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经历过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这种艰难历程的西方人，要想体会苏联的幅员辽阔是有困难的。他头脑里没有感性认识，不能理解一个包括十一个时区的国家的地理含义。”《纽约时报》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写道。
　　在《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中，看到这段话时，全书已经翻过一多半了，而单枪匹马、语言不通的作者，仍待在西伯利亚铁路的中途。火车无休止地开，车厢里，不分男女肤色鼻梁高低，一样疲惫忍耐着的脸。
　　我像作者深陷旅程一样陷入了迷惘。想清晰地介绍这本书是困难的。名义上它是关于旅行，但一切流行的“旅行意义”，它并不具备。
　　关于旅行的话题从未冷清过。从最古典的壮游，到驴友的穷游，从文艺范的寻找自我，到鸡汤式的灵修旅程……旅行的意义是什么？都很容易总结，标签贴上，任君挑选。
　　但这本书不是这样。它是什么呢？评测是雨、雾、雪。倾盆的雨、弥天的雾、纷茫的雪。西伯利亚笼罩于旅人头顶上空无尽的雨雾与雪，从书中扑拂而出，让我这身处秋老虎肆虐中的中国读者，也懵了神。感到关于历史与现实的一种茫然无解。
　　诗人们曾哀叹：俄罗斯的土地有多深厚，俄罗斯的人民就承受过多深厚的苦难。
　　西伯利亚，俄罗斯领土上最冷酷的一片土地。面积1276万平方公里，远超中国，约相当于一个美国再加上半个加拿大。历来是苦役犯、政治流亡者的墓场。万年冻土上，跋涉过高傲的十二月党人与他们忠贞的妻子；衣衫褴褛眼神狂热的苏维埃革命者；失去了作战皮衣的德军战俘；遭到肃反的共产党员；多嘴的诗人；热血质的艺术家；被剥夺了财产与土地的犹太人……
　　对，也少不了华人——马员生，中共党员，在肃反期间被逮捕，流放西伯利亚二十五年。这位共产主义国际战士，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有国人踏上同一条路线，来触摸这里的温度。
　　今天这里的温度也还是极端的。广阔草原，无尽的贝加尔湖岸线，绵延不绝的白桦林，散落其中，串珠一样的站台，诱惑着异国的旅人，一有机会，就离开闷热车厢；一不留神，就被阳光灼伤、被冷空气冻毙。而未当场气绝的人，都咬紧牙关，奔向站台上席地而坐的妇女们，买肉丸、熟土豆和香肠，以便熬过剩下的车程。
　　苏联解体后，这片被严格规范与控制着的疆域发生了变化。工业衰退了，物质匮乏略有改善，但物价更贵，大部分人是穷的。失业，经济萧条，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和对外来人的猜疑……和隔壁商品经济火热的中国相比，时光似乎还停留在三十年前。独立运动出现，社会开始动荡。一成不变，是历史上显赫人物们黑铁的塑像，依然立在广场上、建筑物面前。还有列宁同志，走到哪里，都会看到这位个子不高的革命导师雄姿英发的雕塑。还有对伏特加永恒的热爱——即使贝加尔湖干涸，俄罗斯人手中的酒瓶也不会变空。手中有一瓶伏特加的俄国人，能忍耐一切，当然，还能干翻一切。
　　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安检对枪支刀具并不严厉，却严禁携带伏特加。而对面的清瘦老者，仍能变戏法般掏出一瓶伏特加来，并盛情邀请视力范围内所有男性公民；公园里酗酒的青年，嬉笑着过来打招呼，用手势热烈聊天，互相拍照留念，然后，睁着醉眼，向你伸出手来：打劫。民宿旅馆中，无家、赤贫的老人，吃着最简陋的晚餐，仍然一丝不苟地享用餐后水果——两只小圣女果。切片，撒盐，用叉子送进嘴。脱下丝袜，拎着高跟鞋，赤足走在街巷的中学女生，性感，迷人，高傲。一如百年前她们的曾祖母。铁桥上走过来的老年男子，衣冠黯淡，提着公文包，面色疲乏凝重。像是从契诃夫的小说里走过来。笑得像“我奶奶”的老太太，坚决要赠“我”自家种的好黄瓜。
　　如果说游人热衷于明信片上的美：白桦林、花楸树、东正大教堂、身材丰艳的姑娘。那么作者展现出的，却是这样一个困陷于历史与现实中的西伯利亚——满浸生活艰辛，却又饱含庄严与激情，并非十足友好，又总在仓不及防中展现温柔……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无论关于旅行还是关于摄影，都没有当代人所习惯的意义先行。它是谦卑的，自得其乐的。那些普通人的照片：朴素，安静，毫不追求戏剧冲突，但饱含情感。即使是伸手索财的不良少年，眉目间也示见狰狞。摄影者用尊重的、毫不惊扰的镜头去追随他们，甚至让我感觉，会随时为手中的相机而向对方道歉。
　　一路走过西伯利亚的冷雨、浓雾、厚雪，见其所见，闻其所闻，游经宏大，却指归平淡。
　　作者有很高的人文素养，给这本书增加了硬指标的可读性，是很好的人文地理与摄影纪实组合。行文中还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极冷幽默感。擅长捕捉现实中的荒诞瞬间，冷眼旁观，脑洞大开。然而作者又有很热的心肠，所以不管是现实的荒诞，还是人间的苍凉，都不废人情味——就好像西伯利亚的寒流里，陌生人之间传递着一瓶伏特加。而这个极俄罗斯的场景，偏偏让我想起了李白的诗：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