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交往的男朋友是公务员吗？如果是，赶紧结婚。”在中国西部某小城，2014年除夕，刚从北京回老家过年的李丽还是没能躲避开母亲的催婚。
　　“不是……”李丽声音不高，她略微抬起头，还是从母亲带有皱纹的脸上感觉到了一丝失望。
　　在中国一些中小城市，公务员是金饭碗的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一些欠发达的西部城市，这种观念在父辈的心中更是根深蒂固。
　　的确，公务员工作体面而稳定，每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前赴后继赴考。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公务员报考人数达到了152万，与上年基本持平。但是，与火热的公务员报考相反，有媒体经调查后报道称有六成基层公务员想过辞职。
　　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百万国考大军，另一方面是超过半数的基层公务员辞职“思潮涌动”，冰火两重天的际遇，让“公务员”这个昔日的金饭碗的光彩略显暗淡。持续多年的公务员热真的开始降温了吗？
　　中央禁令下，公务员陷“围城”困境
　　将2013年称之为公务员的“禁令年”，实不为过。
　　从2013年1月中央出台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始，到“六项禁令”；从反“四风”，再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一年的政府部门新“整风运动”，几乎涵盖了从“舌尖”到“车轮”、从土特产到提货券等多个方面。
　　规定和禁令等多项“紧箍咒”密集出台，让那些平时隐性收入高的公务员的抱怨声四起，甚至发出“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的声音，尤其是恰逢禁令出台后的第一个春节，想送点收点、吃点喝点，都不敢轻举妄动。
　　“今年的年货都是自己买的，往年都不需要买，送的都吃不完，还都给了亲戚家。”河北的一位科级公务员向记者诉苦。
　　禁令对公务员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最近有媒体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一些省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发现，全部受访者都认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更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河南的一家媒体分别向当地机关办公室、公安、教育、卫生、海关等部门的60名基层公务员分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想过辞职的公务员近六成，但最终无一人辞职。
　　一方面是欲辞职的思潮，另一方面是公务员报考火热，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这是由于在公务员队伍内和队伍外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是‘围城心态’在客观起作用，城里面的想出去，城外面的想进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学所所长杨宜勇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推出禁令，却被一些专家解读为公务员“福利削减”，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中央禁令削减公务员福利”的说法从理论上看是不准确的。
　　“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其他的条例、廉政措施并没有取消公务员的合法福利，公务员法律规定的各种合法福利还是得到了基本保障。中央禁令影响的只是一些由于社会不正之风而存在的灰色收入以及隐性福利。” 胡仙芝说。
　　我国公务员规模并不庞大
　　今年1月下旬，中组部、人社部等联合召开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作为整个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完善公务员选任制度和机制。消息一出，很多人认为我国应该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解决公务员队伍机构臃肿、人员庞大、人浮于事的问题。我国公务员的人数多吗？到底多少比较合适？
　　政府公务人员是指由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国家公职人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公务人员包括政府机关人员和公立机构人员（相当于我国事业单位人员）；狭义的政府公务人员仅指政府机关人员。
　　衡量政府公务人员数量的指标包括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相对数量是指政府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政府公务人员的相对规模。
　　目前我国公务员数量统计的口径不一，有各种版本的统计数字。比较权威的统计是按照行政编制人员计算，公务员760万左右；有的统计把参公的管理人员统计进来，大约是1300万，占总人口比例的1%。
　　这一数据跟美、加、法、德、澳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大。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综合各种资料统计认为，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政府承担了广泛的社会服务职能，政府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在5%～8%之间。
　　“根据现阶段我国政府承担的职能，这个比例与国外相比，总量规模处于中等水平，可以保持这一比例。 ”沈荣华向记者表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员分布结构不合理，有的人浮于事，有的人手紧张。“所以，应当严格控制总量，盘活存量，有增有减，优化结构，科学调配。例如，通过转变职能、减少层级、购买服务等方式，以同样人员做更多的事。”
　　760万的公务员大军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郎佩娟看来并不多，她告诉记者：“有次我们到交通运输部调研，那么大的交通运输部，编制也就300多人，但是要承担特别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