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诗人陈贞慧，曾在自己的散文集《秋园杂佩》里，回忆过往赴阳羡（今宜兴市）云起楼与友人促膝飞觥的情景。云起楼是宜兴收藏家吴正志家的一处别院，在陈贞慧的记忆里，历史的轮替竟然是与一件酒器密切关联的。诗人想起前朝时，自己总是在云起楼与众人一起饮酒，桌案上当然不乏奇珍异宝，譬如吴家收藏的成化斗彩鹦鹉啄金杯。陈贞慧动情地写道：“余友问卿家藏鹦鹉啄金杯，高足磐口，亭亭玉立，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双喜，淡白中见殷碧离离之色……醉眼婆娑，目睹此太平遗物，不胜天宝琵琶之感。”
　　陈贞慧笔下的鹦鹉啄金杯，就是明成化斗彩花鸟纹高足酒杯，敞口，深弧壁，外撇式高足，外壁绘斗彩果树双禽纹两组，一组为青花白腹小鸟，栖于一枝，另一组为红彩黄腹小鸟，分栖两枝，果树绛干绿叶，果实殷红之中泛黄，足内以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楷书款识。陈贞慧的朋友，同属“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曾与友人唱和并作《鹦鹉啄金杯歌》，其中便有“两赤鹦鹉栖碧梧，两小青雀交睛视”的描写。

　　不知道“明末四公子”的酒量如何，但可以肯定他们喝得很嗨，不然哪有“醉眼婆娑”的说法。酒是喝进肚子，让人产生愉悦的，而酒器承担的不仅是盛具的功能，还有觥筹交错的仪式感，以及酒具本身带给饮酒者的视觉感受。在人类历史上，醉酒一定是很普遍的现象，世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存在豪饮狂欢的情况。最初，先民可能通过醉酒，表达一种庆祝仪式，或者一种打架的借口，有时饮酒也可能表达一种决策或达成合约的方式。据说古代波斯人在做重大决策时，会就需要决策的事情展开两次辩论，一次是醉酒时进行，一次是清醒时进行。如果两次得出的判断相同，那他们就会照此执行。这种传统后来传给了犹太人。重要的是，人们学会了饮酒时碰杯，这种彼此响应的方式，可能是喝酒这种极富仪式感过程的最后一步，仿佛是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个音符。当然，在几乎所有饮酒的场景里，这样的音符都是由酒器“弹奏”出的。
　　中国人最初的酒器一定很简单，随物取用。酒与水一样，都是液体，物理上方便做盛器的，譬如瓢，在古代就是将瓜果对半切开，寻常时制成舀水器，当然也适宜盛酒。《论语·雍也第六》里，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他对弟子颜渊的赞美，颜渊住很简陋的屋子，吃很简单的食物，喝很简单的水，却还能坚持自己的志趣，多好。这是老师讲学生擅长“穷开心”。颜渊用葫芦做成瓢，究竟用来喝水还是喝酒，不得而知，但一瓢饮，从此成为君子自守的典范。《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谈论禅理，黛玉跟他讲大道理，宝玉就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这里宝玉说的当然是喝水，但这话听着更像微醺时的言语，不然他怎会用这样富有醉态的禅语告白呢—“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

　　除了瓢，还有动物的角，牛角、羊角诸如此类。如今经常见到偏远山区的百姓，用此做饮具的，这可能也是为何古代的青铜酒器其文字结构总以角为偏旁，譬如商代出现的盛酒器—觥，下半部的器身宛若西餐中的船形酱汁壶，有着环形支足，上半部往往做成动物或兽类头部的形状，且连着一个犹如兽背形状的长盖子。再或者觚、觯，至于角、爵、斝之类，则形状上就如角体一般。除此之外，还有石制、木制、陶制不等。周人重礼，且说“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谓秩序森然。不过唐宋以前，除非礼制需要之外的场合，各色各样的盛器皆可被用作酒具。陶渊明年轻时找工作，说工资只要足够买酒就行，这才做了彭泽县令;“竹林七贤”里的刘伶，常携酒乘小车出行，并让人扛锸跟随，醉醺醺地说：“我一死，便就地埋了。”很难想象这些人喝酒，对盛器有多讲究。对比明末诗人陈贞慧在乱世酒局里，以婆娑醉眼盯着一只酒杯感慨世事，可能有种时空的错落之感。

二

　　对生活品质有所要求的酒徒，一定会很喜欢唐宋。因为除了美酒，井喷式的生活美学也层出不穷。自两晋成熟起来的青瓷，到了隋唐已有成熟如南方越窑、北方邢窑的釉色品种，形制上也继承了南北朝的美学融合，出现如联体壶、执壶、盏、注子、杯、碗等的酒具。此外，唐代还有极具西域特点的金银及玉质酒器。

　　越窑器，显然是唐代贵族们竞相争逐的茶酒名器，有一种直口长颈的越窑多棱瓶，是其中的代表器型;多见有八棱形的长颈瓶，且颈、肩相接处有三条凸棱，极显雅韵。这类越窑瓶最引人入胜的，除了优雅的线条之外，更有明亮的釉面。诗人陆龟蒙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这种迷人的釉色。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过多件唐代越窑青瓷，其中一些被记载为“瓷秘色”。秘色瓷的说法由此广为人知。据说诗人王绩喜欢用南方的酒器饮酒。武德初年，他在门下省做官。按旧例，门下省的官员每天供酒三升，有人问：“做官有什么乐趣？”王绩回答说：“每天配三升美酒就是安慰。”门下省长官侍中陈叔达听说此事，命令每天给王绩一斗美酒。于是，王绩号称“斗酒学士”。不知这位斗酒学士每日拿着千峰翠色的越窑器饮酒，会是何种雅致且风流的景致。
　　曾在两晋时流行的鸡首壶，至唐代演变成更高雅的酒器形制，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唐代白釉双龙耳瓶，细长颈上突起五道弦纹，横式排列的弦纹给人以整齐匀衡的视觉感受，丰满的腹部至脖颈处渐收，口沿与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高耸直立，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极富动感。这种酒器以造型的空间虚实，以及轮廓线的自然和谐为特点，于刚健挺拔中透出一种协调柔和的韵律美。这样的酒器，也令人想到《拾遗录》里记载的后赵的第三位皇帝石虎，在大武殿前盖起一幢高四十丈的大楼，楼上挂着由珍珠串成的帘子，帘下坠着五彩玉佩，楼上还有中空的铜龙，龙腹盛有上百斛的酒。石虎让胡人在楼上取酒喝，每逢风起时，整个大楼远远望去就像龙被罩在云雾中一般。
　　陕西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蔚为大观，其中多数酒器皆有西域粟特银器的特点，如乐伎纹银质带把杯、人物纹金质带把杯，皆八棱形，杯体下有横向内折棱，足部有连珠纹，由口至腹部安环形把手。这些把手亦极具西域特色，上带指垫，下带指鋬，指鋬上又常带精致的胡人头像，颇有趣味。在这些精致的金银酒器里，有一件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杯体有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具有唐代特有的视觉美感。唐人有北域遗风，过去燕、代地区的豪杰，常常臂膀上擎着猛鹰，携带众多歌舞伶伎策马围猎，酒杯上的唐风就是绝佳写照。《大唐新语》记载的唐玄宗与大臣姚崇“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在酒杯卓绝精致的纹饰上，似乎也若隐若现。

　　既然提及唐玄宗，又怎能不想起“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杨玉环。贵妃的贪杯之相，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即有诗情写照。戏曲理论家齐如山描述梅兰芳赴美国表演这出戏，提及大戏剧家普隆科女士的点评，说过去总以为女子喝醉了没什么好看的，若醉后调情，不定怎么粗鄙呢，谁知看了以后，竟觉得似醉非醉、酣然衔杯的贵妃，自有醉态的好看。史载杨贵妃比玄宗更善饮。《开元遗事》里说，玄宗每日清晨比她还要早醒，因为贵妃时常夜饮无度，更有“贵妃每宿酒醒后，晨傍花枝，以口吸花露润肺醒酒”之说。贵妃用的酒器是什么呢？五代人编的《云仙杂记》里说，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同样嗜酒，她的酒器唤作“洞天瓶”，即将干燥后的鹿肠悬挂于半空为瓶，“筵宴则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入杯中，号‘洞天圣酒将军’，又曰‘洞天瓶’”。
　　何家村窖藏里亦有玉质、玛瑙或水晶质的各色酒杯。唐诗中有“公子王孙恣游玩，沙阳水曲情无厌。禽浮似挹羽觞杯，鳞跃疑投水心剑”的描写，此处的“羽觞杯”便是沿袭了汉晋时文士曲水流觞时的耳杯。窖藏里有一件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有8个横向分层式曲瓣，外观极似羽觞造型。至于“诗仙”李白在《客中行》中所吟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当为个中写照。至于《把酒问月》里的“所愿当歌对清酒，月光长照金樽里”，就更将唐人酒器的气息表現得淋漓尽致了。

三

　　北宋初编撰的《太平广记》记载，唐代名臣裴均有一次大设酒宴，但负责发请帖的人忘了邀请一位叫裴弘泰的官吏。酒宴当天，裴弘泰闻讯赶来却已迟到，裴均语有责怪，裴弘泰说：“我没有接到邀请，并非我有意怠慢，如要罚酒，请您把席上的银酒器一一斟满，我把它们都干掉，但您要将喝干后的酒器都赏赐给我。”裴均说：“好。”于是，裴弘泰一边喝酒一边收拾酒器，喝完酒竟淡定地将酒器席卷而去。第二天，主人怕他醉酒伤身，便亲往探视，却见裴弘泰正席地而坐，命一银匠用秤量称酒器，竟得银共计200多两。裴均看到不禁失声大笑。
　　这样的故事说明两个结论：第一是唐人多流行用金银器喝酒;第二是那个官吏酒量非常吓人。这样的事情到了宋代，恐怕会是另一种情况。宋人林洪《山家清供》里讲过两件事，其一叫碧筒酒，即趁暑天，叫人行舟到水中莲花茂盛处，将酒倒在一片荷叶上，包好，再取另一片叶子包上腌鱼。待回程时，一路风熏、日烤，酒已温，鱼也香，各自打开，即时享用，真是惬意。林洪不乏诗意地引了苏轼的一句诗：“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其二叫香橼杯，说是有位文士平时不爱喝酒，某天写字抚琴乏了，突然心生奇想，让仆从横剖一只香橼，当作两只酒杯，再倒进温过的美酒，文士饮后竟如醍醐灌顶，始知酒趣。林洪后作点评，说即便是纯金好玉制成的杯盏与之比起来也不值一提了。这两个故事也说明两个结论：第一是宋人不像唐人那么豪放，开始懂得享受精致细腻的生活;第二是酒器这种事情，真不需要那么讲究，人会过日子更重要。

　　话分两头，对宋人而言，雅还是必需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几件被作为镇院之宝的汝窑器，其中有一件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十瓣花口，弧形深壁，器身随花口呈现均匀的波浪形，釉质匀润，青中泛蓝，局部微现粉色光泽。这样的温碗在宋人的生活里常与注壶搭配使用，注子往往圆口有盖，钮样各式，折肩弯流，曲柄圈足。注子、温碗组合成套，是宋人最常见的温酒用具。温酒时将注子置于注碗中，以碗中热水温之。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说：“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其实注子唐代即有，只是叫法不一样，如被称作偏提、注予之类。五代时大臣韩熙载和朋友搞酒局，被李煜派去的画家顾闳中给画了下来，画里面就有注子与温碗。后来，宋人将其发扬光大，形制上也是越做越雅了。
　　宋人生活与唐人较之更接地气，且形成的日益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也决定了他们的品位是渐趋复古的。有人统计过苏轼诗词里呈现的各种酒器，如玉杯、银杯以及组合式的各种酒器，竟有8 0余种，其中既有饮酒常见的杯、盏、樽等，也有盛酒、温酒所用的壶、瓮等。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皓月当空，把酒问天，诗人肯定是手里拿着酒器。这样浪漫感性的苏轼，酒量其实不好，自述“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他有段涉及酒量的话，更是直接提到了酒器：“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所谓蕉叶杯，应该就是那种形状如同蕉叶的浅酒杯。

　　据说惯常以为宋人用于插花的梅瓶，也作酒器之用。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宋代白地黑花梅瓶，一件书有“清沽美酒”，另一件书有“醉乡酒海”，可证此说。梅瓶口小、颈短、丰肩，瓶体挺拔修长。野史上说起这个名字的是宋徽宗，有人烧成这样的瓶递给他，他把玩了一阵便随手将一支梅枝插入瓶内，此物便唤作梅瓶。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里说：“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与梅瓶类似的玉壶春瓶，基本造型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由左右两个对称的“S”形组成。唐人多称酒为“春”，又苏轼语“玉壶先春，冰心可鉴”，故很多人推断玉壶春瓶起初也是装酒的盛器，后来才演变成观赏性的陈设器。宋人饮酒器物的种种变化，仿佛写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稼轩，也写过“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幽情豪迈的另一头是顽皮嬉游。

　　回到诗人陈贞慧的酒局，云起楼除了成化斗彩酒杯，时常也能见到一种合卺玉杯。所谓合卺，形制上就是一个葫芦两个瓢，将两瓢的柄相连，内盛酒，过去常是夫妻交杯喝酒的玉杯。如今，只剩前朝梦忆的陈贞慧，常与侯方域一起借这样的合卺杯借酒抒怀，故园没有了，放逐的人总还能结伴将彼此醉倒。是啊，饮酒到了最后，真的仿佛醉翁之意不在酒。酒既然不重要，酒器当然更加无关紧要，重要是酒以及酒意背后的表征。据说宋代有一个人穿着奇装异服，神出鬼没，见人就笑，回头就跑，三年了都不知自己是谁。有一天喝醉回来，忽然在墙上写道：“云意不知沧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间一堕十劫，犹爱梅花未归。”所有爱酒之徒都像这个宋人，酒量不好的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人生到了百般滋味上頭的时候，何物不是酒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