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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几字湾内的鄂尔多斯，既有过“河套人”创造的璀璨的远古文明，也是中世纪以来草原游牧文化的摇篮。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鄂尔多斯意为“众多宫殿”，这一名字本身已经足以引人遐思。
2000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因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瞩目。随着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介入，特别是众多重要的现场工作会和高端论坛相继在鄂尔多斯境内召开，更是使得“鄂尔多斯生态建设模式”的名声不胫而走。这一模式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其内涵及精华之处何在，可能受到何种瓶颈的制约，可以做哪些调整，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分析和思考。
向沙漠宣战
黄河几字湾内的鄂尔多斯，既有过“河套人”创造的璀璨的远古文明，也是中世纪以来草原游牧文化的摇篮，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鄂尔多斯意为“众多宫殿”，这一名字本身已经足以引人遐思。但是，近代以来生态不断恶化的梦魇始终困扰着鄂尔多斯。干旱少雨、植被稀疏、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是曾经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
草原既是农牧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鄂尔多斯是最为重要的生态屏障。鄂尔多斯属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区，处于草原、荒漠及其过渡地带，近年以来，全市沙化、退化的草场已经占到可利用草场面积的80％以上。而且，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及长期以来滥垦过牧、工业侵占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草原植被继续遭到严重破坏。
从新中国成８立起，鄂尔多斯(2001年前称为伊克昭盟)就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比如50年代“禁止开荒，保护草场”，60年代“种树、种草、基本田”，70年代“农林水综合治理”，80年代“三种五小”，90年代“植被建设”等等，但都没有彻底扭转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严峻局面。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大旱使得鄂尔多斯赤地千里，沙暴四起，脆弱的环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诸如“地球癌症”之类的疾病修辞充分表达了公众和学术界对于这一生态状况的憎恶和焦虑。鄂尔多斯因陷入了生态恶化的困境而举步维艰。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状况，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以外的人都在积极反思并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力量以及国际NGO组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当然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后两者主要在框架内行动，但也显示了相当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大规模生态规划
近年来，鄂尔多斯政府制定“三区”发展规划。2000年，鄂尔多斯提出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发展思路，实施“收缩转移，集中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又在2007年制定并出台了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规划，将全市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限制发展区和禁止发展区”。其中，约4.4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51％的禁止发展区内的农牧民将全部迁出，实现生态环境自然修复；约3.2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37％的限制发展区内的农牧民将按照政策支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进行插花式转移，通过土地、草牧场合理流转，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生产基地，进行适度经营，以减轻生态压力。
其次，鄂尔多斯市“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及草蓄平衡”政策与国家“退牧还草”政策之间的相辅相成。2000年前后，鄂尔多斯下属的8个旗、区相继出台了禁牧、休牧和轮牧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农区、半农半牧区，以及牧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区和生态恶化地区实行全年禁牧，全面推行牲畜舍饲圈养；在牧区非项目区返青季节(4-6月)休牧，休牧结束后，实施划区轮牧，及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制度。“退牧还草”工程2002年由中央政府提出，是指通过围栏建设、补播改良以及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态，提高草原生产力，促进草原生态与畜牧业协调发展而实施的一项草原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禁牧，中度和轻度退化区实行休牧，植被较好的草原实行划区轮牧。到目前为止，全市禁牧面积达到草原总面积的40％，休牧面积(含轮牧)占60％。
再次，国家主导的“退耕还林”与“天然林保护”工程。2000年起，鄂尔多斯市在宜林地区，逐步减少耕地面积，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实现国土返绿，同时也为舍饲养殖业提供充足的饲草料；采用乔、草复合模式，建设城市森林系统。鄂尔多斯市政府投入79亿元开展的“两个双百万亩”(双百万亩针叶林：百万亩樟子松林、百万亩油松林；双百万亩阔叶林：百万亩沙棘林、百万亩山杏林)生态工程建设也已全面启动；同时，还开展了城区、园区、景区、通道区、生态移民区“五区”绿化工程。全市已经完成人工造林1016多万亩，飞播造林838万亩，封育102多万亩，退耕还林500多万亩。
最后，生态移民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从2001年到2007年，鄂尔多斯共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民40万人，其中，牧区人口由2000年的93.5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62.7万人。目前，40％农民已经成功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城镇化率达到61％以上。农牧民从农村牧区迁出以后，给土地留下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土地植被的自动恢复达到了历史最佳状态。
草沙产业的发展
尽管在规模上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不能相提并论，以公司和个人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间力量的努力绝不应被等闲视之。早期的沙漠治理体现了更多的道德诉求和社会责任，涌现了诸如恩格贝治沙基地、以及徐治民、王果香、乌日更达赖等绿化模范，随着经济逻辑的引进，鄂尔多斯人发展了钱学森提出的“沙产业”理论，把改善生态环境和获得经济效益直接挂起钩来，也正是这个双赢的机制获得了“鄂尔多斯生态建设模式”的美誉。通过在沙漠中种植诸如沙柳、沙棘、甘草等沙生植物，既可以固沙绿化，通过科学管理，也可以有效启动以其为原材料的下游工业。到2007年，沙棘产业化项目已经带动农牧民治理砒砂岩390多万亩，沙柳造纸项目带动种植沙柳600万亩，甘草制药项目带动种植甘草近400万亩，全市林沙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3亿元，农牧民来自林沙产业的人均纯收入突破1000元，以绿色产业为主的地区产业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此外，鄂尔多斯市200多家煤炭企业联合起来，计划投入10亿元，在5年内为鄂尔多斯市增加10万亩碳汇林。可以说，经济利益驱动型的生态治理获得了广泛的响应，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通过上述各种在长期建设中摸索出的生态治理模式，鄂尔多斯市森林覆盖率已经由2000年前后的12％提高到了现在的22％，植被覆盖度从30％提高到75％以上。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70％，库布齐沙漠治理率达到23％，沙漠趋于稳定。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00多天，集中式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入黄泥沙年均减少1000多万吨。对于西部的生态极度脆弱区而言，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今天，从东胜去往康巴什新区的道路上，已经荒坡染绿，生机无限，恍若塞外江南景象。
不可否认，鄂尔多斯在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令人吃惊的成就，因此加诸其上的众多美誉也都适得其所。但也应看到，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说，政府进行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规划时。习惯于采取标准化、简单化、同时也是粗暴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土知识和智慧、边缘人群的要求往往被漠视。就鄂尔多斯的个案而言，当然也存在这样的隐忧。
突如其来的禁牧使农牧区告别了延续上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这种连根拔起的撕裂感绝非外人所能领会。单一化的饲草喂养容易让牲畜上火而奄奄一息，我们常常看到牧民抱着羊羔伤心垂泪，而近在咫尺的草原上的苦豆和苦菜就是败火良方。
我们也能看到，生态移民和城市化作为从根本上治理农牧区环境恶化的法宝被一再祭出，鄂尔多斯流行过这么一句口号：“减牲口不如减人口，减人口不如减户口”。但是，一方面农牧民进城后面临诸多生计困境和情感困扰，另一方面，留在他们身后的故乡似乎并没有如愿变得更好。牧民阿德亚告诉过我他的亲身经历：2001年他为了儿子进城，花1万元在旗里买了座平房，一年后儿子不争气回牧区了，房子卖了1万5千。2011年当孙子要进城读书(牧区早已没有学校了)的时候，他们再次涉足城里的楼市，并且再次看到这座平房正在转卖，现在的价格是88万。阿德亚说，2001年的羊肉每斤8块钱，今年20出头。为了应对城市离奇的房价上升，他们唯一的依靠是自己承包的草场和耕地，甚至尚未承包到户的库布其沙漠，希望在永久性的流转(村民们称为卖地)中一次性卖出好价钱。为了永久转让沙漠，村民们甚至准备集体毁坏与外国NGO签订的治理合同。而接手草场、耕地和沙漠的是谁，要做什么，是否导致永久的破坏，他们已经无心、也无力去理会了。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城市的水源已经不敷使用。在鄂尔多斯我们随处可见的一幕是，深达数百米的巨型机井正在日夜不息地抽取草原的地下水并送往城市。迟早有一天地下水会抽完的，那时草原也就变成新的沙漠了。
2000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因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瞩目。随着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介入，特别是众多重要的现场工作会和高端论坛相继在鄂尔多斯境内召开，更是使得“鄂尔多斯生态建设模式”的名声不胫而走。这一模式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其内涵及精华之处何在，可能受到何种瓶颈的制约，可以做哪些调整，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分析和思考。
向沙漠宣战
黄河几字湾内的鄂尔多斯，既有过“河套人”创造的璀璨的远古文明，也是中世纪以来草原游牧文化的摇篮，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鄂尔多斯意为“众多宫殿”，这一名字本身已经足以引人遐思。但是，近代以来生态不断恶化的梦魇始终困扰着鄂尔多斯。干旱少雨、植被稀疏、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是曾经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
草原既是农牧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鄂尔多斯是最为重要的生态屏障。鄂尔多斯属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区，处于草原、荒漠及其过渡地带，近年以来，全市沙化、退化的草场已经占到可利用草场面积的80％以上。而且，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及长期以来滥垦过牧、工业侵占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草原植被继续遭到严重破坏。
从新中国成８立起，鄂尔多斯(2001年前称为伊克昭盟)就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比如50年代“禁止开荒，保护草场”，60年代“种树、种草、基本田”，70年代“农林水综合治理”，80年代“三种五小”，90年代“植被建设”等等，但都没有彻底扭转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严峻局面。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大旱使得鄂尔多斯赤地千里，沙暴四起，脆弱的环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诸如“地球癌症”之类的疾病修辞充分表达了公众和学术界对于这一生态状况的憎恶和焦虑。鄂尔多斯因陷入了生态恶化的困境而举步维艰。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状况，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以外的人都在积极反思并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力量以及国际NGO组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当然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后两者主要在框架内行动，但也显示了相当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大规模生态规划
近年来，鄂尔多斯政府制定“三区”发展规划。2000年，鄂尔多斯提出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发展思路，实施“收缩转移，集中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又在2007年制定并出台了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规划，将全市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限制发展区和禁止发展区”。其中，约4.4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51％的禁止发展区内的农牧民将全部迁出，实现生态环境自然修复；约3.2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37％的限制发展区内的农牧民将按照政策支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进行插花式转移，通过土地、草牧场合理流转，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生产基地，进行适度经营，以减轻生态压力。
其次，鄂尔多斯市“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及草蓄平衡”政策与国家“退牧还草”政策之间的相辅相成。2000年前后，鄂尔多斯下属的8个旗、区相继出台了禁牧、休牧和轮牧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农区、半农半牧区，以及牧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区和生态恶化地区实行全年禁牧，全面推行牲畜舍饲圈养；在牧区非项目区返青季节(4-6月)休牧，休牧结束后，实施划区轮牧，及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制度。“退牧还草”工程2002年由中央政府提出，是指通过围栏建设、补播改良以及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态，提高草原生产力，促进草原生态与畜牧业协调发展而实施的一项草原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禁牧，中度和轻度退化区实行休牧，植被较好的草原实行划区轮牧。到目前为止，全市禁牧面积达到草原总面积的40％，休牧面积(含轮牧)占60％。
再次，国家主导的“退耕还林”与“天然林保护”工程。2000年起，鄂尔多斯市在宜林地区，逐步减少耕地面积，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实现国土返绿，同时也为舍饲养殖业提供充足的饲草料；采用乔、草复合模式，建设城市森林系统。鄂尔多斯市政府投入79亿元开展的“两个双百万亩”(双百万亩针叶林：百万亩樟子松林、百万亩油松林；双百万亩阔叶林：百万亩沙棘林、百万亩山杏林)生态工程建设也已全面启动；同时，还开展了城区、园区、景区、通道区、生态移民区“五区”绿化工程。全市已经完成人工造林1016多万亩，飞播造林838万亩，封育102多万亩，退耕还林500多万亩。
最后，生态移民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从2001年到2007年，鄂尔多斯共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民40万人，其中，牧区人口由2000年的93.5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62.7万人。目前，40％农民已经成功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城镇化率达到61％以上。农牧民从农村牧区迁出以后，给土地留下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土地植被的自动恢复达到了历史最佳状态。
草沙产业的发展
尽管在规模上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不能相提并论，以公司和个人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间力量的努力绝不应被等闲视之。早期的沙漠治理体现了更多的道德诉求和社会责任，涌现了诸如恩格贝治沙基地、以及徐治民、王果香、乌日更达赖等绿化模范，随着经济逻辑的引进，鄂尔多斯人发展了钱学森提出的“沙产业”理论，把改善生态环境和获得经济效益直接挂起钩来，也正是这个双赢的机制获得了“鄂尔多斯生态建设模式”的美誉。通过在沙漠中种植诸如沙柳、沙棘、甘草等沙生植物，既可以固沙绿化，通过科学管理，也可以有效启动以其为原材料的下游工业。到2007年，沙棘产业化项目已经带动农牧民治理砒砂岩390多万亩，沙柳造纸项目带动种植沙柳600万亩，甘草制药项目带动种植甘草近400万亩，全市林沙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3亿元，农牧民来自林沙产业的人均纯收入突破1000元，以绿色产业为主的地区产业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此外，鄂尔多斯市200多家煤炭企业联合起来，计划投入10亿元，在5年内为鄂尔多斯市增加10万亩碳汇林。可以说，经济利益驱动型的生态治理获得了广泛的响应，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通过上述各种在长期建设中摸索出的生态治理模式，鄂尔多斯市森林覆盖率已经由2000年前后的12％提高到了现在的22％，植被覆盖度从30％提高到75％以上。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70％，库布齐沙漠治理率达到23％，沙漠趋于稳定。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00多天，集中式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入黄泥沙年均减少1000多万吨。对于西部的生态极度脆弱区而言，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今天，从东胜去往康巴什新区的道路上，已经荒坡染绿，生机无限，恍若塞外江南景象。
不可否认，鄂尔多斯在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令人吃惊的成就，因此加诸其上的众多美誉也都适得其所。但也应看到，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说，政府进行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规划时。习惯于采取标准化、简单化、同时也是粗暴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土知识和智慧、边缘人群的要求往往被漠视。就鄂尔多斯的个案而言，当然也存在这样的隐忧。
突如其来的禁牧使农牧区告别了延续上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这种连根拔起的撕裂感绝非外人所能领会。单一化的饲草喂养容易让牲畜上火而奄奄一息，我们常常看到牧民抱着羊羔伤心垂泪，而近在咫尺的草原上的苦豆和苦菜就是败火良方。
我们也能看到，生态移民和城市化作为从根本上治理农牧区环境恶化的法宝被一再祭出，鄂尔多斯流行过这么一句口号：“减牲口不如减人口，减人口不如减户口”。但是，一方面农牧民进城后面临诸多生计困境和情感困扰，另一方面，留在他们身后的故乡似乎并没有如愿变得更好。牧民阿德亚告诉过我他的亲身经历：2001年他为了儿子进城，花1万元在旗里买了座平房，一年后儿子不争气回牧区了，房子卖了1万5千。2011年当孙子要进城读书(牧区早已没有学校了)的时候，他们再次涉足城里的楼市，并且再次看到这座平房正在转卖，现在的价格是88万。阿德亚说，2001年的羊肉每斤8块钱，今年20出头。为了应对城市离奇的房价上升，他们唯一的依靠是自己承包的草场和耕地，甚至尚未承包到户的库布其沙漠，希望在永久性的流转(村民们称为卖地)中一次性卖出好价钱。为了永久转让沙漠，村民们甚至准备集体毁坏与外国NGO签订的治理合同。而接手草场、耕地和沙漠的是谁，要做什么，是否导致永久的破坏，他们已经无心、也无力去理会了。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城市的水源已经不敷使用。在鄂尔多斯我们随处可见的一幕是，深达数百米的巨型机井正在日夜不息地抽取草原的地下水并送往城市。迟早有一天地下水会抽完的，那时草原也就变成新的沙漠了。