

用直觉侦破历史悬疑

　　《嫦娥的私奔》、《灵魂是个流浪汉》、《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做爱，以神的名义》……《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祖先》中的回目标题就是这样起的。“古龙的武侠小说永远写：‘他在最不可思议的时间，从最不可思议的角度，按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刺出了一剑。’古龙不像金庸，他并不去准确细究那些剑术招式和穴位。那 些一听我要写中华史就大呼不可能的人，一定是以为我要写一部面面俱到的大部头通史，他们绝没想到我是按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刺出了一剑。”
　　易中天写中华史的文风，就有点类同古龙写武侠。他对媒体说，躲在江南某古镇潜心写史，晚上临睡前读半小时侦破小说自娱，试图用写侦破小说的方式，来破解历史的谜团。
　　所谓侦破小说的方式，就是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不断设问，制造悬念，然后根据史料或文物，抽丝剥茧，找到答案。所以，翻开这两本薄薄的、行间距颇大的书，满眼都 是“作证还是作案”、“杀机暗藏”、“本案铁证如山”、“看来，有必要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找不到原因，那就只能看犯罪动机”之类的表述模式。
　　这是一段拨开历史迷雾的航行，船长本人认可的要素有三：直觉、逻辑、证据。而且易中天还公然把直觉放在了第一位。正经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估计没谁这么斗胆。
　　他说，既然是破案，做侦察员的，推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直觉，“我读历史书，大言不惭地说，直觉好极了。”
　　证 据亦有三种：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 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这是常识，史学界有公论的。”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 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李敖、柏杨我肯定不看，当年老师胡国瑞一开始就教导我们，读原著、经典，不是经典一律不读。张光直、许倬云、杨宽、童书业这些靠得住的 历史学家的书我会读。写春秋我肯定看《左传》，有杨伯峻的注就够了。写西周，我就读两本书，一本是杨宽先生的《西周史》，一本是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 他们的书是靠谱的，大家大可放心。”

十二两纹银的机心

　　在 直觉、逻辑、证据的基础上，易中天确认了：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他自己颇为得意的新发现是：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姜姓。先是 女性生殖崇拜时期的牧羊女“姜”，后其中一支成为男性生殖崇拜时期的牧羊人“羌”）；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姬姓。甲骨文和金文都为对蓖或镜梳妆的女子，疑为美貌女子或战俘伺妾）；而与黄帝大战的蚩尤则是“蛇灾”（九黎族的别号，代指从蛇灾地区来的人）。
　　轻快之下，易先生自有办法树立自己的学术严谨性，即使在抖包袱说段子的时候，俏皮话也得有根有据。《国家》第一章节《上帝按了回车键》里提到，17世纪尼德兰（荷兰）有个大师级画家伦勃朗，“做他的学生每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
　　这句插科打诨于上下文其实无关紧要，但易照样在旁边标了一个小注，翻至附录一看，这条注解是这样的：
　　《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此类例子在《易中天中华史》中几乎比比皆是。一方面，他刻意降低阅读的门槛，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大量的附录、史料，甚至偶尔使用近乎变态的注释和细节，把学术严谨的形象给找补回来。

流寇路线图

　　两年前，易中天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16卷 文集，文集的首发仪式上，嘉宾阵容超级强大，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风云际会：张思之、江平、资中筠、刘道玉、胡德平、叶选基、陶思亮、秦晖、 邓晓芒、吴思、张鸣、秦晓、何迪、杨东平、刘瑞琳、冯仑、于建嵘、李零……发布会的主持人是贺卫方。他们中，好些是易中天多年的老朋友，还有些则是因为价 值观相同而欣然愿意捧场，甚至包括一些已经谢绝一切社会活动的高龄前辈。活动结束后好几天，易中天坐在沙发里还用手撸汗一般地擦脸，眼睛抬起是做了场梦的 神情：“诚惶诚恐，我，何德何能？” 　　易中天自己划出的“流寇路线图”是这样的：文学——文论——美学——文化——政治——史学。走到最后三程，已是互为表里，随心所欲。
　　“讲 美学，得弄清楚美学史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破门而入》；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 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这就有了《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又必须有参 照系，这就有了《费城风云》；这个时候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
　　從《闲话中国人》开始，易中天就把每一本书定义为写给最广大读者的，解构学术腔，架构艺术感。在学者的阵营里，他由此成为“另类”。
　　作 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寇，人类学写作帮他做好了人类史起源的准备；文学和文论帮他做好了理解中华文化的准备；美学帮他做了文史哲打通的准备，亦帮他确立 了写作风格；品三国——无论是电视讲课还是著书立说，帮他做好了读史和讲史的准备；关于诸子百家的写作帮他做好了中华思想追根溯源的准备；一系列跟国家制 度有关的写作，帮他做好了解读国家机器和政治逻辑的准备；长久以来对社会热点时事密切关注积极发言的习惯，帮他做好了离开书斋看现实的准备……而在这一切之外，大众媒介赋予他明星般的关注度，替他的一切发声，准备了相当数量的听众。
　　“三十六卷全部写完，我将不再是今日之我。”

失败的土匪成为教授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这是《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也是易中天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新书首发仪式上的演讲标题。他以及他的营销团队深谙媒体之道，他们首 发时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一天，入场的很多观众手里都拿着当天新鲜上摊的《南方周末》，其副刊用一个半版的篇幅，节选刊登了这篇总序。
　　但现场是加料版的：
　　一开始就是经济学里的那个经典段子：“广汉铁路土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故事讲完，他又引申说：文明来自野蛮。文明是对野蛮的改造。当年土匪拦路抢劫，这叫野蛮；现在分段承包，合理定价，童叟无欺，统一收费，这叫文明。文明就是客客气气地收你的钱（观众笑）。为什么过桥米线比较贵？因为收了过桥费（观众笑）。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无论世界上哪个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是土匪，我们是土匪的后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段话：‘他们是野蛮人，对于他们来说，从事掠夺是比从事创造性劳动更体面、而且收入更高的事情。’所以原始时代我们都是土匪，但是土匪们最后发现这种野蛮的行径 其实对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过利人来利己，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于是他们放下屠刀，拿起算盘，变成了企业家和银行家（观众笑）。企业家和银行家就是从良的土匪（观众笑）。没能做成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跑到各大高等院校和管理学院，教MBA（观众笑，鼓掌）。
　　关于中国人无有信仰：
　　“我一个四川朋友，儿子要考大学，去烧香，拜文昌，交完功德钱之后还念念有词（易中天换上了一口惟妙惟肖的四川话）：这个钱，不晓得交对了没得？（现场观众笑）
　　“我说，没错，文昌菩萨管考试，今天在座的考上北大的，当年都是拜过文昌的。（观众笑，鼓掌）
　　“结果我朋友说：（四川话）你不晓得，我娃娃考的是斯坦福，那个文昌菩萨也不晓得会不会讲英文，他郎个能跟斯坦福的校长打招呼来？（观众笑）
　　“我说，那你得拜圣母玛利亚，她懂英文，能管这事（观众笑）。
　　“我朋友说（四川话）：我晓得圣母玛利亚懂得到英语，但她懂不到我的四川话沙。（观众笑）
　　“你们说，就这，还好意思叫信仰？”（观众笑，鼓掌）
　　一向以演讲实力著称的易中天对现场效果并不满意。事后，主办方提供的新闻稿里，提到2小时的演讲现场笑声60多次。但确实有很多次，在他预设有笑点的精彩桥段，观众反应平平，零星被压抑住了的笑声和掌声不成气候，在巨大的、有压迫感的空间场里格外稀稀落落。巨大的电视拍摄摇臂，在现场抓捕掌声的源头。而在另一些并不那么深刻的地方，人们使劲鼓起掌来。
　　能容纳两千人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当天并未坐满，这可能跟严格的凭票入场和安检手续有关。但是会后，北大的老师还是告诉他，今天的上座率在百年讲堂已算“盛况空前”，“上一次现场坐这么满，是周杰伦来的时候。”

围观者，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场提问环节，第一个站起来的姑娘长发披肩字正腔圆，“我代表全体北大学子和今天所有在场的人向易老师提一个问题。”主持人李蕾毫不迟疑地打断她，“请提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要代表别人。”
　　另一个北大学生提的问题更加有趣，“我不知道易老师对北大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有多少了解？易老师今天的演讲是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这启发了我，我想知道‘北大文明’在中华乃至世界的位置。”易中天摇手连连，声称自己对北大并不了解。犀利的李蕾则更加话里有话，“对不起，请问你说的是哪个北大？”
　　第三个北大学生抢过话筒，“我认为，今天在此之前的提问全都不能代表北大学生的水平。”群众哄笑鼓掌，女生继而心虚，“其实我对我自己下面要提的问题也不是很有信心。”
　　按照易自己的评估，《易中天中华史》第一、二卷抛出，就应该收到巨大的反响，但这天的饭桌上，路金波玩笑：“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怎么还没有出现呢？”
　　质疑的声音当然很多，主要是针对一个人写中华史是否粗制滥造；针对学者明星化；针对有没有枪手代笔；以及中华文明史是五千年还是三千七百年……对于这个宏大写作计划背后的深意和用心，似乎并没有太多人参透。
　　“主要是《总序》还没有出版。”他转头指点路金波和出版社的编辑，“这次你们回到上海就赶紧把《总序》印出来。”
　　嬉笑怒骂，这个老辣之人已经身经百战。明星化带给他超人气，带给他高收入，但也导致他的一切言行都有被娱乐化、被快速消费的危险。还是那句话，他是受益者，同时成为受害人。
　　经历过洗脑，经历过流放，经历过失学，经历过丑陋和荒唐，经历过匮乏和饥饿，经历过贫穷和失望，现在又正在经历财富声色之劫的这个六十六岁“新青年”，为了不让“说葡萄酸的人更酸”，躲在秘而不宣的、某个江南古镇的大宅中闭关写作。现在，他渴望真问题，以及对于真问题的真辩论。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梦想“伟大复兴”的中国，上下，前后，左右，里外，流派太多，声音太吵，也许恰恰说明主流思潮还在缺省状态？
　　“我向来不喜欢任何主义，我也不喜欢‘使命’这个词，谁来使？谁的命？谁规定的？我更不喜欢‘启蒙’这个词，谁是谁的神？谁配启？谁受蒙？”
　　《易中天中华史》是一个人的史书。一个人希望说出他心目中的常识，以及让更多的人说出他们心目中的常识，他等待观点的洪流在此相遇，并成为一场真正的、有意义的、全社会的大讨论。就像站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当四周掌声没有如潮水一般地汹涌；或者站在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市集，关于星空和真理的争吵就像菜市场一样自由。
　　截至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