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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好像是一部电影，又好像是一本三流杂志），说鲁迅不到三十岁，牙齿就都掉光了，满口装的都是假牙，接着六十不到就死掉了。现在的我也不到三十岁，虽然牙齿尚好，但记忆力却已开始衰减。倒并不是说我真的记不得以前的事了，而是说虽然我还记得那些画面、声音以及将之串联起的完整逻辑线条，但记忆中原本或者应该带有的真实的感觉与情绪却已荡然无存。尤其是那些原本应该甜蜜的美好记忆，在我这里渐渐成了白开水，越回忆越淡，到最后我都开始怀疑那是不是自己的真实记忆了。
真的是未老先衰。
我清楚地记得，仅仅在三年前，那时我刚刚考上研究生，仍然情感丰富得像是个偶像剧女演员。那时的我，才刚刚被上海的花花世界所蛊惑，但又不愿因此而将它与自己的过去割裂。于是我就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法——我尽量让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与自己的过去发生关系：外表上的相似，谐音，相似的回忆，相似的场景。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让我陷入到甜蜜的回忆中无法自拔：一条街，一个人，一支用过的水笔，一小片云，一次短暂的失落，几个词，一段旋律，突然回忆起的一张面孔。我努力寻找它们在现实中的对应物，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身体被一种愚蠢但舒爽的情绪所拖拽，陷入泥潭中，和万物混为一体。
做这样的事当然毫无营养，但至少它没什么害处，不会把我的脑子搞坏。可问题是，如今我连这点都做不到了：我像具干尸，脑子干巴巴挤不出一点水来。这里和那里，过去和未来，它们在我的记忆中的区别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一棵树就是一棵树，无论是我家园子里的和我一起长大的那棵，还是在上海宿舍外我一出门就看见的那棵，还是我现在下了班遛狗时小区外马路牙子边上的那棵（我养了半年的那条泰迪每次都要在那树根子下撒尿）;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他的脸就是他的脸，和我见过的没见过的所有的脸都不一样，但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除了我上小学时，在学校门口卖烤羊肉串的那个刘老二，他是个独眼龙，左眼窝是个大窟窿），都是带着张人脸的会走会说话的“东西”。
当然，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但如今的我已没有了一丁点想要窥视的欲望：我连我自己的里面都懒得瞅一瞅了。
朋友们跟我说这可能是抑郁症的表现，但我却觉得我的表现更像是老年痴呆。
但为了不辜负关心我的朋友们，我还是跑遍了宿州大大小小的医院，假装积极地寻求治疗。那段时间里，他们眼中的我的样子一定相当滑稽可笑：整日失眠，忧心忡忡，在网上查阅自己病情的相关资料，一看就是一整天，像个晚期癌症病人一样，好像整个世界是以我的病为轴心旋转似的。
“别整天神神叨叨的，你啥毛病也没有。”朱然，我最好的朋友是这样教训我的，“打赌，你去医院啥毛病也查不出来。你就是缺乏异性。”
是呀，医生也不是神仙，我这种罕见的“老化性全身功能衰退综合症”——我自己取的名字，简称“老衰病”——怎能是这群庸医们能知晓的呢？
洁净的灵魂之湖泊被病冻成了冰，一望无垠的冰面上，四骑士的瘦马因衰弱而平地摔，湖心的小岛，那是九缪斯囚禁在名曰“老”的牢笼。
神经科的医生用签字笔敲了敲桌子，把我从狂热的玄想中拉回现实。
“除了性欲不强，还有什么毛病呢？”大大的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张张皱巴巴的驴脸。房间里消毒水的气味让我头昏眼花。
“好忘事，做什么都提不起興趣。”我小心翼翼地回道。我瞥见排在我后面的那些个人，那些真正有病的人。有的一看就知道真的有病，被家属陪着，像只病狗一样，耷拉着头，有气无力地斜着眼看天花板。有的看上去很正常，无所事事地跟旁人聊天，但眼神中偶尔闪烁出的绝望是骗不了人的。他们和我一样，一旦踏上这个停尸房一样的白色小隔间，就成了罪人，好像不查出点毛病反而对不起这个世界了一样。
“还有呢？头晕吗？”
“有的，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有时头晕得连床都下不了。”我尽力撒着这样的谎，是为了尽力让自己的病情听起来严重一些。
“先做个脑CT。”他在电脑上敲敲画画完毕，头也不转地把打印单子甩给我，“去交费。”
“是不是解离性同一障碍？或者精神分裂？或者我的脑子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老年痴呆？或者是某种……”我谨慎地引导他的思考，差点就说出了“老衰病”三个字。
他很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不要给自己下诊断。最烦你们这样的病人，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就以为自己什么知道了。你要能治自己的病，那还来找我们干什么？”
“您说得对。”我被泼了盆冷水，再也不敢多嘴了。
CT照片上，白白糯糯的是脑组织，流畅的椭圆弧形是头骨，像一个下水道反了水的马桶。医生认为我的脑子没病，可能是其他器质性的毛病，随手开了单子让我做更全面的检查，说再查不出来就只能去找心理医生了。
我本该顺从地配合他继续完成规定动作，但还是乘他去厕所撒尿的时候溜掉了。那个庸医除了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根本治不了我的病。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我的“老衰病”不在身体里面，那它就只能存在于身体之外的某个地方，脑子外面的脑子。幻肢，它退化了。所以它对我的影响只能是极其间接、极其微弱的。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外人都察觉不出来。当然，如果我能活一百岁的话，那最后这个病一定会相当严重，可到那时还有比如癌症这样更厉害的病来折磨我，还轮不到它。而且我也肯定活不了那么久。
我是说，瞧，我这个人。我很正常。朱然说得很对，现在的我并非没有正常的欲望，吃、喝和性，只不过这些欲望稍稍不再带有那么多的意义了。漂亮的景色，好看的电影，年轻的女孩子，这些可以满足我的欲望，但它们勾不起我任何想要在事后回味和缅怀的情绪。归根到底，这都跟记忆有关，我的记忆在衰减，衰退掉的不是机械记忆，而是那些复杂的感觉以及将这些感觉组织起来的耐性。
当然，对于那位朱然来说，这的确是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但它却让我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使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我不去多找几个女人呢？我曾经好几次陷入到长久的思考之中，相当严肃的思考。我是说，既然我对性的欲望依然旺盛，那为什么不去多换几个女朋友呢？答案是怕麻烦。我曾有一个谈了快四年的女朋友，我早已不把她当作女人，分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还住在一起，直到她找到新的对象我才搬出去。我现在的对象才谈了小半年，但我觉得已经像是认识了一辈子。她的口臭比我自己的还让我熟悉。这些都让我觉得心安理得。 这些年，我也曾有过那么几次所谓“艳遇”，但我每次都是从第一次约会就想着如何脱身。即便对方美得像个天仙，我也能一视同仁地从她的脸上挑出几个扎眼的粉刺，胳膊上一节过长的汗毛，有些男性化的背部线条，粗壮的小腿，或者是隐藏在化妆品味道下的汗臭味。这些都会让我立刻失去性欲。
2
还是先谈谈我的过去吧。
我的“老衰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只能说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这方面的征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的个子不到一米五，几乎还没有发育，但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开始对异性感兴趣：认识的，仅有一面之缘的，邻居家的大我两岁的姐姐，隔壁的班花，表哥的同学，放暑假在公园里见到的穿碎花裙子，和男孩打架的小姐姐。我会找机会去看看她们的样子，尽力记住。我脑中的这些陪伴过我的女孩子大都是一个定格的画面，或者一个半身肖像画，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张模糊的面孔。
那年我暗恋上一个叫宋杨的女孩，隔壁班的。我们在二楼，那会儿的课堂都是由一条有扶栏的长走廊连接而成，她在三班，我在二班。课间的时候我们出来在窄窄的走廊上玩，我就能见着她了。
我喜欢她喜欢了整整一个秋天。那个女孩的身架子很轻，脸是瘦的，肩是瘦的，胳膊也是瘦的，整个人是透明的，像玻璃做的一样。她有贫血，脸总是不自然的红，她又总是穿一件呢绒的淡粉色外套，以至于整个人都是红红的。她并不像一般小女孩那样把马尾扎得高高的，而是挽到肩胛，松松垮垮地胡乱在发尾扎一下。我很着迷她的发型，简直比她那红红的脸蛋和瘦瘦的身子还要美。
我对她唯一一次的主动接近止于向别人打听她的名字。她班上有一个经常和我逃课去网吧的胖小子。一次从网吧出来，我跟他聊学校的八卦，假装无意间问到她的名字。
这个肥仔念了她名字的读音：“song yang”。
“song yang”，“颂扬？”，虽然由那个肥猪的猪拱嘴和粗舌头所发出，但它依然那么悦耳：“s——ong，song”，“yi——ang，yang”。一个优美的V型，音的高峰与低谷保持均衡。
我沉浸在美妙的发音之中，它们让我对她的想象更加真切，甚至不需要再去看她本人，声音与图画的结合已经足够让我回味，让我构思的了。我幻想着，无数种念这两个字的方式，或高或低，或亲昵或撒娇。我幻想她对我介绍自己：“我叫song yang”。我幻想无数种她念出这两个美妙的字的场景：在我们常常相见的走廊上，在我经常边幻想边散步的那条环城河堤上，在漂亮的城堡里（我在电视上见过的那种）。我还幻想她念出我的名字，但她的声音我无法准确地在脑海中复制出来，因为我从未跟她说过话。我只是在课间走廊上偶然间听到她高声蹦出过一两个词，还走了调。她的声音就是我在思考或幻想时脑中小小人旁白的声音，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女性的声音。
一天谎称自己肚子疼没去做早操（那会儿我经常这么干）的我正趴在走廊的扶栏上发呆。那时学校广播还在播散场的音乐声，两两三三的人正陆续从灰蒙蒙的操场外回来，穿过中景的圆形花坛，消失在近景的教学楼楼道的黑暗中。这中间就有song yang。她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那女孩长得很普通，但也因她同伴的光辉而变得可爱了起来。美丽的附属物，比如我常幻想吃但事实很少吃到的KFC汉堡，那女孩就是汉堡的包装纸。
我看到從song yang上衣口袋里飘出一张纸片子，是她的校卡，飘落在地上。她俩在队伍的末尾，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等了三十秒，确定没人发现我的举动。
我冲下楼去，与她这个真人擦肩而过，径直冲出去捡她身上掉下来的东西，那里残留着她的印记。它也很漂亮，而且很轻。
淡粉色的校卡（她的校卡也是淡粉色的）并不很新，但纸面很平整，上面有她的名字，小小巧巧的两个黑色水笔字：“宋”……“杨”——两个美妙音节的具象形式。
照片上女孩的相貌和我记忆中的差别很大，照片上她更加瘦弱，更加轻，更加小，皮肤也是白色的，应该是她上小学的时候照的。这让我的“宋杨”又多了一种“形态”，一个连贯的宋杨。虽然我爱红色的宋杨，但白色的宋杨并不是红色宋杨的包装纸，她被我拿在手里，她是那样的可爱，比红色的要软，要糯，甚至比红色的还要好，我在想，自己可以把她藏在书包里，想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但是很快，我这小小的私人幸福就遭受了灾祸。一日我像往常那样，在课间的当口，偷偷从书包里拽出“我的宋杨”一角。苍白的脸上又有了新的印记，一点点划痕，一小片橡皮屑，吻痕留下的水渍，我的宋杨是活着的，我活一天，她就活一天。
朱然像往日一样找上了我，我的动作慢了些，“我的宋杨”被他发现了。他一把夺过校卡，白色宋杨被他扭得几乎破碎。
“长得不赖嘛。”他眯起双眼。这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从小学就在一个班，初中又是在一个班。
“我在小花坛那边捡到的。”我连忙解释，“也就那样吧。”
“你喜欢她。”他狡黠地看着我笑。
“不是的……”我涨红了脸，“我只是凑巧捡到的罢了。”
“你傻啊，这么好的机会干嘛浪费？瞧我的。”
于是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走到隔壁班，学习他怎样才算不浪费机会。我靠在教室的门边上，看着他拿着“我的宋杨”，大摇大摆走进去，走到靠窗户的位置那个女孩身边，红色的宋杨，她正在听随身听。他拍了拍女孩的肩膀，把“我的宋杨”给她。侧脸是一个大大的微笑，然后对她说了话。Boy meets Girl，女孩抹下耳机，甜甜地笑了。他们彼此说了一些话。
红色的宋杨属于他了。一下课他就到隔壁班泡着，搂她那玻璃做的肩，拉她那玻璃做的手。
是呀，她是个喜欢把头发挽到前面的女孩，我是个个子只到她下巴的小玩意儿。朱然虽然也没她高，但他的上唇已经有了软软的毛胡。除了自惭形秽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但我所感到的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这件事终于与我无关了。我是说，当然我觉得自惭形秽，觉得被羞辱，被欺骗。但当我靠在门边上偷偷看朱然与宋杨亲密时，我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我甚至连白色的宋杨也不想要了。事情到此为止已经足够了，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到此结束，它才完美。我的留恋与愤怒并没有任何指涉对象，它留在我的脑子里，我的幻肢里，留恋指向留恋，愤怒指向愤怒，形成一个完美的环。 之后的我表现得像个地地道道的懦夫，每次迎面见着他俩，我尽力咧起嘴打招呼，假装这并未影响到我与朱然的友谊（他俩谈到初中毕业就散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宋杨），照旧平日里与他玩闹。事实上这件事也确实没有影响到我俩的友谊，我只是自惭形秽，但同时又无比的释然和轻松。两种矛盾的情绪带给了我一种不真实的感伤。这感伤让我感到快乐，让我表现得像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少年，陷入到“青春的烦恼”中，少年维特的忧愁，好像它和少年时期毛发的生长、声音的变化一样，不过是青春期无聊的把戏罢了。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是未老先衰的先兆。
3
瞧，朱然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多么不好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是他导致了我的疾病，但至少他让我的脑子变得更不健康。
朱然的生活一直很光鲜，从初中开始他就不缺女朋友，成绩也不孬，大学期间还组过乐队，找的老婆也很漂亮。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杭州火车站做调度。那时我俩都很闲，经常打电话聊天到后半夜。基本上都是他在讲，讲他在南山路的酒吧里的那些奇遇，讲他是怎么泡到音乐系的系花的。他还要经常给我发他和在网上认识的女人之间的聊天截图。
他连屁大点的事都要向我汇报：和他女朋友吵架了，和他辅导员吵架了，和他室友吵架了，和他领导吵架了，和他父母吵架了，和他老婆吵架了。他一直在和别人吵架，一直和别人不对付，但他自己并不很在意，也从不会反省。只不过因为盲目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他才活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撒谎成精的浪荡子。
其实他并非不愿向他人吐露心声，而是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心声，只不过别人（包括他的父母和老婆）都不愿听罢了。他们都把他的话当成欺骗，他在找借口，他不愿负担责任。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和他都不愿负责任，但在缘由上则正好相反。我的脑子是个微波炉，美丽的东西在里面做折返运动，所以我虽然不认错，但能在旁人的狂轰乱炸下保持事不关己的超然态度;而他则是个唐璜，自大狂，他从不认错，因为他认为自己拥有一副天神之躯，从没想过自己会犯错。
他的借口实在太多了。比如你说他抽烟抽得太凶，让他少抽点，他就跟你讲一堆诸如他抽烟只抽到三分之一就扔，他经常吃猪血，可以清肺，他晚上抽得比白天少，因为心肺功能在晚上处于休眠状态，这样损伤要小很多之类的话。总之他有一大堆借口和理由，但绝口不会提戒烟。其实我也只是随口说下，并不真的那么关心他的死活。
其实和他一样，我也是个遇到麻烦的事就制不住嘴的“道德败坏者”，不一样的地方仅在于：我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故意去说那些听上去很假的借口，让别人更加不信任我，认为我是个连谎话都说不好的平庸之辈。
你知道，如果你的假话说得太真，那只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别人相信了你的话，认为你很真诚。一旦这种信念形成并不断加固，那么他们会不断地给你的言行不一寻找理由：“这孩子人品不错，就是嘴里喜欢跑火车，但他也是无心，还不成熟，要多磨练磨练。”一旦让这些能够主导你命运的人形成这种印象，你就完蛋了，你将永远处在被磨炼的状态，不上不下;你想下，他们就逼迫你往上，你想上，他们又永远对你的表现不满意。
二是别人认为你很会说谎，是个很奸诈的人。这样更糟，因为事实上你并没有那么聪明，他们事事都要防着你，给你使绊子。但这也无所谓，怕就怕他们相信了你的能力，认为你是一个虽然邪恶但充满魅力的人。所以你很难再犯错，因为你的任何错误都会被别人理解成某种故意的行为，内涵着某种邪恶的意图，所有细小的不经意的行为都会被人加注进无限的邪恶的意义。
就像朱然与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越发离不开他的邪恶说教，这让我的病情雪上加霜。
我的疾病真正开始发作，要从我研究生毕业开始说起。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是在上海一家网络自媒体公司工作，做编辑，就是跟写手们约约稿，吹吹牛皮，偶尔也自己上。因为待遇太差，做到六月份我就辞职回了老家宿州，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成了水利局行政科的一名科员，大约相当于九等文官。
工作很清闲，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开始嗜糖成瘾。最高峰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喝上一大罐2.5L裝的雪碧，还要吃掉大量的蜜饯、米果，也不怎么吃饭，连喝水都要放糖。但我却一点都没有发福，这可能是由于我坚持锻炼的缘故。我很怕死，怕得要命，我怕自己得上糖尿病，或者心血管出毛病。我每天都要跑5公里，在我的想象中，5公里的煎熬与过多的糖分摄入正好抵消，我的身体便永远地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屹立不倒。就像现在的我正疯狂地想要戒烟一样，每一根烟都让我离肺癌更近一步。半包烟比一包烟要健康，五根烟比半包烟要健康，三根烟比五根烟要健康，两根烟比三根烟要健康，一根烟比两根烟要健康。戒是戒不掉的，不抽烟会让我陷入到一整天毫无成果虚度光阴的情绪之中，但如果能少抽一根的话，我愿意让自己在求不得的痛苦中多挣扎一会儿。虽然我知道这样无非是自欺欺人，但和朱然一样，我愿意享受在找借口的虚假幸福中。
这期间，朱然突然找上了我。那是一个周末的凌晨，朱然突然跟我发微信说他回宿州了，要让我马上来火车站接他。他刚跟单位请了年假，回来陪老婆待产。
车站出站口的大铁门一开，他就看着我了。他喊我的名字，拍我的肩膀，把旅行包甩给我：“这么长时间，你倒是一点都没变。”
他说的是实话，自成年到现在我的相貌和体型一直没什么变化。我是说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吧。我长了个什么样子呢：黑瘦的高个子，粗大笨拙的关节，颧骨很高，两眼凹陷，和少年时期简直判若两人。高二我开始疯狂长个，每晚我都能感觉到骨头里有东西在撕咬，在嚎叫，好像有两个看不见的人，一个头一个脚，合力在扯我。那一年我足足长了二十厘米，衣服从里到外全换了个遍。
朱然的变化倒是很大，虽然他自初中就一直没怎么长个，却一直在长胖，是个白白矮矮的胖子。自从在他婚礼上见过一次之后，他又胖了七八公斤。他的斑秃也好像更严重了些，白白的头皮已经肉眼可见了。 “今晚别回去了，我跟媳妇儿说的是明早的火车，咱们玩玩去。”他把胳膊一挥，拦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去了一家名曰“英朝皇冠”的KTV，他跟我说这家店是别人推荐给他的。我们先在旁边的一家快捷酒店开了个包间放行李，然后歇也没歇就杀了过去。
在服务生的指引下，我们进了包厢，一股浓烈的酒精和呕吐的混合气味呛得我头昏眼花。液晶屏里正播着嘈杂的DJ音乐，光线昏暗，两道细细的红色镭射光快速地来回摆动，晃得人眼睛疼。
啤酒和冰块上来了。我俩点上烟，自己先碰了一杯，然后静静地等待“公主”们来临前的时光。也许是来得晚了些，这次等待的时间有些久。我和他扯起了闲淡。
我把我的遭遇说给他听，告诉他我是怎么劈腿被前女友发现的，怎么被两个女人骂“人渣”，怎么分的手，又是怎么悔恨和缅怀的。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编的，为的是尽量让他不那么看不起我。其实我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很简单，纯粹是因为我不想在上海待了。
我又把我自己的问题说给他听，我说自己有病，对女人提不起一点兴趣：“我的病叫‘老化性全身功能衰退综合症’，简称‘老衰病’。我在网上查了，这病很罕见，全世界仅有十个不到的病例。”
他当然听不进我的话：“扯淡，什么狗屁‘老衰病’。”
领班带来了五个“公主”，我们勉强挑了两个。一个完全没有发育，另一个还算肥瘦正好。她说自己叫“雯雯”，今年18岁。这女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短而小的猫脸，上翘的嘴唇总是像在笑。
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左手腕上挂了一圈硕大无比的彩色手镯。
“你这个手镯挺好看的。”我将她搂入怀中，按照规定动作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讨好话。
“这身衣服太素了，戴这个颜色艳的比较搭。”
一个懂得搭配的女人，一个自称18岁的女人。我知道她在察言观色，尽力讨好我们且不至于让人感到厌烦。眼下朱然怀里抱着的那个差不多才真的只有18岁。雯雯在討好我的同时竟还有余力教她怎么敬酒。
我突然感到很厌烦，一股郁闷的情绪涌上来了——我竟要尝试理解一个女人。我是说，我对我的前女友已经理解够多了，眼下竟可悲到习惯见到一个女人就要去理解她，理解她行为和话语的意义。我烦闷得不得了，搂着的女人顿时变得无比沉重。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当然她不可能察觉到，她又钻不进我的脑子里），立刻对我说：
“你的体味好浓，我好喜欢闻。”
“你的味道也好足，我想多吸吸。”我想表现地更为主动，但只是在模仿她的话，这使我落了下风。
她抚摸我的胳膊，上下搓动，把手伸进我的衣服，摸我的小腹。我指望着她继续前进，但她迟迟不前。于是我火了，抓住她的那只手，摁进我的裤裆。
“这个女人不赖嘛。”朱然眯起一双满是肉欲的眼。这个人，我最好的朋友。
“就那样吧。”我连忙解释。
“你呀，还是老样子。瞧我的。”他说着摇摇晃晃朝雯雯走了过去。
我提前离开，叫了一辆滴滴，在一片寂静的黑暗中站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车才姗姗而来，载着清醒却头脑空空的我回家。
虽然对我而言，这一整件事毫无意义，但当我躺到了床上后，那个叫雯雯的女人还是获得了某种意义，成了我幻想的一部分，和我之前遇到的所有女人一样。但我这股无法入睡的烦闷情绪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烦闷感并不让我感到难受，反倒十分新鲜和有趣。我并没有义愤填膺或者暗自神伤，只是觉得回忆起的一切都有点不真实。可我又能回想起什么呢？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太清了。
4
瞧，我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懦夫，竟让朱然如此反复地羞辱。不，不是的，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与那个“雯雯”无关，也跟宋杨无关。我是说，我当然可以跟雯雯发生点什么。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把自己的病怪罪于他。这是我的老衰病决定的，我没法思索任何与别人相关的事情，我看着朱然对我的羞辱，就像一个旁观者，像一个老人看到另一个老人的死。他不会用同理心把这个死亡联系到自己的身上，而是将这一切都视为某种命运之神的眷顾：他的死是一种眷顾，自己的活是另一种眷顾。
我的不甘和愤懑都是些再小不过的事情，它来源于缺乏耐性，年轻人的心浮气躁。我急切地想看到朱然完蛋，不就是想急切地想看到自己完蛋吗？于是我反复告诫自己，事情已经如此紧迫，必须要作出决定。
但其实我也不用那么心急，很快，自第二次被朱然羞辱之后，我便遭遇到了刘茜。她让我知道，我的脑子已彻底坏了，丧失了任何治愈的可能。
那时已经入秋，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刚跑完步，去路边一家小超市买可乐。在收银处我遇着了刘茜。她买了一打啤酒和两包卫生巾。
自我跟前女友分手以后，我便开始混迹之前一直懒得搭理的各种微信群，到处找人聊天。在高中班群里，我和刘茜又搭上了线。她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她就直接结婚，做了全职太太，对方是家里介绍的一个富二代。如今她还有一个半岁多的女儿。
她是我的初恋女友。说是初恋，不过亲密了一个礼拜，这期间她基本上不让我碰她。那会儿她迷恋隔壁班一个打篮球的傻大个，但人家不理她，直接把她拒绝了，我算是乘虚而入。当然，很快她就像甩掉鼻涕泡一样把我甩掉了，原因是她又找了另一个打篮球的傻大个。
但我并不怎么嫉恨她，因为在喜欢她的同时，我前后还追求过其他几个女孩，当然只有她是几乎得手了的。
她长了一副太过清淡的脸。眼角稍稍下垂的丹凤眼，扁平的眉骨，过于窄小的下颚。这种面相在少女时期当然可以称得上美丽，如今她已和我到了一样的年纪，衰老像是孤岛四周的潮水那样向她逼近，但她衰老的速度仍然让我感到惊讶，她的脸上出现了块状的深深纹路，像一个破碎掉的面具。
在简单地问候几句之后，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差不多只过了一个礼拜，我就等到了刘茜的电话了。她约我7点在城中心的一家专做小龙虾的饭馆吃饭。正巧，那天我的现任女友刚跟我吵了一架，我有了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 饭桌上，她不停地跟我讲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的话。她讲的那些生活上和夫妻情感上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关心。而且很明显她在夸大其词，撒谎。我还记得当年她被那个傻大个当众羞辱之后，她是怎么夸张地哭泣，跟我吐露自己内心的点点滴滴，继而又伪装成坚强的样子的，这些细节我记得一清二楚。
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是怀着极其虔敬的心去聆听的。像是在听一个来自于高处的声音。我不断鼓励她，让她坚强。“不要被生活打倒！”我装作坚强的样子对她说。
我理解这个女人（又是理解），这让她的语言逐渐被她的形象所替代。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加上一点点酒精，少女刘茜的面孔便破蛹而出了。烧伤的皮肤经过长时间的等待逐渐变得干脆，慢慢剥离掉，一个全新的刘茜。这里面混合了曾经那个伤害过我的刘茜——对我保持着合法统治权的刘茜，以及眼下这个可怜的女人。
我们吃到将近10点，然后就在她家小区附近的河堤（她家离那饭馆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上散步。我搂着她，一边继续跟她讲些“要坚强”的话。很快，她便卸下了第一层伪装，恢复成高中时代的样子。她把双手撇在身后，朝我挤眉弄眼地笑，时而扭捏，抗拒我的亲昵，时而洒脱。她走在我的前面，像个小兔子那样蹦弹。我看着她曼妙的背影，心里却突然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她不是女人。或者说我们都是中性人。
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厌烦，继而恨透了自己。
走到她家楼下，她暗示我可以上去坐会儿——她丈夫出差了，孩子也放在了婆婆家。
黑暗中，我不小心碰倒了一张婴儿摇床，屋子里全是奶香味和尿骚味，这让我有点扫兴。但我还是尽力让自己振作，给自己打气。
许多混乱且邪恶的想象已经把我的脑子绞成了一团浆糊，完全丧失了任何感知愉悦的能力。但既然事情已经摆在了我的头上，我就必须做完这些规定动作。我简直不知道那是我还是朱然。完事后，我躺倒她的身旁，很别扭，但还是抚摩着她的脸，戏还得演下去，我得继续扮演朱然。
这之后的一个月我們都再没有联系，等到我想起来是否该问候她时，发现她已经把我的微信删掉了。
5
瞧，我是个多么可悲的人，连这点破事都做不好。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再也没法离开朱然，没有他，我连怎么享受生活都学不会。我感到无比地厌烦，但连这种厌烦感也很容易被我忘记。疾病让我的记性变坏，这统统都要归罪于朱然，是时候作出决定了。
好在很快上天就给我了这个机会。一个月后，朱然又找上了我。
那时我已和女友结婚，结婚证已经打了，婚礼的事也已备起。朱然来的那晚，离我的婚期只有三天。我的妻子按照风俗回了娘家，父母回了老房子住。我招待完宾客直到深夜，早已疲惫不堪，正躺在床上酣睡。但是朱然却来了。我的灾祸。
在我的婚房里，朱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焦躁不安地抖着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天花板上挂着的是紫红色的丑陋塑料花球，满地铺的都是色彩过于饱和的气球。茶几上摆着枣子和桂圆，两杯热茶上浮悬着圆形的淡薄热气。
他伸出手，给我看小臂上的杨梅疮。他说一个星期前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自己得了梅毒;说他很恐惧，怕死，怕得很厉害;说单位已经不要他了，父母咒骂他，威胁要跟他断绝来往，老婆也要跟他离婚;说他的孩子已经快一岁了，现在连吃饭他都要单独分出一份躲在卧室里吃，怕传染给孩子。
然后他开始埋怨别人，说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父母是如何的混蛋，单位的领导如何的混蛋……。
我微微抬起下颚：“梅毒又不是治不好，再说就算治不好也死不了人。”
“我连工作和家庭都丢了！”
“那又怎样？世界上倒霉的又不是你一个。”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
“是你自己太大惊小怪了。再说我也有病。”
“你也得了梅毒？”
“不，我得的是老衰病。我早跟你说过的。”
“你他妈是在玩我吗？老子没跟你开玩笑！”他蹿起来，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再说了，你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也不看他。
他愣了半晌，瘫坐下来，许久才缓缓开口：“你还记得宋杨吗？我初中谈的那个女朋友。”
我用力握紧颤抖的食指，假装若无其事地点上烟：“初中的事，就算记得又怎样呢？”
“她曾跟我说她讨厌你。”他故意要刺痛我，“她说你像个虫子一样恶心。”
他用恶毒的眼光看着我：“她说得没错。去你妈的衰老病，你小时候就这个熊样，没良心的东西，活该你没朋友！”
“可你就是我的朋友啊。”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朋友，你他妈从来都没瞧得起过我。”他朝我吼，几乎带着哭腔。
当然事实并非他说的那样。他从来都没瞧得起我，并不把我当作朋友。他跟我接触，仅仅是出于一种可怕的懒惰和习惯，他早已习惯了我对他的奉承和跟从。对他而言，我就是生活的怒涛中的礁石，恒星的星核，银河的旋转轴，混沌中永不动的支撑点。只不过眼下他得寻找新的朋友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疾病竟让朱然很快就缴械投降、真情流露了起来。说实话，我最受不了这个了，我的心肠很软。但自然而然，我的邪恶立刻就涌了上来。
我决定陪他把戏演下去，不揭穿他。
首先，我们是女人。
他向我忏悔：“那时我一直放在心上。我真是傻。”
我宽恕他：“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其次，我们是婴儿。
“我知道，我知道。”他连连点头，接着痛哭。我搂着他，眼泪打湿了他的衣襟。
再次，我们又重新成为男人。
“我们是好兄弟！”
“一辈子的好兄弟！”
最后，他走了。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后悔的，跟我这样一个和他一样无耻的人袒露心迹，也许在大门合上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他会犹豫踟躇那么几天，然后下定决心把我的号码删掉，跟我断交那么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但他终究还是会想起我来，找我倾诉，求我的忏悔。你们知道，他离不开我。 在我想这些的时候，他的微信号和电话号码已经被我删掉了。我决心一辈子再也不见他。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此刻的决心，我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因为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原来他的存在对我而言，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原来离开他、摆脱他的影响是如此的容易。
瞧，我就是这样对待朱然的。我是说，如果但凡我正常一些，病得不那么严重，那我一定会把他当作是我灵魂中最为炙热最为单纯的部分，是它的外化;或者把它当作我的罪恶之源，是我升华自己的阶梯。但我做不到这些，我的脑子是干的，挤不出怜悯和愤怒。
我突然想起在我童年时代发生的一件事。
那会儿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我的成绩差，也就考个60、70的样子。但我天性沉稳，回家也按时完成作业，父母天真地以为我是个学习很好的好学生。那会儿老师要求考试卷子必须要拿回去找家长签字。我就模仿家长的笔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我藏在书架上的试卷被家人发现，我才原形毕露。
于是我就大哭大闹起来，用真挚的语言表达我的忏悔。我的丑事被揭穿了，这让我感到羞耻和愤怒，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内心却十分的平静，好像是我坐在台下看另一个人在表演。这并不是说我从小就很精明，盘算着该用什么精确的方式求得父母的原谅，而是说我当时必须这样做，像应激反应，我的眼泪，我的声音，我的语言，随着世事的变化而作出反应，和吃饭排泄一样。
我的病根找到了，脑子也好，心理也好，灵魂也好，幻肢也好，它们不是有病，而是本来就不存在——我从小就这样。朱然说的可真他妈准啊。
一个天生的刘茜，却想成为朱然，却想得到宋杨。天生习惯伪装，伪装出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感知。只不过这个习惯是自我很小就养成的，所以我竟一点都感觉不到它有多假、多间接，竟天真地以为它就是我的本性，以至于当世事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去改变它时，竟反倒认为这种改变是不正常的。
“老化性全身功能衰退綜合症”，简称“老衰病”。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可怕疾病，在我与朱然绝交的那一刻，彻底消失了。我恢复了健康。
回到卧室，我躺在床上，却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我扭头看到床头柜上摆着的那张结婚照。照片上的妻子并不那么难看，甚至让我回想起原来她长得还算美丽。直到一周前我才得知，她的脊柱有病，里面塞了钢板。这好像是她们家族的遗传的疾病。
我没跟父母说这件事，因为我根本不在意。她的欺骗，那么渺小的欺骗，渺小到如果它不存在。我当时就原谅了她，用尽一切的力气，让自己的表演看起来自然，表现得像是自己根本不在意她的欺骗。
但眼下的我已下定决心。我必须跟她离婚，明天就去办手续。
我幻想着，她会怎样的咒骂我。我的父母、她的父母，我们的亲朋好友会怎样的咒骂我。我会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道歉，假装自己痛心疾首，接着假装自己冷漠无情，任意妄为。放心吧，大家，我会按照规定走完全部的戏码，扮演好一个负心汉、一个陈世美、一个无耻的人，让所有人都安心。接着她就哭泣，所有人都哭泣，苦口婆心地劝我。我会流露出一丝心软，继续找借口，继续听你们的咒骂，直到三天之后、或者一个月之后，所有人都累了、乏了，放弃了。
这之后，我也许会去找刘茜，我会忘记她和我一样的虚伪;也许会去找雯雯，我会忘记她的身份;也许会去找宋杨，我会忘记她认为我恶心。当然，我不可能再找她们，因为我早已对她们感到厌烦。
瞧，我这个人。性格恶劣，不真诚，没有道德感。
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感到了一点点轻松，自惭形秽又释然。当然，对于其他人来说承认自己冷漠自私的事实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但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件再小不过的事情。
因为和衰老相比，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说到底，和死亡相比，衰老又算得了什么呢？
作者简介：
樊熙奇，1991年出生，安徽宿州人，现居上海。
我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好像是一部电影，又好像是一本三流杂志），说鲁迅不到三十岁，牙齿就都掉光了，满口装的都是假牙，接着六十不到就死掉了。现在的我也不到三十岁，虽然牙齿尚好，但记忆力却已开始衰减。倒并不是说我真的记不得以前的事了，而是说虽然我还记得那些画面、声音以及将之串联起的完整逻辑线条，但记忆中原本或者应该带有的真实的感觉与情绪却已荡然无存。尤其是那些原本应该甜蜜的美好记忆，在我这里渐渐成了白开水，越回忆越淡，到最后我都开始怀疑那是不是自己的真实记忆了。
真的是未老先衰。
我清楚地记得，仅仅在三年前，那时我刚刚考上研究生，仍然情感丰富得像是个偶像剧女演员。那时的我，才刚刚被上海的花花世界所蛊惑，但又不愿因此而将它与自己的过去割裂。于是我就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法——我尽量让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与自己的过去发生关系：外表上的相似，谐音，相似的回忆，相似的场景。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让我陷入到甜蜜的回忆中无法自拔：一条街，一个人，一支用过的水笔，一小片云，一次短暂的失落，几个词，一段旋律，突然回忆起的一张面孔。我努力寻找它们在现实中的对应物，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身体被一种愚蠢但舒爽的情绪所拖拽，陷入泥潭中，和万物混为一体。
做这样的事当然毫无营养，但至少它没什么害处，不会把我的脑子搞坏。可问题是，如今我连这点都做不到了：我像具干尸，脑子干巴巴挤不出一点水来。这里和那里，过去和未来，它们在我的记忆中的区别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一棵树就是一棵树，无论是我家园子里的和我一起长大的那棵，还是在上海宿舍外我一出门就看见的那棵，还是我现在下了班遛狗时小区外马路牙子边上的那棵（我养了半年的那条泰迪每次都要在那树根子下撒尿）;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他的脸就是他的脸，和我见过的没见过的所有的脸都不一样，但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除了我上小学时，在学校门口卖烤羊肉串的那个刘老二，他是个独眼龙，左眼窝是个大窟窿），都是带着张人脸的会走会说话的“东西”。
当然，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但如今的我已没有了一丁点想要窥视的欲望：我连我自己的里面都懒得瞅一瞅了。
朋友们跟我说这可能是抑郁症的表现，但我却觉得我的表现更像是老年痴呆。
但为了不辜负关心我的朋友们，我还是跑遍了宿州大大小小的医院，假装积极地寻求治疗。那段时间里，他们眼中的我的样子一定相当滑稽可笑：整日失眠，忧心忡忡，在网上查阅自己病情的相关资料，一看就是一整天，像个晚期癌症病人一样，好像整个世界是以我的病为轴心旋转似的。
“别整天神神叨叨的，你啥毛病也没有。”朱然，我最好的朋友是这样教训我的，“打赌，你去医院啥毛病也查不出来。你就是缺乏异性。”
是呀，医生也不是神仙，我这种罕见的“老化性全身功能衰退综合症”——我自己取的名字，简称“老衰病”——怎能是这群庸医们能知晓的呢？
洁净的灵魂之湖泊被病冻成了冰，一望无垠的冰面上，四骑士的瘦马因衰弱而平地摔，湖心的小岛，那是九缪斯囚禁在名曰“老”的牢笼。
神经科的医生用签字笔敲了敲桌子，把我从狂热的玄想中拉回现实。
“除了性欲不强，还有什么毛病呢？”大大的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张张皱巴巴的驴脸。房间里消毒水的气味让我头昏眼花。
“好忘事，做什么都提不起興趣。”我小心翼翼地回道。我瞥见排在我后面的那些个人，那些真正有病的人。有的一看就知道真的有病，被家属陪着，像只病狗一样，耷拉着头，有气无力地斜着眼看天花板。有的看上去很正常，无所事事地跟旁人聊天，但眼神中偶尔闪烁出的绝望是骗不了人的。他们和我一样，一旦踏上这个停尸房一样的白色小隔间，就成了罪人，好像不查出点毛病反而对不起这个世界了一样。
“还有呢？头晕吗？”
“有的，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有时头晕得连床都下不了。”我尽力撒着这样的谎，是为了尽力让自己的病情听起来严重一些。
“先做个脑CT。”他在电脑上敲敲画画完毕，头也不转地把打印单子甩给我，“去交费。”
“是不是解离性同一障碍？或者精神分裂？或者我的脑子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老年痴呆？或者是某种……”我谨慎地引导他的思考，差点就说出了“老衰病”三个字。
他很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不要给自己下诊断。最烦你们这样的病人，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就以为自己什么知道了。你要能治自己的病，那还来找我们干什么？”
“您说得对。”我被泼了盆冷水，再也不敢多嘴了。
CT照片上，白白糯糯的是脑组织，流畅的椭圆弧形是头骨，像一个下水道反了水的马桶。医生认为我的脑子没病，可能是其他器质性的毛病，随手开了单子让我做更全面的检查，说再查不出来就只能去找心理医生了。
我本该顺从地配合他继续完成规定动作，但还是乘他去厕所撒尿的时候溜掉了。那个庸医除了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根本治不了我的病。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我的“老衰病”不在身体里面，那它就只能存在于身体之外的某个地方，脑子外面的脑子。幻肢，它退化了。所以它对我的影响只能是极其间接、极其微弱的。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外人都察觉不出来。当然，如果我能活一百岁的话，那最后这个病一定会相当严重，可到那时还有比如癌症这样更厉害的病来折磨我，还轮不到它。而且我也肯定活不了那么久。
我是说，瞧，我这个人。我很正常。朱然说得很对，现在的我并非没有正常的欲望，吃、喝和性，只不过这些欲望稍稍不再带有那么多的意义了。漂亮的景色，好看的电影，年轻的女孩子，这些可以满足我的欲望，但它们勾不起我任何想要在事后回味和缅怀的情绪。归根到底，这都跟记忆有关，我的记忆在衰减，衰退掉的不是机械记忆，而是那些复杂的感觉以及将这些感觉组织起来的耐性。
当然，对于那位朱然来说，这的确是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但它却让我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使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我不去多找几个女人呢？我曾经好几次陷入到长久的思考之中，相当严肃的思考。我是说，既然我对性的欲望依然旺盛，那为什么不去多换几个女朋友呢？答案是怕麻烦。我曾有一个谈了快四年的女朋友，我早已不把她当作女人，分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还住在一起，直到她找到新的对象我才搬出去。我现在的对象才谈了小半年，但我觉得已经像是认识了一辈子。她的口臭比我自己的还让我熟悉。这些都让我觉得心安理得。 这些年，我也曾有过那么几次所谓“艳遇”，但我每次都是从第一次约会就想着如何脱身。即便对方美得像个天仙，我也能一视同仁地从她的脸上挑出几个扎眼的粉刺，胳膊上一节过长的汗毛，有些男性化的背部线条，粗壮的小腿，或者是隐藏在化妆品味道下的汗臭味。这些都会让我立刻失去性欲。
2
还是先谈谈我的过去吧。
我的“老衰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只能说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这方面的征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的个子不到一米五，几乎还没有发育，但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开始对异性感兴趣：认识的，仅有一面之缘的，邻居家的大我两岁的姐姐，隔壁的班花，表哥的同学，放暑假在公园里见到的穿碎花裙子，和男孩打架的小姐姐。我会找机会去看看她们的样子，尽力记住。我脑中的这些陪伴过我的女孩子大都是一个定格的画面，或者一个半身肖像画，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张模糊的面孔。
那年我暗恋上一个叫宋杨的女孩，隔壁班的。我们在二楼，那会儿的课堂都是由一条有扶栏的长走廊连接而成，她在三班，我在二班。课间的时候我们出来在窄窄的走廊上玩，我就能见着她了。
我喜欢她喜欢了整整一个秋天。那个女孩的身架子很轻，脸是瘦的，肩是瘦的，胳膊也是瘦的，整个人是透明的，像玻璃做的一样。她有贫血，脸总是不自然的红，她又总是穿一件呢绒的淡粉色外套，以至于整个人都是红红的。她并不像一般小女孩那样把马尾扎得高高的，而是挽到肩胛，松松垮垮地胡乱在发尾扎一下。我很着迷她的发型，简直比她那红红的脸蛋和瘦瘦的身子还要美。
我对她唯一一次的主动接近止于向别人打听她的名字。她班上有一个经常和我逃课去网吧的胖小子。一次从网吧出来，我跟他聊学校的八卦，假装无意间问到她的名字。
这个肥仔念了她名字的读音：“song yang”。
“song yang”，“颂扬？”，虽然由那个肥猪的猪拱嘴和粗舌头所发出，但它依然那么悦耳：“s——ong，song”，“yi——ang，yang”。一个优美的V型，音的高峰与低谷保持均衡。
我沉浸在美妙的发音之中，它们让我对她的想象更加真切，甚至不需要再去看她本人，声音与图画的结合已经足够让我回味，让我构思的了。我幻想着，无数种念这两个字的方式，或高或低，或亲昵或撒娇。我幻想她对我介绍自己：“我叫song yang”。我幻想无数种她念出这两个美妙的字的场景：在我们常常相见的走廊上，在我经常边幻想边散步的那条环城河堤上，在漂亮的城堡里（我在电视上见过的那种）。我还幻想她念出我的名字，但她的声音我无法准确地在脑海中复制出来，因为我从未跟她说过话。我只是在课间走廊上偶然间听到她高声蹦出过一两个词，还走了调。她的声音就是我在思考或幻想时脑中小小人旁白的声音，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女性的声音。
一天谎称自己肚子疼没去做早操（那会儿我经常这么干）的我正趴在走廊的扶栏上发呆。那时学校广播还在播散场的音乐声，两两三三的人正陆续从灰蒙蒙的操场外回来，穿过中景的圆形花坛，消失在近景的教学楼楼道的黑暗中。这中间就有song yang。她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那女孩长得很普通，但也因她同伴的光辉而变得可爱了起来。美丽的附属物，比如我常幻想吃但事实很少吃到的KFC汉堡，那女孩就是汉堡的包装纸。
我看到從song yang上衣口袋里飘出一张纸片子，是她的校卡，飘落在地上。她俩在队伍的末尾，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等了三十秒，确定没人发现我的举动。
我冲下楼去，与她这个真人擦肩而过，径直冲出去捡她身上掉下来的东西，那里残留着她的印记。它也很漂亮，而且很轻。
淡粉色的校卡（她的校卡也是淡粉色的）并不很新，但纸面很平整，上面有她的名字，小小巧巧的两个黑色水笔字：“宋”……“杨”——两个美妙音节的具象形式。
照片上女孩的相貌和我记忆中的差别很大，照片上她更加瘦弱，更加轻，更加小，皮肤也是白色的，应该是她上小学的时候照的。这让我的“宋杨”又多了一种“形态”，一个连贯的宋杨。虽然我爱红色的宋杨，但白色的宋杨并不是红色宋杨的包装纸，她被我拿在手里，她是那样的可爱，比红色的要软，要糯，甚至比红色的还要好，我在想，自己可以把她藏在书包里，想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但是很快，我这小小的私人幸福就遭受了灾祸。一日我像往常那样，在课间的当口，偷偷从书包里拽出“我的宋杨”一角。苍白的脸上又有了新的印记，一点点划痕，一小片橡皮屑，吻痕留下的水渍，我的宋杨是活着的，我活一天，她就活一天。
朱然像往日一样找上了我，我的动作慢了些，“我的宋杨”被他发现了。他一把夺过校卡，白色宋杨被他扭得几乎破碎。
“长得不赖嘛。”他眯起双眼。这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从小学就在一个班，初中又是在一个班。
“我在小花坛那边捡到的。”我连忙解释，“也就那样吧。”
“你喜欢她。”他狡黠地看着我笑。
“不是的……”我涨红了脸，“我只是凑巧捡到的罢了。”
“你傻啊，这么好的机会干嘛浪费？瞧我的。”
于是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走到隔壁班，学习他怎样才算不浪费机会。我靠在教室的门边上，看着他拿着“我的宋杨”，大摇大摆走进去，走到靠窗户的位置那个女孩身边，红色的宋杨，她正在听随身听。他拍了拍女孩的肩膀，把“我的宋杨”给她。侧脸是一个大大的微笑，然后对她说了话。Boy meets Girl，女孩抹下耳机，甜甜地笑了。他们彼此说了一些话。
红色的宋杨属于他了。一下课他就到隔壁班泡着，搂她那玻璃做的肩，拉她那玻璃做的手。
是呀，她是个喜欢把头发挽到前面的女孩，我是个个子只到她下巴的小玩意儿。朱然虽然也没她高，但他的上唇已经有了软软的毛胡。除了自惭形秽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但我所感到的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这件事终于与我无关了。我是说，当然我觉得自惭形秽，觉得被羞辱，被欺骗。但当我靠在门边上偷偷看朱然与宋杨亲密时，我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我甚至连白色的宋杨也不想要了。事情到此为止已经足够了，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到此结束，它才完美。我的留恋与愤怒并没有任何指涉对象，它留在我的脑子里，我的幻肢里，留恋指向留恋，愤怒指向愤怒，形成一个完美的环。 之后的我表现得像个地地道道的懦夫，每次迎面见着他俩，我尽力咧起嘴打招呼，假装这并未影响到我与朱然的友谊（他俩谈到初中毕业就散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宋杨），照旧平日里与他玩闹。事实上这件事也确实没有影响到我俩的友谊，我只是自惭形秽，但同时又无比的释然和轻松。两种矛盾的情绪带给了我一种不真实的感伤。这感伤让我感到快乐，让我表现得像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少年，陷入到“青春的烦恼”中，少年维特的忧愁，好像它和少年时期毛发的生长、声音的变化一样，不过是青春期无聊的把戏罢了。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是未老先衰的先兆。
3
瞧，朱然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多么不好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是他导致了我的疾病，但至少他让我的脑子变得更不健康。
朱然的生活一直很光鲜，从初中开始他就不缺女朋友，成绩也不孬，大学期间还组过乐队，找的老婆也很漂亮。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杭州火车站做调度。那时我俩都很闲，经常打电话聊天到后半夜。基本上都是他在讲，讲他在南山路的酒吧里的那些奇遇，讲他是怎么泡到音乐系的系花的。他还要经常给我发他和在网上认识的女人之间的聊天截图。
他连屁大点的事都要向我汇报：和他女朋友吵架了，和他辅导员吵架了，和他室友吵架了，和他领导吵架了，和他父母吵架了，和他老婆吵架了。他一直在和别人吵架，一直和别人不对付，但他自己并不很在意，也从不会反省。只不过因为盲目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他才活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撒谎成精的浪荡子。
其实他并非不愿向他人吐露心声，而是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心声，只不过别人（包括他的父母和老婆）都不愿听罢了。他们都把他的话当成欺骗，他在找借口，他不愿负担责任。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和他都不愿负责任，但在缘由上则正好相反。我的脑子是个微波炉，美丽的东西在里面做折返运动，所以我虽然不认错，但能在旁人的狂轰乱炸下保持事不关己的超然态度;而他则是个唐璜，自大狂，他从不认错，因为他认为自己拥有一副天神之躯，从没想过自己会犯错。
他的借口实在太多了。比如你说他抽烟抽得太凶，让他少抽点，他就跟你讲一堆诸如他抽烟只抽到三分之一就扔，他经常吃猪血，可以清肺，他晚上抽得比白天少，因为心肺功能在晚上处于休眠状态，这样损伤要小很多之类的话。总之他有一大堆借口和理由，但绝口不会提戒烟。其实我也只是随口说下，并不真的那么关心他的死活。
其实和他一样，我也是个遇到麻烦的事就制不住嘴的“道德败坏者”，不一样的地方仅在于：我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故意去说那些听上去很假的借口，让别人更加不信任我，认为我是个连谎话都说不好的平庸之辈。
你知道，如果你的假话说得太真，那只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别人相信了你的话，认为你很真诚。一旦这种信念形成并不断加固，那么他们会不断地给你的言行不一寻找理由：“这孩子人品不错，就是嘴里喜欢跑火车，但他也是无心，还不成熟，要多磨练磨练。”一旦让这些能够主导你命运的人形成这种印象，你就完蛋了，你将永远处在被磨炼的状态，不上不下;你想下，他们就逼迫你往上，你想上，他们又永远对你的表现不满意。
二是别人认为你很会说谎，是个很奸诈的人。这样更糟，因为事实上你并没有那么聪明，他们事事都要防着你，给你使绊子。但这也无所谓，怕就怕他们相信了你的能力，认为你是一个虽然邪恶但充满魅力的人。所以你很难再犯错，因为你的任何错误都会被别人理解成某种故意的行为，内涵着某种邪恶的意图，所有细小的不经意的行为都会被人加注进无限的邪恶的意义。
就像朱然与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越发离不开他的邪恶说教，这让我的病情雪上加霜。
我的疾病真正开始发作，要从我研究生毕业开始说起。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是在上海一家网络自媒体公司工作，做编辑，就是跟写手们约约稿，吹吹牛皮，偶尔也自己上。因为待遇太差，做到六月份我就辞职回了老家宿州，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成了水利局行政科的一名科员，大约相当于九等文官。
工作很清闲，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开始嗜糖成瘾。最高峰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喝上一大罐2.5L裝的雪碧，还要吃掉大量的蜜饯、米果，也不怎么吃饭，连喝水都要放糖。但我却一点都没有发福，这可能是由于我坚持锻炼的缘故。我很怕死，怕得要命，我怕自己得上糖尿病，或者心血管出毛病。我每天都要跑5公里，在我的想象中，5公里的煎熬与过多的糖分摄入正好抵消，我的身体便永远地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屹立不倒。就像现在的我正疯狂地想要戒烟一样，每一根烟都让我离肺癌更近一步。半包烟比一包烟要健康，五根烟比半包烟要健康，三根烟比五根烟要健康，两根烟比三根烟要健康，一根烟比两根烟要健康。戒是戒不掉的，不抽烟会让我陷入到一整天毫无成果虚度光阴的情绪之中，但如果能少抽一根的话，我愿意让自己在求不得的痛苦中多挣扎一会儿。虽然我知道这样无非是自欺欺人，但和朱然一样，我愿意享受在找借口的虚假幸福中。
这期间，朱然突然找上了我。那是一个周末的凌晨，朱然突然跟我发微信说他回宿州了，要让我马上来火车站接他。他刚跟单位请了年假，回来陪老婆待产。
车站出站口的大铁门一开，他就看着我了。他喊我的名字，拍我的肩膀，把旅行包甩给我：“这么长时间，你倒是一点都没变。”
他说的是实话，自成年到现在我的相貌和体型一直没什么变化。我是说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吧。我长了个什么样子呢：黑瘦的高个子，粗大笨拙的关节，颧骨很高，两眼凹陷，和少年时期简直判若两人。高二我开始疯狂长个，每晚我都能感觉到骨头里有东西在撕咬，在嚎叫，好像有两个看不见的人，一个头一个脚，合力在扯我。那一年我足足长了二十厘米，衣服从里到外全换了个遍。
朱然的变化倒是很大，虽然他自初中就一直没怎么长个，却一直在长胖，是个白白矮矮的胖子。自从在他婚礼上见过一次之后，他又胖了七八公斤。他的斑秃也好像更严重了些，白白的头皮已经肉眼可见了。 “今晚别回去了，我跟媳妇儿说的是明早的火车，咱们玩玩去。”他把胳膊一挥，拦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去了一家名曰“英朝皇冠”的KTV，他跟我说这家店是别人推荐给他的。我们先在旁边的一家快捷酒店开了个包间放行李，然后歇也没歇就杀了过去。
在服务生的指引下，我们进了包厢，一股浓烈的酒精和呕吐的混合气味呛得我头昏眼花。液晶屏里正播着嘈杂的DJ音乐，光线昏暗，两道细细的红色镭射光快速地来回摆动，晃得人眼睛疼。
啤酒和冰块上来了。我俩点上烟，自己先碰了一杯，然后静静地等待“公主”们来临前的时光。也许是来得晚了些，这次等待的时间有些久。我和他扯起了闲淡。
我把我的遭遇说给他听，告诉他我是怎么劈腿被前女友发现的，怎么被两个女人骂“人渣”，怎么分的手，又是怎么悔恨和缅怀的。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编的，为的是尽量让他不那么看不起我。其实我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很简单，纯粹是因为我不想在上海待了。
我又把我自己的问题说给他听，我说自己有病，对女人提不起一点兴趣：“我的病叫‘老化性全身功能衰退综合症’，简称‘老衰病’。我在网上查了，这病很罕见，全世界仅有十个不到的病例。”
他当然听不进我的话：“扯淡，什么狗屁‘老衰病’。”
领班带来了五个“公主”，我们勉强挑了两个。一个完全没有发育，另一个还算肥瘦正好。她说自己叫“雯雯”，今年18岁。这女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短而小的猫脸，上翘的嘴唇总是像在笑。
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左手腕上挂了一圈硕大无比的彩色手镯。
“你这个手镯挺好看的。”我将她搂入怀中，按照规定动作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讨好话。
“这身衣服太素了，戴这个颜色艳的比较搭。”
一个懂得搭配的女人，一个自称18岁的女人。我知道她在察言观色，尽力讨好我们且不至于让人感到厌烦。眼下朱然怀里抱着的那个差不多才真的只有18岁。雯雯在討好我的同时竟还有余力教她怎么敬酒。
我突然感到很厌烦，一股郁闷的情绪涌上来了——我竟要尝试理解一个女人。我是说，我对我的前女友已经理解够多了，眼下竟可悲到习惯见到一个女人就要去理解她，理解她行为和话语的意义。我烦闷得不得了，搂着的女人顿时变得无比沉重。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当然她不可能察觉到，她又钻不进我的脑子里），立刻对我说：
“你的体味好浓，我好喜欢闻。”
“你的味道也好足，我想多吸吸。”我想表现地更为主动，但只是在模仿她的话，这使我落了下风。
她抚摸我的胳膊，上下搓动，把手伸进我的衣服，摸我的小腹。我指望着她继续前进，但她迟迟不前。于是我火了，抓住她的那只手，摁进我的裤裆。
“这个女人不赖嘛。”朱然眯起一双满是肉欲的眼。这个人，我最好的朋友。
“就那样吧。”我连忙解释。
“你呀，还是老样子。瞧我的。”他说着摇摇晃晃朝雯雯走了过去。
我提前离开，叫了一辆滴滴，在一片寂静的黑暗中站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车才姗姗而来，载着清醒却头脑空空的我回家。
虽然对我而言，这一整件事毫无意义，但当我躺到了床上后，那个叫雯雯的女人还是获得了某种意义，成了我幻想的一部分，和我之前遇到的所有女人一样。但我这股无法入睡的烦闷情绪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烦闷感并不让我感到难受，反倒十分新鲜和有趣。我并没有义愤填膺或者暗自神伤，只是觉得回忆起的一切都有点不真实。可我又能回想起什么呢？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太清了。
4
瞧，我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懦夫，竟让朱然如此反复地羞辱。不，不是的，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与那个“雯雯”无关，也跟宋杨无关。我是说，我当然可以跟雯雯发生点什么。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把自己的病怪罪于他。这是我的老衰病决定的，我没法思索任何与别人相关的事情，我看着朱然对我的羞辱，就像一个旁观者，像一个老人看到另一个老人的死。他不会用同理心把这个死亡联系到自己的身上，而是将这一切都视为某种命运之神的眷顾：他的死是一种眷顾，自己的活是另一种眷顾。
我的不甘和愤懑都是些再小不过的事情，它来源于缺乏耐性，年轻人的心浮气躁。我急切地想看到朱然完蛋，不就是想急切地想看到自己完蛋吗？于是我反复告诫自己，事情已经如此紧迫，必须要作出决定。
但其实我也不用那么心急，很快，自第二次被朱然羞辱之后，我便遭遇到了刘茜。她让我知道，我的脑子已彻底坏了，丧失了任何治愈的可能。
那时已经入秋，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刚跑完步，去路边一家小超市买可乐。在收银处我遇着了刘茜。她买了一打啤酒和两包卫生巾。
自我跟前女友分手以后，我便开始混迹之前一直懒得搭理的各种微信群，到处找人聊天。在高中班群里，我和刘茜又搭上了线。她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她就直接结婚，做了全职太太，对方是家里介绍的一个富二代。如今她还有一个半岁多的女儿。
她是我的初恋女友。说是初恋，不过亲密了一个礼拜，这期间她基本上不让我碰她。那会儿她迷恋隔壁班一个打篮球的傻大个，但人家不理她，直接把她拒绝了，我算是乘虚而入。当然，很快她就像甩掉鼻涕泡一样把我甩掉了，原因是她又找了另一个打篮球的傻大个。
但我并不怎么嫉恨她，因为在喜欢她的同时，我前后还追求过其他几个女孩，当然只有她是几乎得手了的。
她长了一副太过清淡的脸。眼角稍稍下垂的丹凤眼，扁平的眉骨，过于窄小的下颚。这种面相在少女时期当然可以称得上美丽，如今她已和我到了一样的年纪，衰老像是孤岛四周的潮水那样向她逼近，但她衰老的速度仍然让我感到惊讶，她的脸上出现了块状的深深纹路，像一个破碎掉的面具。
在简单地问候几句之后，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差不多只过了一个礼拜，我就等到了刘茜的电话了。她约我7点在城中心的一家专做小龙虾的饭馆吃饭。正巧，那天我的现任女友刚跟我吵了一架，我有了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 饭桌上，她不停地跟我讲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的话。她讲的那些生活上和夫妻情感上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关心。而且很明显她在夸大其词，撒谎。我还记得当年她被那个傻大个当众羞辱之后，她是怎么夸张地哭泣，跟我吐露自己内心的点点滴滴，继而又伪装成坚强的样子的，这些细节我记得一清二楚。
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是怀着极其虔敬的心去聆听的。像是在听一个来自于高处的声音。我不断鼓励她，让她坚强。“不要被生活打倒！”我装作坚强的样子对她说。
我理解这个女人（又是理解），这让她的语言逐渐被她的形象所替代。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加上一点点酒精，少女刘茜的面孔便破蛹而出了。烧伤的皮肤经过长时间的等待逐渐变得干脆，慢慢剥离掉，一个全新的刘茜。这里面混合了曾经那个伤害过我的刘茜——对我保持着合法统治权的刘茜，以及眼下这个可怜的女人。
我们吃到将近10点，然后就在她家小区附近的河堤（她家离那饭馆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上散步。我搂着她，一边继续跟她讲些“要坚强”的话。很快，她便卸下了第一层伪装，恢复成高中时代的样子。她把双手撇在身后，朝我挤眉弄眼地笑，时而扭捏，抗拒我的亲昵，时而洒脱。她走在我的前面，像个小兔子那样蹦弹。我看着她曼妙的背影，心里却突然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她不是女人。或者说我们都是中性人。
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厌烦，继而恨透了自己。
走到她家楼下，她暗示我可以上去坐会儿——她丈夫出差了，孩子也放在了婆婆家。
黑暗中，我不小心碰倒了一张婴儿摇床，屋子里全是奶香味和尿骚味，这让我有点扫兴。但我还是尽力让自己振作，给自己打气。
许多混乱且邪恶的想象已经把我的脑子绞成了一团浆糊，完全丧失了任何感知愉悦的能力。但既然事情已经摆在了我的头上，我就必须做完这些规定动作。我简直不知道那是我还是朱然。完事后，我躺倒她的身旁，很别扭，但还是抚摩着她的脸，戏还得演下去，我得继续扮演朱然。
这之后的一个月我們都再没有联系，等到我想起来是否该问候她时，发现她已经把我的微信删掉了。
5
瞧，我是个多么可悲的人，连这点破事都做不好。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再也没法离开朱然，没有他，我连怎么享受生活都学不会。我感到无比地厌烦，但连这种厌烦感也很容易被我忘记。疾病让我的记性变坏，这统统都要归罪于朱然，是时候作出决定了。
好在很快上天就给我了这个机会。一个月后，朱然又找上了我。
那时我已和女友结婚，结婚证已经打了，婚礼的事也已备起。朱然来的那晚，离我的婚期只有三天。我的妻子按照风俗回了娘家，父母回了老房子住。我招待完宾客直到深夜，早已疲惫不堪，正躺在床上酣睡。但是朱然却来了。我的灾祸。
在我的婚房里，朱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焦躁不安地抖着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天花板上挂着的是紫红色的丑陋塑料花球，满地铺的都是色彩过于饱和的气球。茶几上摆着枣子和桂圆，两杯热茶上浮悬着圆形的淡薄热气。
他伸出手，给我看小臂上的杨梅疮。他说一个星期前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自己得了梅毒;说他很恐惧，怕死，怕得很厉害;说单位已经不要他了，父母咒骂他，威胁要跟他断绝来往，老婆也要跟他离婚;说他的孩子已经快一岁了，现在连吃饭他都要单独分出一份躲在卧室里吃，怕传染给孩子。
然后他开始埋怨别人，说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父母是如何的混蛋，单位的领导如何的混蛋……。
我微微抬起下颚：“梅毒又不是治不好，再说就算治不好也死不了人。”
“我连工作和家庭都丢了！”
“那又怎样？世界上倒霉的又不是你一个。”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
“是你自己太大惊小怪了。再说我也有病。”
“你也得了梅毒？”
“不，我得的是老衰病。我早跟你说过的。”
“你他妈是在玩我吗？老子没跟你开玩笑！”他蹿起来，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再说了，你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也不看他。
他愣了半晌，瘫坐下来，许久才缓缓开口：“你还记得宋杨吗？我初中谈的那个女朋友。”
我用力握紧颤抖的食指，假装若无其事地点上烟：“初中的事，就算记得又怎样呢？”
“她曾跟我说她讨厌你。”他故意要刺痛我，“她说你像个虫子一样恶心。”
他用恶毒的眼光看着我：“她说得没错。去你妈的衰老病，你小时候就这个熊样，没良心的东西，活该你没朋友！”
“可你就是我的朋友啊。”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朋友，你他妈从来都没瞧得起过我。”他朝我吼，几乎带着哭腔。
当然事实并非他说的那样。他从来都没瞧得起我，并不把我当作朋友。他跟我接触，仅仅是出于一种可怕的懒惰和习惯，他早已习惯了我对他的奉承和跟从。对他而言，我就是生活的怒涛中的礁石，恒星的星核，银河的旋转轴，混沌中永不动的支撑点。只不过眼下他得寻找新的朋友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疾病竟让朱然很快就缴械投降、真情流露了起来。说实话，我最受不了这个了，我的心肠很软。但自然而然，我的邪恶立刻就涌了上来。
我决定陪他把戏演下去，不揭穿他。
首先，我们是女人。
他向我忏悔：“那时我一直放在心上。我真是傻。”
我宽恕他：“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其次，我们是婴儿。
“我知道，我知道。”他连连点头，接着痛哭。我搂着他，眼泪打湿了他的衣襟。
再次，我们又重新成为男人。
“我们是好兄弟！”
“一辈子的好兄弟！”
最后，他走了。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后悔的，跟我这样一个和他一样无耻的人袒露心迹，也许在大门合上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他会犹豫踟躇那么几天，然后下定决心把我的号码删掉，跟我断交那么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但他终究还是会想起我来，找我倾诉，求我的忏悔。你们知道，他离不开我。 在我想这些的时候，他的微信号和电话号码已经被我删掉了。我决心一辈子再也不见他。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此刻的决心，我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因为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原来他的存在对我而言，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原来离开他、摆脱他的影响是如此的容易。
瞧，我就是这样对待朱然的。我是说，如果但凡我正常一些，病得不那么严重，那我一定会把他当作是我灵魂中最为炙热最为单纯的部分，是它的外化;或者把它当作我的罪恶之源，是我升华自己的阶梯。但我做不到这些，我的脑子是干的，挤不出怜悯和愤怒。
我突然想起在我童年时代发生的一件事。
那会儿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我的成绩差，也就考个60、70的样子。但我天性沉稳，回家也按时完成作业，父母天真地以为我是个学习很好的好学生。那会儿老师要求考试卷子必须要拿回去找家长签字。我就模仿家长的笔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我藏在书架上的试卷被家人发现，我才原形毕露。
于是我就大哭大闹起来，用真挚的语言表达我的忏悔。我的丑事被揭穿了，这让我感到羞耻和愤怒，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内心却十分的平静，好像是我坐在台下看另一个人在表演。这并不是说我从小就很精明，盘算着该用什么精确的方式求得父母的原谅，而是说我当时必须这样做，像应激反应，我的眼泪，我的声音，我的语言，随着世事的变化而作出反应，和吃饭排泄一样。
我的病根找到了，脑子也好，心理也好，灵魂也好，幻肢也好，它们不是有病，而是本来就不存在——我从小就这样。朱然说的可真他妈准啊。
一个天生的刘茜，却想成为朱然，却想得到宋杨。天生习惯伪装，伪装出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感知。只不过这个习惯是自我很小就养成的，所以我竟一点都感觉不到它有多假、多间接，竟天真地以为它就是我的本性，以至于当世事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去改变它时，竟反倒认为这种改变是不正常的。
“老化性全身功能衰退綜合症”，简称“老衰病”。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可怕疾病，在我与朱然绝交的那一刻，彻底消失了。我恢复了健康。
回到卧室，我躺在床上，却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我扭头看到床头柜上摆着的那张结婚照。照片上的妻子并不那么难看，甚至让我回想起原来她长得还算美丽。直到一周前我才得知，她的脊柱有病，里面塞了钢板。这好像是她们家族的遗传的疾病。
我没跟父母说这件事，因为我根本不在意。她的欺骗，那么渺小的欺骗，渺小到如果它不存在。我当时就原谅了她，用尽一切的力气，让自己的表演看起来自然，表现得像是自己根本不在意她的欺骗。
但眼下的我已下定决心。我必须跟她离婚，明天就去办手续。
我幻想着，她会怎样的咒骂我。我的父母、她的父母，我们的亲朋好友会怎样的咒骂我。我会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道歉，假装自己痛心疾首，接着假装自己冷漠无情，任意妄为。放心吧，大家，我会按照规定走完全部的戏码，扮演好一个负心汉、一个陈世美、一个无耻的人，让所有人都安心。接着她就哭泣，所有人都哭泣，苦口婆心地劝我。我会流露出一丝心软，继续找借口，继续听你们的咒骂，直到三天之后、或者一个月之后，所有人都累了、乏了，放弃了。
这之后，我也许会去找刘茜，我会忘记她和我一样的虚伪;也许会去找雯雯，我会忘记她的身份;也许会去找宋杨，我会忘记她认为我恶心。当然，我不可能再找她们，因为我早已对她们感到厌烦。
瞧，我这个人。性格恶劣，不真诚，没有道德感。
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感到了一点点轻松，自惭形秽又释然。当然，对于其他人来说承认自己冷漠自私的事实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但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件再小不过的事情。
因为和衰老相比，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说到底，和死亡相比，衰老又算得了什么呢？
作者简介：
樊熙奇，1991年出生，安徽宿州人，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