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地区、城乡之间工资收入、工作机会等都呈現巨大差距。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下，大量资本、人才、技术纷纷涌入经济特区，在市场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中，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及海南省五大经济特区快速发展起来。但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却在资源、政策导引的缺失下逐渐落后。
　　特区发展翻天覆地
　　追溯历史，那时的深圳也不过是毗邻海湾的边陲小镇，而与之隔海相望的香港却在历史的变革中因制造业发展成为国际举足轻重的大都市。为从香港打通国际市场流通，1980年，邓小平提出的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立。国家为此勇开先河，一系列特殊政策都在这里先行。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崛起为一座超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紧随时代变化。皇岗村、梅林村、岗厦村等村的农民顺应时代的潮流，逐步转型，融入城市化快捷发展的进程，他们不再打鱼了，也不种田了，过去的农村升级为股份公司，而农民的身份转变为股东。农村经济的多元化直接由股份公司的形式参与市场经济的蛋糕分配，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30年前的皇岗村，村民一天收入不过9毛钱，生活都难以为计，如今集体经济总资产值60多亿元，村民每人每月可分红达6000多元人民币。
　　改革开放初期，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很有必要，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结果必然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边远山区依旧贫困
　　目前看来，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依靠自身优越的条件，加上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经济的确发展的又快又好。然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明显落后于东部，到2014年，全国共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山区，绝大多数的贫困县都分布在这里。
　　晋北边塞的一些村落由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大半宅院都荒芜着。村里进进出出都是老人和“留守”的女人，地里的活儿也要靠他们。一位老人对笔者说：村里一年到头就是这些老人和妇女，只有到了年底，外面打工的都回来了，村里才有些人气。但这几年，很多孩子连过年都不回来了。
　　“已有好几年没喝到喜酒，也没有新媳妇进村，村里甚至多年听不到婴儿的啼哭。”守在村口的老人说，“不外出打工，在家只能等死。”老人算了一笔账：村里的地只能种玉米，种别的不长。赶上年景好，一亩地产500公斤，去年玉米的收购价是500克1.05元，也就是1000元钱。而种子、化肥都要花钱，算下来，一亩地至少花费700～800元钱。年景不好的话，连投进的钱都收不回来。这些老人因年老体衰，目前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有些老人只能靠政府平均每天不到7元钱的养老补助金生活。其惨淡、潦倒的生活已经不能简单地说仅仅是拮据，只能说还活着。
　　为了帮助这些地区脱贫致富，国家免除了粮食定购任务，减免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对于贫困县新办企业，国家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可以看出，国家对于边远贫困区的政策主要以扶贫为主，首要问题是解决贫困户的温饱，并鼓励当地自力更生，创业致富。相比于对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边远山区由于地区限制，人才缺失，发展潜力不足，难以招商引资，再加上基层干部办公效率低，贫困地区实际处于“没发展、难发展、不发展”的境地。
　　缩小差距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然而，随着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是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东部沿海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吸引外资能力强，国家又投入资金和政策支持，从而造成特区经济飞速发展，政策的倾斜直接助推着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向特区汇聚。对于边远山区自身条件不足，又缺乏发展潜力，国家通过资金补贴扶持其自力更生，本身地域局限和教育的落后，都使得农村贫困户难以脱贫致富，温饱问题都不好解决，更别提招商引资，发家致富了。
　　目前看来，我国东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使得不同地区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使在深圳市，关内和关外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很大原因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贫困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除了合理开发当地资源，需要国家扶贫资金及政策支持以外，贫困地区更需要教育的跟进和人才的培养，只有贫困地区发展起来了，贫富差距才有缩小的可能，要想到达平衡发展，更需要东西部各方面的协调合作，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编辑：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