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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马敏与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而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记得早在1964年春天,为了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议中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项目,我随同杨东莼先生前往天津,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同行的北大邵循正教授当时即有感慨,再三向我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邵先生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