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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频繁的交往。但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也有很大差异，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研究两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其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带有普遍规律的东西，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利加快和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中国；日本；高等教育；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98-02
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共有现象，是社会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备条件，高等教育亦然。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脉络，探索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本文将从四个时间段来比较中日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一）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二）20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确立。日本近代高等教育与我国同样，发轫于19世纪末叶。1877年4月12日，日本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大学。日本教育史学者大久保利谦认为，东京大学的成立是日本“近代大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看作是最早出现的欧美型大学”。1886年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大学法令———《帝国大学令》颁布之后，东京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日本国立大学的正式产生，而且确立了以国立大学为主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对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1905年时已经有专门学校50所，从数量上讲，专门学校是20世纪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所以起步较晚，是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及其渊源文化密切相关的。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即实行文明开化运动，求知识于世界。日本第一次教育改革从187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确定了“富国强兵”的政策，把教育看成是每个公民应负的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跃而列于世界强国之林，与日本第一次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教育有密切關系。1917年内阁成立了“临时教育会议”，对各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进行审议。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
二、世界大战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1912-1927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另外，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在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以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为开端，日本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军事化，学校也不例外，因此，日本战败以后，被染上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学校必然成为改革的对象，打破旧的军国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民主的教育制度就成为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出发点。虽然同属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国，但在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中国高等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依旧保持稳步发展，而日本的高等教育却因为战争的影响没有受到重视。
三、战后高等教育恢复发展时期
（一）战后中国高等教育曲折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二）战后日本“新制大学”体制的形成。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一个美军占领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占领军通过日本政府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因而美国的民主思想、治国理念等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革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美国对战后日本大学改革之影响主要通过民间情报教育局和美国教育使节团这两个组织机构及其由它们提出的有关政策性建议与报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 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及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建议与指导而展开的战后日本教育改革是以法律制订为先导的。在战后成立的一系列教育法律中，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教育基本法》的制订实现了日本教育在指导思想及理念上的两个根本转变，即由战前的“敕令主义”转为战后的“法律主义”，由战前的臣民教育转为战后的国民教育。《学校教育法》对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它的要点在于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6·3·3·4”的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制订之后，战后日本大学制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战后日本大學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成立“新制大学”，即将战前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统一为一种类型的大学。
四、20世纪末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高教进入第二次大发展时期，高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高教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势头。1980年我国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这是中国高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标志着中国高教开始进入独立自主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教育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198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又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的专题报道，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我国高教事业发展和改革的依据。截止到1993年，中国共有国家教委认可高校1056所，其中本科院校625所，专科学校431所。
（二）高速经济成长期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战后的日本经济从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在政府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时期。1971年6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施策》的咨询报告，被称为第三次教育改革。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本对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教育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对战后以来执意追求实惠的价值观进行反思，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确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完美个性的人才，在时间系列上把教育扩展为终身教育的目标。同时，也在国内开展了基于宪法、教育基本法，争取充分发展民主教育而反对中教审路线的运动。经过战后几十年特别是高速经济成长期的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大国。199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162所，在校学生人数为263.2万，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6.3%。
五、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虽然日本高等教育几乎与中国同步发展，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高等教育远远优于我们，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日本经济发展做了强有力的后盾。
历史证明，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博纳其他国家的精华，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方惠坚等.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清华大学发展研究报告（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彤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杨晶（1992-），女，汉族，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关键词：中国；日本；高等教育；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98-02
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共有现象，是社会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备条件，高等教育亦然。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脉络，探索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本文将从四个时间段来比较中日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一）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二）20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确立。日本近代高等教育与我国同样，发轫于19世纪末叶。1877年4月12日，日本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大学。日本教育史学者大久保利谦认为，东京大学的成立是日本“近代大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看作是最早出现的欧美型大学”。1886年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大学法令———《帝国大学令》颁布之后，东京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日本国立大学的正式产生，而且确立了以国立大学为主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对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1905年时已经有专门学校50所，从数量上讲，专门学校是20世纪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所以起步较晚，是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及其渊源文化密切相关的。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即实行文明开化运动，求知识于世界。日本第一次教育改革从187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确定了“富国强兵”的政策，把教育看成是每个公民应负的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跃而列于世界强国之林，与日本第一次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教育有密切關系。1917年内阁成立了“临时教育会议”，对各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进行审议。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
二、世界大战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1912-1927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另外，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在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以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为开端，日本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军事化，学校也不例外，因此，日本战败以后，被染上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学校必然成为改革的对象，打破旧的军国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民主的教育制度就成为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出发点。虽然同属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国，但在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中国高等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依旧保持稳步发展，而日本的高等教育却因为战争的影响没有受到重视。
三、战后高等教育恢复发展时期
（一）战后中国高等教育曲折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二）战后日本“新制大学”体制的形成。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一个美军占领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占领军通过日本政府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因而美国的民主思想、治国理念等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革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美国对战后日本大学改革之影响主要通过民间情报教育局和美国教育使节团这两个组织机构及其由它们提出的有关政策性建议与报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 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及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建议与指导而展开的战后日本教育改革是以法律制订为先导的。在战后成立的一系列教育法律中，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教育基本法》的制订实现了日本教育在指导思想及理念上的两个根本转变，即由战前的“敕令主义”转为战后的“法律主义”，由战前的臣民教育转为战后的国民教育。《学校教育法》对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它的要点在于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6·3·3·4”的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制订之后，战后日本大学制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战后日本大學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成立“新制大学”，即将战前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统一为一种类型的大学。
四、20世纪末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高教进入第二次大发展时期，高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高教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势头。1980年我国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这是中国高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标志着中国高教开始进入独立自主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教育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198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又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的专题报道，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我国高教事业发展和改革的依据。截止到1993年，中国共有国家教委认可高校1056所，其中本科院校625所，专科学校431所。
（二）高速经济成长期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战后的日本经济从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在政府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时期。1971年6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施策》的咨询报告，被称为第三次教育改革。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本对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教育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对战后以来执意追求实惠的价值观进行反思，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确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完美个性的人才，在时间系列上把教育扩展为终身教育的目标。同时，也在国内开展了基于宪法、教育基本法，争取充分发展民主教育而反对中教审路线的运动。经过战后几十年特别是高速经济成长期的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大国。199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162所，在校学生人数为263.2万，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6.3%。
五、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虽然日本高等教育几乎与中国同步发展，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高等教育远远优于我们，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日本经济发展做了强有力的后盾。
历史证明，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博纳其他国家的精华，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方惠坚等.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清华大学发展研究报告（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彤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杨晶（1992-），女，汉族，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