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 7月9日清晨的莫斯科，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在城市东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包括高尔基在内的人群都在等待着。一辆从巴登维勒驶来的火车终于到达了，里面放置着刚刚在德国去世的安东·契诃夫的遗体，不过绿皮车厢上却标着：“牡蛎运输车”——一种典型的契诃夫式玩笑。
　　现在，我们让这辆火车掉头向南，一直开到44年前的塔甘罗格。
　　塔甘罗格：成长

　　独立生活在塔甘罗格的三年是安东迅速成熟的时期。他充分利用新成立的市图书馆，大量阅读俄国和德国的经典文学和哲学作品，感到生活苦涩时他就翻阅一些时兴的幽默小报，扎进书堆里常常忘记饥饿，这样就剩下一顿饭钱。为了填饱肚子，他给富人的孩子做家教，他学会了如何独立生活，并且对自己的人生有了大致的想法：由于一次生病的经历，他决定当医生。
　　莫斯科：幽默
　　19岁，身高1.82米、留着长发、帅气倜傥的契诃夫中学毕业，来到莫斯科，在大学的医学系注册。此时的家庭状况一塌糊涂：一家人住在妓院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吵闹声和哭声不断。安东为家庭带来了光明和笑声，他主持着全家搬了家，租了一栋房子的二楼，他让三个同学也寄宿，这样可以降低生活费用，而且更加热闹。他撕碎了父亲的家规，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大哥开玩笑地称他为“安东爸爸”。
　　为了养活大家庭，安东开始在幽默小报上投文章。在几次被拒稿之后，他20岁那年终于发表了一篇书信体小说《写给邻居的信》：一个不学无术的地主写信给一个科学家，说要进行学术探讨——他最近有不少重要发现，其中一项是：冬天之所以昼短夜长，是热胀冷缩引起的，低温把白天冻短了，晚上人们点起蜡烛和油灯，把夜晚给热长了……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就这样欢天喜地地开始了。他写起短篇小说来就像喝水那么容易，用笔尖在纸上通灵出一个个古里古怪的人物。当《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听说老同学当上了三品文官时“突然脸色煞白，呆住了，但是他的面孔很快向四面八方扭动，最大限度地扭出一副笑容来；他的脸和眼睛似乎冒出了火星。他本人把身子蜷缩了起来，佝偻了起来，收缩变细了……他的手提箱、包裹和纸盒也蜷缩了、变皱了”；《天才》中的画家“叶果尔·萨维奇头发蓬松得不像样子，活像一只野兽。他的头发披到肩胛骨上，脖子上、鼻孔里、耳朵里全生得有胡子，眼睛藏在两道突出的浓眉底下。他的须发那么密、那么乱，要是有一只苍蝇或者蟑螂钻进去，那可就永生永世也休想从这个茂盛的树林里飞出来了”。
　　26岁之前的契诃夫并不把文学太当回事，他说：“除了我的发妻医学之外，我还有一个情妇——文学，但是我不愿谈论她，因为在不法地位中生活的人，将在不法地位中死亡。”然而真正养活他的还是情妇，因为他一生行医期间净干赔本买卖。他不仅不收农民的诊疗费，还免费送药、给他们垫回家的路费，而农民心安理得地把他看做菩萨下凡，还顺手牵走他家的东西。

　　一般说来，一个幽默大师必定是一个修辞大师。一封来自前辈的信极大地鼓舞了信手涂鸦的安东。格里戈罗维奇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他从那些笑话中发现了安东的潜能：“你具有真正的才华，一种使你远远高于其他年轻一代作家的才华。”“别再赶工……宁可挨饿。”契诃夫收到来信十分激动，回信道：“您的信像闪电那样震动了我，我几乎激动得哭了，您的信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承认“我写小说就像记者在报道火灾”，但保证自己会努力从“陷进的车辙中挣扎出来”。26岁成为契诃夫文学事业的转折点。
　　然而真正触动安东的是二哥尼古拉的死。在音乐和绘画上极具天赋的尼古拉是他们兄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但由于他缺乏自制力，和酒精、鸦片、妓女纠缠在一起，把自己的才能给浪费了。最终，肺结核夺走了他的生命，这给同样患有肺病的安东敲响了警钟：他应该抓紧时间体验生命，他要真正地生活，“到1月份，我就30岁了。再见，我昔日的寂寞，再见，我亲爱的无意义的生活”，他要去俄国最黑暗的地方——萨哈林岛的监狱——去寻找生活。
　　安东的莫斯科—萨哈林岛之行可谓苦难重重，路程长达一万多公里，其中一半的路程要乘乡间的破车，而且路途颠簸泥泞。有一次他的马车和一辆邮件大车相撞，马蹄就从他头皮处踏过。沿途经过西伯利亚，爱开玩笑的他描述道：“一个老太婆在递给我汤勺时，在她的屁股上擦了一下……茶的味道像是用鼠尾草和蟑螂泡出来的，颜色就像是从床垫里挤出来的污水色。”他写信给女友利卡·米奇诺娃：“西伯利亚女人长得就像是冻鱼一样，只有海象或海豹才会向她们献殷勤。”后来，那儿的人为了报复他，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脚丫子契诃夫”的塑像。
　　在萨哈林岛，他看尽了人间的苦难。苦役犯被拴在独轮车上，肌肉严重萎缩，捧起一杯茶时，水往往会泼出来；女性从9岁起就开始卖淫，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行刑官却在试验着刑法的上限——九十鞭子会不会打死人……安东的记录震惊了俄国读者，他们说：“即使契诃夫先生除了这本书之外再没有写过别的作品，他的名字也将永远载入俄国文学的史册。”
　　梅里霍沃：爱情
　　从萨哈林回来，安东又跑到西欧转了一圈，见证了蛮荒与文明的对比，感到充实而疲惫，32岁的他终于想安定下来。“如果我是医生，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文字工作者，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他决心离开城市。于是，他预支稿费，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叫梅里霍沃的地方买了225公顷的地产。曾经是农奴的后代，现在终于成为地主，望着春天一片生机的花园，安东不无感慨地说：“既然我们的祖先一直住在农村，那么他们的子孙后代住在城市就不能不受到惩罚。”安东带着父母和妹妹玛丽搬到了这里。
　　安东最爱的活动是采蘑菇和钓鱼。采蘑菇时，他养的两只腊肠狗总是跟着，他揪住蘑菇头，两只狗负责在根部刨土。他在林子里挖了一个不大的池塘，他喜欢坐在池塘边上钓鱼，大哥亚历山大在岸边观察了好久，发现里面居然没有鱼！原来渔翁之意不在鱼，在于小说。安东喜欢在钓鱼、采蘑菇的时候构思文章。不能进行这两项活动时，他用别的方式代替，比如把树枝、树叶整齐地摞成一堆，或者整理邮票、摆弄纸牌。如果他要整天写作，那么早晨5点起床喝一杯浓咖啡，此外一天的饮食基本都是清汤，尽量不让胃跟大脑抢血液。他有自己的书桌，但更喜欢趴在窗台上写作，不时望望园子里的风景。一切伟大的作品都不是在书桌前憋出来的，契诃夫的写作习惯就像他的小说一样，自然、可爱而宁静。
　　契诃夫说一流的作家在写作时应该“像冰一样冷”，这种对冷静的追求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爱情生活。俄国的第一位诺奖得主、契诃夫的朋友布宁曾经回忆说：“在契诃夫的一生中，是否有过浪漫、盲目、热烈的爱情呢？我认为没有。”的确如此，年轻时的契诃夫是俄国25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他担心爱情和婚姻会让他失去写作所必需的内心的冷静：“我不会因为结婚而写得更好的。”他有一个具有预言性的著名宣言：“我可以结婚，但条件是：她要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我去看她。请你帮我找一个月亮般的妻子，她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天空里。”当然，契诃夫并非圣人，当欲望袭来时，他常常到烟花之地寻找温柔乡：肉体和灵魂就这样互不干涉。
　　打光棍，打光棍，越打越有劲儿。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充满了单身汉的沾沾自喜和幸灾乐祸。《傻瓜单身汉的故事》中主人公宣布自己要结婚时，“母亲当时还在世，跑来了。她不相信她的耳朵，顿时昏倒在地” 。《未婚夫和爸爸》中的青年为了逃婚，求医生证明自己是神经病，医生拒绝的理由竟是：“谁若是不想结婚，他就不是疯子，反而是最聪明的……”
　　安东遇到爱情时总是躲躲闪闪，这一点在他和利卡·米奇诺娃的交往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利卡是那种黑白照片都掩饰不了其光彩的美女，女诗人塔尼亚·库佩尔尼克曾说她“是一只真正的白天鹅，就像俄罗斯童话里的仙女那样美”。她比安东小10岁，第一次去安东家时，她待在一楼的外室等玛丽。米哈伊尔看到了她，赶紧向书房里的安东通报：“玛丽带来了一个大美女！”安东起身，穿过外室上楼，假装在楼上待了一会儿，然后又走下楼，来来回回好几次，想仔细看清楚利卡的样子，弄得利卡误以为这个家里有好多男人，而且一直在上下楼。
　　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安东的态度一直都是暧昧不清的，他一边求爱，一边讽刺和开玩笑，有时在信里写：“我心中的玉米穗……我嫉妒您的旧鞋子可以天天见到您。”“可爱的小甜瓜……我常常闭着眼睛，把右臂弯成一个半圆，想象着是您正与我挽手同行。”有时则写：“利卡，我热烈爱着的，不是您，而是我过去的痛苦和逝去的青春。”“利卡，在您身上，有一只大鳄鱼，实际上我做得很对，因为我服从的是健全的理智，而不是被您咬伤的激情。”这令利卡既困惑又痛苦，绝望中甚至恳求安东：“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摆脱我目前的可怕处境，可是我竟如此不可自拔。我恳求您帮助我，请您不要叫我再到您那里去，请您不要再跟我见面。这对您来说无关紧要，而对我，这也许会促使我忘记您。” 　　利卡厌倦了等待，她告诉安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阻止我自我摧残，这个人却对我漠不关心。现在已为时过晚了……”利卡先后投入了风景画家列维坦和名作家波塔片科的怀抱，却最终被抛弃。此间，利卡和安东的感情曾一度升温，在梅里霍沃度过了愉快友好的时光，但安东仍不肯对利卡明确表态。饱受爱情折磨的利卡在信中指责安东：“那个从前的利卡已无影无踪，我现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您的过错。如果我能置身于梅里霍沃，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年的坎坷……我愿意把自己的寿命减少一半。”后来，她送给安东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写着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无论在什么时候》的歌词：“无论我的生活是欢乐或痛苦，哪怕我很快就毁灭生命，我至死也只有一个信念，我全部的心思、热情和力量都属于你，都是属于你的！”
　　这场爱情之所以失败，原因很简单：一个不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不合适的时间。说人不合适，是因为利卡大小姐脾气，爱浪漫而没有毅力；说时间不合适，是因为契诃夫那时身体尚可，他有足够的力量把心门关上，不愿把自己柔弱的一面展现给女性。不过，契诃夫毕竟给利卡留下了一部话剧《海鸥》，利卡也以“契诃夫的海鸥”而被人铭记。

　　安东·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专注于戏剧创作，他和易卜生、斯特林堡都是戏剧变革的先锋。萧伯纳曾评价说：“每回看到契诃夫一出戏，我就想把自己的戏全部丢到火里。”
　　契诃夫一共有五部重要的戏剧：《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他对戏剧有着独到、朴实的看法：“其实生活中我们不是每天都谈恋爱和杀人。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吃饭和聊天，做无聊的事情。在我们吃饭或聊天中，我们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为什么舞台上的事情不能表现生活中的事情？我们应该让它们一致才对。”
　　没有情节，只有日常的对话，但细品之后又蕴含着如此的诗意。当《三姊妹》中的玛莎和屠森巴赫讨论“人生的意义”这一话题时，后者反问：“意义？看看窗外正在下雪，那又有什么意义？”在屠森巴赫看来，生活的意义我们永远都找不到：“就像候鸟，拿仙鹤作比吧，它们来来回回不停地飞，无论它们脑子里转着什么念头，高超的也好，渺小的也好，依然阻止不住它们继续不明目的、不知所以然地飞。”（《三姊妹》）生活是无聊的，生命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但“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心酸岁月……”（《万尼亚舅舅》）。这种对生命本身的质询，与契诃夫的近距离接触死神不无关系。他写作《樱桃园》时，身体最差时每天只能写两行，他是凭借怎样的毅力才留下了这样美丽的作品！
　　契诃夫沉疴日重，吐起血来就像一只瓶口向下的瓶子。1904年6月演出季节结束时，他和奥尔加决定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出发之前，友人来看望他，对他讲述最近的大草原之行，他羡慕地说：“啊！草原！草原！你真幸福！”契诃夫最具诗意的作品《草原》中有这样的文字：“一只鸢优美地掠过大地，均匀地扇动着翅膀，突然停在空中，仿佛在思索活着的烦恼。然后又一振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在寻找什么。远处，一架风车在摇着翼片……”
　　寻找什么？契诃夫认为人生意义这样的东西是找不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应该糊里糊涂地生活：“重要的是不懈地工作——终生工作。”天堂里未必有上帝，人世间未必有意义，但我们仍要欢笑着等待和希望，尽管这有点荒诞主义的味道。有人评价契诃夫的风格是“幽默中带有讽刺，喜剧中蕴含悲剧，应该让人发笑的人物，却让人想哭”。也许这不是作家的个性，而是人生的真相吧。
　　火车缓缓开动了，契诃夫从车窗探出头来，虚弱的他向朋友强颜欢笑：“永别了，我将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