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往往被理解为预期寿命持续升高、“婴儿潮”那代人集体到了退休年龄，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人口年龄结构上移的另一面是，在预期寿命不断升高的同时、生育率较低或持续下降。
　　人口结构拐点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有经济迅猛增长、信贷快速扩张、金融环境良好的时期都有“后遗症”，日本和西方国家先后都有所体现。当“婴儿潮”那代人开始改变储蓄和消费行为时，“人口红利”就变成了“人口累赘”。
　　值得庆幸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是难以逃脱的宿命，有一些应对措施可以抵消它的影响。一种是重新定义年龄较大居民的权利与义务，比如提高退休和能领取福利的年龄；另一种是弥补生育率大幅下降对就业年龄人口的影响，比如增加移民、提升就业参与率及生产率。
　　在人口老龄化时期，要适应经济危机和资产负债表的萎缩，与以往有不同之处。在此我们引入另一个指标“助养率”，即每位年龄在65岁以上的居民所对应的就业年龄人口数量。整体助养率下降代表了生育率下降对就业年龄人口的负面效应，以及少儿抚养率的跌势终止。更重要的是，在某个时点上整体抚养率的攀升，可以归因于老年人抚养率的攀升。因此，在人均寿命日益增长的同时，人们应当提高生育率和少儿抚养率。
　　这种措施又带来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女性在劳动力大军中的地位。我们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来探讨。
　　美国就业趋势发生了三大变化，首先是整体就业参与率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女性就业参与率下降，还有职业分布发生变化。1990年美国女性就业参与率是22个工业国家中第六高的，但到2010年下滑至倒数第五，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下滑。女性投身就业大军的脆弱性、她们在平衡家庭和工作时面临的困难，又因为高中低收入岗位分布的不均衡而加重。
　　相比于美国，日本女性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管理层中，女性约占17%，其中90%的企业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但在日本的3500家上市企业管理层中女性仅占1.6%。
　　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已经带来了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稳步下降，除非整体供需有可持续的增长，否则安倍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也会偏离靶心，通缩趋势也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逆转。
　　尽管日本职业女性占女性劳动力大军的比重非常高，但女性就业参与率只有48%，比美国低近10个百分点。日本男性的就业参与率为83%，远远超过了女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如果将女性就业参与率提升至G7的平均水平，那么会为日本1%的趋势增长率贡献三分之一的升幅。实际上，日本女性就业参与率历史上曾经呈现升势。但是，就算处在黄金年龄的女性就业参与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65%升至约72%，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提高女性就业参与率应该成为日本结构性改革的一块基石。参与率低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女性与劳动力大军脱离联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审视由日本社会传统价值观导致的一些现象——儿童保育机会有限且很昂贵；日本母亲重返岗位的比例较低，且多数从事低薪、不规律的工作；日本税收政策也不利于夫妻双方都工作。
　　安倍承诺的“托婴中心”提案可能会使700万-800万女性受益，但这还不够。提高女性就业参与率提升的限制还包括男女在薪资、正常岗位、升职机会上的不平等。此外，那些由于家庭原因而不再工作的女性，在保持或提升技能方面缺乏帮助。
　　不难看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安倍真的想把劳动力市场作为刺激经济的跳板，那么提高女性在高级管理层中的比例、帮助抚养幼儿的母亲重返职场，可能是推行机会平等原则、提高女性就业率的策略中最先要做的一步。
　　作者为瑞银高级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