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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十八大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文将结合关于政府作用的论断来尝试解读分析中国会展业发展中的“政府之手”。
关键词：中国 会展 政府
自十八大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界历来多有论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曾提出著名的“诺斯悖论”，对于政府的存在有着精辟的分析，简言之即“没有政府办不成事，有了政府又有很多麻烦”。本文将结合关于政府作用的论断来尝试解读分析中国会展业发展中的“政府之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会展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来更是出现了全球会展业从欧美向亚洲特别是中国东移的新趋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共有大大小小的展馆286个，当年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会316个。客观地说，中国会展业的发展与中国持续保持较高增速的经济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但同样也得益于中国官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主观推动，这就是“诺斯悖论”中政府作用的积极之处。但值得反思的是，在这一令德国等国际展览大国相形见绌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背后，是否存在着过多的政府主导而非理性的市场行为？这无疑又涉及到政府悖论的另一面。
“赶时髦”、“热”、“一哄而上”等是多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惯常现象，这一特点在中国会展业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一提“会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城市的面包”，就是“开着直升机往下面撒钱”，就是“1：10”甚至更高的拉动乘数效应。更有甚者（西部某政府官员）认为，会展业是个不断创造神话的产业，寄望于其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是在这一“美好愿景”的直接刺激下，多地的展馆建设是“你方建罢我登场”，你建我也建，你大我更大，“地不分南北”，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的展览会更是到处开花……孰不料，如果规划或操作不当，会展经济的“面包可能会很硬甚至磕牙”、“直升机撒下的不是人民币而可能是‘炮弹’”、“1：10的拉动可能会变成10：1的拖累”。多年前，某著名电子品牌高调宣布进入手机领域，理由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手机普及时代，市场容量很大，发展前景看好。有著名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市场确实很大，但凭什么进入，凭什么立足，凭什么获取市场份额？善哉斯问！毋庸置疑，会展业是朝阳产业，方兴未艾，潜力无限，但是不是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如愿分到一杯羹呢？
有“会展王国”之称的德国历来是中国会展界竞相探究和学习的对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此方面的观点和论述颇多。从表象上看，德国会展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看得见的“政府之手”，且其“干预”程度看起来同中国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料显示，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不仅仅展馆是政府所建，甚至连会展公司也是政府投资设立。而且德国同样存在着展馆“重复”建设的现象，如科隆和杜塞尔多夫同属于北威州，相距咫尺却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展馆，“手握”全球知名的成熟型展览会。当然，不同的是，德国会展业具有超过100年的积淀，其展馆建设大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这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展览会的发展壮大不断地相应扩充展馆规模而成；而展览会亦同时随着展馆的扩大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可谓是“米”和“锅”相得益彰，和谐共生。在运营过程中，德国政府奉行的是积极不干预的方针，并不介入会展公司和展馆的日常运作，而是致力于营造有利于会展业整体发展的大环境。同时，德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的会展管理机构德国展览业协会（AUMA）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从而避免了恶性或过度竞争，形成了不同会展主体各有所长适度竞争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总体而言，德国会展业的发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种模式有效协调配合的产物，实现了展览会和展馆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政府介入会展业的“手”可谓是长短得当，收放有度，较好地避免了“诺斯悖论”的出现。
与德国相比，中国的会展业起步较晚，历史较短，大规模发展基本始于1990年代。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会展业的鲜明特色在于地方“政府之手”的色彩颇为浓厚，且力度远远超过了“市场之手”。
相当一部分有着“超前”意识、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中国地方政府近些年对会展业的推动多是一厢情愿地从“顶层”设计出来的。其逻辑一般不外乎循着两种路径，一种是：发展支柱产业→举办相关展览会→建设新展馆，即某地方政府为了大力发展其支柱产业，筹划举办相关的展览会，规划建设规模足够大、硬件足够好的新展馆。另一路径则相对简单：建设新展馆→吸引展览会→提高地方影响力，即某政府希望通过建设新展馆吸引一些好的展览会前来，从而提高城市知名度，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无论是何种路径，地方“政府之手”介入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怀着发展当地经济的善良愿望，但结果却未必理想。毕竟，相对于一般行业来说，会展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小”行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规模以上展览会在一个行业内只能有少数几个；会展业的发展趋势也不再是过去“军阀”割据式的各自在独立地盘上的称王为大，彼此相安，而是一种全国范围的 “零和博弈”。中国很大，但足以有能力举办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展览会的地方却不过几个。
简要分析上述地方“政府之手”的参与逻辑。路径一主要发生在一些拥有主导产业的相对发达地区，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在立项之前没有较为深入全面地分析成功举办一个展览会所具备的要素，产业基础毕竟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充分考虑市场基础、地区影响力、竞争对手等因素，而且有时突出的地方产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予了举办展览会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其它地方企业参展的途径，如此则该展览会最终可能沦为一个场面宏大热闹却鲜有实际效果的形象工程，现实中多有此例。此外，即使这一展览会能够得以成功举办并持续发展，但由于缺乏其它会展项目的进入，最终的结果则可能是为其量身打造的现代化展馆的利用率很低，正可谓是“养馆千日，用馆一时”。
路径二发生地一般并不拥有突出的支柱产业，但具备一定的旅游或文化资源等优势。由于同样在立项前缺乏对会展行业的深入调研和分析研究，时间超前、规模超大的展馆建成后才发觉与实际不符。面对“无米下锅”的尴尬现实，在经营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得已四处找“米”，或“委托经营”或“管理输出”，但穷尽多种方式都难以收到明显效果，最终的结果是，梧桐树栽下了，可不仅没有引来金凤凰，甚至连山鸡也没来几只。
上述两种路径的共同点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不均衡参与，前者伸得太长，介入太深，不仅仅是“送上马”，而且还要“扶一程”，更为严重的是，下“手”部位有偏差。毕竟，政府的“手劲”总是有限的，介入微观活动过多必然影响了其在营造有利于会展业发展宏观大环境方面的投入。
一定意义上讲，政府在中国会展业发展中的作用印证了“诺斯悖论”的基本观点：现阶段中国会展业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之手”；另一方面，政府在主导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可能又会限制会展业的进一步发展。
可喜的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政府要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又不可太长，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会展业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据了解，目前中国会展业正经历着一场去行政化、政府部门大范围撤出展览会具体组织架构的变革，而与此同时，一系列有利于展览会整体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措施也正在制定中。
作者简介：
王润生，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总裁
关键词：中国 会展 政府
自十八大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界历来多有论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曾提出著名的“诺斯悖论”，对于政府的存在有着精辟的分析，简言之即“没有政府办不成事，有了政府又有很多麻烦”。本文将结合关于政府作用的论断来尝试解读分析中国会展业发展中的“政府之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会展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来更是出现了全球会展业从欧美向亚洲特别是中国东移的新趋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共有大大小小的展馆286个，当年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会316个。客观地说，中国会展业的发展与中国持续保持较高增速的经济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但同样也得益于中国官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主观推动，这就是“诺斯悖论”中政府作用的积极之处。但值得反思的是，在这一令德国等国际展览大国相形见绌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背后，是否存在着过多的政府主导而非理性的市场行为？这无疑又涉及到政府悖论的另一面。
“赶时髦”、“热”、“一哄而上”等是多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惯常现象，这一特点在中国会展业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一提“会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城市的面包”，就是“开着直升机往下面撒钱”，就是“1：10”甚至更高的拉动乘数效应。更有甚者（西部某政府官员）认为，会展业是个不断创造神话的产业，寄望于其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是在这一“美好愿景”的直接刺激下，多地的展馆建设是“你方建罢我登场”，你建我也建，你大我更大，“地不分南北”，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的展览会更是到处开花……孰不料，如果规划或操作不当，会展经济的“面包可能会很硬甚至磕牙”、“直升机撒下的不是人民币而可能是‘炮弹’”、“1：10的拉动可能会变成10：1的拖累”。多年前，某著名电子品牌高调宣布进入手机领域，理由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手机普及时代，市场容量很大，发展前景看好。有著名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市场确实很大，但凭什么进入，凭什么立足，凭什么获取市场份额？善哉斯问！毋庸置疑，会展业是朝阳产业，方兴未艾，潜力无限，但是不是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如愿分到一杯羹呢？
有“会展王国”之称的德国历来是中国会展界竞相探究和学习的对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此方面的观点和论述颇多。从表象上看，德国会展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看得见的“政府之手”，且其“干预”程度看起来同中国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料显示，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不仅仅展馆是政府所建，甚至连会展公司也是政府投资设立。而且德国同样存在着展馆“重复”建设的现象，如科隆和杜塞尔多夫同属于北威州，相距咫尺却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展馆，“手握”全球知名的成熟型展览会。当然，不同的是，德国会展业具有超过100年的积淀，其展馆建设大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这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展览会的发展壮大不断地相应扩充展馆规模而成；而展览会亦同时随着展馆的扩大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可谓是“米”和“锅”相得益彰，和谐共生。在运营过程中，德国政府奉行的是积极不干预的方针，并不介入会展公司和展馆的日常运作，而是致力于营造有利于会展业整体发展的大环境。同时，德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的会展管理机构德国展览业协会（AUMA）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从而避免了恶性或过度竞争，形成了不同会展主体各有所长适度竞争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总体而言，德国会展业的发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种模式有效协调配合的产物，实现了展览会和展馆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政府介入会展业的“手”可谓是长短得当，收放有度，较好地避免了“诺斯悖论”的出现。
与德国相比，中国的会展业起步较晚，历史较短，大规模发展基本始于1990年代。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会展业的鲜明特色在于地方“政府之手”的色彩颇为浓厚，且力度远远超过了“市场之手”。
相当一部分有着“超前”意识、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中国地方政府近些年对会展业的推动多是一厢情愿地从“顶层”设计出来的。其逻辑一般不外乎循着两种路径，一种是：发展支柱产业→举办相关展览会→建设新展馆，即某地方政府为了大力发展其支柱产业，筹划举办相关的展览会，规划建设规模足够大、硬件足够好的新展馆。另一路径则相对简单：建设新展馆→吸引展览会→提高地方影响力，即某政府希望通过建设新展馆吸引一些好的展览会前来，从而提高城市知名度，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无论是何种路径，地方“政府之手”介入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怀着发展当地经济的善良愿望，但结果却未必理想。毕竟，相对于一般行业来说，会展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小”行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规模以上展览会在一个行业内只能有少数几个；会展业的发展趋势也不再是过去“军阀”割据式的各自在独立地盘上的称王为大，彼此相安，而是一种全国范围的 “零和博弈”。中国很大，但足以有能力举办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展览会的地方却不过几个。
简要分析上述地方“政府之手”的参与逻辑。路径一主要发生在一些拥有主导产业的相对发达地区，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在立项之前没有较为深入全面地分析成功举办一个展览会所具备的要素，产业基础毕竟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充分考虑市场基础、地区影响力、竞争对手等因素，而且有时突出的地方产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予了举办展览会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其它地方企业参展的途径，如此则该展览会最终可能沦为一个场面宏大热闹却鲜有实际效果的形象工程，现实中多有此例。此外，即使这一展览会能够得以成功举办并持续发展，但由于缺乏其它会展项目的进入，最终的结果则可能是为其量身打造的现代化展馆的利用率很低，正可谓是“养馆千日，用馆一时”。
路径二发生地一般并不拥有突出的支柱产业，但具备一定的旅游或文化资源等优势。由于同样在立项前缺乏对会展行业的深入调研和分析研究，时间超前、规模超大的展馆建成后才发觉与实际不符。面对“无米下锅”的尴尬现实，在经营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得已四处找“米”，或“委托经营”或“管理输出”，但穷尽多种方式都难以收到明显效果，最终的结果是，梧桐树栽下了，可不仅没有引来金凤凰，甚至连山鸡也没来几只。
上述两种路径的共同点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不均衡参与，前者伸得太长，介入太深，不仅仅是“送上马”，而且还要“扶一程”，更为严重的是，下“手”部位有偏差。毕竟，政府的“手劲”总是有限的，介入微观活动过多必然影响了其在营造有利于会展业发展宏观大环境方面的投入。
一定意义上讲，政府在中国会展业发展中的作用印证了“诺斯悖论”的基本观点：现阶段中国会展业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之手”；另一方面，政府在主导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可能又会限制会展业的进一步发展。
可喜的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政府要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又不可太长，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会展业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据了解，目前中国会展业正经历着一场去行政化、政府部门大范围撤出展览会具体组织架构的变革，而与此同时，一系列有利于展览会整体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措施也正在制定中。
作者简介：
王润生，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